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踏进学校的那一天起,我就对老师有一种莫名的崇拜,格外的尊敬,因此赢得了老师们对我的喜爱和关心,并从此与教师这一职业结下了难解之缘。
在我短短几年的学习生涯中,有两位班主任给我的印象最深。
第一位姓陈,是个中年女教师,人很正统,整天戴一副很旧的近视眼镜。那时我就读小学二年级,非常调皮捣蛋,是个“多动症”学生。可陈老师对我的喜爱连同学们都感觉到了。在班上,我是唯一敢与她套近乎的。她不但教给我知识,还教我做人,以致影响着我的人生道路,执着地追求人生的“三条红线”(即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chan党)。那一年,我申请加入少先队,却没获批准。班上好多同学都入队了,我便急起来,拉着陈老师的手追问。她安慰我说:“别急,很快会批准的。”这一“很快”竟拖到了四年级。这时,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了,也逐渐疏远了陈老师,但我隐隐约约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一种怅然。后来,有同学告诉我,说陈老师和总辅导员吵了一架,她还哭了。也就在这一年,我终于加入了少先队。过了好久我才得知,陈老师为了我的入队问题,多次找总辅导员谈,那人却因我的父亲是“右派”而坚决反对。我误会了陈老师,却直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向她道歉。
第二位是我读初一时的班主任,他是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姓朱。他对工作满腔热忱,对学生倾注了整个的心。朱老师身体孱弱,心脏也有问题,却从不缺课。为了增强体质,他每天风雨无阻锻炼身体,学校的老师都很敬佩他的敬业精神。在朱老师的关怀和鼓励下,我接二连三的向组织递交入团申请书。不过,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却有些不“识趣”,又去追问朱老师。这回,他有些语塞,眼神明显带着同情,却又不便直说。最后,他笼统地对我说:“不批准入团肯定有原因,自己多作自我批评,再加一把劲,我相信,你肯定能加入团组织。”我彻底失望了。后来,有个比较要好的团员同学告诉我,朱老师为了我的入团问题,已经争取了好几次,可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批准。这一次,我明白了朱老师的苦心,从此不再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没过多久,朱老师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在学校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师生们无不垂泪,我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带着对学校的无限眷恋,我去了农场。那里的师资非常缺乏。当时我的知识水平要比好些知青略胜一筹,便憧憬着当一名人民教师。然而队里连幼儿园的阿姨也不准我当,生怕我把“革命后代”给“腐蚀”了,却保送了一些“红五类子弟”去当老师,尽管有的人口头表达能力很差。一年又一年,我当老师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
回城了,我拼命学习,总希望能当上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70年代末期,有朋友要介绍我进某中学当英语教师,后来因被银行录取,便惋惜的打消了这一念头,一心一意干起了我的金融事业。
想不到多年后的今天,我竟然能重进校园,与老师们成了同事,被学生们称呼老师。我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周围都有我可以请教的老师,大家友好相处,少了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或许这是一种天意,一种缘分,是为了弥补我那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校园梦,再给我一个求师学艺的良好氛围,毕竟,我的求学之路太坎坷、太曲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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