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力是我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我与他相识是由于我舅舅的关系。自六十年代初亚力他们全家从香港迁回广州之前，他的父亲和我舅舅既是生意上的朋友，又是至交，常来常往。后来，他们定居在广州长堤，亚力的父亲进入机关单位，吃上了“皇粮”，加上在香港时的一些积蓄，生活挺惬意。舅舅每次从香港回广州，都与他们相聚，也一起外出游玩。于是，我和亚力便有了接触的机会并渐渐相熟了。那时候，亚力很怕生，白净脸盘上镶着的那双大眼睛，总是害羞的垂下来。不过，他和我还挺谈得拢。
有一天，我和亚力正说着话，舅舅笑眯眯的看着我们，逗笑着问我：“亚力给你做男朋友，好不好？”那时我们才十一、二岁，受的是“正统”教育，听不惯这一类话题。我有点不高兴，说舅舅“为老不尊”。舅舅笑了起来，还要说下去，我便气呼呼的跑开了。
又有一次，我们乘坐人力三轮车从越秀公园回来，要到泮溪酒家吃饭。亚力和我还有舅舅三人同乘一辆。那天，为了显示我们大陆学生的精神生活要比香港的优越，我特意在白衬衣领上配上一条鲜艳的红领巾。我和亚力无拘无束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我们谈起了学校，谈起了学习，谈起我申请加入少先队的那种无形压力下的“艰辛”（因为我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在班主任的多次要求下，直到小学四年级，学校才勉强批准我入队），我甚至为此而感到无限的自豪。舅舅见我眉飞色舞的样子，忍不住又插上一杠子：“你们俩真是很合适的一对。”这一次，亚力脸红了，马上停了嘴，没再吱声。我却在三轮车上跳了起来，使劲打了舅舅一下，说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脑袋里净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舅舅哈哈大笑：“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怎么就资产阶级才有呢？”我自然不是舅舅的争辩“对手”，干脆撅着嘴背过脸不理他。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到目的地。
经过那次以后，我和亚力见面，都觉得有点不太自然，话也没以前多了，尤其是当着大人们的面。亚力的母亲看见我，满含笑意的眼睛里好象有一种深意，她有意无意地和我聊天，还邀请我和妈妈到他们家里坐。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香港“资产阶级”的舅舅基本上与我们断绝了联系，我和亚力就再也没有接触过。不过，通过亲戚朋友，也不时听到他们家的消息。
听说亚力的父亲被“造**派”抓走了，罪名是“香港回来的潜伏特务”，“里通外国”，最终被迫害死了。剩下孤儿寡母的他们，没有一个单位敢接纳，妈妈没有工作，身体也不好，妹妹又体弱多病。坐吃山空，香港带回来的积蓄已用得七七八八了，只能靠亲友接济，吃了上顿没下顿。亚力初中没毕业，就被迫上山下乡去了海南岛。
那一年，我也上山下乡去了雷州半岛当知青。身为“黑七类”子弟的我不时遭到“革命小将”的鄙视，心里感到十分辛酸，不免想起了与我“同类”的亚力和那时候我们的天真烂漫。
七十年代初，我回广州探亲，特意去探望了亚力的母亲。一见面，我几乎认不出她来。才40出头的她已头发灰白，皮肤皱巴巴的，拉着我的双手瘦骨嶙峋，只有那双慈祥的眼睛仍透出当年的风采和文雅。才见面，喜出望外的她就连忙告诉我说，亚力也从海南岛回来探亲了，刚上街买东西去，很快就回来的。她让我留下来，吃过饭再走。我被她的热情搞得不好意思，却也想看看亚力变成什么样子了，便留了下来。
聊天中，我只敢问一下他们的近况，生怕触动了伤心事。亚力的妹妹紧紧靠在妈妈身边，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却一声也不吭。约一个时辰后，我告辞了，亚力的母亲仍拉着我说，别走啊，亚力就要回来了。这么一来，我竟浑身不自在起来，坚持要走。他母亲拉着我的手，送了一段路。走了好远，当我回头时，还看见她站在原地，向我挥挥手，头上的白发被风吹得一飘一飘的。一股辛酸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亚力一家，也没有见过他。然而，他们一家那善良、好客、优雅的举止，仍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