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戴着红领巾的时候，我就非常羡慕别人去参军；看见当兵的人，总会投过去一种尊敬的眼光。我立下一个志愿：长大了一定要当个文艺战士。直到上了初中我才明白，这美丽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知道了父亲被打成“右派”，还有诸多的海外关系。后来，我的愿望“降级”了：不能当子弟兵，当个“红卫兵”也行啊。可是，我依然被拒之门外。
下乡了，我当起了农民，当兵的愿望永远破灭了。没料想，不到一年时间，突然传闻我们农垦系统要改制为生产建设兵团，还说会有部队进驻，有军装发，还有部队里人人都发的有“为人民服务”字样及“八一”五角星徽章。知青们都很激动，我的心更是“怦怦”乱跳：我也能当兵了！尽管是“生产建设兵团”。那些日子，我干起农活来特别卖劲，分配给我干的活不吃饭也要干好，生怕自己不够资格成为军垦战士。
传闻终于变成现实，农场真的改制了：海南岛和湛江地区的两个农垦系统组成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下面共有8个师，每个师有十几个团，每一个农场就是一个团。就这样，场部变成团部，生产队成了连队，场长、队长被改称为团长、连长。部队也进驻了，场部的领导基本上换成了军人，南腔北调一时充斥着场部。不久，制服和徽章也要下发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去总务部门领取。手捧着闪闪发亮的徽章，我高兴的程度难以名状，万分爱惜的把它们藏起来。制服领来了，却是每人一条背带“工人裤”，说是兵团的人太多，没有这么多军装供应，便以“工人裤”代之。对于我来说，“工人裤”也挺好的，也同样算作制服，虽然是有些遗憾。我们一帮女知青把徽章端端正正的别在“兵团服”上，每人花了约四分之一的月薪请十几里外的照相馆为我们拍了好些“兵团战士”的“英姿”，以作留念。
场部的军人领导不懂得生产技术，经常乱发号施令，引起了下面连队的“连长”们和“军垦战士”的不满。但他们还是挺受我们知青欢迎的，可能是这些军人不满意他们被转到地方，因此与知青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同语言”，对知青们挺和气。他们性格耿直，也不时会情不自禁地在知青面前发发牢骚。
那一年，我因病住进了团部的卫生院，无意中认识了团部的一位参谋。他姓阎，知青们都喊他“老阎”。老阎身材魁梧，样子挺帅的，他的声音浑厚，一口漂亮的东北口音。知青们不时的找他聊天。有一天，我们几个知青到他家里玩，他热情的接待我们，还拿出照相集给我们看。那是他的光荣史册，里面记载了他的部队生涯以及立功受奖的经历。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珍藏得很好的旧照片，带着崇敬的口吻介绍说，那是他和周总理等人的合影。我接过来仔细地看着，可怎么也找不出哪一个是老阎，他微笑着指给我们看。“哟，这是你呀，这么胖！”他哈哈笑了起来，说：“我那时候就这么胖。”仗着大家的熟络，我竟不知天高地厚的开了句玩笑：“胖得象头猪。”老阎听了，回头和蔼的对我说：“话可不能乱说，你在这里说错了没啥问题，可在外面就容易成为政治问题了。”从那以后，我随时告戒自己要把住嘴巴。但凡说漏了嘴，就会想起老阎的这句话。
军人们容易发脾气，但心肠却挺好的。在一次篮球选拔赛中，我这“左撇子”因为投篮准，被选中代表东片的几个连队参加团部的比赛。这篮球比赛的规矩我知之甚少，糊里糊涂的跟着别人在球场上乱跑，犯了规也不知道。这下子把坐在场边的胖团长给惹火了，他大声的骂了起来：“他妈的，那个人是哪个连队的？比赛规矩都不懂，把她赶下去！真他妈乱弹琴。”当然骂是骂，我仍然在球场上乱跑乱追，直到比赛结束。不过，我的“球场遭遇”却一时被知青们传为笑谈。
没多久，部队拉走了，生产建设兵团又改回农场，军垦战士变回了农场工人，一切恢复原样，又是那么死气沉沉。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我们的生产队由原来的五队改成了二队。
我的“当兵”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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