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杨 （华南师范大学） 　　

我到广州读大学至今，已经三年有余。在这挺长的三年时光里，每每有五天以上的假期，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打包行李，成为第一个踏上回家之路的人。我的家在潮州，距离广州约490公里。那是一个沿海的小城市，在我还没上大学的那些年里，父亲总叮嘱我：“要刻苦些，读好点，能考多高就多高，去外面见识见识，留在这‘省尾国角’不能有多大的出息……”。“省尾国角”，大概就是大多数老一辈人对潮州的看法——适合居住，适合养老，却不适合一颗年轻的、激情澎湃的、想要享受风光并驾驭人生的心。 　　　　

我常常在想，是什么力量，让我的父亲由始至终都支持着、鼓励着他最为钟爱的女儿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去追寻自己的理想，鼓励她独自飞翔，而不是像大多数潮汕父母一样，费尽心思将女儿留在身边，希望日后年老时图得个安养，生怕她们一旦接触到外面的花花世界，便再不愿回来。而我也终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考上了在省会广州的一所重点大学。新生报到那天，父亲陪我坐了7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一路上看着窗外的景色，入神地想着什么。母亲曾说，父亲年轻的时候，随工程队去过许多地方，广州、汕头、浙江、福建等等，我想，或许，此刻父亲的脑海里，有无数的旧剪影在一一翻动，而他在寻找着那与眼前的一切相同或相近的一张，寻找着他的青春年少。我自认为，我对父亲的了解是很少的，远不足够的，我不曾清楚他的成长经历，不曾明白他的岁月沧桑。 　　　　

我降生时，父亲和奶奶守在产房外，满心期待这是一个男孩儿。可上天总是不遂人愿的，所以当护士出来传报我是女儿时，我的奶奶立刻板起横满皱纹的脸，一言不发，转身阔步离去，病床上刚生产完的虚弱的母亲瞥见这一幕，泪流不止。与此同时，我的父亲从护士手里接过小小的我，踏着很轻的步伐走到母亲床边，母亲呜咽着问：“你会不会很失望？”，而父亲瞅了瞅怀里大眼睛圆脸蛋的我，温柔地说：“这孩子生得这么漂亮，我怎么会失望……”。这是后来我常听母亲提起的一段往事，于是当我在语文教材里读到《北大是我美丽羞涩的梦》时，读到海桐出生的情景时，我心中顿觉几分熟悉。然而，我比海桐多了几分幸运，面对我的降临，我的父亲并非拿着电话长叹一声，而是说了一句温暖了我的母亲一生，也将温暖我一生的话语。 　　　　

我从未问起过父亲的理想，或者说，从我懂事之后与父亲的许多交谈中，我感觉到父亲并不希望我问他这个问题，而我也不应该去问，然而答案却在年月流逝间，在某一天，为我所知。我的父亲剑眉星目，身材挺拔，他体魄强健，刚正善良，忠厚朴实并且热心，这种种条件都支持着他去实现年轻时的理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所以那一年，他报名征兵。然而，就在入伍体检那天，在进行辨色测试时，我的父亲慌了，也就是在那时，父亲才知道自己患有先天性的红绿色盲症，于是，结果可想而知。这一次的失败彻底地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红绿色盲剥夺了父亲赢得一份体面工作的种种机会，尽管他的性格与能力都是特好的。我可以想见那些日日夜夜里，父亲是如何饱受打击，后来的他每每想起从前，总会苦笑着说：“我啊，就是眼睛不好，当兵当不成，工作找不好，唉，也是，哪个好单位能要我这双眼睛呢……”。每当听到父亲叹气着说这些，我的鼻头一酸，眼泪总不自觉地掉下来。高中学历的父亲终究没能找着一家“好单位”，过上向往许久的生活，可他却并未过多地埋怨这一切，勤恳踏实的父亲最终放弃了文职，考了证，成为一名普通的建筑施工人员，从此开始他受风吹日晒，挥汗如雨的辛劳半生。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总会抽抽空就陪我玩，偶尔他会随机地从玩具篮里拿出一个，试探性地问我：“这个是什么颜色？”，我回答之后，他就笑着放下拿起另一个再问。长大之后回想起当初的点点滴滴，惊觉那时的父亲或许并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他只是高兴，很是高兴他的女儿有感知颜色的能力，能够辨别那些他不能辨别的花花绿绿，我甚至可以感受到父亲心中的惧怕——惧怕自己会给孩子带来先天的缺陷，而这先天的缺陷，又会带来不甚平坦的人生。升上初中的那年，学校对新生进行了第一次正规的体检，回家后我指着表格背面的右下角让父亲签名，将落笔的时候他顿了一顿，翻过正面，目光从纸上扫过，最后落在“辨色能力”的那一栏，看到医生潦草的“正常”二字后，父亲才点点头，继而翻过背面写下他的姓名。 　　　　

如今，我与父亲相隔490公里，他在我双目所不能及的家乡日夜辛劳，等着我一年三至四次的长假，等着我回去看他。他总是关心着我的一切，每当台风或冷空气濒临，在我收到手机气象预报之前，就会先收到父亲的短信：“这二日会降温多穿 多吃水 早睡 注意身体”。父亲的信息总是这样简短且没有标点符号，第一次收到父亲的短信时，我默默地对着手机屏幕流下两行眼泪。我可以想象父亲戴着老花眼镜站在亮处，对着反光的手机屏幕，不会用拼音而只能用笔画输入法一笔一划地搜索他需要的字，不懂按标点符号只懂按0键来作出空格，最后拼凑成这样一句，发送给他远在五百公里外的女儿，传达他的担忧和关爱。父亲曾跟我说，有什么事就发信息给他，长途话费贵，但倘若真有什么事情，我真给父亲发信息了，他却必然会在半分钟内给我回一个电话，一讲就是许久，他总说：“既然都打了，就再多听一会你的声音……”。而父亲会给我打电话的另一个情况，是当我在学校拿奖了，兴奋地给他发去信息后，这时我接听电话，耳边就是那熟悉而浑厚男声说：“厉害厉害，要继续努力，别骄傲啊，哈哈哈哈……”，每当听到电话那头满含欣慰的笑声，我总会感到无比的幸福。父亲确实是十分勤俭的，他把每月的工资都如数交给母亲作家用，包括给我的生活费。他从未舍得给自己哪怕是在酷热的天气里买一瓶矿泉水，再口渴，他都会跑回茶水间煲自来水，等它沸了又再冷却才喝。然而，父亲也有一点点的不诚实，每次工程队发补贴，他总会藏起这一部分钱，两三个月下来，大概有近千块。每次我休假回家，父亲都会趁我一个人在房间时敲门进来，从口袋里拿出夹在一叠随身证件中间的几张对折又对折的一百元人民币，吩咐我收好，不要让母亲瞧见。父亲总说：“我看报纸说你们那边物价又涨了，新闻说大学饭堂的菜肉都涨价不涨量，这给你，想多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别饿着自己”“天冷了，想买两件衣服就去买，你那么怕冷，一到冬天手脚都冰凉，要穿暖点”“小女孩都爱漂亮，你要是喜欢什么就去买点，下次你回来，爸爸还给你钱”……而我总是将这些钱小心翼翼地夹在书里，待到实在需要用了才拿出来。于我而言，它们，承载着一个父亲对女儿深厚的疼惜和爱。 　　　　

我常常在写文章之前，泡一杯凤凰山乌栋单从放在左手边，正如此时此刻。这茶叶，是每次要来学校时，父亲买好了放在我行李箱里的。6年过去，我已习惯了这个味道。小时候，我是讨厌茶的，总觉得它苦涩，一旦喝了就要睡不着觉。直到初三毕业那年，饶平县工地要建新楼盘，那儿距潮州市区颇远，且工程量大，时间又赶，于是父亲只好随大伙暂居饶平，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下午回，星期天早上走，我能够与父亲聊上话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慢慢学会了喝茶，客厅的茶几旁从此有了属于我的位子。茶对于潮州人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淳朴的人们不会将喝茶美其名曰“品茗”，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喝茶是为了缓解疲劳，且可以借此融洽家人或朋友的感情，而并非彰显那所谓品味。每个星期，我将除了星期六晚上以外的闲暇时间都用于学习，唯独空出这几个小时，和父母亲一起，喝喝茶，看看新闻，聊聊琐事。这样的时光，如今想来，温馨却又奢侈。上大学后，我与父亲相聚的日子越发少了，饶平之后，他又去了庵埠，市区少有工程，他也就不曾调回来了。即便是寒暑假，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家，可父亲能够回来与我喝茶畅谈的，也不过两三次。每每第二天早晨，父亲要赶6点50分的车回工地，他从来不舍得吵醒熟睡的我们，即便我调好了闹钟起来送他，他也总会察觉，然后轻轻摁掉，等到十点多时，才打电话说：“我在工地，吃过早饭了”，握着电话的我，心中的难过翻涌成浪。我曾在无数个日子里许下愿望，希望一毕业就回家乡工作，即便工资比外边低，即便生活不够五彩斑斓，即便很难有大作为，我却也再不愿与父亲分隔两地，再不愿让父亲数着日子期盼我回家，再不愿去假设父亲可活到80岁，然后用3×25或4×25来计算我此生能够见到父亲的次数了…… 　　　　

阎连科先生在他执笔的《我与父辈》的最后一页写道：“在我们一群的同辈和孙辈中，有的孝顺得堪称旧伦传统的楷模和榜样，尽管孝字在今天的社会里，显得那样陈旧和浅贱。”我见过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竭尽全力去摆脱父母和家，向往着发达城市纸醉金迷的生活，尽管他们知道，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当今的现实里，根本不可能在使自己立身于此处之余，还可以接来父母共享天伦，但他们乐此不疲。他们自以为时不时的一通电话，逢年过节的几声祝福，以及他们最引以为傲的那每月每月寄出的生活费，就足以抚慰父母亲的半生辛劳，足以偿还父母亲的养育之恩，熟知，这一切却都替代不了父母亲心中那但愿儿女承欢膝下的梦想。 　　　　

我们总以为父母亲的疼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理所当然地甚少把它们放在心上，而竟忘却了岁月如偷，忘却了终有一天，无情的岁月会将他们的日子偷尽，生命的齿轮终将不再转动，他们终将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能否将为欲望付出的努力分给他们一丁点儿，将为欲望付出的时间分给他们一丁点儿，将为欲望付出的感情分给他们一丁点儿？不求如他们曾经那般“无私”，只求在他们人生的秋冬里，我们所给予的爱和感恩，足以照亮并温暖他们已然疲惫而脆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