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长时间没戴手表了，那天，我说想买个新表戴戴，先生便欣然随行，做个参谋。我们乘车来到市内，这里有一溜儿大小店铺，手表柜台是少不了的。我们看了好些柜台，想挑个款式好的，又小巧玲珑的。先生说，还是买个机械表吧，虽然不太精致，但耐用，你以前买的那几个电子表，用了没多长时间就都扔在家里了。想想也是的，便买了一个机械表。几个月后，我又嬉皮笑脸的对先生说，我想买个石英表，那机械表不够精致。先生摇了摇头，陪我上街了。这一回，我挑了个黑色玻璃面的石英表。

回到家里，我们对着那一堆新旧手表，感慨良多。我们又回想起了那过去的岁月……

那时侯，在我们当知青的生产队里，只有三个人有手表：队长和两个大班长。为什么称为“大班长”呢？那是因为他们是解放初期进农场的老工人，又当了十几年班长。由于他们三人的老婆也是老工人，所以家境比较“富裕”，买得起手表。当时的手表一般为120元一只，而我们知青的月工资只有24元，老工人37元，其他工人约29元。我们就算不吃不喝，也要5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只表，更何况，我们还要存钱探亲呢。

生产队出工是分班进行的，很多班长没有手表，便自己想办法看时间。有的班长把家里的闹钟带上工地，没有闹钟的便凭经验估摸，肚子饿了，干累了，也就差不多时间了。要是分散在附近干活，有表的生产班就会很自豪的长喊一声：“呜……”其他班的人便跟着他们收工。中国人是很讲究面子的，于是，其他班长也想方设法节省钱来买个手表，然后不无自豪的戴在手上。为了防止搞花，一些人用手巾把表扎起来。

我的班长是个“有表阶级”，他不会象别人那样把手表藏起来，或用手巾扎着，而是端端正正的戴在手腕上。我们都喜欢跟他上工，因为不会因瞎估摸时间而延迟放工。只见班长很气派的把左手举起，往眼前那么一伸，然后中气十足的喊一声“够钟！”工地上便立即欢呼起来，“呜……”“呜……”的喊声此起彼伏。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们知青觉得度日如年，时间是在一分一秒中数着过的。所以，只要跟着班长出工，我就会不时的问他：“班长，现在几点了？”班长初时很有耐性，又是很气派的把左手往眼前伸一伸，然后把时间告诉我。问多了，班长有点不高兴，说干活吧，时间还早着哪。我便不敢再随便问时间了。

后来，有知青买手表了。说买也不对，其实是家里人给买的。不管怎么样，这是“大件事”，很快就会传遍整个生产队。在当时，手表可是一件贵重的“家产”啊。记得那时有个男知青家里给他买了一块“上海表”，这可是名牌货，又是队上知青中第一个“有表阶级”，真是羡煞人了。队里有个女知青因此十分“崇拜”他。一天晚上熄灯后，我们躺在床上聊天。那女知青实在忍不住了，在我们面前称赞那男知青家庭条件好，人也长得不赖，是个理想对象。最后还感叹地说：“啊呀，他还有一块手表！”

我和我的先生是同一个生产队的，当时还未谈婚论嫁。他的弟弟参加工作了，也想买只手表。可他妈妈说，买表可以，但要先给大哥买。于是，我先生便也成了“有表阶级”。队上有个男知青很想试一试戴手表是什么滋味，便问他借去戴几天。一天，他们在井边打水，不小心把手表掉进井里。这下子问题大了，拼死也要捞上来。水井很深，几个人轮着下去，都到不了井底。后来，还是我先生潜到水下，把手表摸了上来，幸好里面没有进水。之后，不知怎的，我和他竟分配到了一个班，还经常分配在一起干活，我们便有了说不完的话题。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那只手表。这可不是因为贪慕虚荣，而是随时可以知道时间。有时觉着时间已过了很久，一问，才只过了十来分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一起劳动时，便觉得时间走得太快了。……

事过境迁，现在戴手表已不算一回事了。二三十块钱的手表满大街都是，而且款式多种多样，使人目不暇接。手表已成了一种装饰品，连幼儿园的小孩也嚷着要戴手表，尽管这些小家伙还没学会看时间。随着手机的兴起，人们开始连手表都懒戴了，手表在生活中逐渐变成可有可无。时代在不断进步，那以“单车、手表、收音机”为家庭重要财产的时代永远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