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农场不久，大概是1970年吧，我们整个农垦局改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生产队改称连队，队长改称连长，增派了指导员。除此以外，队里一切照旧。

指导员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连队。他中等个子，身材偏瘦，有一种文化人的气质，宽阔的额膛下是一双浓眉大眼，鼻子笔挺，未说话先张开一口整齐的牙齿笑笑，却带着几分羞涩，我们背地里笑他象个大姑娘。

指导员是五十年代从广州自愿来支援边疆建设的，他们那批志愿者原有一两百人，走的走调的调现在只剩下几个了。因为同是来自广州，我们对指导员便有几分亲切感，而指导员对我们也和颜悦色，没有连长和部分当地人对知青的那种歧视和不信任。

指导员来到队里没多久，就与工人打成一片。他喜欢到老工人家里和他们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家庭情况。他经常带着较为严重的胃病和工人们一起上山，挥汗如雨。繁重的劳动使他身体渐差，每当他脸色煞白捂着胸口走路时，人们就知道他又犯病了。大家都很尊重他，称他为“场部派来的领导”。

指导员也经常到男知青宿舍聊天。在这里，年轻人围着他，天南海北侃侃而谈，谈政治，谈国际国内形势，谈广州的变迁，屋子里不时传出他和大家的笑声。有一次，指导员说起他的童年。他说，他在家里排行最小，父母兄姐都很疼他，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几年学。后因家里确实无法支付学费，他辍了学外出做童工，曾卖过报纸，擦过皮鞋，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身上还留有一块被踢打受伤的疤痕。广州解放不久，国家号召青年人到边疆支援祖国建设，十六七岁的他满怀热情，瞒住家里人报了名，迄今也快二十年了。

有知青问他：“指导员，同来那么多人都回广州去了，你为什么不走呢?”“不容易啊。”他的眉宇间现出了一种淡淡的惆怅，不过那个表情转瞬即逝。他笑了笑站起来：“这不很好吗？其实在哪里都是搞社会主义。不然，我们又怎能在这里一起聊天呢？”

指导员举家迁到连队后，知青们有时也上他家里玩。他妻子热情地为知青们沏上茶，她知道广州人有喝茶的嗜好。听熟悉他们夫妻俩的老工人说，由于当时农场的广州青年很少，加上指导员有文化又英俊，有很多的追求者。可他偏偏看上这个来自山区模样普通的贫穷姑娘。他喜欢她的勤恳、大方和热情。结婚多年，他们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很少磕磕碰碰。对来自丈夫家乡的青年人，她同样有一种亲切感。

指导员上学不多，却很追求知识。那时队里除了毛主席著作外，所有书籍都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收缴和销毁了。队部订阅的报纸，一俟邮递员送到，他就抽空阅览，从不过夜。他的知识面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开拓的。有一次，他发现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没有做功课，他问儿子：“老师没布置作业吗？”儿子回答说：“我们今天光学‘老三篇’，没作业。”“那你也要温习一下其他功课啊。”“老师说了，学好毛主席的‘老三篇’就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指导员听了，轻轻摇了摇头。他把儿子叫到身边，语重深长的说：“毛主席说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国还比较落后，没有文化科学知识，你拿什么去搞建设，去为人民服务，还象我们那样用一双手，一把锄头吗？”

那个年代的人思想十分单纯，思想工作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语录——阶级斗争——豪言壮语。指导员做思想工作时也掺杂部分“术语”，不过，与其他政工人员不同的是，他讲话比较实在，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由于指导员的思想工作很有哲理性，且与年轻人志趣相同，不久便成了知青们的“知音”，大家遇到什么问题都喜欢去找他。

那一年，一个女知青收到一封情信，信里的柔情蜜语只有在以前的小说里才读得到。看信后，她手足无措，拿着信象傻子般呆坐着。另一个女知青见了，把信拿过去，还没看完就大喊起来：“啊，这还了得，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下子，女知青宿舍里简直象炸开了锅，大家争相抢阅，看后都非常气愤。“这人是个混蛋！”有个女知青拉着正在哭泣的姑娘说：“走，咱们一起找指导员告他去，非把他揪出来批判不可！”

有人干脆跑去把指导员找来了。宿舍里，大家仍义愤填膺，你一句我一句地嚷着：“真不象话，竟然写这样的东西。”“指导员你快看看。”指导员看完信后，温和地笑了。“这有什么可笑的，那个人应该拉去批斗！”有女知青对指导员的态度生气了。指导员忍住笑，耐心地劝说姑娘们：“写情信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以后在座的各位也会收到的，只不过你们现在年纪还小。”“不听不听。”大家脸红起来，“这么肉麻的信我们才不要呢，什么爱呀爱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才会写这样的信。”指导员又笑了。他说，这件事可不要闹大了，以后面子上不好过。“至于他本人的思想，”指导员“迎合”着姑娘们说：“我去狠狠批评他，让他好好斗私批修。你们也不用这么激动。毛主席曾经说过，谁都会犯错误的，只要他不是阶级敌人，改正过来就是好同志。”看大家情绪稳定后，指导员微笑着走了。一个姑娘嘟哝说，指导员的阶级立场不够坚定，这么严重的事情他却轻描淡写的放过了。

下乡两年后，我们知青终于获准轮流回广州探亲了。大家兴奋不已，不断的谈论这件事，憧憬着回城时的情景。我是连队知青中唯一的“黑七类”子弟，不敢跟别人争。眼看知青们一拨一拨差不多全都轮完了，我便去找连长请求探亲。由于连长对指导员与知青的关系很反感，很多事情不让指导员插手，知青能否探亲的“生杀大权”掌握在连长手上，指导员无权过问。连长对我的出身问题耿耿于怀，有心刁难，只说大道理，什么“狠批私字一闪念”啊，“以阶级斗争为纲”啊等等，就是不批我探亲。

于是，我悄悄去找指导员。他说：“没事的，我今晚和连长商量商量。”我高兴极了，回到宿舍就开始做探亲的准备。一天、两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我急了，又去找指导员。这一次，他的眼神有点游离：“耐心等一等吧，会批准的。”我知道指导员心肠软，一而再再而三的央求他帮忙。他开始躲避我了。

一天中午，我到饭堂打完饭，偶一回头，远远看见指导员拿着饭在后面走。我站下等他。他抬头见我站着，急忙转身往回走。我见状大喊一声：“指导员！”他站住了，不好意思的冲我笑笑。我走向他问：“知青们都探亲回来了，为什么还不让我走？”“我知道，可我和连长谈过几次了，他就是不吭声，要不你去找找他吧。”他有些底气不足地回答。“可你是指导员啊，你就不能为我们解决困难吗？”我非常失望，眼睛竟潮湿了。他同情地看着我，终于下定决心：“我再找连长谈谈。”那天晚上，指导员来到知青宿舍，他关切地嘱咐我：“连长同意让你探亲了，你快去快回，可别超假犯纪律啊。”其实，由于政治上所受的压抑，我原打算暂时不回农场的，但为了指导员的这句话，我如期归队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建设兵团已改回农垦局，连队又变回生产队，而来自广州的知识青年这时开始忙着搞回城了。我们生产队终于有了几个招工名额。为了争取名额，一些知青四处活动，有找队长说情的，有到场部找关系的，有的还让家里寄钱用来买礼物打通“关节”。

礼物也送到了指导员家里，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请送礼的人坐下，严肃地对她说：“我是党的干部，从来不习惯要别人的东西，请你拿回去吧。我想，你也不希望我为了这些东西而违反原则。”他还耐心地给她讲了一番大道理。

送礼的人走了。后来，这份礼物连同另一份一起，出现在队长夫人的面前。再后来，这两份礼物要走了一个招工名额。

因队长的专横以及对知青问题看法上的分歧，指导员以“身体不好，不适宜当领导”为由打报告提出调离，场里尊重他的意见，把他调回场部做一般干部。队里的知青们默默握别他们尊敬的指导员。从那以后，由于交通闭塞的缘故，我们很少听到他的消息，直至离开农场。

十六年后，我们重返农场“探亲”，专程到指导员家探望他。指导员现在的生活挺不错，身体比以前好得多，人也发福了。只是当他说话时，仍带有那种有点羞涩的微笑，使我们想起了当年的指导员，更使我想起他那次看见我急忙转身要躲开的样子。提起这件事，指导员不好意思的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