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话，对于新生代的年轻人尤其是城市的孩子来说，不外是“吃什么、如何吃”，色香美味俱全而已，而“追着喂、哭着吃”则是现代人养孩子司空见惯的现象，他们很难体会到饿肚子时那种无助的滋味。

1968年，我刚来到农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缺油少盐，几个月闻不到肉腥，特别是青黄不接的日子，连青菜也少见，整天饿的慌。杀猪那天，简直就成了重大节日。由于肚子饿，大家看到吃的，眼珠子象是被“抠”了出来。上山的时候，经常有人说去“方便”，就去偷番薯或木薯等，然后就地挖坑，上面铺上木柴、干草之类“煨”来吃。而偷青菜，偷甘蔗或西瓜等那简直是家常便饭。

那是个愚昧的年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却不讲人民生活，尤其是边远地区，连最低的生活标准也保证不了。已是“馕”中羞涩，恰逢神州大地掀起“忆苦思甜”。大年三十晚上,我们生产队却搞起了“忆苦餐”。男女老少一百多口人在饭堂门口排队。唱过《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每天必唱”的歌之后, 每人分配一碗没有油星的野菜和一块糠饼，这是我们“年饭”的全部内容。当时队长还“严格”规定：吃完“忆苦餐”,回去不准做东西吃。那糠饼是和水干贴的，糠渣和鸡糠一样粗；野菜是连根挖的，又苦又涩，怎么下咽？就这样，我们知青只有任由自己的肚子“吵”到大年初一。而老工人都有自己的小伙房，“忆苦”后可以关起门来“思甜”。有些知青不相信大家都那么“听党的话”，悄悄去“巡视”，发现老工人的伙房门都关得紧紧的。一个最调皮的男知青还特意到队长的门外偷听，隐约听到队长一家也在“思甜”。 

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知青正在自己搭的小伙房里闲聊，从外面跑进来一只大公鸡，一个男知青本能地把鸡抓住了。怎么办？已经有两个月多闻不到肉腥了。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我们一致裁定把鸡“就地处置”——煲鸡粥。虽然我们觉得“偷鸡摸狗”并不光彩，但我们实在是太饿了。大家只好说，连“自来鸡”都不要，那就太对不起上帝了。兴高彩烈的我们分工合作:杀鸡的杀鸡，淘米的淘米，生火的生火。鸡粥熬了一大锅。碗刚摆上，有人进来了。他耸了耸鼻子，走到锅边一看:“好香啊！这是什么粥？”我们一下子想不出如何回答，面面相觑。一位男知青急中生智，说是鹧鸪粥。“太好了，我就爱吃鹧鸪粥。”刚吃了几口，他翻出了一只鸡脚。“这是什么？有这么大的鹧鸪脚吗？”我们几个女知青汗都出来了。还是那位男知青镇定:“这是瘟鸡，我们怕你不敢吃才骗你的。”“啊！”来人大叫了一声，嘴里满满的一口粥吐了出来:“我最怕吃瘟鸡，一吃就吐。”说完，他急急的跑出去“翻肠子”去了。他走后，我的心还“砰砰”直跳。

    那时候吃东西一点也不讲究，能吃就吃，连小猪崽也不放过。那时不兴“烧乳猪”，因为刚出生的小猪是没有人吃的。我们知青却不管这些。有一次，全队人员集中在队部礼堂学习政治，队长在聚精会神地读报纸。没多久，男知青们相继溜了出去。原来他们“偷”了一头刚出生不久的小猪在知青宿舍里杀来吃。后来队长发现男知青的坐位空了一大片，心想，就算“方便”也不可能一起去啊。于是，他把报纸交给队副朗读，自己径直走去知青宿舍。“望风”的知青远远看见队长走来，喊了一声“队长来了！”就脚底“抹油”了。宿舍里的人慌了，拉过一个知青的皮箱，把里面的衣服胡乱一倒，然后把刚杀的小猪往里一扔，盖上。他们还怕不“保险”，让一个知青干脆躺在旁边假装肚子痛，把箱子遮挡住。其他知青装作解手，分头“逃窜”。最可笑的是有个知青怕从门口走来不及，连忙跳窗出去，谁知却差点与迎面而来的队长相撞。他喊了一声“队长！”就三步并两步地朝礼堂跑去。队长走进男宿舍转一圈，询问了一下“病人”的情况，见人都走光了，才回去礼堂继续读报。

    除了地下种的，地上养的之外，天上飞的也进入了我们“囊括”的范围。没有枪打飞着的鸟，就去摸鸟蛋回来充饥。有一次，有知青发现一棵高高的树上有个鸟窝，里面有鸟在孵蛋，他们决定晚上去“摸营”。听说摸鸟蛋不能打手电，摸黑掏才不会被发觉，于是他们摸黑靠近那棵树。走到树下，一个高大的知青蹲下去准备给别人当“奠基石”，谁知拿手电筒的不小心摁开了手电，手电光直射鸟窝，在强光下，只见一条黑白相间的毒蛇正在吞咽着鸟蛋。“蛇啊！”那知青大喊一声，掉头就跑，手电筒也不知扔到何处，其他人也拔腿而逃，一直跑回宿舍才停步。据说，他们的逃跑速度肯定打破世界纪录。一个打赤脚的知青几天后还心有余悸。他说，逃跑的时候，脚板分明感觉踩到一条滑滑溜溜的东西，不是蜈蚣就是蛇，只不过落点一闪而过，就算是蛇也来不及掉头。从那以后，他们再不敢去掏鸟蛋了，宁可饿着肚子等待下一顿。

    时至今日，饿肚子的滋味已荡然无存，但这山珍海味的感觉却远远没有那时候的猪肉、青菜那般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