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柳燕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这里村落的建筑经常用一个宽阔的矮水泥墙围起来，一个村里的大院子，里面两排下去各自的家家户户。院子里流着鼻涕的小孩是不会少的，整天按着季节来的稻谷、花生、芝麻等等亦是不会少的。

车从路边经过，经常可以看到从两排的民居之间的巷子里，出现一个七八岁的男童，骑在他父亲叔父还是哪个舅舅邻居家的二十八寸自行车，然后你看到他停下来，一只脚踏着地板，另一只脚还穿过高大的自行车踏在自行车的踏板上，斜着身子目视着你过去。

也许会出现一个六七岁的女童，不过也可能，八九岁了也不奇怪，村里的小孩很多长得不高，高的反而被戏笑着当成大人，她自己也愈发要显得老熟点似的了。你看见她上下身体歪着成并列姿势，把她三四岁的弟弟挎着抱在腰上，她弟弟把脏脏的手指吮在嘴里，被她一个嗔怒的低吼，立刻把手指放下来，学她姐姐侧着身子委屈而好奇地看着你。抑或者你会看到她是背着比她小不了几岁的弟弟的，她弟弟呀呀地在背后乱动，叠在后背的双手用力一抛，加上整个小身子的配合，便把弟弟稳稳当当地接在小小的后背上，然后一边摇着哄着，一边眼里充满好奇地看着你。“呀呀呀，弟弟看，车车动啦。呼……”

或许这个小男孩没过几年，就是那天你在路上看到的横冲直撞的那个开着“太子爷”摩托车的染着红色头发的男生，或者是那天你外出时和你讨价还价的三轮车司机，又或者，是你在广州深圳某个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看到的那个黑黝黝不多说话的或者是操着一口标准的粤语和你讨价还价的青年，随便哪个吧，可能都是他。

那个小女孩？你未曾看见上下班潮时踩着单车的叽叽喳喳的染着各种头发，穿着各种短裤背心，背着流行的在地摊上买的三十块钱一个的盗版的名牌包包的女孩子？那个骑在最前面讲话讲得最狂野响亮的可能是她，那个跟在后面讪讪地笑着听着的也可能是她。

或者是开着小绵羊，穿着白色长衬衫避免被晒黑，戴着头盔面无表情的长发飘飘的某个女生，你见到她开进一家满院子挤挤地排着自行车和少数小绵羊的工厂，看她黯然地走进轰隆隆棉絮乱飞的车间，没有一声招呼，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开始日复一日的工作，只在夜晚九点回家吃冷菜剩饭的路上忽然看见青天白月，忽然地回忆起当年读初中时语文老师讲的诗歌，仅仅是“月亮”这一个词呵，忽然煽动她内心的委屈似的，现在她忽然觉得自己是理解那首记不全的诗歌了。她想流泪，但觉得太矫情了。吃了饭洗洗澡再洗完衣服，可以睡觉了，明天还要早起。

又或者还是在广州深圳那些大城市，那些染着黄色头发，穿着可爱日风韩风装，在异乡互相讲着异乡话的女生，她们站在柜台里做着一天手机销售生意、衣服买卖生意，对着前来的男生手一挥，白眼一翻，叫到：“七线！”（粤语：神经病）然后极力周旋着，说服着来客买东西。一天下来，回到十平方米的租房，各上各的网，在网上贴满自己鼓着脸瞪着眼睛敷着粉的“非主流”照片，对着电脑叫“卡哇伊捏~”“好帅啊，玄彬好帅啊，呜呜呜！”为了吸血僵尸里面第一男主角帅还是第二男主角帅吵半天。

但是啊，这些年轻人都走了啊，大大的村落，大大的院落里，只看见偶尔几个老人家坐在门口扇着凉。

田地里金黄灿灿的稻谷地里，当你再看到小时候的情景：高高的稻谷地里露出了红色摩托车的头。你再看仔细点，那个戴着斗笠卷着裤腿弯着腰的黝黑的男人，不正是村里的张大叔吗？绿色的湖边，沼泽地上肥胖的鸭鹅蹲着，你看着看着便要强抑着心里那份莫名的感动。城市化飞快，这里或许是最后或者最后倒数的几代，依然固守着祖上传下来的土地的人们了。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不懂得外面的一切，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地耕种着，养畜着，丰收或鸡鸭肥时，挎上一麻袋芝麻或者两只肥胖的鸡鸭就上镇中心去，给春季借钱买种的恩人送过去，脱掉已经被泥土染黑了的人字拖，仍是坚决不肯穿女主人递过来的干净的拖鞋，坚持光着脚丫走在人家亮堂堂的地板上，大理石冰凉冰凉的。他有礼貌地啜着功夫茶，和男主人说说笑笑，然后坚决推辞了主人好意的午餐，下楼去开着轰隆隆的摩托车回自己的窝去，在孩子们吃饱都跑出去玩后，把一只卷着裤角的腿往木椅上一掰，抽一根旱烟，看着自己的女人叹了口气，无声，夜凉如水。外面传来一两声狗叫声时，男人女人已经睡下了，明天，还是这么过下去呗。

他们大都是老实的，不大懂得买卖，只是村里的人互相打听着，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西瓜荔枝，总以想象不到的低价卖给固定时间开着大卡车来收货的福建那边的买卖人。如果哪家有个读过初中，在外面混得不好又回家来帮忙的儿子的话，那是顶好不过的，父子兵上阵，有我儿子忙乎着呢，买卖的事啊，还是交给年轻人吧，老父亲的笑纹里熏着粗劣的旱烟味。可年轻人有几个肯回来这个破村子哟。哪一年生意不好，天灾人祸，辛苦了一年还要赔上本钱，只能认识的亲戚啊，互相帮忙在路边搭个棚，这么甜这么大的西瓜三毛钱一斤就卖掉了，老人心里只钻着疼，还要想法子还向老刘借的那笔买种子的钱呢，哎。

一个姓氏通常就统治着一个村，其余的“少数民族”姓氏总是抓不了大权的。每当到了正月十五要全村祭祀祖宗，或者是当晚“捡炮头”求神时，大姓总一定要冲在最前面的，村长的名分也绝不可能落在外姓人头上，这是一定的，少数姓氏者也自觉着并不去抢。一年中最见各家本事的，当推除夕和正月十五那两天。

除夕那天，清晨五六点，你就可以看到村子中心，他们叫“公巷”的地方，整整齐齐两列排满了八仙桌，桌上清一色的烤鸡、腐竹、染红的发猓、饼干、白酒等，一般是一家一桌，个别情况，如分家后的兄弟，毕竟一个祖上的，仍可以合用一桌，但烤鸡、腐竹等一定是要各自备各自的，这是关乎家里一年时运的。若是哪一家的烤鸡太小不足以撑台面，那么不待其他人的细语，别人家一个眼神就要让这家人男人装装样子对着女人呵斥一翻了，女人这时是要低着头委屈着，可是千万不能抬头顶撞的。村长领头，请来某个法师，烧幅，念经，用两片月牙似的木头，念一句经就跑一次月牙，一反一正便当是祖先答应了，两反或两正都是不行的，就跟村里人说祖先不同意啊，然后回过头继续“劝说”祖先，直至祖先们答应。答应一次，下面的人们就要往准备好的三个小杯子里倒一次白酒，因为总的要“答应”三次，所以白酒是不能一次就倒满的，但也不能倒得太少，少了显得寒酸。人们嘛，总觉得多多益善的。三次“答应”过后，各家各户把三杯满满的白酒往各自脚下的土地一洒，就可以收东西各自回家了。

若是你到同学家去玩，见着大人，他们一般都会问你姓什么的，你一说，他们便大概八九不离十地猜出你是哪个村的人了。若他还说出一个这个姓氏的某个成年男人的名字，问你是他的谁，那么不消说，大人们便会得意地哈哈大笑几声，说出一串你祖父叔祖父或者父亲伯父的名字，叹道：“XX家的儿子也那么大了啊！”如果他说出这个名字刚好和你没关系，大人们便会讪讪地笑一声就过了，无论如何，这证明了他们的人脉视野还不够广哩。

风水轮流转。每个时期总有某个村落的男丁比较兴旺，村运比较兴旺。因而这个时期这个村落便大都会横行霸道一翻，小年轻们开着摩托车每天横冲直撞地出入市场、学校等地方。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看了便会骂：“几乃囊，好去死哎咯，唔是大塘gia，要无低昂？”（潮汕话：这些人，可以去死了，不是大塘仔，还有谁？）学校里打群架又势必会赢的，摩托车后面载的女孩最漂亮最多的，不消说，肯定是这个时期最彪悍的一个村落的小年轻们了。他们的偶像就是香港古惑仔里的陈浩南山鸡。

潮汕地区的重男轻女是有名的，男多女少，于是每个村里总有找不到老婆的光棍。所以那些从更边远的四川湖南山区被拐带或被嫁到这里来的妇女，当地人叫“外省吖”（潮汕话：外省女人）的，便成了光棍们娶不上本地姑娘后的首选了。

年纪相当的男女还比较相安无事，最多就是外省女人被婆婆嫌弃，被妯娌取笑或者孤立，但见到孩子一个一个出生，活泼乱跳，自己的男人还还不差，老实结巴吧，生活也就这样子了吧。外省女人可不像本地女人这样，可以天经地义地和娘家人来往，逢年过节回娘家看看，她们遇到丈夫好的，十年八年的可以回老家去看一看，大多是只能算扎根于此的了，末了在新年里，趁着外面男人们还在吃饭孩子们还在玩鞭炮，在厨房里想起老父老母抹抹眼泪，也就只能这样了。这还是和本地融入得快，学本地话也学得快的女人。经常可以见到却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外省吖”， 若是碰上被拐带到这里来又不肯融入当地的，或是被强行卖过来的，这样的后果经常是女人生下了两三个儿子后就逃走了，留下一个老光棍拉扯着“杂种”长大。或者干脆，疯了。每个村落都不会没见过这样子的疯婆子的，小时候母亲便不是经常这样恐吓你的：“再不吃饭，村口的疯婆子就要把你拐到四川去的啦。”

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名人意识的，这里有着全世界继莫斯科红场后的第二个红场，但是人们每每经过红场，只是抱怨着以前可以当公园走走的，现在搞什么文化建设反而封闭了起来，还要买票进去。这里是诞生中国苏维埃政权最早领导人之一彭湃的地方，路上皆可以看到“彭湃故居”等标志，彭湃一百年或一百一十年诞辰时，大大的红色的印着彭湃画像的牌子就竖得老高的，提醒着本地居民这里诞生过这么一个令人值得骄傲的人。关于彭湃，如果不是因为政治的关系，这里的人们恐怕也不会记起他，除了以他命名的“彭湃中学”还以无法撼动的名牌中学的地位吸引着家长学生。若你和老人家聊起彭湃，他们尚会挑起快掉完的眉毛，鸡啄米似的点着头（大人恐吓小孩子时经常有的表情）告诉你，彭湃当年可是和他当地主的爷爷决裂的呀，“哎，要不是彭湃那么早死，人们说他是要当上国家主席的啊，哪还轮到毛泽东啊，那时我们海丰人还用愁啊！”语气与说三国曹操诸葛亮是一个样的。至今这里乡下的许多人家的客厅中间仍挂着大幅的毛泽东画像，还有的挂着胡锦涛的画像，劣质的画纸，把领导人的画像加工得像戏台上的花旦似的。

没有了政治原因，中国民俗学奠基人、五四时期著名散文家钟敬文，还有当年震惊世界的“文革”出逃小提琴家马思聪，却是无情地被他们的故乡人给遗忘了。钟敬文的家乡公平镇的青年公园铸起了他的铜像，人们却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当你惊讶地说出这个名字时，某个年轻人才不好意思又含含糊糊地说：“啊啊，是那个啊！”马思聪的故居安落在现在繁杂的商业中心中，若你要追寻名人遗迹，怕是你注定要失望的了。周恩来临死之前说他生平最遗憾痛心的只有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马思聪人到中年还要背井离乡，终身回不了中国。当年文革的冤假错案始终没有给马思聪一个正面官方的平反。兄弟侄甥惨遭迫害，一家五口人，出逃至美国，创造出举世动容的《思乡曲》，遗嘱也只是希望儿子有朝一日可以把自己的骨带回祖国去安葬，而这个爱国音乐家的最后心愿最终在其死后二十多年——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波折后，终于被其儿子带回广州安葬。历史老人情何以堪？但你若是要问起海丰人关于马思聪，恐怕别人道句：“不知道”然后便将头利索地一撇，如此而已。

还有香港导演徐克、香港演员蔡少芬等等。这里走出去多少人？不知道。本地人不知道，或许这些名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