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同读一间中学，一起分配到同一个生产队，同一个班。那时我刚满十七，他十八。

他很随意大方，对人处事能恰到好处，看问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冷静；又很幽默风趣，模仿他人维妙维俏，在他周围不时会听到爆发般的笑声。

可当时，我们队的知青却“男女授受不亲”。我因家庭问题备受留难，有来自不谙世事的知青，也有来自爱看热闹的人们，更有来自“官方”的人物，我常常因此独自垂泪。看见我红肿的眼睛，他说我不值，总劝我放开点，有时也特意和我说说笑话让我宽心。就这样，闲话出来了，这可不是好玩的，从此我们就象冤家似的互不理睬，远远看见也绕道走开。

后来，他因“根正苗红”被调到场部参加了工作组。这是一个最为人羡慕的工作，且前途不可估量。然而，他不懂得珍惜这难得的政治生命，更不会自我表现。两年后，工作组的全部知青都入了党提了干，只有他一人被“发配”回生产队。

我们又分到同一个班。接触的机会多了，我心里渐渐有了他的影子。开始留意他弹奏吉他的深沉，喜欢听他用高亢洪亮的嗓门唱：“静静的晚上，月光多明亮，啊朋友们，划起了小船……”。当时农活十分繁重，上山给树苗浇水，一天几百挑那是平常事，劳动时间几乎是一分一秒数着过的。但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觉得时间变快了，他给我讲故事，说笑话，让我猜谜语，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体力不支，他就尽量干快点，腾出时间帮我的忙。

那时每月的工资只有24元钱，除了伙食费和日常支出外，还要存钱回家探亲，日子十分紧巴。女知青一年下来一般能剩下二、三十元，而男知青却基本分文不剩。我身体不好，他却花了仅有的积蓄买了鹿茸给我吃。我那从未“补”过的身体一经注入这“奢侈品”，脸色竟红润了好几天。毕竟是“长贫难顾”，这钱就象打了“水漂”。我看书揣摩学会舞剑，但没有道具，也买不起，只能用木棍来替代。他利用好多天的休息时间到木工房为我做了一把象模象样的木剑。那一天，当他把这意外的惊喜给我时，却见他的手用绷带包扎着，白色的绷带上仍渗出丝丝血迹。我的心在颤抖，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不小心削了一下。

我俩关系密切的消息传到了队长耳朵里，他被队长“请”去作了一番严肃的批评，要他牢牢记住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后代，他与我是门不当户不对，如继续下去不但会影响前途，而且对他家里人也无法交待。要是还执迷不悟，推荐读书或招工都不会考虑他。队长的干预使我俩的接触迅速从半公开转入了“地下”。

我们也“人约黄昏后”。既然是“地下活动”，总得有一个暗号。每逢此时，他在离我的宿舍约一百米处用力拍三下巴掌。很多时我们相约在芒果园。芒果园很大，喊吧，可能会被别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就吹口哨，他一声，我一声，有时长啸，有时学鹧鸪鸟叫。我那压抑的心这时感到一点宽慰，但伴随而来的却是更加彷徨：以后怎么办？真的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他能否经受得住舆论的压力？他的父母能接受一个“右派”的女儿吗？我一遍又一遍地问着相同的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但事在人为，凡事靠我们自己去争取。我们要定好今后的目标，头一个目标是──回广州！”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天气分外爽朗。我俩漫步来到草坡上。刚一坐下，我按着草地的右手忽然感到一阵钻心的刺痛。“哎呀，肯定是被毒蛇咬了。”我强打精神，拉着他急忙回去查看。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只见小指旁有两个红肿的但距离不很宽的伤口，很明显是被蜈蚣咬了。我们急忙去卫生室，谁知卫生员到场部开会去了。我们找不到解药，也不敢对外声张。那一晚，我咬着牙和泪半躺在床上，忍着钻心的疼痛，一夜无眠。第二天上工时，疼痛加困倦使我几乎晕倒在地。被蜈蚣咬的滋味是无法形容的，只要看到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在床上翻滚哭叫的情形，你就会不寒而栗。可能我“运气”还算好，碰上的蜈蚣不太大，但我压根儿没资格象他们那样大哭大喊，更不敢让别人知道。就这样，没有休息，没有用药，我终于挺了过来。

接触多了，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我们就暂停约会了，在公众场合见面时也装做陌路人般，以等待“形势”的好转。如此这般的竟过了好几年。期间，他曾被队长严肃地查问过几次，都被他巧妙地掩饰过去了。人说初恋是最甜蜜的，但那时候我们却由于政治的原因爱得很苦，很苦。看着其他堕入爱河的知青双双对对的亲密样子，我羡慕极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如他们一样？”泪水又打湿了我的衣襟。

直到他被选送去读中专要离开的那一天，我才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宿舍里。这时，队长才相信“传言”并不是“谣言”，说了句：“原来你们是真的！”就气哼哼地扭头走了。我默默的替他收拾原本就很简单的行李，心里很矛盾：喜他终能回城，却悲我前途未卜。他看穿我的心思，安慰我说：“回去一个是一个，总比不能离开好，回去后我们再想办法。”他又深情地说：“不要想太多了，我的感情很专一，不会随随便便去爱一个人，一旦感情投入了，就不会放弃，没有谁能左右我的思想。至于你父亲的问题，我暂时不让家里知道，免得节外生枝。”他挑了我照得最好的照片，说回去后把我们的事向父母说明。

我相信他，我知道他的感情很深沉。有段时间，我回广州探亲时准备偷渡香港，还写信劝他一起去。他回信给我，说他不愿意去香港，但理解我被人歧视的感受，也不勉强我，只要我觉得幸福快乐。当然，他还是希望我能留下来。为了他，我终于舍弃了一个好机会，又一头钻回山林。他没表示什么，我却明显地感觉他瘦了。听我最好的朋友（只有她和她男友知道我们的事）说，那段时间，他一反常态，一天到晚不吭声，老是呆呆地坐在水库边钓鱼，她的男友默默地陪伴着他，两人总是空手而归。日复一日，就这样过了好多好多天。朋友说这事使她很受感动，也替他的身体担心。

那天他去场部办回城手续，顺便拜会通过关系认识的曾为他离开农场出过力的有关人物，打算为我引见，好为我以后离开农场打关节。他说，这是唯一的机会，因为我的身份不一般。手续办好了，他坐在会客室等人家散会。偏偏会议延时到下午六点多钟。约定好晚上九点与我见面已是将近七点钟了，时间很紧，他从场部打来电话问我怎么办。因为从生产队到场部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他回队接我，一来一回时间肯定来不及；而我独自走去却要黑灯瞎火的经过荒山野岭和密密的橡胶林，附近还有一个麻风病院。我咬了咬牙，豁出去了：“我自己去！”他犹豫了一会儿说：“只能这么办了，我路上迎你。”

我疾步向场部走去，一路上只想着“我要回广州，我要回广州！”好把砰砰狂跳的心压下去。初时，我沿着大路走。走到半山上，只见远远的路上有两个人拄着拐棍一瘸一瘸地走过来。啊，麻风病人！我的头皮直发麻，趁他们没在意，我急忙转身拐进了小路，一脚深一脚浅的乱窜，已顾不上会不会碰到蛇虫野兽了。路程是一步一步地数着走的，真不知道我的生命能否仍然属于我自己？那晚路上的情景，迄今仍刻骨铭心。

约定的地方到了，却不见他的身影。我默默地站在黑暗中，浑身的血液仿佛已停止流动。四周阴森森的，林木被晚风吹得唰唰作响，偶尔还有一两声猫头鹰的号叫，使人顿感毛骨悚然。在惶恐中等了好一段时间，终于见他从来路上急急返回。原来他从大路上迎我，而我却从小路来，两人走岔了，也把他吓坏了。他一边走一边高喊着我的名字，嗓子也喊得沙哑了。他真后悔为什么同意让我独自翻山越岭，直至见到我才如释重负。我俩象久别重逢，紧紧相拥，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一串一串的流了下来。

临走前，他把我的锄头和镰刀细细地磨好，关切地叮咛：“我要走了，你要处处小心。来日方长，身体就是一切，一定要坚持住！”他把自己仅有的那件羊毛衣交给我，说山林风大，留给我御寒。两年前，他为一个动大手术的老工人输血后，由于没有休息好，也没有补充任何营养，加上农场伙食差，患了腰疼病。后来，他“倾囊而出”买了一件厚实的羊毛衣。靠了它御寒，腰疼病发作得少了些。我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毛衣，亲自把它叠好放到行李袋里。

我送他到场部，送他上了汽车。他向我挥挥手，让我回去，我分明看到他转身时轻轻擦了一下眼角。汽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次分别，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

我呆呆的坐在宿舍里，脑海在回旋着以往的一切。这时，我突然发现床上有个熟悉的东西。我一把拿了起来，啊，羊毛衣，他又偷偷的把衣服留给了我！我抱着衣服伏在枕头上，任凭泪水往外流淌。那天晚上，我破例的拿起了酒瓶，第一次尝到了醉酒的难受滋味。这以后，我常常独自一人呆呆地坐着，想着，好半天不吭一声，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有一天，朋友关心地摇着我说，可别想太多了，你知道吗？你的眼光直直的，好可怕啊。我幡然醒悟。

队长迁怒于我，几次招工回城都不让我走，甚至招工单位点名也给别人顶替了。一年以后，身心极度疲惫的我搞了病退。

天天为之寝食不安的“户口”问题解决了，我们十分兴奋，我加紧找工作，并计划下一个目标。这时，有知青告诉他的父母说我的父亲是“右派”。这下子，他家里象炸了营，他的父母和亲戚们轮番“开导”他，有的甚至拉他去相“对象”。为了表示“抗议”，他很少回家。而我的父母和亲戚朋友知道了他家的态度后，也明确表示反对，有的还特意介绍香港的亲戚给我，让我永远离开这个伤心地。为了这，我所流的泪几乎比在农场的时候还多。

我们的关系回城后仍停留在半公开状态。无论上街或看电影，我们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在住地附近看电影，更是一前一后进去，一前一后出来，仍然装成陌路人。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挽着手上街的习惯，那是漫长的“苦恋”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

我俩孤立无援，我甚至连工作也没有。各方压力使我甚觉彷徨，觉得整个人快要散架了，便提出分手。他略带责备的说，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为什么就不能坚持下去呢？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抓紧时间找工作，等他毕业就结婚。他怕我再也经受不起这些压力，就经常大老远的赶两三个小时的车从学校回来看我，鼓励我，还节约饭钱用作车费。

为了钱，我不顾一切地去找临时工作做。我卖过米，做过“苦力”，常拖着瘦弱的身体和男工一起扛烟箱、酒箱、大米或食糖。有时扛上汽车，有时从一个仓库转堆到另一个仓库。有的货物太重了，我巍颤颤的走在跳板上，一步挪不了三寸。有几次要不是被男工扶住，我早摔到跳板下面了。

我的父亲平反了，我俩正式对外公开了我们的关系，这时，我也有了固定的工作。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我已二十八岁，他也快三十了。他家里担心会因为以前的竭力反对而造成隔阂，但我很明白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

苦尽甘来。经过漫长的“八年抗战”式的苦恋，我们终于开始了幸福的生活。经历过惊涛骇浪搏击的人，最珍惜那来之不易的平静。结婚二十年了，我俩生活得很融洽，从未吵过架，也从未因为钱、因为孩子问题而红过脸。我们有自己的爱好，也有共同的娱乐项目。他总爱说：“知足者常乐。”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此中的涵意。我想，这个道理人人都会说，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然而，要是你能够做到知足，那绝对是乐在其中，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