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提时的我十分喜欢看电影。象如今许许多多的少男少女一样，我曾崇拜过不少电影明星，如王心刚、康泰、王晓棠、王丹凤等，也做过不少的“追星梦”。

五十年代的黄埔港只有一个工人文化宫对外开放。由于家境贫寒，难得有一回上电影院。我们多是跟着奶奶去露天放映场或与同学相伴到炮兵山、边防站等部队驻地看免费电影。  

直到上山下乡后，我仍如饥似渴地去找电影看。那年代，我们一帮知青经常相互结伴，爬山涉水走上一两个小时到远离生产队的场部或黎村看一场几可背出全部台词的电影。初来乍到时还“人多势众”，有说有笑的，倒也不觉得路途十分的遥远。渐渐地，大家对远道看电影便不那么感兴趣,“知音”越来越少了。然而，我仍一如既往，一听说有电影就到处找伴前去，甚至不怕冒险。记得有次还真的遇了“险”。

那是六十年代末期。一天，传来了场部晚上放映《地道战》的消息。我的心激动得难以平静，巴不得太阳一下子就滑落地平线。放工后，便约建华——那个也很喜欢看电影的姑娘一起去看。

场部离生产队有个把小时的路程，山路偏僻，白天很少行人，晚上更是走十里八里也难遇见一个。附近还有个麻疯病院，平常开工不时会碰到披着破麻袋的麻疯病人。由于当时人们对麻疯病因的曲解，加上当地人的渲染，令我们十分害怕麻疯病人。

临出门时，姑娘们劝我们不要为了看电影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并正色警告我们说：“小心麻疯病人把你们‘扛’走了！”但意兴正浓的我们却不顾一切地向场部走去。

天渐渐地暗下来，夕阳的最后余辉已被茂盛的胶树所遮挡。暮色初合，淡淡的夜雾轻轻洒向大地。一弯新月斜挂半空，但见弯弯曲曲的小路沿着橡胶林伸展，望不到尽头。诺大的胶林，静悄悄的，草丛中偶尔发出一两声山鸟的啼叫。人过处，便蓦然惊起，扑索着飞向凄迷的野空。偶然掠过一阵夏夜的凉风，把树叶抖得“唰唰”作响，使静谧的夜空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我的腿觉得有些发抖，便抓紧了建华的手。她那双眼角微微往上翘的大眼睛责怪地看了我一眼。我颤声说道：“你的眼睛不要睁得这么大, 我害怕。”

踏着铺满野草的小路，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好不容易走到了大路，我们松了一口气。这时，建华却抓紧了我的手。只见皎洁的月光下，离我们约百多米的地方，迎面走来了三个人。衣服脏兮兮的，身上披着麻袋，其中一人还瘸着腿，一只手象抽筋似的往上吊，另一只手柱着一根打狗棍。啊，麻疯病人！这几个人有意无意地走近我们，打狗棍已被巍颤颤的手提了起来，破旧的草帽低低的压着额头，看不清他们的眼睛。我的心一下收紧了，嘴巴本能地刚要张大。建华小声吼道：“别出声！你要喊叫我就把你推过去！”听当地人说，遇到麻疯病人千万不能表现出害怕。你不怕他他忌你，你若怕他他欺你。于是，我们迅速从路边捡起了两根干树枝，象电影中的革命者那样，昂着头向前走去。快走近时，这几个人停了下来，面对着我们，不知是什么意图。我仿佛浑身的血液已停止了流动，机械人似的走着，眼睛不敢旁视，手心捏满了汗水。看着我们走过去了，他们才转身继续上路。走了老远老远，当我偷偷觑了一下，还看见他们掉过头来看看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我的双腿还在发软。

散场后，来时路上的情景又浮现脑际。我们两人手拉着手，疾步往回赶，生产队终于遥遥在望了。怀着愉悦的心情，我们蹦蹦跳跳地走向生产队。忽然，前面草丛传来了细微的“沙沙”响声。我猛然停步。蛇！一条约一米长的毒蛇在离我们不远处游了过去，身上黑白相间的花纹在月光的折射下分外明显。我呆住了，“啊！”的大喊了一声。过后听建华说，我这一喊声就象某些电影里被害人的喊叫一样可怕、凄惨！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到任何地方看电影了，尽管电影对我们的吸引力仍然那么大，但这次的经历已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时至今日,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进电影院已不再是奢侈的事。尤其是电视机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后，大家对电影更是有了选择的余地。人们已不再因囊中羞涩而觉得电影可望不可及；已不再象文化贫脊的年代那样翻山越岭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唯一的娱乐了。

夜幕降临，当我漫步华灯熠熠的羊城街头，看着各式各样的电影广告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时隐时现，这时，我便会萌发冲动，买上一张电影票，到现代化影院尽情地为影中人欢笑、哭泣，过足“电影瘾”。

我怀念孩童时对进电影院的憧憬，更怀念我的孩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