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艺报社、宁波市委宣传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浙江省作协联合主办的海飞长篇小说《回家》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在发言时说，自己曾经对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有过担心，以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前辈作家的苦难体验，特别是没有农村生活的磨炼，很有可能导致他们的创作缺乏深度，只能一味地迎合当下城市化的大势。但通过阅读以海飞为代表的一批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他发现，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新生代作家重塑历史的冲动没有止息。 雷达认为，新生代作家书写历史，有着新的叙述角度，在对历史的理解上也与前辈作家不同。他们更加注重挖掘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并以饱满的文学形式加以呈现。以往作家对历史的书写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只有阶级性，少人性，注重显意识，无潜意识，只有单一性，无复杂性，倡导理性，而感性缺席。新生代作家对此展开了全面的突破，并大有进步。他们的创作不再模式化地聚焦政治的分野和道德的善恶，而是转向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多面孔，这成为新生代作家的集体性追求。
这几天，亚信峰会正在中国举行，上海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范。随意行走，人们已经很难区分这里与纽约、伦敦的区别。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都市里成长的一代人对这种变化更有切肤之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进步，也必须承受相伴而生的“城市病”。因此，在他们写下的关于城市的作品里，就常有诱惑与抗拒并存的态度。上海作家可以算得上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创作从城市化中受益，也因此产生焦虑和困惑，其经验具有普遍性意义。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三届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有许多已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与会，如周嘉宁、小白、路内、蔡骏、甫跃辉、黄昱宁……他们不只属于“文学圈”，在图书市场上也很受欢迎，尤其受青年读者的青睐。这大概因为他们的写作视野广阔，笔下的都市经验更能引起共鸣。记得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以后中国写城市就看你们的了”，这话当然有戏谑，想想也不无道理。破解城市文学之困，真的要看这一代作家的表现了。一个有世界眼光的写作群体查阅这些青年作家的履历，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一边写小说，一边翻译别人的作品。今天是作者，明天又变成了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迷走·神经》的BTR，同时翻译了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周嘉宁除了写小说，还翻译了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写在身体上》和米兰达·裘丽的小说《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胡桑除创作诗集《赋形者》等，还翻译了辛波斯卡诗选《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等。写《六翼天使》的于是，同时也出版了《穷途，墨路》《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等译著。而另一位作家小白懂几种外语，他在发言中从“小说”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的词根讲起，谈到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小说传统。这么多的作家，既能写小说，又能翻译小说，他们可以站在“世界”上写作，这的确是只有上海才有的现象。所以，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他们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写作群体”，并相信“他们能为都市经验的表现提供很多创新因素”。李敬泽说，上海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城市，它以宽广的胸怀接纳来自各地的青年作家，使他们对城市、国家、世界都有更清醒自觉的认识。这些青年作家精通外语、视野开阔、感觉敏锐，这是在上海写作的独特优势。他们能为都市经验的表达寻求新的可能，能为中国文学带来创新元素。既是作家又是译者，翻译别人的作品同时会影响自己的创作。BTR以自己的经验讲述了翻译对创作的影响。他认为，翻译是很好的语言练习，译者要费心思找到恰当的对应的词语和句子，还得细读原著，掌握它的语言风格。原著的风格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译者的创作，比如节奏的掌握、语感的契合。但在翻译和写作史中，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美国作家莉迪娅·戴维斯翻译普鲁斯特的作品，但她自己写小说时就不会写普鲁斯特式的长句子，而更偏爱短句子。黄昱宁更多时候是在做翻译，也写随笔，目前她已经翻译了近10部作品。她说，“将原文转化为中文的过程，既不断刺激我在创作中的表达欲，有时候也会抑制我的表达欲，这两种互为反向的力量究竟哪个更强大，还是势均力敌，这常常构成困扰我的问题，因为好的文本接触太多以后，我会觉得写下什么都是错”。脱离开自己的写作，她认为翻译文学应该比原创文学“快半拍”，要能刺激原创文学的发展。作为译者，他们把世界文学带给读者；身为作者，他们融化这些资源，写下自己的作品。评论家木叶说，创作本身是一个人的事儿，你所喜欢的大师和经典文本都无法替代你的哀愁、疯狂与痛苦。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一个优秀的作家，最好能够把自己的时代翻译出来，把内心那些幽微的声音翻译出来，再简单一点就是把自己的高尚与龌龊、勇敢与懦弱都翻译出来。”变得太快，城在哪，我是谁一说写城市，就难免要拿乡村作参照，一比就显出了城市文学的弱势。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和市民文化。在上海的这些青年作家以及和他们类似的同代作家，恰恰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在写都市的过程中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几乎每一天，城市都在变化，迅速到让人无从把握。面对高大的要失去界线的城市，看不见自己，找不到故乡。生在上海也去过其他城市的周嘉宁，把空间分为“城市”和“非城市”，因为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几乎是一样的，它们拆了又建，越来越相似。城市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和规范的标准，这让她陷入写作的焦虑：一切都太符合规矩，她和其他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太相似了。这让写作丧失了生命力，写作本身也变得规矩起来，这时候她反而羡慕那些在乡镇生活的人们，渴望那里惊心动魄的故事。“城市让我眼花缭乱，当我描述一座城市的时候，我觉得如同盲人摸象”。尽管生活在城市，但作家三三觉得，自己无法概括一座城市。变化太快，人们拥有太多渠道了解超负荷的信息，最后每个人选择自己认可的捷径，孤独地走自己的路。如果其中有共鸣的话，更多也是对孤独的共鸣。这种感觉在作家甫跃辉的小说《巨象》里也有表达，主人公李生一次次梦见巨象的身躯、脚掌、呼吸，越来越频繁。评论家黄平用这个意像来解读作家与城市的关系。他认为，作为城市的外来者，郭敬明们用消费主义的逻辑消解了与城市的紧张感，而甫跃辉们则选择以这种方式去反映焦灼。城市文学书写需要的是社会史的写法，年轻的写作者应该思考，能不能写出更大的意义。评论家金理谈到，现在青年人的写作需要爆发一种精神力量。这就像评论家吴亮说的，“现在的文学批评需要荷尔蒙”，其实，文学创作同样如此。金理说，上世纪末，青年人有冒犯和改变城市的意愿，而现在这种力量似乎弱化了，变得暮气沉沉。或许，只有在青年人可以正视他的自由、欲求、情绪和自己的精神能量的时候，才会诞生真正的青春文学以及青年人的城市文学。在作家王若虚的眼里，城市写作的重点应该是城市中的人，尤其是人和人的差异，个人、阶层、群体的差异。他想写一部小说来表现这种差异，他曾发现在一所初中里，本地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被区分对待，老师甚至不允许他们在一起玩儿。这就是城市内部巨大的差异性，人与人之间常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产生微妙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存在着城市的生活价值与生活意义。城市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这不是一道容易解答的题目。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数目众多的中国人进入城市并开始在城市里生活，这种新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方式需要文学的记录和表达，尤其“城中人”的状态更需要关注和书写。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上海都可以被视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样本，因此，探讨上海城市文学的书写经验，会为更大范围内的城市文学创作带来启示和思考。新一代青年作家们在书写城市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优势，有自己的城市坐标，又可以放眼世界，假若他们能把这种优势同对“吾土吾民”的认知和情感融为一体，相信城市文学的突破，必将有赖于这一代人的创造。
已故作家贾大山近来颇受关注，当然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旧作《忆大山》的发表有关。我以前没读到过这篇文章，这次读来感动不已：完全没有尊卑、高下、官民的隔阂，完全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是心与心的赤诚相对，是人格与人格的欣赏，是对人才的由衷尊重，令人想到高山流水谢知音般的境界。习近平总书记为贾大山三次落泪，我读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也是眼热心酸。文中没有提到对贾大山小说的具体评价，但我以为他必然是赏识的。贾大山的短篇小说在今天仍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却也是真的。这其实是我一贯的看法。2003年由我编选的《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曾三次印刷)就收了贾大山的短篇一束，包含《莲池老人》《老拙》和《傅老师》三个短章。2009年由我主编的《新中国文库·短篇卷》又收了他的《干姐》。铁凝在新近出版的《贾大山小说精选集》的序言中说，贾大山把目光伸向了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他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愚钝的聪慧、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这是很中肯的评价。在我看来，贾大山小说的本真美是存在的、深藏的，任何表面的价值和时髦的风尚都掠不去它。艺术并不与时间同步。当年，我接触到贾大山最初一批作品，如《取经》《三识宋默林》《中秋节》《分岐》等作品时，就感到他的创作是有传统作依托的，较多地保留了某些前辈作家看取生活的眼光和审美趣味，具体说来，就是“白洋淀派”和“山药蛋派”的综合影响。尽管流派的研究者们一般把“白洋淀派”和“山药蛋派”分开，说“白”更浪漫，“山”更土气；“白”擅写青年女性，“山”长于刻画老农；“白”更抒情，“山”更写实等等，且不无一点道理，但我仍然认为，它们是同一历史条件下、同一大气候、同一生活土壤上长出来的艺术果实，离不开北中国特有的气候、土质和农民革命的大背景。说贾大山的前期创作像“赵”(树理)，后期创作像“孙”(犁)，大约不是无稽之谈。他前期创作的思想意蕴其实是很集中的：强调恢复实事求是作风，婉讽假大空和极左思想，批评唯上、唯文本是从的僵化，赞扬脚踏实地的干部作风。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使人联想起《李有才板话》中的那个“老杨”。在贾大山的创作中，罕有荒诞、变形、魔幻等繁复的手法，它们多以素朴、明快、简洁的面貌，按生活的本来模样呈现出来，更多地显露出生活自身的美。凡是被横流的物欲、浮华的世风所眩惑的人们，尽可以到贾大山的作品里去恢复一下感官的清新，结识几个未遭涂污的灵魂。例如《花市》，主人公是个叫蒋小玉的姑娘，她上市卖花而购者甚众，说明“原来乡下人除了吃饭穿衣，他们的生活中也是需要一点花香的”。作者敏锐感悟到，买花人并不都懂得花，理解花，仍有种种龌龊和低俗，在败坏花香四溢的空气。作品不但写出了姑娘花一样美好的心胸，也映照出人心的移动，世道的转换。应该看到，从《取经》到《梦庄纪事》系列，贾大山突破了原先较狭窄的观念束缚，完成了创作上的一次飞跃和蜕变。这个系列的作品显得格调深沉，韵味悠长，不露声色，于平易中显深刻，于素朴中见浓度。它们大多是对往事的追忆，也有写当前现实的，给人的感觉是，它们经过反复含咏、体味和咀嚼，是作家心灵中的财富。梦庄者，结想为梦，与心徘徊之意。这组作品与作家原先恪守的忠实的再现性已不同，它具有再现中的表现、写实中的写意特色。例如《花生》就深受好评。人们大多是从对极左路线批判和控诉的角度着眼的，震撼于为一粒花生而死的小姑娘，震撼于生命尊严不如一粒花生。其实，小姑娘的父亲，那个永远把小姑娘扛在肩上的生产队长也很值得注意。他一听到要动用花生，就牙疼似的吸气，反复强调要保证给国库上缴，申明“吃油不吃果，吃果不吃油”。他最心爱的小姑娘偷吃花生，被他猛击一掌，花生卡在喉咙，死了。试问，这是个冷酷至极的人吗？当然不是。这是一个极深刻的精神的悲剧。梦庄纪事中的那个“我”，不再是单纯的故事叙述人，而是与农民共思考、共反省的人物，体现了作家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强化，有研究民族性格的指向。在《俊姑娘》里，俊姑娘是个长相漂亮的女知青，刚到梦庄，村人视为珍宝，还说她的俊气能降疯魔。时日一长，她得了“小白鞋”等三个外号，形象就不佳了。长得漂亮成了罪恶，她爱唱歌、爱写信，全成了不可饶恕的缺点。由于她比别人多了个“漂亮”，在其他方面都得比别人少点什么才行。直到她因劳动被砸伤了腿，处境才有所好转。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与这种无情的解剖相联系的，是一部分梦庄作品抒情性的强化。那不是肤浅的歌吟，而是深沉的、带点忧郁色彩的感发。由于能进入人物心灵的深层，作品荡漾着无名的感伤。像《干姐》就是具有如此品性的作品。我们还应注意到，贾大山一贯重视磨砺自己的“白描”功夫，也即去粉饰、勿卖弄、有真意的写法。他的作品看多了，发现写法也许有些单调，但就他经营的“田园”而言，其表现方式却是非常契合的，犹如一个衣着朴素、式样合体、不施铅华、身材健美的农家少女。不少文章都说，贾大山是可以背诵自己的小说的，可见他用心之深，打磨之精。“简洁”曾是短篇创作中备受推崇的品格，贾大山因“简洁”而独树一帜，可是现在的短篇创作中却有一种繁缛和冗长之风。缺少提炼的故事，读来沉闷无趣，无节制的长句子正在胀破短篇的艺术限制。回头看贾大山的短篇，超过万言的极少，这在今天尤显难能可贵。
1998年7月，河北省文联主办的《当代人》杂志刊发了习近平同志撰写的、回忆我省著名作家贾大山的文章——《忆大山》。这篇文章发表时，习近平同志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他回忆了在正定工作期间，与大山先生怎样相识、相知、相惜。细细读来，这篇文章情真意切，朴实真诚，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一种真情厚谊。于细微处见精神，这篇文章让我们了解了认识了一位淡泊名利却敢于担当的优秀作家，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习近平同志心系群众的情怀。大山先生因病逝世后，习近平同志虽然已经离开正定、走向了更高的领导岗位，但他仍然亲笔写了这样一篇发自内心、重情重义的忆旧文章。其字里行间无不充盈着作者对故人的怀念、对贤达的尊敬、对艺术家的尊重、对文化的重视。文中所流露出的心贴心的殷殷情谊，既是与大山同志挚友间如水般的感情，也是习近平同志对艺术家发自内心的尊重。文化是国家的灯塔，是民族的灵魂，如今的中国正在全速前进，我们需要一个指引、一个方向、一种给予信心的力量。十八大以来，中央会议、政治局学习均多次研究推动文化建设、着力提升软实力。重视文化事业，充分发挥文化在推动社会发展与促进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在习近平同志的施政理念中一以贯之，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近三个月以来，习近平同志四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增进社会认同，扩大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力量，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就是营造尊重差异、宽松和谐氛围，支持鼓励思想文化领域的创造性发展，大力激发社会思想文化活力。文联作为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承担着团结凝聚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力量，以此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责任。凝心聚力，核心是做好“人”的工作。我们一直致力于把各级文联建设成为温馨和谐的文艺家之家。如何更好服务艺术家、更好服务于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壮大，习近平同志通过与作家大山先生的交往这一点小事，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与艺术家交朋友，要怀着一颗真诚的心与之交心。文化艺术部门的每一位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面对艺术家时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少一点官气，多一点文气，少一点颐指气使，多一点谦虚尊重，要讲真话，动真情，与艺术家平等而真诚交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加强同知识分子的联系，多和他们交朋友，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在《忆大山》中习近平同志称呼贾大山为“好朋友、好兄长”，还“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这是何等的谦虚与敬重！为艺术家服务，文化艺术部门的工作人员首先要拿出真诚，用真挚的情感拉近彼此的距离。做好文联工作，“尊重”是核心。尊重艺术家，尊重艺术创造，要用满腔真情，一颗真心，真诚关心，为艺术家多办一些好事、实事，致力于培树一支德艺双馨、阵容强大的“文艺冀军”，实现以好队伍打造好作品这一重要目标。尊重艺术家，“真诚”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唯有其诚，行乃实也”，我们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真正达到“联心”、“联谊”的重要目的。文联要认真履行“联络、协调、服务”的职能，始终把为会员、为艺术家搞好服务作为工作的立足点和生命线。要加强青年文艺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办好名家讲坛、研修班、研讨会、笔会等多种形式的学习培训，加大扶持力度，拓宽培养渠道，培育一批优秀的燕赵文艺英才，为文艺事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要进一步推动工作重心下移，推动文联组织向基层单位延伸，向新兴艺术领域延伸。把一些新的文化组织和自由文艺从业者纳入工作范围，广泛团结各领域、各门类、各种所有制单位的文艺人才。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服务机制、改进服务方法。省文联成立的“宣传中心”“法律服务中心”，就是要通过大力开展宣传推介、法律维权等工作，最大限度提升文联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增强会员的归属感、认同感和成就感，把文联建设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温馨的家庭、和谐的集体。古语道：“盛世之风，在崇文也”。我们欣逢盛世，理当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在文联工作实践中，我们要在全省文艺界积极培树“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文艺界价值观，大力表彰奖励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和先进典型，实施“双推”工程，牢牢抓住优秀文艺人才这一无法取代的宝贵财富，以优秀人才培养与推介带动艺术精品生产，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记录时代强音、润泽人民心灵的优秀文艺作品。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与辛勤耕耘，努力做到习近平同志在《忆大山》一文中评价大山先生的小说作品那样，“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作者系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陈俊英教授喜获最佳老师奖 近期湛师日语系迎来了八届同堂的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此次聚会得到学校、学院各级领导的重视，外语院曹志希院长、冯彩莲副书记，日语系陈俊英教授以及所有科任教师都积极参与其中。短暂的几天聚会，不仅凝聚了领导的关爱，更聚集了浓厚的师生情和同门谊。本次聚会中，日语系陈俊英教授荣获了一份特殊的荣誉——最佳老师奖。这份荣誉的特殊主要体现在奖项评比、奖杯制作及授奖都是由毕业学生自主完成。这种别开生面的授奖让我们对陈教授以及日语系师生间的情谊感到十分好奇，基于对这个奖项的好奇，我们一行访问了陈俊英教授，交流心得总结如下： 故事一：教会学生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个人品质“我们要教学生什么呢？”陈教授说她常常反思这个问题。“知识改变命运”，来自农村的陈教授能深刻体会到其中的奥妙，人的家庭背景与教育资源的分布是相向而行的，而湛师学生大多数来自粤西地区，家庭经济情况欠佳，故教会学生如何通过知识的获得改变贫穷的命运已成为陈教授日夜思考的问题。传授知识，陈教授认为，大学的知识是广泛的，既包括专业知识也包括能投身社会实践的阅历知识。为此，湛师日语系在进行人才培养时，遵循学校倡导的“负责任、强能力、善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外，还借鉴日本教育改革经验、日本企业文化和兄弟院校的做法，与日本知名企业及更多的外资企业施行共建，真正做到人才培养与实习、就业一体化。日语系毕业生就业率连年100%，且多就职于世界500强外资企业，就是这种教学模式下产生的积极效应。此外，教育部主管《高教领导参考》2011年第17期，以“地方高校如何培养著名外资企业青睐的人才”为题，对我校日语专业做了专题报道；日语专业办学经验被编入2011年省高校书记、校长读书班文集。当然，日语专业的办学经验也在我校得到推广，2011年还被评为优秀新专业。除了知识能力的培养外，陈教授认为还更应教授学生应有的品质。时下年轻人更应该具有这样的品质：勤奋、诚信与感恩。天道酬勤、笨鸟先飞等给我们诠释的都是勤奋的品质。陈教授常以自己亲身经历鼓舞学生：在农村长大的她刚进北大学习时就感到自己与一线城市学生的差距，但发现差距后没有气馁，而是以刻苦钻研的态度和实干精神投入到弥补差距和提升自己的状态中。陈教授时刻提醒大家，只有扎实地学好专业知识，不断挖掘自己的最大潜力去获取各种技能，将来投身于社会实践去寻求工作便不是一件难事。当然，诚信与感恩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基本品质，日语系师生也非常重视这一品质。目前日语系学生整体上而言，基本上能做到待人以诚，感恩于心。比如，当有老师或师兄师姐或班级个人在QQ群分享一些学习资料或心得时，其他同学紧跟其后都会有道谢的言语等行动。陈教授表示对于学生们这种表现感到十分欣慰。 故事二：合力育人方能辐射到每个学生个体“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如何凝聚所有教师力量群策群力地有效教育每一个日语系学生”也是作为日语系系主任陈俊英教授所思考的问题。打造一支能干肯干的教师团队，一直是陈教授苦心经营的事情。目前，日语系专业教师共11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自成立以来，日语系始终坚持以精读课教师为中心组建教学团队，打造教师+父母+朋友式复合型的教师队伍。教师以父母心待学生、以师长知识教育学生、以朋友的方式与学生沟通，这样以来，教师对学生多了一份责任和关爱，在这份责任和关爱中建立互信互爱的师生关系，这充分印证了日语系老师们的口号：“不让一个学生掉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日语系老师们付出了的各种努力。就陈教授而言，与学生就某个专业问题争执不下，和同学们就前途问题促膝长谈，为学生的困难彻夜难眠等事情常有发生。此外，日语系在对学生教育管理方面也特别重视“学长教育”和“朋辈教育”。高年级带低年级学生学习称为“结对帮扶”，同学间的监督与学习以“学习小组”形式开展，实施组长负责制。一路坚持下来，这种点带面，面促点的教育形式让日语系开始发光发热，同时学生也取得了一定的收获。 故事三：系友会——大家庭文化背景的根毕业生们“人离学校，心不离开日语系”的豪情在本次系友会会上展现的淋漓尽致！放弃五一休假与亲人、朋友相聚休闲的时光，从各地纷纷赶回母校参加“八届同堂”喜聚会；在聚会上关注更多的是日语系的发展以及师弟妹们就业和考试过级的情况；与师弟妹交流时帮助的语句从不离口，“不怕，有师兄师姐在”“有困难找我们，深圳管吃管住”等等都体现了历届毕业生们的关切情怀，这十分令人感动……日语系系友会是在第一届学生毕业时成立，采取终身会员制方式，旨在为日语系师生营造大家庭文化氛围，由在校生大三级大班长统筹，让毕业生、在校生有家可依的同时也为家出力。譬如，每年就业季时，日语系亲亲群（一个既有毕业生也有在校生的Q群）里各种就业信息的提供，各种各样就业帮助的行为层出不穷。当然家的温馨也是无处不在，譬如06级师姐结婚典礼上特别的礼物肯定是羡煞旁人的，由在校生根据以往的资料加入当前元素送去来自学校的祝贺视频等，这种特殊的关怀与爱一直都在延续。 故事四：学生的肯定是老师最大的收获收获，在日语系有很多很多。对于学生来说，毕业时知识满载而归是最实在的收获。一个日语系学生，在毕业时分，既拥有肯定专业能力的国际日语能力1级证书和专业四、八级；又有英语四、六级；还有计算机等级证书、商务管理类证书等等。高质量、多种类的证书是日语系学生的资本，更是创始人陈俊英教授的骄傲。每每提及自己的学生时，陈教授的脸上都会洋溢着骄傲的、幸福的笑容。而对于老师而言，收获，更多的是意味着来自学生的肯定。一个笑容、一句“谢谢”、“老师您辛苦了”足以让陈教授感慨不已。年过花甲之年的她，每每看到学生的进步、成长，对于陈教授来说都是欣喜。在本次聚会现场，看到毕业生们口若悬河地跟师弟妹们分享自己的工作、生活经验，日语系老师无不动容。从事教师行业数十载，所获荣誉无数，但还是第一次从学生手里拿到这种奖项，陈教授激动地说：作为老师，来自学生的肯定就是最高的荣誉，今天我获得了来自学生的诺贝尔奖！ 采访结束了，但陈教授的一番番话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挥之不去。我们被她那份责任心深深打动，看着她诚挚而亲切的眼睛，不需要更多话语，已深深体会到她对学校、对日语专业、对学生的一切情谊。
“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我有一千万吗？没有。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飞。我有翅膀吗？没有。所以我也没办法飞。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所以我并不爱你。”15年前，在网络尚不发达的年代，一本名为《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台湾网络小说红透了海峡两岸，成为华语网络文学的开山鼻祖。书中的经典台词和女主角“轻舞飞扬”镌刻了80后一代的青春文学记忆。15年之后，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作者痞子蔡带着新作《阿尼玛》又回来了。本报记者借此机缘对其进行了专访。尽管成名于网络，然而痞子蔡至今也不认为自己是网络作家，他说，“我是靠纸本阅读的人。”但他也不否认网络对文学生态的改变，“未来在网络上创作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在痞子蔡看来，无论何时写作最重要的还是心态。他说，自己很幸运，能把写作当兴趣，而非职业。1“收费阅读”让网络文学变味了记者：现在写小说，还会先放到网络上，边写边发，写完再结集出版吗？为什么？痞子蔡：这十几年来，我写的每部作品，都会在出版前贴在网络上。而且是全文，一字不漏。我不会说出“欲知结局，请到书局”这种话。将来有天我不出书了(也许过气，也许没人要出，也许觉得出书有困扰)，只要我还写东西，那就一定会放在网络上。我知道作品放在网上会影响书的销量，但我既然自认为不是作家，思考的逻辑便不能把书的销量放得很重。我常觉得读者给我的鼓励或意见，绝非版税可以衡量。我捍卫的不是“网络”这块招牌，而是简单且自由的创作心态，还有跟许多朋友的默契。他们跟我也许只隔一个巷口，也许隔了一座海洋，但只要打开电脑，他们便能读到我写下的东西和心情，随时且随地。记者：如今的网络文学生态和十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能谈谈台湾当下的网络文学生态吗？痞子蔡：台湾也有类似起点中文网的网站，叫POPO网，但上面的作者和读者不像大陆那么多，所以台湾网络作家也不像大陆网络作家每天码字几千字，也没有特别能赚钱的例子。台湾网络作家要能赚钱，主要还得透过出版平面书籍，但畅销的不算多，大陆网络文学相较之下很兴盛。目前在台湾大概是晨羽、烟波、Misa等较具名气。记者：你会通过移动终端阅读网络文学作品吗？阅读哪类作品？痞子蔡：我没试过这种阅读方式，事实上我几乎都是靠纸本阅读的人。我还是习惯传统的阅读方式，拿本书，一个人坐着静静阅读。看的大部分是小说，题材以历史和推理最多。记者：在内地，网络文学多是通俗文学且泥沙俱下。除非成名，普通的网络文学写手生存状态也不佳。能谈谈你对网络文学未来的看法吗？痞子蔡：网络小说刚出现时，很多人甚至不把它当“文学”，当然现在还是有人不把它当文学。没想到网络文学迅速燎原，改变出版和写作生态。自从出版社开始出网络小说后，网络小说就变了。很多写手都会想尽办法吸引读者或出版社注意他的作品，以达到出书的目的。在出版社的商业机制还没进入网络前，网络写手的创作动机很单纯，几乎全是抒发心情的作品。简单说，写手的心态变了，网络小说的样貌因而改变。很多网站也有了“网络收费”的行为，有些网络写手的收入甚至很高，这在当初也是很难想象。未来几年，网络文学的样貌大概和目前差不多，或许会更兴盛点，题材也会丰富点。不过我觉得写作还是需要点时间沉潜和思考，多点思考和酝酿的话，创作的题材和作品成熟度我想会更多且更好。总之网络的写作环境永远在变，只有写作时要用心这件事是不会变的。记者：你认为未来所有的文学都会在网络上创作，在网络上呈现吗？痞子蔡：我不敢说“所有的文学”都会在网络上“创作”，但随着科技和网络更发达便利，在网络上创作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因为未来写作大概都是在电脑、智能型手机、平板电脑等完成，用稿纸写作或许会绝迹。因此只要网络上有适合的平台，作者是很容易在网络上创作。而所有的文学都会在网络上“呈现”，我相信这是很可能的，当然这不意味着书本会绝迹，只是所有的作品都可以有在网络上呈现的方式。2互联网时代文学很难再造流行语记者：内地的读者接触到的你的作品，最早的和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亲密接触》，你自己呢？最满意的是哪一部？痞子蔡：《第一次亲密接触》对我的意义最大，不管以后我写了多少部作品，都不能取代它在我心中的地位。但我最满意的作品是《檞寄生》，因为它的结构最完整，而且文学性也最高。我在写作期间也投入最多情感，里头的情感很浓烈，对读者的感染力也很强。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读者反复读它的次数最多。在台湾有些大学老师甚至把它当成教导大学生爱情的教科书。记者：《第一次亲密接触》里有很多句子成为当时人们口口相传的流行语，现在是不是觉得要写出这种“流行语”更难了？痞子蔡：现在的网络发达程度和十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信息量太庞大，每个人上网吸收的东西差异很大。因此要造成一种大部分人都知道的流行语，很难。即使出现了流行语，存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很快又会被新的流行语取代。记者：我注意到你写的大部分小说是爱情主题的，为什么对这个题材这么痴迷？但不担心别人说你是新时代的琼瑶？痞子蔡：我从念书时代开始，到现在教书，都待在学校里。我很喜欢跟年轻人相处，他们是最单纯的人，虽然离开校园后也许就不是了。我至今写了12本书，几乎每本都会被视为纯爱小说，可能是因为我的写法有很浓厚的校园味，但其实很多故事都与校园或纯爱无关。我的写法单纯、风格清淡，喜欢把要陈述的东西用爱情包装，或许这就是我的小说总被视为纯爱小说的原因。其实我也不光写爱情，只是我写的东西，不管写什么，人家都归为爱情。但在我的定义里却不是如此。另外我并没有坚持要写哪种类型的小说，我通常只是顺着自己觉得最舒适的方式写，对我而言，写作只是抒发我想说话的欲望而已，我并不会挑特定的题材写，除非我有兴趣或是我有感触。记者：有没有想过尝试别的不同的题材？痞子蔡：写什么题材对我而言不重要，我也不会为了证明可以写别的题材，就刻意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或者风格。还有一个我跟其他写作者明显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我一直以另一种身份生活，我有符合我专业的工作，这十多年来都是，没有非写不可的压力。也因此我过日子很单纯，没因为要找写作题材而伤脑筋。我的问题在于写或不写，不在于写何种题材。不过我以后倒是想写推理小说或历史小说。记者：你的小说的灵感来源是？如何保证每一本爱情小说都会有新意？痞子蔡：我的灵感来源大部分是生活周遭，我并没有刻意找灵感的习惯。至于我写的每部小说，我希望它能表达我的一些看法，也希望它有新的东西。以新书《阿尼玛》为例，《阿尼玛》这个故事虽然以校园爱情故事为内容，但书名是根据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而命名，且男主角大学时代加入的社团就是心理社。因此这本书将复杂的心理学理论用简单的爱情故事加以说明，也希望能解答年轻男女在面对爱情时的困惑与不解。我以为这种尝试在爱情小说里相当罕见，而且我自认为故事并没有因为结合心理学理论而有说教的意味或因此变得枯燥，这个故事依然很生动有趣。我期许《阿尼玛》能解答年轻男女在面对爱情时的困惑与不解，也希望能将复杂的心理学理论用简单的故事表达，让枯燥的心理学理论可以变成生动有趣的故事。3期盼李安拍摄“我的小说”记者：你说过写作是你的爱好现在依然是吗？会一直写下去吗？痞子蔡：写作一直是我的爱好，这点没变。不过是否会一直写下去，我倒是没把握。虽然希望可以继续写，但如果真的力不从心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一直不肯放弃教书，因为老觉得教书才是我应该要做的事。如果将来觉得我没办法在教书之余写作，恐怕就不会再写了。记者：你的多部小说都曾改编成电影，但效果似乎都不太好，包括读者心中最经典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你自己对这些改编的作品满意吗？自己的作品被搬上大银幕会去看吗？是什么心情呢？痞子蔡：在我的作品中，《第一次亲密接触》、《7-11之恋》、《夜玫瑰》都已拍成电影，《爱尔兰咖啡》正在拍摄中，《檞寄生》和《亦恕与珂雪》正在筹拍。另外《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打算重新再拍，目前两岸都有导演跟我接洽拍电影的事。对于将我的作品拍成电影，我个人倒是乐见其成，但希望要忠于原著。不过我到目前为止，都没看过改编自我作品的电影。我不是不看，只是觉得可能不好看便不想影响心情。将来如果出现了可能还不错的改编电影，我一定会满怀期待走进电影院。记者：有没有想过更多地参与到这些改编的电影作品中去，确保改编质量。还是说，只是简单地卖个版权就OK？痞子蔡：我通常只卖出版权，不会参与。我会予以尊重，因为那是不同于文字的另一种创作。不过坦白说，确实有的改编作品明显以商业为主要考虑，我很不喜欢这点。有些作者不喜欢作品被改编，担心会破坏作品的美，但我对改编我的作品这件事，倒是乐观其成。身为作者，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忠实呈现，我也是如此。如果能忠实呈现，我就会觉得很满意，那才是我想看见的样子。记者：在台湾做影视剧编剧，生存状况如何呢？有没有想过偶然也“客串”一下？痞子蔡：如果在台湾做编剧，就我所知，并不是很亮眼的职业，生存状况也不好，所以很多编剧并非专职。目前我还是处于只写小说的状况，因为我可以写作的时间不多，要专心。不过将来有时间的话，我想写几部电影剧本。记者：有没有欣赏的导演，最希望自己的作品由哪个导演来拍呢？痞子蔡：我喜欢李安，但我的作品应该不可能让李安来拍。其实要让哪个导演来拍，我没太大的意见，只要肯忠于原著就行。有人建议我自己拍，目前没考虑这样做，但以后不排除这种可能。痞子蔡原名蔡智恒，1969年生，台湾著名网络小说作家，台湾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博士。1998年写下了《第一次亲密接触》，造成全球华文地区的痞子蔡热潮。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和《夜玫瑰》都已被拍成同名电影。记者 刘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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