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病得急走得也急，不知不觉已近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时重现在梦里。

解放那年，父亲满腔热血回国建设，经历了几十年的磨难，才刚刚看到祖国改革开放的美好前景，才真正享受天伦之乐，他就匆匆地离开了我们。曾说过让他和母亲相伴重游香港；曾央求过他为我们每人作画及书法做留念；曾准备为他买一台遥控彩色电视机让他消遣。可这些却成了我们终身的遗憾。

父亲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自小受到良好教育，曾就读与广州培正中学、香港圣保罗英文书院及知用中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由于日寇入侵，家道中落，他不得已出来闯荡，做过小贩、工人、报社编辑。后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祖国一解放，他就和我们的母亲一道离港返穗，参加新中国建设，并动员爷爷奶奶回大陆。回国不久，爷爷因曾任“国大代表”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郁郁而死。这并没有影响父亲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他忘我地投身到工作中去，还自学英、日、俄三国语言。

父亲待人真诚，遇见熟人，脸上总带着孩子般的微笑。五十年代初期，父母二人的工资都不高，但却要维持一家七、八口人的生活，包括奶奶、姨公和一个舅舅，还要支付较高的房租。但他们却几年如一日地担负着这个重任。为了帮助朋友，父亲曾不惜把家里唯一值钱的物件——手表卖掉。有一次，祖母病危住院。为了交押金，母亲翻遍了家里的东西，想找一件稍为值钱的物件变卖，好不容易翻出一套质量较好的西装，便交与父亲拿去典当。在赶去医院的路上，父亲遇到了一个同事。同事说他的老父亲得了急病，急需用钱，并问能不能借一些钱给他。父亲听了，毫不犹豫地把典当西装的二十元钱全部给了同事。母亲在医院门口盼来了父亲，钱却没有了。母亲只好东凑西借为祖母付医药费，最后还写了欠条每月从工资扣还，才解决了难题。

1958年，父亲以“莫须有”罪名打成“右派”。做了几年的“阶下囚”后，具有大学文化水平，懂得三个国家语言的父亲，便不再与笔为伍，在街道做了近十年的“苦力”。“文革”期间，父亲又被赶到边远山村落户了五年。直至1978年平反才重新安排工作。其时，父亲已届退休之年了。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父亲没有颓丧。1984年被选为政协委员后，他更是加倍地工作，好象要弥补浪费掉的时光，经常伏案工作直至拂晓。

父亲遭受了多年的磨难，却从不因受尽委屈而改变自己的信仰。下乡期间，他不让我们离开祖国，要求我们安下心来为国效劳。那些年，我们全家四散东西，我在湛江，弟弟去海南，妹妹则跟着被赶到边远山区的父母流落异乡。记得有一年春节，我们全家人终于能在广州的一个亲戚家里团聚。吃饭之时，我和弟弟谈起了知青们的遭遇，以及不正常的现状。这时，父亲插嘴说，党的政策是正确的，问题的症结是人们执行政策时偏离了轨道。我们不同意他的看法，和他争论起来，并表示与其在国内受歧视，不如远走异国他乡。父亲听了，猛的把桌子一拍，碗筷被震得跳起来，把我们吓了一跳。他说：“难道这么一点委屈就受不了？十多年来，我遇到了那么多困难，几次差点丧命，我都没有失去信心。你们想一想，我在香港生长，生活条件也不差，为什么要回来? 就是因为不愿受外国人的歧视。中国富强了，中国人的地位自然就会提高。更何况，受委屈的并不只是我们，我相信天总会亮的。你们这种对现实不满的情绪非常危险。”在相聚后的日子里，慢慢地，我们真正理解了父亲的那颗赤诚之心。

父亲和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是自由恋爱结的婚。初时，父亲家里嫌母亲家穷，兄弟姐妹多，不同意他们来往，曾先后为他介绍了几个富家女，父亲不为所动，有情人终成眷属。被打成“右派”后，父亲为了母亲和我们的前程，多次忍痛劝母亲离婚。他被送“劳教”，连地址也不留下, 母亲多方打听才寻到了他。这时，铁一样坚强的父亲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母亲狠狠地责备了他。那时候，常有一些好心的阿姨要为母亲介绍对象。母亲当时微笑着婉拒的情景使我至今难忘。

父亲是我们的严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从不溺爱。他教育我们做人要顶天立地，堂堂正正，不能有“媚骨”。他在书桌上装祯了一首自己书写的古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并常常以此自律。父亲又是我们的良师，教育我们热爱生活，乐于助人。他自己毕生孜孜不倦探求学问，并指导我们学习文化知识。英语、日语、书法、写作、剑术、拳术......都是我们研讨的对象。他的好学常为人所称道。

父亲走了，无愧，无憾。怀着痛苦与敬佩的心情，我与弟妹拟写了一幅挽联为父亲送行：

光明磊落铮铮忠诚骨

满腔热血拳拳赤子心

相信我们吧，父亲，我们会在生活的激流中找到自己的座标。

愿父亲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