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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音乐“流行”元素的美学审视

时间:2017-08-17 23:00:25     作者:陈超      浏览:3873   评论:0    来源: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


作者简介

陈超,男,1981年出生,广东兴宁人,34岁时评为文艺学(文学批评)教授,曾任广东金融学院中国城乡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团委副书记。现为星海音乐学院教授、团委副书记,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武汉大学访问学者。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培养对象。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兼音乐艺术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等发表文艺评论50多篇,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等发表文章几十篇,主持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等10多项,被团广州市委聘为广州青少年文学发展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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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音乐又称“粤乐”,是广东音乐人从散落在岭南地区各式民间曲调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音乐、曲调。据考究,广东音乐的启始可以追溯到明末,如此算来大概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但真正让“广东音乐”成为一种影响较大的地方音乐,则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情。其时曲调优美、旋律悠扬的《步步高》《平湖秋月》《彩云追月》《雨打芭蕉》《醒狮》等广东音乐的流行,使广东音乐一度被称为“国乐”,风靡国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变革时期,广东音乐在广东乐人的努力下,结合了民间元素和西方音乐文化,以其柔和曲调、节奏清晰、画面感强而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其时,在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等人的作品中,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岭南地方的地域文化特点。然而,由于受岭南风俗、语言、景观和气候的影响,这一地区的人们不仅有着温婉绵柔又刚毅火热的性格,也还有着市民生活情趣和乐观勤劳的传统,这些都能从广东音乐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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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政府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上海、广州、厦门等东南沿海大城市的工业化、现代化开始迅猛发展,城市文明、商业文化带来了人口的流动,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则带来了人们现代文化消费现念的出现。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宁波、福州、武汉、天津等城市出现了交际场、公馆、剧场、影坛、舞厅、茶座等,这些消费文化场所的出现为现代音乐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广东音乐在这个时期的传播已经得益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工业化传播途径的推波助澜,是具有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特点,也必然会吻合大众流行文化的相关属性。

其一,广东音乐具有较强的“商品性”。大众流行文化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商品性,有人则直截了当地说:“艺术作为商品进入了市场流通以后,听任市场来决定它的命运,于是生产和消费必须按照供求产销的市场规则来进行,遵从效益原则。”考察大众流行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看它的商品属性是否突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唱片和广播电台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音乐”的传播。据中国征信所的调查报告显示,仅1933年上半年,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预期盈余即可达10万元。由于唱片和广播的推动和商业化操作,使广东音乐摆脱了以往靠个人自产自销的生产方式来进行的传播方式,转向通过依靠大众传媒等技术手段来推动音乐在大江南北风行。广东音乐演奏家余其伟也认为,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特别在三四十年代,广东音乐有大量的创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商业的推动。

其二,广东音乐对大众传媒有“依赖性”。大众媒介是现代工业文化发展的产物,在塑造大众流行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早期的广东音乐就已经具有通俗流行的特点,因为如果离开了大众传媒其流行性必将大打折扣。事实上,“我国开始装设无线电台的初期和早期无声电影都大量运用了广东音乐。”而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广播,他们在播送一些商业性广告时,都会插播或专门播一些广东音乐。而上海唱片公司所专门录制的一批粤曲和广东音乐一般还都还附有乐谱,这就使广东音乐与一般民间音乐流传方式不同,在流行的过程中有了谱,就能够进行更好地再传播。除此之外,广东音乐还是当时无声电影配乐的主要内容,是车站、码头、甚至火车轮船上的精神食粮,而适时出现在商业场所的职业乐队也催生了广东音乐乐曲的创作与发展。据考究,上海“百代唱片”在1908年至1949年期间,刻制的唱片已经达到了6357面。上海各唱片公司录制的各类唱片则共达108种之多,而其中广东音乐是最常录的品种。

其三,广东音乐具有较强的“通俗性”。众所周知,岭南文化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大众亲民和通俗市民。高胡表演艺术家余其伟曾认为:广东音乐精短、华美流畅而活泼,折射的是南方新兴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风采。而吕文成的《青梅竹马》《醒狮》等就是通过一些体裁短小精巧的乐曲,以通俗的形态来表现市民阶层的愉悦欢乐的生活情调的。而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音乐元素之所以能较快地被纳入广东文化中,使得广东音乐能够呈现出全新状态,其中很重要的也就跟广东这一地区的文化包容性、通俗流行性具有很大关系。作为地域文化中的艺术类型——广东音乐也深具有这一种通俗性,它包容和兼并,它随时能在发展过程中进行适时调整,能随大众需求而作出适度更新。

其四,广东音乐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娱乐性是大众流行文化的突出特点。当时,地处珠三角的广州是茶楼遍布的地方,在广州的西关、东山都设置不少音乐茶座。众所周知,时至今日,到广州的外地朋友仍能感到广州地区茶文化的丰富,广州人吃早饭就叫“饮早茶”,广州人把上茶楼当作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时,珠江岸边的长堤是广州商业的繁华之地,流动人口多,娱乐场所包括有东亚酒店的粤曲茶座、海珠戏院对面的“温拿”、爱群酒店的十一楼、爱群对面的“丽丽”等,[7]而吕文成等人主持的“中华音乐会”却在娱乐场演奏着广东音乐,在演奏的过程中还适时渗入一些西方的爵士鼓,形式新颖,使人眼目一新,受到了当时民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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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众流行文化特点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东音乐,以其商品性、媒介性、通俗性和娱乐性,而有别于其他的音乐类型。但因为流行音乐其本身是人类丰富感情以音乐形式得于充分体现的一种艺术形态,必须通过相关的意象来进行强化和融合。流行音乐具有其独特的音乐意境和音乐风格,流行音乐在普通的音乐意象中有着其独特的乐于为人接受的元素,这些元素使流行音乐产生了其美学意义上的魅力,使得其音乐的审美情感和情感的表现形式可以得到最适应地改变,从而具有了充满地方文化的审美特征。

(一)音乐标题与内容选择的一致。流行音乐注重的是流行的普遍性,它的题材需要根据民众的日常文化需求进行设制,它讲述爱情、亲情、友情,体现着普通人的生活情感、人生思考和思乡之情。所以它的内容选择不求阳春白雪,注重一目即通,轻松自由,不拘泥于形式。而广东音乐就是一种擅长对平民百姓生活小事描写的艺术样态,是一种以情寄景,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平民通俗旋律。它音域宽广,主题思想突出,往往以风俗、景观和历史故事为创作题材,带来人们许多轻快的美感和欢乐的享受。如《步步高》体现的就是岭南节日中欣喜快乐的情感,而《醒狮》也与广佛地区舞狮的民风民俗相为呼应。需要指出的是,《步步高》等节庆音乐更是标题和内容互为一体,较好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反映了社会市民和老百姓的生活场景,体现出广东文化中追求“步步高”这一乐观积极生活姿态的一个美学意蕴。

(二)音乐形式与音乐语言的结合。语言是形象得于构建的一种来源,是传播人与人之间情感最为有效和最为直接的方式,对音乐意象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流行歌曲中其旋律不仅要明快、悠扬和吸引人,最主要的还得通过语言的渲染来使接受者能身临其境。从广东音乐包含着粤语的文字传统、语言美感来看,它正是通过旋律来承载深厚的地域文化情怀来展开其旋律流动的。广东音乐本身就是源于民间音乐,言语别具一格,体现了岭南文化中以民间器乐和西方演奏的独特风格。广东音乐有些悠扬轻快,有些激昂亢奋,有些悲伤怨愤,广东音乐通过这些风格将岭南地域风情演绎得淋漓尽致,激发出了广东音乐在近代以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三)音乐形态与意境画面的融合。流行音乐注重意境及音乐画面感的营造,它从语言上直接去通感于视觉的触动,在视觉上更容易构建起一种画面感和意境性。而这种画面感与音乐旋律的结合,能够提升大众对音乐的接受程度,在进一步促进音乐的再传播中也能更加容易。广东音乐美学感知,不仅在于情感意象的丰富性和个人化,还在于对自然景观的描摹和再现,都带有浓郁的珠江水乡的特点。比如,《雨打芭蕉》就写出了岭南地区雨季中一个特有的情感纠结,体现了在微风中摇曳生姿的芭蕉在着浙沥雨滴的敲击中的百态丛生,意趣盎然;而《彩云追月》却刻画了睛朗天空下岭南人们乐观快乐的生活场景,还有《欢乐的春耕》、《春到田间》、《鱼游春水》等都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因此,广东音乐在不同层面体现了岭南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贴近生活,富有情感,在音乐的旋律中建构起了一幅幅岭南民俗生活图。


(本文发表于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会报《青年文艺》2017年6月报《专栏作家》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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