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附近有一座小山，最高处大约只有海拔几百米，由于这座小山不起眼，故没有人为其取名。后来，山上驻扎了一个炮兵部队，于是被称为“炮兵山”。山上长了不少林木和灌木丛，那些高射炮、探照灯就隐藏其中。走进禁区，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盖着大炮的伪装。
“炮兵山”的周围几乎都是居民住宅区，我们的学校离那儿很近，所以，除了“军事禁区”外，孩子们经常满山乱跑，还到部队的营房去和解放军叔叔一起打球、玩耍。我也算是山上的熟客之一，经常和同学去跳绳、踢踺子、跳橡皮筋。后来长大了，还每天一大早到山上练拳、舞剑。部队的官兵对孩子们很和蔼，也经常为老百姓做好事，如担任校外辅导员，帮助居民扫大街、挑水，还免费理发、修单车等。学校也经常组织学生与解放军叔叔联欢，军民关系非常融洽，人民群众对军人们赞口不绝。
“炮兵山”上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放电影了，基本上是每月一场。每逢放电影，解放军准会贴出“安民告示”，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个喜庆日子。到了傍晚，大人小孩拖男带女的涌上“炮兵山”，占好位置，银幕的正反面都围满了人，真真是军民团结一家亲。这时候，部队的战士也分外活跃，相互拉歌的声音此起彼伏，这边厢有人领喊：“一排，”然后齐呼：“来一个！”那边厢又叫了起来：“快快快，不要象个老太太，咚咚咚，不要象个老公公，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焦急！”然后响起了《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等革命歌曲，歌声十分洪亮。歌声不但激励着战士们，也激动着在场的群众。那拉歌的“号子”还被我们学生“剽窃”回去，学校开大会的时候，总听到那类似的拉歌声。
当时的“炮兵山”放映的都是些爱国主义影片，以战争片为主，如《英雄儿女》、《董存瑞》、《上甘岭》等等，我几乎是每场必看。可以说，我们在那里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根本不亚于学校。
我最后一次上“炮兵山”是在1976年，那时候我从农场返城不久，对“炮兵山”还怀有一种眷恋。一天晚上，我听说山上有电影看，便拿起凳子独自上山。“炮兵山”上，看电影的人明显比以往少多了。我避开人群，到一个离银幕较远的地方观看。这时，有几个流里流气的青年围了过来，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走过来耍流氓。我气不打一处来，抡起凳子朝他挥过去。他急忙躲开，却上来一个被他们称为“大哥”的人，他挥拳朝我眼部打来，我躲闪不及，被打中眼眶，眼前直冒金星。我向四周瞟了一眼，指望有人能见义勇为，但人们只是围观，却没有一个解围，连两个站在远处的哨兵看见了，也无动于衷。我十分失望，强忍疼痛，挥动凳子猛砸过去。那几个人见我在拼命，急忙跑下山。我紧追不放，直到他们跑远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上过“炮兵山”，连每天的晨练也停止了。
多年以后，我看到的“炮兵山”还是原来的模样，但已物是人非，军民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少了那种军民“鱼水情”的关系。在我居住的住宅区里曾发生过一件令人愤慨的事：一辆军车经过住宅区回“炮兵山”。天刚下过雨，路上满是泥泞，一位姑娘正蹲在路边洗衣服。那辆军车飞快绕了过来，轮子溅起的泥浆把姑娘全身都弄脏了，车上的人一起哈哈大笑。那姑娘气愤的站起来，冲着军车大喊：“土匪！”我的心隐隐作痛：为什么现在有的军人与以前的军人思想觉悟相距如此之大？虽然这种情况是极少数，却极大的破坏了解放军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即使发生了这些变化，我每次经过“炮兵山”，还会情不自禁的朝那里望一眼，脑海里还在回旋着那时侯的情景。我相信，那种美好的记忆永远也不会抹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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