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鸡”即松果，广州人称其为“松鸡”，以前多用作柴火。
黄埔是个丘陵地带，没有什么大山，比较有名的要算大田山了。在广州石油化工总厂没有建立之前，大田山看起来挺遥远的。那里没有可以直达的公路，只有坑坑洼洼的田埂和崎岖的山路。大田山的风景是很美的，而那时候我们却不懂欣赏，只是对那里的“松鸡”和松枝感兴趣，因为这些都是生煤球炉子的“上品”。那个时期，煤粉和柴火都是限量购买，因此，每家每户都比较缺乏。于是，为了节约柴火，生炉子就很讲究了，炉子里面竟象搭架子般认真，那些粗的、细的、长的、短的干柴，象做木工活似的劈好了，匀着架在炉子里点着，再把早已搓好的干煤球或煤饼放在上面，然后再用蒲扇轻轻扇着炉口，直到把煤球烧红为止。若搞不好的话，不但要重新生炉子，还会浪费掉一炉子柴火。
为了解决柴火问题，在夏秋的星期天，小孩子们成群结队结伴到大田山摘“松鸡”、砍松枝，然后挑着带回家。公路旁、铁道上便产生了一道“风景线”：一溜大挑小挑汗流浃背的中小学生。
我们姐弟妹们看见奶奶总是为了生炉子发愁，便商量着跟村里的孩子去摘“松鸡”。
从我们村到大田山约有两个小时的路程。那时侯我们多是光着脚丫走路，便喜欢沿着铁路走，这样路程比较近，也没有那么扎脚，我们把绳子绑在腰间，扛着扁担和面粉袋子（有些年龄稍大的拿大麻袋），在枕木上蹦蹦跳跳前行，有时就在铁轨上走“平衡木”，比赛看谁走得稳、走得远。在说说笑笑中，时间过得特别快，大田山就在眼前了。一转眼间，一同来的小孩子全没影了。
我们也迅速地“霸占”了一小片山头，攀到树上采摘，先是把高处的摘下来，然后再往下摘。经过这样“梳理”，“漏网”的“松鸡”就很少了。妹妹年纪小，就只在低矮的地方摘，或捡山坡上的干树枝。
面粉袋子不太大，不一会儿就装满了。我们用绳子把袋口的两边角扎好，中间用绳子连着，然后把扁担从中间穿插进去，几个人轮流扛。剩下的人不能空着手，便负责挑那一小挑干松枝。一切弄好了，已到了开饭的时间。我们把手往衣服上拍了几下，算是干净了，便拿出随身带的干粮分着吃，那是奶奶专门早起为我们做的。
要下山了，崎岖的山道上又出现了一同来的小伙伴，大家都满载而归。回去还是沿着铁路走，这下子可没有来时般轻松了。天气闷热，超体能的负重把我们压得几乎直不起身，但谁都舍不得扔去一些，便走走歇歇，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近四个小时。来时迎着朝阳，回时已是带着夕阳。
每当我们扛着柴火回到家里，奶奶总是兴高采烈的，象迎接贵宾似的在家门口“恭候”我们。一番夸奖后，她把“松鸡”倒进一个大竹箩，然后把这大半箩“松鸡”分几次提上阁楼，留着慢慢生火用。奶奶不善于做家务活，尤其是生炉子，总是请人帮忙。自从有了“松鸡”后，她就自己干了。所以，“松鸡”成了她的“宝贝”。
记得有一次，下午两三点钟的阳光火辣辣的撒着，把我们晒得口干唇裂，我们的脚被铁路的枕木烫得要起泡，难受极了。我们不时用舌头舔舔嘴唇解渴，结果是越舔越渴。忽然间，乌云伴着狂风铺天盖地而来，大粒大粒的雨点猛往身上打。铁路上没有躲雨的地方，我们只能用一只手扶着担子，一只手捂住脑袋，迎着风雨继续往回赶。还不到半个小时，乌云尽散，光灿灿的太阳又挂回了天空，透湿的衣服、头发很快被晒干了。我们竟兴奋得唱起歌来，步子也加快了。
当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整个人迷迷糊糊的，一直折腾到天明。那时候我们不兴上医院，发烧了就喝杯凉水、敷敷毛巾，再喝点凉茶什么的，很快就过去了。奶奶焦虑的守护着我，不时地换洗着湿毛巾，直到我高烧退了下来。看着奶奶生炉子时那种心满意足的神态，我也有一种满足感，觉得发烧也值得。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大田山完全变了，周围是大型化工厂，山下成了垃圾处理场，生态环境受到很大的破坏。山清水秀的大田山已成了永远的过去，我想，后人很难想象那种原有的恬静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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