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继“忆苦思甜”大吃“忆苦餐”之后，农场又掀起了“倒苦水”运动，由各生产队自行组织人员轮流“倒苦水”，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然而，除了个别人热衷这一运动外，淳朴的农场工人反映并不热烈。为此，场部领导打算抽调一些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组织一个“倒苦水”演讲团，到各生产队演讲。可二十几个队都挑遍了，一个老工人也没抽上去，因为他们“倒”出来的“苦”都不“达标”。后来，场部干脆抽调了几个“出身好”的知识青年，找来一些当时较为流传的“样版”家史，然后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再到各队巡回演讲。当时我们场部最有“名气”的“倒苦水”样版要数“巴桑家史”。这个西藏农奴的苦难史竟成了我们农场工人的“教科书”。
听说这个“巴桑家史”是被一个广州女知青“发掘”出来的。于是，场部就由她带着这个“家史”到各生产队巡回演讲。她那声泪俱下、有声有色的演讲也成了“样版”，甚至其他农场也来邀请她前去“表演”，她本人也因此而被知青们起了一个绰号——“巴桑家史”。
在几个生产队集中一起“倒苦水”后，那天又轮到我们生产队听“巴桑家史”。队里临时决定暂停“抓革命，促生产”，利用下午的时间听“演讲”。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这半天时间不用受皮肉之苦，担心的是我在会上的表现不知道会不会被“通过”。
简陋的讲台上坐着那位女知青，演讲团的其他人则围坐在讲台的两边。队里的人自带小凳子，整整齐齐的排坐在台下。没有音乐，也没有麦克风，那女知青的声音却尖得直灌耳膜，不由得你不想听。“演讲”渐渐进入了高潮，“爸爸！妈妈！”凄厉的哭喊声把很多人的眼泪给带了出来，会场上，人们的唏嘘声此起彼伏。
我虽然为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感到难过悲伤，但却哭不出眼泪，却又怕别人说是阶级出身使然，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感情，便把脑袋深深的藏在两条大腿中间作哭泣状，还生怕遭到怀疑，久久不敢抬起头。忽然，我的身旁悄悄响起了耳语声：“真有这么苦吗？我从来也没听说过，我们家乡的地主也要下地干活的。”我透过手臂缝隙朝外看，原来是两个农场女工。只听另一人答道：“我们那里的地主是选出来的，因为村里分配给一个额。后来，只好选了一个很‘抠门’的，也算是有钱。”“嘻嘻。”另一个忍不住笑起来。“嘘，小声点，给那些人听见就麻烦了。”谈话马上停止了。
他们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她们竟敢在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忒大胆了，搞不好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我还记得，为了表示与贫下中农同步，我穿的衣服是补上加钉，一穿就是两三年。又是她们俩取笑我说，我现在穿的衣服比她们在旧社会穿的还破烂。想到这，我赶紧悄悄的挪过一边，躲到不当眼的地方，继续听着台上还没诉说完的“巴桑家史”。
在“知识青年下乡30周年纪念”聚会上，我们见到了久违的“巴桑家史”，她因了那个“巴桑家史”而踏入仕途。当年的的知青很多人已忘了她的姓名，但一提到“巴桑家史”，便都想起了她。她与“巴桑家史”竟一时间成了知青们谈论最久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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