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生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女知青，比我晚下乡两年。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不到两年，就借回广州探亲之机，永远地离开了农场。其后，她花了几年时间策划偷渡香港，三次被抓回来，第四次却成功了，终于落户香港。春生的传奇经历曾在我们队里，尤其在知青中流传了好一段日子。

广州有句老话：“东山少爷，西关小姐。”意为住东山的人家有钱，住西关的姑娘漂亮。春生虽然体型微胖，但鼻子笔挺，两颗微微往外翘的门牙使她看起来总是在微笑，特别是那双不大不小的眼睛风情万种，很能吸引异性。所以，不管她走到哪里，总有追随的眼睛。

当时的知青思想比较左，近乎男女授受不亲。谈“对象”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有一对知青半公开谈恋爱，人前背后便被人戳“脊梁骨”，说他们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他们几乎成了异类。

春生来队后，根本不管那一套，她伶牙俐齿，总是有说有笑，嘴里还时常哼着曲子。她最喜欢唱的是苏联歌曲《红梅花儿开》，歌声里充满深情，也许她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吧。她那不羁的举止谈吐一时成了大家谈论的话题。

春生和我比较投缘，接触时间不长，我们就成了比较要好的朋友。她比我小两岁，却象大姐姐似的护着我。因我是“黑七类子弟”，在队里抬不起头，她就帮我出主意去对付队长的刁难和别人的欺侮。由于她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别人也不敢对她怎么的，连队长也让她几分。

后到的这一批知识青年刚到生产队，队长就马上召集几个“出身好”的开会，说我的父亲是阶级敌人，我家还有海外关系，让他们随时注意我的行动，有蛛丝马迹就向队里汇报。春生很同情我，悄悄把这事告诉我，叫我多加注意，以防万一。她还告诉我，她妈妈家庭成份是地主，但她填表时隐瞒了这个情况，为的是保护自己，使自己的日子好过些。

春生敢想敢做，很有个性，在当时来说确实很出格。她从家里带来一个收音机，一有空就塞上耳机摇头晃脑。有一次，她听得来劲了，走过来把一个耳塞塞进我的耳朵，天啊，是海外电台的靡靡之音！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个台湾男歌星唱的时代曲。我的脸开始发青。她讥笑似的看了我一眼，说我大惊小怪：“一天就三步曲：开工——吃饭——睡觉；一日就两首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年就那几个样板戏，你就不觉得单调？”

她的一番话给了我很大刺激，还没接受过来，更大的刺激却来了。队长在大会上不点名批判：“有同志反映，有人戴着耳机收听反动电台，这是政治问题，要追查的！”我如雷轰顶，想去队长那里解释。春生却镇定自若：“傻女，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又没点你的名，管他呢。不过，以后小心点，别再给人抓住话把。”我诚惶诚恐地等着捱批，食不甘味。几天过去了，正如春生所料，没有事情发生。

知青生涯仍在继续。繁重的劳动，单调的生活，没完没了的大会战，还有那前路茫茫的绝望，使知青们十分消沉，可又没有出路。这时，春生悄悄告诉我，她要回广州探亲，但不打算回来了，她不能把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埋葬在这片黄土地，她准备偷渡香港。过了几天，她真的走了，从此再没有回农场。临走前，我把自己多年来辛辛苦苦存起来的几十元旧版钞票托她带给我妈妈，我怕放在农场不保险。

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春生的消息，也没有知青见过她。我担心她的计划，更担心她的安全，传闻不少知青都死在偷渡途中，有的丧身海上，有的弊命于哨兵的子弹下。听说邻队有个女知青就在偷渡时淹死了。百无聊赖中，我们几个知青偷偷玩起了“碟仙”（一种算命的玩艺），我们“求助”神灵找出路，问前途。我也顺便问起了春生。“碟仙”“回答”她还在广州，偷渡时被抓了回来。我们惊诧不已。

我回广州探亲时，特意去看望春生。她变了，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使她深沉了很多。她告诉我说，她曾偷渡三次，都被抓了回来，现在“休整”，过一段时间再继续去“拼搏”。她抱歉地说，我托她带回来的那几十元钱被她用来“打点”帮助偷渡的“蛇头”，还远远不够。我虽然有点心疼，但只能安慰她用了就算了。两个月后，春生再次“出发”，以后再没有她的消息。我也因为生活问题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其他。

十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去给春生父母拜年，得知她住在九龙，已做了五个孩子的母亲。我的心不禁涌上一股难言的滋味。为了脱离苦行僧似的知青生活，春生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奔向她心目中的伊甸园，却仍奋力挣扎在那物欲横流的世界。人生就如此，万变不离其中，只不过生活方式不同罢了。

两年前我去香港探亲，特意去九龙寻找这位青年时的伙伴，却“摸”了“门钉”，被她的邻居告知早已搬家。迄今为止，我仍未见到她。

二十几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春生，她使我想起那一份情谊，还有那一段蹉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