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生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女知青，比我晚下乡两年。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不到两年，就借回广州探亲之机，永远地离开了农场。其后，她花了几年时间策划偷渡香港，三次被抓回来，第四次却成功了，终于落户香港。春生的传奇经历曾在我们队里，尤其在知青中流传了好一段日子。广州有句老话：“东山少爷，西关小姐。”意为住东山的人家有钱，住西关的姑娘漂亮。春生虽然体型微胖，但鼻子笔挺，两颗微微往外翘的门牙使她看起来总是在微笑，特别是那双不大不小的眼睛风情万种，很能吸引异性。所以，不管她走到哪里，总有追随的眼睛。当时的知青思想比较左，近乎男女授受不亲。谈“对象”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有一对知青半公开谈恋爱，人前背后便被人戳“脊梁骨”，说他们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他们几乎成了异类。春生来队后，根本不管那一套，她伶牙俐齿，总是有说有笑，嘴里还时常哼着曲子。她最喜欢唱的是苏联歌曲《红梅花儿开》，歌声里充满深情，也许她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吧。她那不羁的举止谈吐一时成了大家谈论的话题。春生和我比较投缘，接触时间不长，我们就成了比较要好的朋友。她比我小两岁，却象大姐姐似的护着我。因我是“黑七类子弟”，在队里抬不起头，她就帮我出主意去对付队长的刁难和别人的欺侮。由于她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别人也不敢对她怎么的，连队长也让她几分。后到的这一批知识青年刚到生产队，队长就马上召集几个“出身好”的开会，说我的父亲是阶级敌人，我家还有海外关系，让他们随时注意我的行动，有蛛丝马迹就向队里汇报。春生很同情我，悄悄把这事告诉我，叫我多加注意，以防万一。她还告诉我，她妈妈家庭成份是地主，但她填表时隐瞒了这个情况，为的是保护自己，使自己的日子好过些。春生敢想敢做，很有个性，在当时来说确实很出格。她从家里带来一个收音机，一有空就塞上耳机摇头晃脑。有一次，她听得来劲了，走过来把一个耳塞塞进我的耳朵，天啊，是海外电台的靡靡之音！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个台湾男歌星唱的时代曲。我的脸开始发青。她讥笑似的看了我一眼，说我大惊小怪：“一天就三步曲：开工——吃饭——睡觉；一日就两首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年就那几个样板戏，你就不觉得单调？”她的一番话给了我很大刺激，还没接受过来，更大的刺激却来了。队长在大会上不点名批判：“有同志反映，有人戴着耳机收听反动电台，这是政治问题，要追查的！”我如雷轰顶，想去队长那里解释。春生却镇定自若：“傻女，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又没点你的名，管他呢。不过，以后小心点，别再给人抓住话把。”我诚惶诚恐地等着捱批，食不甘味。几天过去了，正如春生所料，没有事情发生。知青生涯仍在继续。繁重的劳动，单调的生活，没完没了的大会战，还有那前路茫茫的绝望，使知青们十分消沉，可又没有出路。这时，春生悄悄告诉我，她要回广州探亲，但不打算回来了，她不能把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埋葬在这片黄土地，她准备偷渡香港。过了几天，她真的走了，从此再没有回农场。临走前，我把自己多年来辛辛苦苦存起来的几十元旧版钞票托她带给我妈妈，我怕放在农场不保险。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春生的消息，也没有知青见过她。我担心她的计划，更担心她的安全，传闻不少知青都死在偷渡途中，有的丧身海上，有的弊命于哨兵的子弹下。听说邻队有个女知青就在偷渡时淹死了。百无聊赖中，我们几个知青偷偷玩起了“碟仙”（一种算命的玩艺），我们“求助”神灵找出路，问前途。我也顺便问起了春生。“碟仙”“回答”她还在广州，偷渡时被抓了回来。我们惊诧不已。我回广州探亲时，特意去看望春生。她变了，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使她深沉了很多。她告诉我说，她曾偷渡三次，都被抓了回来，现在“休整”，过一段时间再继续去“拼搏”。她抱歉地说，我托她带回来的那几十元钱被她用来“打点”帮助偷渡的“蛇头”，还远远不够。我虽然有点心疼，但只能安慰她用了就算了。两个月后，春生再次“出发”，以后再没有她的消息。我也因为生活问题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其他。十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去给春生父母拜年，得知她住在九龙，已做了五个孩子的母亲。我的心不禁涌上一股难言的滋味。为了脱离苦行僧似的知青生活，春生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奔向她心目中的伊甸园，却仍奋力挣扎在那物欲横流的世界。人生就如此，万变不离其中，只不过生活方式不同罢了。两年前我去香港探亲，特意去九龙寻找这位青年时的伙伴，却“摸”了“门钉”，被她的邻居告知早已搬家。迄今为止，我仍未见到她。二十几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春生，她使我想起那一份情谊，还有那一段蹉跎岁月。
琼姐中等身材，有点胖胖墩墩的，圆圆的脸上总带着微笑，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的牙齿，她是我当知青时在医院认识的病友。那是我下乡两年后的第一次探亲。身心疲惫的我，来到了父母亲被迫下放的陌生山村，与他们一同下田插秧，上山砍柴。探亲假期就要结束了，妈妈一定要陪我到广州转乘长途汽车回农场。在广州的亲戚家里，我突然病倒了，并住进了医院。在学校时我是冬泳队员，身体素质忒好，再加上那时候生病是很平常的事，感冒了喝一杯凉茶，发烧了在床上躺两天就没事了，所以，我极少到医院看病，连挂号都不会，更别说住院了。我百无聊赖的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地打发着时光，眼睛不时瞅一瞅窗外，一心盼望着见到妈妈那矫健的身影。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这时，进来一位青年女子，看样子要比我大好几岁。她看见我后，对我笑了笑，回头喊了声：“永强，快来，又来了一个病友。”声音甜甜的，挺温柔，使我马上对她产生了好感。从她的身后钻出来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小女孩，短短的头发，黑黝黝的眸子里显现出精灵和调皮。她跑过来拉着我的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小声的回答了她。她笑嘻嘻地说：“我叫永强，在读初一。她是琼姐，是这间医院的护士，我们都在这间病房留医。”我有点羞涩的对她俩笑笑。琼姐见我眼神游离，便坐到我的床边，安慰我说：“别担心，没事的，用不了几天就能出院。”我感激的看着她。我们很快就熟络起来，一起开饭，一起到花园散步。慢慢的，连大家的家人都相互熟悉了。琼姐象大姐姐般的关心着我和永强，那双大眼睛里总是透露出温柔的神情。我俩更象小妹妹般的淘气，还不时冲她撒撒娇。妈妈看见我渐渐开朗，也就放心了。在农场饱受歧视的我十分珍惜这种友谊，我们的交往一直延续到出院，延续到回到各自工作或学习的地方。我们三人经常书信来往，尤其是我和琼姐之间。她一收到我的信就马上回复，我也如此，比与家人的通信更频繁。渐渐的，我们无所不谈，我甚至把自己的家庭背景也告诉了她。琼姐不但不会歧视我，而且很同情我的遭际，在信中不断的鼓励我，劝慰我。她的信很有哲理，文字通顺，字也写得挺漂亮，有点象男士般潇洒。一来二往的，我们的联系已保持了将近两年，“两地书”竟堆积了一大摞。两年过去了，我终于又一次获得探亲的机会。假期不到十天，我却特意抽出一天时间，从“遥远”的山村来到琼姐工作的地方探望她。她竟有点喜出望外，热情的陪我逛街，请我吃饭，还邀我到她家里去。由于时间问题，我谢绝了。在重逢的喜悦中，粗心的我却发现她几次欲言又止。我好生惊讶，便追问她有什么心事。她回答说：“我不能说，你知道后肯定不会原谅我的。”我更加好奇了，便紧追不放，甚至假装不高兴。她轻叹了口气，悄声说：“我先生肯定会怪我了。”然后，她带着歉意告诉我，这两年来写给我的信，都是她先生执笔的。我楞住了。她竟害怕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会伤你的心，我先生也不让我告诉你。他说，你知道实情后，肯定不会再给我写信了。但是，我文化水平低，小学还没毕业，怎么敢给你写信呢？他是个高中毕业生，很喜欢看你的来信，看完后总是当天就回信的。”说完，她用急切的眼光看着我问道：“你能原谅我吗？还会给我写信吗？”我吱声不得，脑海里还在翻腾着往事，还有那一大摞的信件。琼姐的来信几乎都洋洋洒洒的写了好几页，却竟然不是她写的！我当时有了一种受骗的感觉，可看着琼姐带着期盼的眼神，我又不便发作，就这样沉默了好久。最后，我们默默的分手了。回到农场不久，琼姐，不，她的先生又来信了，这次是向我道歉的。他说，他知道琼姐很在乎我这个朋友，却又愁自己文化水平低，所以才用这种“偷梁换柱”的方式。他希望我能给琼姐写信，她身体不好，收不到我的信，她会闷闷不乐的。我没有回信，因为这事确实使我感到太意外了，心里总觉得别扭。半个多月后，我又收到了他们的来信，这回是琼姐的亲笔信。她用歪歪扭扭的字体情真意切的向我诉说心里话，希望我不计前嫌，她会学着给我写信，再也不会让其他人代笔了。看了琼姐的信，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晚便拿起笔给她回信。我呆坐在桌前，就是不知如何下笔。钢笔的尾端已被我咬出了一道淡淡的痕迹，可纸上只写了“琼姐”二字。我狠一狠心，把笔收起来，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我再次收到琼姐先生的信，内容还是请我原谅之类的，并说琼姐总为这事内疚，心情不太好，身体比以前更差了，让我劝劝她。于是，我下定决心，给他们回了信，感谢他们那真挚的友情，并劝琼姐爱惜身体，不为自己，也要为那么爱她的先生。很快的，他们又给我回了信。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信了。我和琼姐之间的友谊就这样中断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仍觉得很后悔，直怨自己当时的固执和幼稚。直到现在，琼姐当年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
有同事进医院生孩子，我们理所当然的前往探望。拉开“闲人免进”的牌子，我们走进了产房。宽敞的房间里洁净明亮，床头柜上的花瓶插上了几枝鲜艳夺目的鲜花，竟象是来到了一个鸟语花香的疗养院。空调的恒温，使刚从火辣辣的骄阳下进来的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还没到喂奶的时间，婴儿们都乖乖的躺在婴儿房里，由护士照看着。几个产妇正有说有笑的打发着时光。偶然间传来几声啼哭，于是便有了好些话题：“这可能是我的儿子，瞧他那大嗓门！”“嗳，我的女儿嗓子也挺洪亮的，连模样也象个男孩。”……看到这，我既羡慕又感慨：真不愧是现代母亲！据说，现在的产妇“忌讳”的事要比以前的多得多：怀孕时不能迁居，不能移动床铺；墙上不能钉钉子，吃东西也要注意，不然会影响孩子的皮肤；生孩子怕疼痛，干脆剖腹产；孩子出生了，一个月内不沾冷水，不能吹风；产妇要进补，人参鹿茸阿胶掺着吃，还几乎每天都要吃鸡：蒸的，煮的，炖的，煲的，不一而足。不少产妇“抱怨”说，吃鸡都要吃出鸡屎味了。回想我生孩子的时候，虽然那时已开始不使用肉票等票证，但市面上东西少得可怜。公公婆婆为了给我进补，提前几个月就买了两窝小鸡回来养，谁知道一场鸡瘟，十几只半大的鸡全死光了。女儿出生了，婆婆到处去找鸡买，连家里仅有的一只老母鸡也杀了。月子里我总共只吃了三只鸡，还舍不得自己一个人吃，留下部分给家里人尝尝。还在月子里，我就开始洗衣做饭洗冷水。没办法，娇不起来，因为家里人个个都要上班。其实说起来，我与同龄人尤其是农村的人相比，应该算是幸福的了。当时城里的人还比较讲究，农村的产妇可就受罪了，就拿我当知青时的农场女工说，她们生孩子就好像鸡生蛋那么简单。记得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女工，名叫阿珍，年龄与我相仿。她原来生活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后来经姐姐介绍，嫁给了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工人。别看阿珍可勤快了，上山劳动积极肯干，家务事也井井有条，队里的男工人都羡慕她丈夫娶了个能干的妻子。那一年，阿珍怀孕了，按理说不能那么操劳。可她照常上工干重活，回家操持家务，根本就看不出她是个孕妇。她还整天高高兴兴的，好象庆幸自己摆脱了以前的苦日子。阿珍的丈夫被她伺候惯了，也不懂得疼疼她，由着她白天黑夜的干。我们队的女知青见此情景，都很同情阿珍，同时也都担心自己以后会不会过她那样的日子，会不会也遇上一个象她那样的丈夫。阿珍就要临产了，仍每天扛着锄头、镰刀上山干活。我们生产队地广人稀，很多工地离队里挺远的，有的工作是单人匹马去完成。队里见阿珍拖着老大的肚子，便照顾她锄草，这是队里最轻的活，只有孕妇或身体不好的人才能分配做的。这天，阿珍独自一人扛着锄头镰刀上山锄草。休息时，她在防风林里砍了满满一挑干柴，用绳子绑得扎扎实实的，又准备继续干活。这时，她的肚子疼了起来，她知道要生产了。诺大的工地没有一个人，喊人也没回声，回去是来不及了。阿珍着急起来，怎么办？肚子越来越疼，不能再等了。于是，她躺在防风林的草地上，自己为自己接生。孩子出来了，阿珍用镰刀割断脐带，脱下外衣把孩子包起来。正当阿珍准备回家时，她想起了那担柴火。她不舍得把柴火扔掉。她回头看了看，便轻轻放下孩子，把那挑柴火绑在锄头的两边，把镰刀插入柴火中，然后抱起孩子，挑着那满满一挑的柴火，颤颤悠悠的回队里去了。无独有偶。前些日子，听我们学校一个老师说起他的奶奶生他爸爸时，情景就如阿珍经历的一样。这就是农村的产妇。我的婆婆也说过，她生孩子的第二天，就浸在齐大腿深的河里洗衣服、尿布，还要砍柴做饭干家务，几个孩子的出生也全是自己张罗的。人就是如此，生活好了，时间多了，就会想出很多花样。不过，这也难怪，社会是在不断进步，人的生命要比从前值钱，生活也比从前讲究多了。现代母亲就是幸运，而且一代将比一代幸福。
又是一场秋雨，夹带着丝丝的凉意袭来，总在不知不觉中，秋已入中， 一场秋雨一场寒，秋雨中的潇凉的气息，雨水也显得异常冰冷。那挂在路边树的水滴，记录着初秋的一切，又不顾一切的滑落，如银瓶乍破水浆迸般，留下满地的碎片而又很快消失不见。 我站在雨中，感受着雨水那冰冷穿透皮肤的快意，目光的前方，一串串的原本清晰的足迹正在秋雨的冲刷中渐渐抹平，犹如那呼啸而去的高铁，只留下一道白色的水雾在记录。突然的明白，或许足迹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证明着你的前进与不留退路。愣然觉得其实我们都正在属于我们的人生道路上，身后留下的足迹不正是我们成长的记录吗？没有人会喜欢一直的原地踏步，也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的足迹能够恒久远。青春的意义在于曾走过的路，做过的事的那一串足迹永恒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同时点缀着我们生命的精彩。 时光总是短暂的，跋涉在人生的征途中，不知道我们多少的足迹会留下，也不知道我们的足迹的下一站为何方，或许我们走过的足迹就像秋雨中不停地被冲刷的足迹一样，已不再的清晰甚至已被抹平。可是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我们足迹的存在是岁月对我们的眷恋，时刻在提醒我们要有一种搏击风浪的勇气，在未来的征程中，勇往直前。 一路走来，细看自己脚下正在留下的足迹中雪花一站正在闪闪发亮，选择了，就别总去想着是否会有退路，一直坚信着最美的风景就在前方，前进的同时也努力着留下自己坚定的足迹，相信这一段的足迹旅程，不会让我失望，也从不会后悔。 足迹的存在，是我们昨天经历过的最好见证； 足迹的存在，使我们明天期盼的最正确方向。
我们来到农场的那年，阿玲已近三十岁了。当时曾流传一句话：“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一把烂茶渣。”那就是说，女人三十已是人老珠黄了。阿玲约有一米六的个子，身体很结实，短短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皮肤白里透红，在当地人中算是个美人坯子。阿玲模样俊，身体好，干活利索，加上脾气温顺，聪敏大方，按理说是人见人爱，却因她是个“地主女”，没人敢“高攀”，故仍然待字闺中。阿玲的母亲解放前原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因为身体壮实，也颇有姿色，被一家地主看中了，把她娶回来做儿媳。她婆家是个小地主，家里人一样要下地干农活。她人勤快能干，很快便博得婆家人的欢心。她丈夫稍通文字，对她也挺好，有空还教她识俩字。漂亮活泼的女儿阿玲的出生，更给她的心灵带来了慰籍。解放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把阿玲妈“扫”进了阶级敌人的队伍。作为“地主婆”，她成了农民斗争的对象。为了脱离地主成份，为了孩子，百般无奈的她提出离婚，这在当时可真算得上惊世骇俗了。后来，在亲友的游说下，她带着阿玲嫁给了这深山农场的一个老工人，生活虽然艰苦，却也挺顺心。阿玲的继父是个老实人，对阿玲很好，加上阿玲聪明伶俐又乖巧，家里常常传出欢笑声。谁知好景不长，继父因工伤事故舍她们母女而去。汗水和着泪水，阿玲终于泡大了。母亲的精神还没松弛下来，却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阿玲妈总成为“运动员”。“文化大革命”来了，她们更加逃脱不了阶级成份的阴影，阿玲的婚事总受到社会的左右。阿玲一位同学毕业后分到附近的生产队，他倾慕阿玲的人品、才貌，主动接近她。俩人秘密相恋一段时间后，流言出来了。男方的家人坚决反对，他妈还要死要活的，终于棒打鸳鸯。阿玲因背负着“地主女”的名声而找不到婆家，母亲的头发都愁白了。一些好心人曾张罗为阿玲介绍生活条件差一点的人家，但对方一知道她的身世，宁可冒着打光棍的危险也不敢接纳她。久而久之，阿玲的心也淡了。“随缘吧。”她对母亲说：“大不了一辈子守在你身边。”妈妈抚摩着她的肩膀，无言地流下了眼泪。那年，农场来了一批转业军人，生产队也分配了好几个。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有热心人为阿玲“穿针引线”。那转业兵比阿玲小几岁，个子高高，皮肤白皙，外表确实挺英俊，可就是脑不太灵，不善言辞，见人就傻笑，大伙儿给他起了个诨号“傻军佬”。阿玲的母亲虽不满意，但也无奈，也做阿玲的思想工作：“孩子，将就点吧，看他挺老实的，不会欺负你。你也三十好几了，岁月不饶人啊！”阿玲呆坐了好久，终于开口了：“妈，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心，只是看他那呆头呆脑的样子，恐怕别人会笑话。”妈妈叹了口气，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还怕别人的闲言闲语吗？只要自己不嫌弃就行了。”最后，阿玲点头同意了。喜事办得很简单：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然后在新房里摆上点花生糖果招呼贺喜的客人。婚后，小俩口挺恩爱，“傻军佬”变得聪明了，上山、下地、打柴、养鸡、做家务，样样都能上手，还整天笑嘻嘻的，其心满意足之情溢于言表。不久，阿玲怀孕了，全家人欢天喜地。阿玲是高龄产妇，成了重点保护对象。阿玲妈更是高兴得手足无措，每天好汤好菜，全心全意地伺候着女儿。一天，阿玲妈听到别人说，高龄产妇要注意保胎，最好能给阿玲炖一些长白山人参补身子。于是，她拿出了一笔积蓄，托人到城里买来正宗的长白山人参，用鸡肉炖了一盅参汤给阿玲“补一补”。第二天，阿玲忽觉下腹疼痛，继而发现“见红”，才知道大事不好，赶到场部医院已经迟了，医生告诉他们孩子保不住了，还说这是喝参汤引起的，孕妇不能吃大补的东西。全家人抱头痛哭。阿玲妈后悔极了，不断地责怪着自己：“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害了你们，我真傻呀！”阿玲见状，强忍悲痛，反过来安慰母亲：“妈，别这样，这是谁也想不到的。我们还年青，还能再生育，您千万别伤了身体！”老天垂怜，两年后，阿玲终于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全家人高兴极了。由于过度兴奋，身体壮实的阿玲妈突然得了脑溢血一病不起，还没等到孩子喊一声“外婆”就辞世了。失去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这个打击使阿玲好长时间才振作起来。这段时间，“傻军佬”做了一回真正的男子汉，他成了家庭的顶梁柱，不但养家糊口，还担负起照顾阿玲和儿子的任务。“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一切人为的冤案得到平反，阿玲和她的儿子再也不会生活在“阶级成份”的阴影下，阿玲妈却没有等到这一天。阿玲带着丈夫和儿子来到母亲坟前，她恭恭敬敬地上了一柱香，喃喃地把这一切告诉母亲：“……妈妈，苦难结束了！”她忧郁的大眼睛里发出了由衷的笑意。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阿玲终于踏上了生活的绿洲。
亚力是我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我与他相识是由于我舅舅的关系。自六十年代初亚力他们全家从香港迁回广州之前，他的父亲和我舅舅既是生意上的朋友，又是至交，常来常往。后来，他们定居在广州长堤，亚力的父亲进入机关单位，吃上了“皇粮”，加上在香港时的一些积蓄，生活挺惬意。舅舅每次从香港回广州，都与他们相聚，也一起外出游玩。于是，我和亚力便有了接触的机会并渐渐相熟了。那时候，亚力很怕生，白净脸盘上镶着的那双大眼睛，总是害羞的垂下来。不过，他和我还挺谈得拢。有一天，我和亚力正说着话，舅舅笑眯眯的看着我们，逗笑着问我：“亚力给你做男朋友，好不好？”那时我们才十一、二岁，受的是“正统”教育，听不惯这一类话题。我有点不高兴，说舅舅“为老不尊”。舅舅笑了起来，还要说下去，我便气呼呼的跑开了。又有一次，我们乘坐人力三轮车从越秀公园回来，要到泮溪酒家吃饭。亚力和我还有舅舅三人同乘一辆。那天，为了显示我们大陆学生的精神生活要比香港的优越，我特意在白衬衣领上配上一条鲜艳的红领巾。我和亚力无拘无束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我们谈起了学校，谈起了学习，谈起我申请加入少先队的那种无形压力下的“艰辛”（因为我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在班主任的多次要求下，直到小学四年级，学校才勉强批准我入队），我甚至为此而感到无限的自豪。舅舅见我眉飞色舞的样子，忍不住又插上一杠子：“你们俩真是很合适的一对。”这一次，亚力脸红了，马上停了嘴，没再吱声。我却在三轮车上跳了起来，使劲打了舅舅一下，说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脑袋里净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舅舅哈哈大笑：“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怎么就资产阶级才有呢？”我自然不是舅舅的争辩“对手”，干脆撅着嘴背过脸不理他。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到目的地。经过那次以后，我和亚力见面，都觉得有点不太自然，话也没以前多了，尤其是当着大人们的面。亚力的母亲看见我，满含笑意的眼睛里好象有一种深意，她有意无意地和我聊天，还邀请我和妈妈到他们家里坐。“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香港“资产阶级”的舅舅基本上与我们断绝了联系，我和亚力就再也没有接触过。不过，通过亲戚朋友，也不时听到他们家的消息。听说亚力的父亲被“造**派”抓走了，罪名是“香港回来的潜伏特务”，“里通外国”，最终被迫害死了。剩下孤儿寡母的他们，没有一个单位敢接纳，妈妈没有工作，身体也不好，妹妹又体弱多病。坐吃山空，香港带回来的积蓄已用得七七八八了，只能靠亲友接济，吃了上顿没下顿。亚力初中没毕业，就被迫上山下乡去了海南岛。那一年，我也上山下乡去了雷州半岛当知青。身为“黑七类”子弟的我不时遭到“革命小将”的鄙视，心里感到十分辛酸，不免想起了与我“同类”的亚力和那时候我们的天真烂漫。七十年代初，我回广州探亲，特意去探望了亚力的母亲。一见面，我几乎认不出她来。才40出头的她已头发灰白，皮肤皱巴巴的，拉着我的双手瘦骨嶙峋，只有那双慈祥的眼睛仍透出当年的风采和文雅。才见面，喜出望外的她就连忙告诉我说，亚力也从海南岛回来探亲了，刚上街买东西去，很快就回来的。她让我留下来，吃过饭再走。我被她的热情搞得不好意思，却也想看看亚力变成什么样子了，便留了下来。聊天中，我只敢问一下他们的近况，生怕触动了伤心事。亚力的妹妹紧紧靠在妈妈身边，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却一声也不吭。约一个时辰后，我告辞了，亚力的母亲仍拉着我说，别走啊，亚力就要回来了。这么一来，我竟浑身不自在起来，坚持要走。他母亲拉着我的手，送了一段路。走了好远，当我回头时，还看见她站在原地，向我挥挥手，头上的白发被风吹得一飘一飘的。一股辛酸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亚力一家，也没有见过他。然而，他们一家那善良、好客、优雅的举止，仍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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