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夜读，十分投入，手不释卷，竟至更深。窗外，风起处，淅淅沥沥响起了秋雨声。我起身关窗，但见雨点敲打着窗户玻璃，疏密有致，霎时间已构成一幅形状有别的花纹。再拿起书来，已觉走神，却于字里行间，照见了自己的影子。

我与书结缘，除了作为一种解脱外，更多的在于对书的嗜好。

自懂事起，我已甚爱读书，先是连环画，后则小说。母亲于是或借或购带回不少图书，连生日礼物也是赠书。后来就是存零用钱买书，每天节约五分钱的早餐钱。而每上图书馆, 所列书名总是一大串：《青春之歌》、《汾水长流》、《林海雪原》、《茫茫的草原》、《苦斗》等等。觉得看一遍不过瘾，干脆便掏钱上书店买回来。及至“文化大革命”，无处可去，想“造**”也不够“条件”，看书就几乎成了唯一的乐趣，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一遍遍翻阅“藏书”。可以说，在生活道路上，书是我最忠诚的朋友，买书、读书成了我的一道人生风景。

还是儿时，一个同学向我借了20多本图书。她“信誓旦旦”，保证一个星期内归还。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上门索取，她说没看完，并说看完后送回我家。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这位同学毫无还书之意。这可是我几分几分的零钱存起来买的呀！可不管怎么问，怎么求，她总不肯还书，最后竟说全丢失了。为了这，我心疼了好几年。这以后，我把全部的书籍象图书馆那样整理登记，并收藏起来，还“命令”弟妹不准把书外借。可“命令”失效，书也丢失不少。

书是我的朋友，可曾几何时，我却受这朋友之“累”。那一年，我们农场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大扫除”，一切属于“封、资、修”的书籍包括外语教科书都要收缴、销毁。队干部一再要求知青们把藏书交出来，不然的话将“如何如何……。”我有书，可这是我的“命根子”，在我陷入困境时，最好的安慰是与书为伴。它与我一起哭泣，我与它一同分忧，置身书中，使我暂时忘记痛苦。有人反映说我可能有不少书，藏在行李箱里。于是，队干部不相信我的分辩，轮番找我进行政治“轰炸”，大小会议上提，还要搜查我的行李箱。一位好心的队干部劝我说，你肯定有书，知青们也这么说。你要是不交出来，队里就会天天找你谈话，直到你上交为止。其实，这些“封资修”的书籍留来何用？对你没好处。这样吧，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你把行李箱打开让我看看，我来帮你证明。无奈，只好象征性地交出两三本，还当着一些生产队干部的面把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一页一页撕下来，扔进垃圾堆。为这事，我躲在蚊帐里实实在在的哭了一场，第二天还得若无其事般上工。

那以后，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锁好箱子藏好书。一天收工，我随大伙儿回到宿舍，无意中瞥了一下行李箱，脸唰的白了。早上收拾东西时忘记把箱子盖好，衣服下面的书露了出来。我急忙掩饰，还是被队里的副指导员发现那本《敌后武工队》。她向我伸出手，并表示不会让其他人知道。我又失去了一本书。后来在她家的床头看见这本书，我惊喜万分，向她索要，她有点不好意思，说看完后给回我，最终也没要回。

为了我的书，我更加严密地“看管”行李箱，尤其是那本偷偷借来的英语教科书。书的主人是个“根正苗红”的工人子弟，我和她是要好的朋友，所以才敢“斗胆”向她借阅。她郑重的嘱咐我要小心保管，不得大意。她说，队长曾叮嘱他们几位知青随时汇报我的情况，因为我爸爸是“右派”，又有海外关系，政治上有问题。我害怕极了，总把书东藏西掖的，甚至有段时间还把书归还原主，直至形势好转。不过直到离开农场，也没有人知道我的那些包裹在箱子下面的“藏书”。  

时代曾有的那种愚昧，那种悲怆已经淡远，并非说人生之路就此一帆风顺。但凡不顺心，我总是愿意求助于书本，或把从中所获“化为己有”，把脑海之思、心内之苦化成文字，或随笔，或诗词，使自己得到解脱，也从中怡然自乐。

当年被斥为“封资修”的那些优秀作品再版后，我特意用了一天的时间携女儿到书市，一口气买了几百元钱的书，不但有我以前痛失的《林海雪原》和《敌后武工队》，还有一批英语读物，为了我，也为了女儿。

在书的海洋里泛舟，我有一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