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场特殊的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参加会议的作者均来自基层，他们是农民，是打工者，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读书、写作。他们中 有的自办文学刊物，有的出版了小说、诗集，其中来自湖北的几位农民作家备受关注。今年年初，10卷本的“湖北农民作家丛书”问世，《折不断的炊烟》《郝家 祠》《断碑》《马庄的风云人物》《南来北往》《古河潮》等在田间地头写就的小说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文学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呼喊”

　　在“文学边缘化”不绝于耳的当下，这些只上过小学、初中的农民却几十年如一日痴迷文学，他们中有的年过古稀，有的是早早辍学的“80后”。无法靠文学养家糊口，他们却在心里给文学预留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写作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生存的依据、生活的见证。

　　《折不断的炊烟》作者周春兰觉得，文学是抵抗不如意生活的惟一方式，在那些点灯熬油写下的文字里她找到了人的尊严。她说，如果不是文学，可能今 天我的坟墓上早就长满高高的青草了。这样的表述几乎代表了所有农民作家的心声，《布袋沟》作者李旭斌说，我们太微不足道了，农民生活得太苦、太卑微了；我 想替所有的农民大声叫喊几句，所以写完《布袋沟》有一种憋了好多年终于哭出来了的感觉。在《马庄的风云人物》的创作随感中，张开宇写道，“我从小生活在农 家，熟知祖辈父辈们的艰辛，并且亲身经历体验过这种艰辛……它们统统纠结在心中，让我有一种即将要爆裂的感觉，憋得难受。”

　　这种发自肺腑的情感与心声让他们的小说如原生态的放歌，呈现了当代中国农村最真实的一面，书写了今日中国农民被裹挟进社会历史变迁的命运，还原 了土地、乡村、农民的本来面目，不过分拔高也不刻意贬低。由于他们本身即是农民，所以小说中总有一抹温暖的底色，这就是对农村生活越来越好的热切期盼。 《南来北往》指导老师李鲁平认为，农民作家最可贵的是真诚、不虚伪，他们有浪漫和理想的一面，希望农村更加美好、农民更加幸福，这种真实和浪漫很难得也很 感人。一位作者说，他种地时总是随身揣着截断的铅笔和纸，想到什么就赶快记下来，因为写的都是真人真事，至今他都不敢让村里人看自己的小说，怕他们对号入 座找麻烦。这样的真实略带粗糙，甚至会损伤小说的艺术性，但它是和庄稼苗一同在土地上“长”起来的，农民作家们已经扎实地完成了“创作要深入生活”的重要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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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作家终究要用作品说话

　　文学作品终究要接受读者的检验，要以文学标尺来考量其价值，农民作家也终究要用作品说话。如何评价农民作家的创作？是放宽标准以鼓励为主，还是 与专业作家一视同仁？孟繁华提出，评论家在探讨小说时只应该关注作品本身，无论作者是谁、从事何种职业，都不能降低评判标准。自“湖北农民作家丛书”进入 公众视野以来，人们似乎总倾向于强调农民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艰难不易，这其中隐含的同情、怜悯与创作没有太大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视为对他们的不公 平、不尊重。作为专业读者，公平、理性、真诚地阅读和评价小说，帮助他们深刻理解、挖掘生活素材，由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的真实才是更重要的。

　　客观地看，这些小说的艺术水准的确参差不齐，这与作者的生活阅历、知识构成有关。作者们也意识到先前那种“纯天然”的写作存在问题，进而产生了 困惑：如何透过生活现象看到本质，小说该写人还是写事，怎样搭建结构、塑造人物，是实实在在地写还是“添油加醋”，怎么处理细节才能更生动，为什么要把几 个人的容貌、性格安在一个人身上……在湖北省作协组织的农民作家培训班上，他们抓住机会希望一下子补全缺失的课程。《梅花塘》作者朱雪记得，陈应松在主讲 《农村小说怎么写？》时提到“乡村是代表大地的”，让她茅塞顿开。《郝家祠》作者王能明说，老师强调小说要聚焦于人，要有立得住的人物。《风雨缪家庄》作 者肖吉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的课堂上对“三农”有了新的理解，“如果不是听了吴毅教授的课，我就没法跳出来用另一种眼光观察住了一辈子 的地方。”

　　虽然收获颇丰，但毕竟没法解决太多问题。有作者说，“我写这本小说花了整整六个月时间，不种地、不打工就做这一件事儿，写完又改了4回”，此时 他或许还没法意识到6个月对于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而言实在不能算太长。在同他们的交流中，湖北省作协秘书长高晓晖发现，农民作家存在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是 囿于视野的局限缺乏独立认知，二是对生活有独立的思考却缺乏表达的勇气。他指导《郝家祠》的作者进行了3次伤筋动骨的修改，从小说结构、人物形象、主题立 意到情节设置、细节处理乃至遣词用句。

　　农民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很鲜活，但对文学的理解还不够，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等素材都会直接出现在小说里；由于文学视野不够广阔，很容易受到市场上 一些乱七八糟的图书的影响。《梅花塘》指导老师吴道毅认为，农民作家应该多从生活和阅读中汲取养分，拓展知识面，培养理性思维能力，从而加深对生活的理 解，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个打磨的过程应该是每个作家从稚嫩到成熟的必经之路，借用一位指导老师的话就是——“别急，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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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送文化”到“种文化”

　　“出书”让10位农民作家的生活都多多少少地发生了变化，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层面。他们中有的学会了用电脑写作，成了村里的“名人”。有的 开始给文学刊物写专栏文章，在武汉当起了自由撰稿人。还有的不再打工，从深圳回到老家，又为了安心创作关掉了刚开业的面馆。没有了生活的窘迫，独享的爱好 得到了人们的羡慕和鼓励，文学似乎真的帮他们实现了“生活越来越好”的愿望。但此时也有人表示了担忧，如果没有作协等单位的扶持、资助，他们的生存问题该 如何解决？一旦离开土地和生活，他们的创作还能一如既往的质朴、鲜活吗？对此，周春兰似乎更加理性，“写作是我的生命支柱，所以我这辈子都不会停笔，但我 有自知之明，不能耽误种地、做家务，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之前正是她写信给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倾诉热爱写作得不到理解的苦闷，才有了后来的“湖北农民作家 扶持计划”。

　　随着这一计划的开展，农民作家在当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本就热爱文学的村民跑来讨教，那些平时热衷闲聊、打牌的人也好奇地来翻翻同村人写的小 说。文学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走进乡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民的生活。这就是方方强调的“比推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更加重要”。支持农民写作并非要推出惊世之 作或是培养出多么伟大的作家，而是要借助文学的力量向乡村传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读书写作。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激发了农民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自 觉与文化自信，有利于培养他们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由“送文化”到“种文化”让人们看到了引导农村文化生态发生积极改变的另一种可能。尽管目前一 切尚在摸索阶段，这样的尝试却是必要且有意义的。

　　自2009年计划启动以来，湖北作协集各方之力帮农民作家圆梦：开设培训班，面向全省农民征集小说创作大纲，通过专业评审投票确定扶持名单；在 创作阶段，请专家“一对一”辅导，对书稿进行实名制打分；联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出版丛书，举行朗诵会、座谈会等。3年里，作家协会在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 求、发现优秀文化人才、培育基层文化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其思路、方法值得探讨。

　　中国是一个有8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不可忽视。在乡村田野里播下文学的种子，文学的真善美就能传播到基层农村的许多角落，文学之光也就有了点亮更多人生的可能。在基层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中，文学可以大有作为。(李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