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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十六年后，在一阵熙熙攘攘的“探亲”热潮中, 我又见到了当年我们的“世外桃园”——粤西某农场一个非常简陋的小茅屋。作为一个特殊年代的见证——知青小伙房，早已没有人烟，且摇摇欲坠了。带着无限的感慨，我走进了小屋子。只见被烟火熏黑的泥墙已有几处倒塌，风雨长年侵蚀的茅草房顶上，透进了几缕淡淡的阳光。夏日的山风, 不时吹皱小屋前的小水库的水面，倒影里的小茅屋象散了架似的, 随着荡起的涟漪轻轻向外散着、散着……这间小屋，是当年几个比较要好的知识青年利用节假日上山割草、砍木料、和泥巴糊成的，倒也挺结实耐用。记得在用茅草铺房顶时, 一男知青用力过猛，手上的竹篾条断了，他一个倒栽葱往后翻。一声惊叫，在旁帮忙的一个女工人吓白了脸，绝望的闭上眼睛。只听“唰”的一声，那男知青双脚稳稳落地。原来他急中生智，一个翻身，才没有摔着。几个月过去了，小伙房终于落成。几棵高高的桉树包围着小屋，艳阳轻洒，狭长的叶片在微风里闪泛亮光。在树荫的蔽护下，哪怕是炎热的夏天，在小茅屋里也感到分外清爽。小伙房成了我们几个知青温暖的“家”。一天的辛劳后，我们相聚在这里，吹牛聊天，相互安慰。有时在这里唱歌，打扑克，有时也在这里喝喝闷酒。小伙房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更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那时候, 神州大地大搞“忆苦思甜”，生产队也在春节大吃“忆苦餐”。大年三十晚上，队里男女老少一百多口人在饭堂门口排队。唱过《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每天必唱的歌，每人才分到一碗没有油星的野菜和一块糠饼，这就是我们年饭的全部内容。“忆苦”后, 老工人都回到自己家里香喷喷的“思甜”去了, 而我们这些知青只好任由自己的肚子“吵”到大年初一。自从有了小伙房, 我们便不再发愁没有地方“思甜”了，逢年过节便聚在这里, 颇有苦中取乐的味道。春去春来，风雨几度。简陋的小伙房孕育出纯洁的爱情，有几对青年在这里相聚相知而相爱。我和我的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对。碍于我父亲被错划为“右派”, 我们只能偷偷相爱。但在小伙房里，这却是公开的秘密。那年的一个夏夜，朋友们都回广州探亲去了，百无聊赖的我独自坐在小伙房门口胡思乱想，浏览着屋外的山村夜色。皓月当空，微风轻拂，淡淡的月光下，但见依傍在水库边的苦楝树枝迎风摇曳，月光透过树叶隙缝直泻地面，象洒落点点繁星。晚风飘来，茅屋里的煤油灯忽闪忽闪，象要和我诉说什么。百感交集，想起那使人愁肠百结的唐诗“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不禁潸然泪下。这时灵感忽至，一首怀乡的诗随泪而出：大地寒凝冷月斜，茫茫乡野拂轻纱。无言独向窗前立，何日家园拾落花。两年之后，朋友们一个个相继告别了小伙房，回到魂牵梦萦的广州，投入另一个广阔天地了。而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离别之时，我久久伫立，追忆逝去的时光，憧憬往后的日子。十六年过去了，如梭的光阴把小伙房当年的主人们带进了不惑之年。尽管各人都工作繁忙，但每逢下乡纪念日，我们都相邀在一起，共同缅怀那难以忘怀的蹉跎岁月，还有那有着乡土情结的小伙房。
2015-09-18 18:46:00
作者:潘紫英
来源: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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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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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的我十分喜欢看电影。象如今许许多多的少男少女一样，我曾崇拜过不少电影明星，如王心刚、康泰、王晓棠、王丹凤等，也做过不少的“追星梦”。五十年代的黄埔港只有一个工人文化宫对外开放。由于家境贫寒，难得有一回上电影院。我们多是跟着奶奶去露天放映场或与同学相伴到炮兵山、边防站等部队驻地看免费电影。 直到上山下乡后，我仍如饥似渴地去找电影看。那年代，我们一帮知青经常相互结伴，爬山涉水走上一两个小时到远离生产队的场部或黎村看一场几可背出全部台词的电影。初来乍到时还“人多势众”，有说有笑的，倒也不觉得路途十分的遥远。渐渐地，大家对远道看电影便不那么感兴趣,“知音”越来越少了。然而，我仍一如既往，一听说有电影就到处找伴前去，甚至不怕冒险。记得有次还真的遇了“险”。那是六十年代末期。一天，传来了场部晚上放映《地道战》的消息。我的心激动得难以平静，巴不得太阳一下子就滑落地平线。放工后，便约建华——那个也很喜欢看电影的姑娘一起去看。场部离生产队有个把小时的路程，山路偏僻，白天很少行人，晚上更是走十里八里也难遇见一个。附近还有个麻疯病院，平常开工不时会碰到披着破麻袋的麻疯病人。由于当时人们对麻疯病因的曲解，加上当地人的渲染，令我们十分害怕麻疯病人。临出门时，姑娘们劝我们不要为了看电影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并正色警告我们说：“小心麻疯病人把你们‘扛’走了！”但意兴正浓的我们却不顾一切地向场部走去。天渐渐地暗下来，夕阳的最后余辉已被茂盛的胶树所遮挡。暮色初合，淡淡的夜雾轻轻洒向大地。一弯新月斜挂半空，但见弯弯曲曲的小路沿着橡胶林伸展，望不到尽头。诺大的胶林，静悄悄的，草丛中偶尔发出一两声山鸟的啼叫。人过处，便蓦然惊起，扑索着飞向凄迷的野空。偶然掠过一阵夏夜的凉风，把树叶抖得“唰唰”作响，使静谧的夜空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我的腿觉得有些发抖，便抓紧了建华的手。她那双眼角微微往上翘的大眼睛责怪地看了我一眼。我颤声说道：“你的眼睛不要睁得这么大, 我害怕。”踏着铺满野草的小路，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好不容易走到了大路，我们松了一口气。这时，建华却抓紧了我的手。只见皎洁的月光下，离我们约百多米的地方，迎面走来了三个人。衣服脏兮兮的，身上披着麻袋，其中一人还瘸着腿，一只手象抽筋似的往上吊，另一只手柱着一根打狗棍。啊，麻疯病人！这几个人有意无意地走近我们，打狗棍已被巍颤颤的手提了起来，破旧的草帽低低的压着额头，看不清他们的眼睛。我的心一下收紧了，嘴巴本能地刚要张大。建华小声吼道：“别出声！你要喊叫我就把你推过去！”听当地人说，遇到麻疯病人千万不能表现出害怕。你不怕他他忌你，你若怕他他欺你。于是，我们迅速从路边捡起了两根干树枝，象电影中的革命者那样，昂着头向前走去。快走近时，这几个人停了下来，面对着我们，不知是什么意图。我仿佛浑身的血液已停止了流动，机械人似的走着，眼睛不敢旁视，手心捏满了汗水。看着我们走过去了，他们才转身继续上路。走了老远老远，当我偷偷觑了一下，还看见他们掉过头来看看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我的双腿还在发软。散场后，来时路上的情景又浮现脑际。我们两人手拉着手，疾步往回赶，生产队终于遥遥在望了。怀着愉悦的心情，我们蹦蹦跳跳地走向生产队。忽然，前面草丛传来了细微的“沙沙”响声。我猛然停步。蛇！一条约一米长的毒蛇在离我们不远处游了过去，身上黑白相间的花纹在月光的折射下分外明显。我呆住了，“啊！”的大喊了一声。过后听建华说，我这一喊声就象某些电影里被害人的喊叫一样可怕、凄惨！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到任何地方看电影了，尽管电影对我们的吸引力仍然那么大，但这次的经历已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时至今日,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进电影院已不再是奢侈的事。尤其是电视机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后，大家对电影更是有了选择的余地。人们已不再因囊中羞涩而觉得电影可望不可及；已不再象文化贫脊的年代那样翻山越岭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唯一的娱乐了。夜幕降临，当我漫步华灯熠熠的羊城街头，看着各式各样的电影广告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时隐时现，这时，我便会萌发冲动，买上一张电影票，到现代化影院尽情地为影中人欢笑、哭泣，过足“电影瘾”。我怀念孩童时对进电影院的憧憬，更怀念我的孩提时光。
2015-09-18 18:44:06
作者:潘紫英
来源: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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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继“忆苦思甜”大吃“忆苦餐”之后，农场又掀起了“倒苦水”运动，由各生产队自行组织人员轮流“倒苦水”，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然而，除了个别人热衷这一运动外，淳朴的农场工人反映并不热烈。为此，场部领导打算抽调一些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组织一个“倒苦水”演讲团，到各生产队演讲。可二十几个队都挑遍了，一个老工人也没抽上去，因为他们“倒”出来的“苦”都不“达标”。后来，场部干脆抽调了几个“出身好”的知识青年，找来一些当时较为流传的“样版”家史，然后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再到各队巡回演讲。当时我们场部最有“名气”的“倒苦水”样版要数“巴桑家史”。这个西藏农奴的苦难史竟成了我们农场工人的“教科书”。听说这个“巴桑家史”是被一个广州女知青“发掘”出来的。于是，场部就由她带着这个“家史”到各生产队巡回演讲。她那声泪俱下、有声有色的演讲也成了“样版”，甚至其他农场也来邀请她前去“表演”，她本人也因此而被知青们起了一个绰号——“巴桑家史”。在几个生产队集中一起“倒苦水”后，那天又轮到我们生产队听“巴桑家史”。队里临时决定暂停“抓革命，促生产”，利用下午的时间听“演讲”。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这半天时间不用受皮肉之苦，担心的是我在会上的表现不知道会不会被“通过”。简陋的讲台上坐着那位女知青，演讲团的其他人则围坐在讲台的两边。队里的人自带小凳子，整整齐齐的排坐在台下。没有音乐，也没有麦克风，那女知青的声音却尖得直灌耳膜，不由得你不想听。“演讲”渐渐进入了高潮，“爸爸！妈妈！”凄厉的哭喊声把很多人的眼泪给带了出来，会场上，人们的唏嘘声此起彼伏。我虽然为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感到难过悲伤，但却哭不出眼泪，却又怕别人说是阶级出身使然，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感情，便把脑袋深深的藏在两条大腿中间作哭泣状，还生怕遭到怀疑，久久不敢抬起头。忽然，我的身旁悄悄响起了耳语声：“真有这么苦吗？我从来也没听说过，我们家乡的地主也要下地干活的。”我透过手臂缝隙朝外看，原来是两个农场女工。只听另一人答道：“我们那里的地主是选出来的，因为村里分配给一个额。后来，只好选了一个很‘抠门’的，也算是有钱。”“嘻嘻。”另一个忍不住笑起来。“嘘，小声点，给那些人听见就麻烦了。”谈话马上停止了。他们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她们竟敢在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忒大胆了，搞不好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我还记得，为了表示与贫下中农同步，我穿的衣服是补上加钉，一穿就是两三年。又是她们俩取笑我说，我现在穿的衣服比她们在旧社会穿的还破烂。想到这，我赶紧悄悄的挪过一边，躲到不当眼的地方，继续听着台上还没诉说完的“巴桑家史”。在“知识青年下乡30周年纪念”聚会上，我们见到了久违的“巴桑家史”，她因了那个“巴桑家史”而踏入仕途。当年的的知青很多人已忘了她的姓名，但一提到“巴桑家史”，便都想起了她。她与“巴桑家史”竟一时间成了知青们谈论最久的话题。
2015-09-18 18:38:11
作者:潘紫英
来源: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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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戴着红领巾的时候，我就非常羡慕别人去参军；看见当兵的人，总会投过去一种尊敬的眼光。我立下一个志愿：长大了一定要当个文艺战士。直到上了初中我才明白，这美丽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知道了父亲被打成“右派”，还有诸多的海外关系。后来，我的愿望“降级”了：不能当子弟兵，当个“红卫兵”也行啊。可是，我依然被拒之门外。下乡了，我当起了农民，当兵的愿望永远破灭了。没料想，不到一年时间，突然传闻我们农垦系统要改制为生产建设兵团，还说会有部队进驻，有军装发，还有部队里人人都发的有“为人民服务”字样及“八一”五角星徽章。知青们都很激动，我的心更是“怦怦”乱跳：我也能当兵了！尽管是“生产建设兵团”。那些日子，我干起农活来特别卖劲，分配给我干的活不吃饭也要干好，生怕自己不够资格成为军垦战士。传闻终于变成现实，农场真的改制了：海南岛和湛江地区的两个农垦系统组成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下面共有8个师，每个师有十几个团，每一个农场就是一个团。就这样，场部变成团部，生产队成了连队，场长、队长被改称为团长、连长。部队也进驻了，场部的领导基本上换成了军人，南腔北调一时充斥着场部。不久，制服和徽章也要下发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去总务部门领取。手捧着闪闪发亮的徽章，我高兴的程度难以名状，万分爱惜的把它们藏起来。制服领来了，却是每人一条背带“工人裤”，说是兵团的人太多，没有这么多军装供应，便以“工人裤”代之。对于我来说，“工人裤”也挺好的，也同样算作制服，虽然是有些遗憾。我们一帮女知青把徽章端端正正的别在“兵团服”上，每人花了约四分之一的月薪请十几里外的照相馆为我们拍了好些“兵团战士”的“英姿”，以作留念。场部的军人领导不懂得生产技术，经常乱发号施令，引起了下面连队的“连长”们和“军垦战士”的不满。但他们还是挺受我们知青欢迎的，可能是这些军人不满意他们被转到地方，因此与知青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同语言”，对知青们挺和气。他们性格耿直，也不时会情不自禁地在知青面前发发牢骚。那一年，我因病住进了团部的卫生院，无意中认识了团部的一位参谋。他姓阎，知青们都喊他“老阎”。老阎身材魁梧，样子挺帅的，他的声音浑厚，一口漂亮的东北口音。知青们不时的找他聊天。有一天，我们几个知青到他家里玩，他热情的接待我们，还拿出照相集给我们看。那是他的光荣史册，里面记载了他的部队生涯以及立功受奖的经历。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珍藏得很好的旧照片，带着崇敬的口吻介绍说，那是他和周总理等人的合影。我接过来仔细地看着，可怎么也找不出哪一个是老阎，他微笑着指给我们看。“哟，这是你呀，这么胖！”他哈哈笑了起来，说：“我那时候就这么胖。”仗着大家的熟络，我竟不知天高地厚的开了句玩笑：“胖得象头猪。”老阎听了，回头和蔼的对我说：“话可不能乱说，你在这里说错了没啥问题，可在外面就容易成为政治问题了。”从那以后，我随时告戒自己要把住嘴巴。但凡说漏了嘴，就会想起老阎的这句话。军人们容易发脾气，但心肠却挺好的。在一次篮球选拔赛中，我这“左撇子”因为投篮准，被选中代表东片的几个连队参加团部的比赛。这篮球比赛的规矩我知之甚少，糊里糊涂的跟着别人在球场上乱跑，犯了规也不知道。这下子把坐在场边的胖团长给惹火了，他大声的骂了起来：“他妈的，那个人是哪个连队的？比赛规矩都不懂，把她赶下去！真他妈乱弹琴。”当然骂是骂，我仍然在球场上乱跑乱追，直到比赛结束。不过，我的“球场遭遇”却一时被知青们传为笑谈。没多久，部队拉走了，生产建设兵团又改回农场，军垦战士变回了农场工人，一切恢复原样，又是那么死气沉沉。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我们的生产队由原来的五队改成了二队。我的“当兵”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2015-09-17 15:40:28
作者:潘紫英
来源: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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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夜读，十分投入，手不释卷，竟至更深。窗外，风起处，淅淅沥沥响起了秋雨声。我起身关窗，但见雨点敲打着窗户玻璃，疏密有致，霎时间已构成一幅形状有别的花纹。再拿起书来，已觉走神，却于字里行间，照见了自己的影子。我与书结缘，除了作为一种解脱外，更多的在于对书的嗜好。自懂事起，我已甚爱读书，先是连环画，后则小说。母亲于是或借或购带回不少图书，连生日礼物也是赠书。后来就是存零用钱买书，每天节约五分钱的早餐钱。而每上图书馆, 所列书名总是一大串：《青春之歌》、《汾水长流》、《林海雪原》、《茫茫的草原》、《苦斗》等等。觉得看一遍不过瘾，干脆便掏钱上书店买回来。及至“文化大革命”，无处可去，想“造**”也不够“条件”，看书就几乎成了唯一的乐趣，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一遍遍翻阅“藏书”。可以说，在生活道路上，书是我最忠诚的朋友，买书、读书成了我的一道人生风景。还是儿时，一个同学向我借了20多本图书。她“信誓旦旦”，保证一个星期内归还。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上门索取，她说没看完，并说看完后送回我家。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这位同学毫无还书之意。这可是我几分几分的零钱存起来买的呀！可不管怎么问，怎么求，她总不肯还书，最后竟说全丢失了。为了这，我心疼了好几年。这以后，我把全部的书籍象图书馆那样整理登记，并收藏起来，还“命令”弟妹不准把书外借。可“命令”失效，书也丢失不少。书是我的朋友，可曾几何时，我却受这朋友之“累”。那一年，我们农场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大扫除”，一切属于“封、资、修”的书籍包括外语教科书都要收缴、销毁。队干部一再要求知青们把藏书交出来，不然的话将“如何如何……。”我有书，可这是我的“命根子”，在我陷入困境时，最好的安慰是与书为伴。它与我一起哭泣，我与它一同分忧，置身书中，使我暂时忘记痛苦。有人反映说我可能有不少书，藏在行李箱里。于是，队干部不相信我的分辩，轮番找我进行政治“轰炸”，大小会议上提，还要搜查我的行李箱。一位好心的队干部劝我说，你肯定有书，知青们也这么说。你要是不交出来，队里就会天天找你谈话，直到你上交为止。其实，这些“封资修”的书籍留来何用？对你没好处。这样吧，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你把行李箱打开让我看看，我来帮你证明。无奈，只好象征性地交出两三本，还当着一些生产队干部的面把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一页一页撕下来，扔进垃圾堆。为这事，我躲在蚊帐里实实在在的哭了一场，第二天还得若无其事般上工。那以后，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锁好箱子藏好书。一天收工，我随大伙儿回到宿舍，无意中瞥了一下行李箱，脸唰的白了。早上收拾东西时忘记把箱子盖好，衣服下面的书露了出来。我急忙掩饰，还是被队里的副指导员发现那本《敌后武工队》。她向我伸出手，并表示不会让其他人知道。我又失去了一本书。后来在她家的床头看见这本书，我惊喜万分，向她索要，她有点不好意思，说看完后给回我，最终也没要回。为了我的书，我更加严密地“看管”行李箱，尤其是那本偷偷借来的英语教科书。书的主人是个“根正苗红”的工人子弟，我和她是要好的朋友，所以才敢“斗胆”向她借阅。她郑重的嘱咐我要小心保管，不得大意。她说，队长曾叮嘱他们几位知青随时汇报我的情况，因为我爸爸是“右派”，又有海外关系，政治上有问题。我害怕极了，总把书东藏西掖的，甚至有段时间还把书归还原主，直至形势好转。不过直到离开农场，也没有人知道我的那些包裹在箱子下面的“藏书”。 时代曾有的那种愚昧，那种悲怆已经淡远，并非说人生之路就此一帆风顺。但凡不顺心，我总是愿意求助于书本，或把从中所获“化为己有”，把脑海之思、心内之苦化成文字，或随笔，或诗词，使自己得到解脱，也从中怡然自乐。当年被斥为“封资修”的那些优秀作品再版后，我特意用了一天的时间携女儿到书市，一口气买了几百元钱的书，不但有我以前痛失的《林海雪原》和《敌后武工队》，还有一批英语读物，为了我，也为了女儿。在书的海洋里泛舟，我有一种满足。
2015-09-17 15:38:47
作者:潘紫英
来源: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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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转眼已逾不惑之年，此心悠悠常回首。往事虽如烟，如梦，如流水，但总难免片片思绪涌心头。迄今最难以忘怀的是我的求索之路……汽车在滚滚黄尘的泥路上停下来。一个衣衫单薄身体瘦小的姑娘随着知青们跳下车，悄悄走出人群，伫立在萧瑟的秋风中。这小姑娘就是当年的我，一个不准留校读书的“黑七类”子弟，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热潮里，踏上了贫瘠的黄土地。随身的小木箱里，两套旧衣服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大半箱书籍。这一天，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带着“用汗水洗刷灵魂”的信念，拼命干活，认真劳动。但在极左思潮下，却因身份“特殊”，常要面对带有侮辱性的谩骂。队干部还私下里叫一些知青随时汇报我的行动。泪水伴着愁绪流啊流，眼睛也差点哭坏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名句是我的座右铭。我爱好语言文学，喜读诗词歌赋，总觉得诗词文章有如清风细流，能怡情养性。于是，我开始踏上自学之路，熟习唐诗宋词、小说古籍。担任会议记录或参加生产队大会时则练习钢笔书法。纸写满了，就用手指在大腿上练习。我喜好英语，是从偷翻父亲的“宝藏”开始。我爷爷曾是富商，可父亲从不喜欢收藏珠宝玉石，独好藏书。然而，经过一番流离颠沛，所剩无几，余下多是些外文书。有一次，好奇心促使我偷偷翻阅父亲的书箱（当时家里穷，没有书柜）。父亲发现了，脸上多云转晴，眼含笑意说，如我对学习英语感兴趣，他来做老师。只是刚学了26个字母，就遇上“十年浩劫”，父亲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学习被迫放弃。我要下乡了，父亲在被批斗之余，抓紧教会我国际音标和部分英语单词。就这样，依靠父亲教予的字母和音标，利用仅有的一本词典及偷偷借到手的教科书，我开始在英语王国里漫游。谁知没几天，就引来了上纲上线的指责和非议。有人悄悄说，队长发怒了，说我偷偷学外语是想为资产阶级服务，还联系上家庭“出身”。从那以后，孤灯只影，伴着躲在蚊帐里读书的我，度过了一个个寒夜炎宵。崎岖的人生之路把我推向低谷，过人的劳动和缺油少盐的伙食，使身体渐渐变坏，本来就单薄的我便更消瘦了。除了眼泪和书，我又多了新“伙伴”——药。边远山区医药的贫缺，促使我与中草药、针灸结上缘。此后，生产队的卫生室里，常常可见一个瘦小的身影在默默帮忙，凝神注视卫生员怎样看病，如何配药。我还从自己身上的穴位着手，摸索针灸刺激强弱的自我感觉，为此而常常被刺激得浑身冒汗；我节衣缩食，购买了部分医药书籍进行参考，还利用上山劳动时间收集草药和采集标本。日复一日，我小心翼翼地“偷”取中西医药知识。一天，我被分配上山放牛。我一边吆喝着牛群，一边沿路寻找草药标本与书本对照。蓦然回首，但见春夏之交的山峦上，山花烂漫。野牡丹、金银花、野杜鹃交相竞放；杨梅、山捻、油甘子满山可见。不远处，一朵紫红色的“野牡丹”花窦初开，好似一个妙龄少女，秋水盈盈，顾盼有情。下乡以来，我第一次感受到这山区的幽美景致。置身其中，我陶醉了，不由自主地走向那朵鲜花。忽然，恍如腾云驾雾，不知所以。手腕上的一阵刺痛把我拉回现实，这时已跌入一个荒废了的枯井底，手里的书本也不知所踪。枯井四周满是荒草，头顶上方挂着一个黄蜂窝，手上已被黄蜂刺了一下。嗡嗡不绝的蜂鸣声吓得我紧紧地闭上双眼。喊啊，喊啊，嗓子沙哑了，声音却仅在洞里回旋。“阿英，阿英……”不知过了多久，一同放牛的老婆婆终于找来了。我总算死里逃生，却狠狠地病了一场。知青开始回城，我被告知名单已随招工的同志来了。我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为了回城，有“本事”的都在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这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招工结束了，我没能走，名额被人占了。我又一次躺倒在病床上。两年后，我搞了病退。回城后，我当过临时工，扛过大米、酒箱。工作辛苦，学习是工余的最好安慰。当时英语教材较缺，只好向英语爱好者借来抄。一本《英语九百句》便抄了两天两夜。后来，终于有了较好的学习氛围，我如鱼得水，一头扎进书海里，从中汲取陶冶性情的养分。先是报考英语单科，继而攻读中文专业。努力没有白费，我取得了中文专科和本科的毕业文凭。此后，探讨金融理论知识，开始写散文，写诗词。在求索的道路上旅行，开拓了我的视野。不知你信不信，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也会使人心境开阔。可以说，有那么一份清高吧。尽管这条路曲折、艰辛，尽管这条路并非鸟语花香，但我将一如既往前行，并以此怡然自乐。
2015-09-17 15:37:35
作者:潘紫英
来源: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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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