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少年时，我就“认识”了“刘胡兰”。她中等身材，一双大眼睛里总透出神采，爱骑一辆比赛用的自行车。不管春夏秋冬，但凡遇见她时，多是见她剪着一头运动短发，穿一身运动式的服装，这样的打扮在那个时代算是很时髦的了。“刘胡兰”看上去很活泼开朗。她是个体育运动爱好者，喜欢打篮球、乒乓球，骑自行车则是她的强项，曾多次在省、市组织的自行车大赛中获奖。她又是个业余话剧演员，在一个业余话剧团里担任主角。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她扮演的女英雄刘胡兰。她的演技并不算好，但演得非常投入，把自己溶入了角色中，使人看了深受感动。我一连追着看了几遍，从此把她称为“刘胡兰”。我对她的关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所见到的“刘胡兰”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精神奕奕，她几乎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我留心她的成绩，注意她的演出，在街上遇见她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看上几眼。曾有一段时间，我干脆剪了一个“刘胡兰”的运动式发型，多少有了点满足感。在我下乡的八年中，我一直都没有遇见过“刘胡兰”，但她的身影仍不时浮现在我脑海里。多年以后，当我再遇到“刘胡兰”时，我感到十分惊讶：中年的她依然精神饱满，风韵犹存，只是多了稳重与成熟。她仍热衷体育运动。可惜的是，为了她最热爱并为之努力了一生的体育项目——自行车运动，她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这悲剧却本不该发生的！1989年的一天，秋高气爽。由广东省举办的自行车大赛正如期进行。广州至从化的一级公路上，女子自行车决赛已经进入尾声，几十名女运动员你追我赶，车子风驰电掣般飞速行进，骑在最前面的就是“刘胡兰”。她的家里人也来到了比赛现场，站在离终点不远处兴奋地等待着，要为她欢呼，为她庆贺胜利。他们相信，这一次她一定能获得成功。在一个已被封锁并有人把守的路口，开进了一列小车队，前面由警车和摩托车开路，中间是一辆高级官员乘坐的小轿车，前呼后拥地沿着广从公路呼啸而去。车队后面紧跟着一辆客货两用车，这车为了跟上前面的车队，正全速前进。把守路口的人以为该车是与车队一起的，也就没有加以阻拦。在一道拐弯处，自行车队伍飞奔过来了，骑在最前面的仍然是“刘胡兰”。站在终点线上的观众远远的看着勇往直前的运动员，激动得欢呼起来。这时，那“威风凛凛”的车队刚飞驰而过，拐进了岔道，而紧跟后面的客货车由于躲闪不及，径直驶向自行车队，把正要冲线的“刘胡兰”压在车轮下。不该发生的惨剧发生了，她的家人眼巴巴的看着这瞬间的惨变，悲痛欲绝。客货车司机受到了应有的惩处。然而，真正的违章肇事者却逍遥法外。据悉，有关部门事后不敢报道这次事故的真相，也没有把该事件列入事故的范围。人们对此事议论纷纷：假如没有这个高级官员的车队，假如那辆客货车没有跟在后面，假如把守路口的人员截住车队或那辆客货车，假如……这个事故就不可能发生。我却认为，假如人人平等，这个高级官员的车队也会遵章守法；假如没有官僚、腐败现象的蔓延，这“人民公仆”就不会不可一世，置人民的生命而不顾。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听到此事，我一连难过了好几天。我为这悲剧伤感，为“刘胡兰”不值，为这腐败现象而痛恨，更深深体会到人们对清除官僚腐败的渴望。不过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从踏进学校的那一天起，我就对老师有一种莫名的崇拜，格外的尊敬，因此赢得了老师们对我的喜爱和关心，并从此与教师这一职业结下了难解之缘。在我短短几年的学习生涯中，有两位班主任给我的印象最深。第一位姓陈，是个中年女教师，人很正统，整天戴一副很旧的近视眼镜。那时我就读小学二年级，非常调皮捣蛋，是个“多动症”学生。可陈老师对我的喜爱连同学们都感觉到了。在班上，我是唯一敢与她套近乎的。她不但教给我知识，还教我做人，以致影响着我的人生道路，执着地追求人生的“三条红线”（即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chan党）。那一年，我申请加入少先队，却没获批准。班上好多同学都入队了，我便急起来，拉着陈老师的手追问。她安慰我说：“别急，很快会批准的。”这一“很快”竟拖到了四年级。这时，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了，也逐渐疏远了陈老师，但我隐隐约约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一种怅然。后来，有同学告诉我，说陈老师和总辅导员吵了一架，她还哭了。也就在这一年，我终于加入了少先队。过了好久我才得知，陈老师为了我的入队问题，多次找总辅导员谈，那人却因我的父亲是“右派”而坚决反对。我误会了陈老师，却直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向她道歉。第二位是我读初一时的班主任，他是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姓朱。他对工作满腔热忱，对学生倾注了整个的心。朱老师身体孱弱，心脏也有问题，却从不缺课。为了增强体质，他每天风雨无阻锻炼身体，学校的老师都很敬佩他的敬业精神。在朱老师的关怀和鼓励下，我接二连三的向组织递交入团申请书。不过，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却有些不“识趣”，又去追问朱老师。这回，他有些语塞，眼神明显带着同情，却又不便直说。最后，他笼统地对我说：“不批准入团肯定有原因，自己多作自我批评，再加一把劲，我相信，你肯定能加入团组织。”我彻底失望了。后来，有个比较要好的团员同学告诉我，朱老师为了我的入团问题，已经争取了好几次，可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批准。这一次，我明白了朱老师的苦心，从此不再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没过多久，朱老师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在学校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师生们无不垂泪，我也忍不住失声痛哭。带着对学校的无限眷恋，我去了农场。那里的师资非常缺乏。当时我的知识水平要比好些知青略胜一筹，便憧憬着当一名人民教师。然而队里连幼儿园的阿姨也不准我当，生怕我把“革命后代”给“腐蚀”了，却保送了一些“红五类子弟”去当老师，尽管有的人口头表达能力很差。一年又一年，我当老师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回城了，我拼命学习，总希望能当上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70年代末期，有朋友要介绍我进某中学当英语教师，后来因被银行录取，便惋惜的打消了这一念头，一心一意干起了我的金融事业。想不到多年后的今天，我竟然能重进校园，与老师们成了同事，被学生们称呼老师。我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周围都有我可以请教的老师，大家友好相处，少了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或许这是一种天意，一种缘分，是为了弥补我那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校园梦，再给我一个求师学艺的良好氛围，毕竟，我的求学之路太坎坷、太曲折了。
我家的附近有一座小山，最高处大约只有海拔几百米，由于这座小山不起眼，故没有人为其取名。后来，山上驻扎了一个炮兵部队，于是被称为“炮兵山”。山上长了不少林木和灌木丛，那些高射炮、探照灯就隐藏其中。走进禁区，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盖着大炮的伪装。“炮兵山”的周围几乎都是居民住宅区，我们的学校离那儿很近，所以，除了“军事禁区”外，孩子们经常满山乱跑，还到部队的营房去和解放军叔叔一起打球、玩耍。我也算是山上的熟客之一，经常和同学去跳绳、踢踺子、跳橡皮筋。后来长大了，还每天一大早到山上练拳、舞剑。部队的官兵对孩子们很和蔼，也经常为老百姓做好事，如担任校外辅导员，帮助居民扫大街、挑水，还免费理发、修单车等。学校也经常组织学生与解放军叔叔联欢，军民关系非常融洽，人民群众对军人们赞口不绝。“炮兵山”上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放电影了，基本上是每月一场。每逢放电影，解放军准会贴出“安民告示”，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个喜庆日子。到了傍晚，大人小孩拖男带女的涌上“炮兵山”，占好位置，银幕的正反面都围满了人，真真是军民团结一家亲。这时候，部队的战士也分外活跃，相互拉歌的声音此起彼伏，这边厢有人领喊：“一排，”然后齐呼：“来一个！”那边厢又叫了起来：“快快快，不要象个老太太，咚咚咚，不要象个老公公，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焦急！”然后响起了《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等革命歌曲，歌声十分洪亮。歌声不但激励着战士们，也激动着在场的群众。那拉歌的“号子”还被我们学生“剽窃”回去，学校开大会的时候，总听到那类似的拉歌声。当时的“炮兵山”放映的都是些爱国主义影片，以战争片为主，如《英雄儿女》、《董存瑞》、《上甘岭》等等，我几乎是每场必看。可以说，我们在那里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根本不亚于学校。我最后一次上“炮兵山”是在1976年，那时候我从农场返城不久，对“炮兵山”还怀有一种眷恋。一天晚上，我听说山上有电影看，便拿起凳子独自上山。“炮兵山”上，看电影的人明显比以往少多了。我避开人群，到一个离银幕较远的地方观看。这时，有几个流里流气的青年围了过来，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走过来耍流氓。我气不打一处来，抡起凳子朝他挥过去。他急忙躲开，却上来一个被他们称为“大哥”的人，他挥拳朝我眼部打来，我躲闪不及，被打中眼眶，眼前直冒金星。我向四周瞟了一眼，指望有人能见义勇为，但人们只是围观，却没有一个解围，连两个站在远处的哨兵看见了，也无动于衷。我十分失望，强忍疼痛，挥动凳子猛砸过去。那几个人见我在拼命，急忙跑下山。我紧追不放，直到他们跑远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上过“炮兵山”，连每天的晨练也停止了。多年以后，我看到的“炮兵山”还是原来的模样，但已物是人非，军民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少了那种军民“鱼水情”的关系。在我居住的住宅区里曾发生过一件令人愤慨的事：一辆军车经过住宅区回“炮兵山”。天刚下过雨，路上满是泥泞，一位姑娘正蹲在路边洗衣服。那辆军车飞快绕了过来，轮子溅起的泥浆把姑娘全身都弄脏了，车上的人一起哈哈大笑。那姑娘气愤的站起来，冲着军车大喊：“土匪！”我的心隐隐作痛：为什么现在有的军人与以前的军人思想觉悟相距如此之大？虽然这种情况是极少数，却极大的破坏了解放军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即使发生了这些变化，我每次经过“炮兵山”，还会情不自禁的朝那里望一眼，脑海里还在回旋着那时侯的情景。我相信，那种美好的记忆永远也不会抹去的。
中学时代是人生最美丽的花季，那么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我的中学时代满打满算只有四个年头，实际上能正常学习的仅两年时间，另外两年却消耗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去了。虽然中学生活并不长，但仍然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我几乎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当时身高只有1.34米，体重仅21.5公斤，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不点”。我又是班上最调皮好动的，只要下课铃一响，老师一点头，班上就不见了我的身影，不是与女同学踢毽子、跳橡皮筋，就是独自去爬杆子、玩高低杠，或者跑到高中教学楼与大哥哥们踢足球、打闹，疯得满身汗湿，满脸通红。于是，大哥哥们给我起了个绰号：“红脸猴精”。其实，这绰号在小学时候就已经被同学们喊开了，他们都说我一刻也停不下来，没想到竟“沿袭”到了中学。那时，我们班上的男女同学分成好几“派”：年龄稍大的（约十五六岁）、居中的（约十四五岁）、年纪较小的（约十三四岁）。我和几个年龄较小的女同学特别要好，大家都很贪玩，整天嘻嘻哈哈的，玩起来就成了“疯丫头”。虽然如此，老师对我们这些“小家伙”最放心，因为我们的成绩不错，又思想单纯。最使老师操心的是那六、七个男女“大”学生，他们经常一起外出逛街、看电影，还穿戴得整整齐齐，抹点雪花膏什么的，使身上有点清香。班主任为此曾在班会上严肃批评。这下子倒好，引发起了班上那些不大不小的女学生的兴趣，他们便轮流进行跟踪，然后窃窃私语，互通“情报”。我们有时看见她们围坐在一起头碰头的“小声说大声笑”，也好奇地走过去听一听，原来又是那些“跟踪情报”。我们对这些不感兴趣，便也不往心里去。后来，那两“派”学生竟为这些事情吵了起来，你指责我“跟踪”，我讥笑你“不要脸”，我们象看戏般的看着那热闹场面，觉得好玩极了。那年冬天，学校成立了冬泳队。深受电影《女跳水队员》的影响，我也跃跃欲试，谁知却被老师“拒之门外”，原因是我长得太瘦小了。我死缠烂磨，硬是把体育老师磨怕了，勉强答应留下“试用”。冬泳队只有四、五个女孩子，其余全是男生。冬天的清晨，天气特别冷。我们风雨无阻，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精神抖擞地跑步前往游泳场，“一、二、三、四”的口令声，招来了满大街人们的目光。那时侯条件差，游泳池是露天的，更衣室也是露天的，冷风一起，嗦嗦直抖。我们一下水，老师就不准我们停下，一直游到上岸为止，累得真想放弃。一天清晨，气温骤降，室外北风呼呼。我爬起床，打了个寒战，又钻进被窝。如此反复几遍。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冒着寒风跑出了门。那天早上，女队员只有我一个坚持参加训练。回到学校，我们竟象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凯旋而归的英雄。冬泳锻炼了我的意志，也锻炼了我的体能，那段时间，我的身体棒极了。可惜，冬泳队仅训练了一个冬季，便“夭折”了，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班主任林老师刚从大学毕业，虽然没有带班经验，但责任心挺强，同学们觉得他很严肃，都有些怕他。因了他的严格，“文化大革命”时还几次差点被班上学生推上台“批斗”，幸好都被及时解围了。林老师的舞姿很漂亮，尤其他的“泰国舞”给我们班上的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女同学们便鼓动我向林老师学跳舞，然后回头教她们。她们说，这是因为我学东西快上手，老师不会嫌烦，再者班主任对我也挺和蔼的。带着那么点虚荣心，我去找林老师。他果然热心地教我，回头我又教给女同学们。那一阵子，我可够忙乎的，但一想到成为班上的“重要人物”，便心满意足起来。后来那些女同学又觉得学跳舞没意思，便作“鸟兽散”，又热衷起原来的“游戏”。直至“红卫兵大串连”期间，他们仍然是各“派”自由行动。不过，从那以后，我就几乎断绝了与班上所有同学的联系，背着“黑七类子弟”的沉重思想包袱，龟缩在家里。三十多年后，班上的同学自发组织聚会，同学们欣然而至。这时候，大部分同学均已两鬓斑白，几乎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然后便是一阵爆发般的笑声。相聚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想起了班主任林老师，便一起鼓动我打电话请他。可能是历史的烙印已深深的刻在了林老师的脑海中，他客气的婉拒了。不管同学们对他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我却认为可以理解，这不是“气量”二字便能概括的。只是希望林老师也能理解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同样是受害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生活总是美好的。
很久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时，曾经的结拜姐妹雨萧问过我一个在今天看来很有意味的问题：“你喜欢阳光，还是月光？”年少的自己很肯定的回答：“月光。”那时的我们单纯如校园那些净白的玉兰花，美而温和。最炽热的梦想，就是那片葵花丛里见到自己的初恋，然后两人傻傻地笑，以及一大群红领巾在每个放学后赖着不肯回家。当然，葵花是有的，初恋是有的，却没能彼此傻傻地笑。而今想来，我们执著自己的自以为是，以为世界可以被坚强的我们狠狠打败。在生命的喜马拉雅山峰飘扬着青葱时代的歌。逐渐长大的自己，还记得那些时光的味道么。逐渐强大的内心，还记得夜里委屈的泪河么。真的想知道，夜里的葵花长什么模样。找了好久，却发现只有面对阳光骄傲昂首的葵花。有谁见过，可否告诉我。正如有的人喜欢不一定在一起，有的喜欢不一定会拥有。那些白天里看到的乌云，是阳光的懦弱还是黑暗的坚持。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当我再想起那时的问题，我把答案改了。我说我喜欢阳光。我说我喜欢阳光。是真的喜欢。明亮。干净。温暖。柔软。从前，老师问我们有什么理想。我们会异口同声的说：“做一个有出息的人。”或许，那会，连什么叫做出息都不清楚。如今，又有几个人还能铿锵的告诉大家，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人生，未来，明天，这些沉重的字眼，早就化成了很多人奇形怪状的追求。还是很高兴，在此前的步步行走中，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足迹。这几乎成为今日展颜的自豪。故人远去，清风依旧。拿着别人的笔去作画，真的好折磨。也明白为什么学书法的她们，都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笔，为什么让她们写字时总会说，我可不可以用自己的笔。摊开手，看看掌心。粗细不一的纹路，是不是让你双手紧握时不能保证握着的都是自己的。自然的恩赐，给了别人进来的权利。你再努力紧握，还是会失去一些。在追逐阳光的年华，即使遇着阴霾，仍旧嘴角上扬。给别人的留言永远都是天天开心，永远快乐。告诉自己的，从来都是打不死的坚韧，是有思想的芦苇。黑夜，见过黑夜里的白云么。游走在月光里的白云。自由而愉快。它会是白天里的云朵么。如果是，那他为什么到夜里来。如果不是，那他是黑夜自己的么。黑夜，除了星群，除了月光，除了深邃的幕布，原来还有白云。还有在人们睡梦中悄悄走过的经纬度。黑夜该是多么骄傲啊。它让人们闭目休息，自己独占光芒。只是，白天不懂。上帝，耶稣，阿波罗，你们狂热爱着火热的太阳，却还有梵高，迷恋着星空与向日葵。甚至那个小王子，也牵挂着另一个星球上独一无二的红玫瑰。这么些年，所幸世界还有白天。还有包容自己的黑夜。假若命题还能再选择，我想，我会回答什么。黑夜该嘲笑我今晚的矫情了。每当心里有些乌云，黑夜都能给我能量，让所有沉沉的乌云变成月光里静静的白云，独自沉默，慢慢化为新一天的晨光。其实，白天不知道，黑夜将毕生的骄傲都给了它。正如梵高，深爱着那些不知疲倦的向日葵。
还有三天就要回校了。今晚陪阿姨看电视剧。看的是《良家妇女》。当时她洗完澡出来恰巧电视播完了，她便兴致极大地跑上三楼，叫我开电脑给她接着看。可爱的表弟恋恋不舍地离开电脑桌，屏幕由qq空间换成了风行。然后就出现了周若云，出现了于士鸿。只是阿姨并不知道电视播到了第几集，所以她凭印象让我找了几集，看看该从哪里接着看。从19集最终找到了原来是16集。我说：你也真是的，又不看清楚，一会儿这集一会儿那集的。阿姨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就笑笑说，呵呵，我看得太急了，没怎么留意。听到这，我便想起傍晚那会儿。因为今天是惊蛰，所以阿姨做了非常好吃，我们全家都很爱的豉油鸡。做好饭菜的时候阿姨说要和我一起送些给在高中部读高一的表妹。我很纳闷，干嘛要和我去？以前每次送东西给表妹都不用我去的，这次怎么那么破天荒？她一边装饭一边跟我讲，你就去嘛，去看看你的母校呀，反正你也快开学了。我想想，也是，虽然经常经过那，却一年半了，不曾进去瞧瞧。就答应阿姨了。只是一转眼的功夫，阿姨却对我说，先送完东西再回来吃饭，你在家若是想吃鸡肉就到锅里盛，要是感觉味道还不够就到加点酱汁。“你干嘛跟我说这个？不是说我和你一起去一中吗？”“噢噢，是哦，忘了，这脑袋，呵呵……”去学校之前还特意交代我要给表妹准备纸巾，我说她自己不是整天买纸巾么，怎么会没有？阿姨说，你就给她拿点吧，之前几次她都忘带在身上，只留在宿舍。见到表妹的时候她一脸关切，说这说那的，只是表妹却似乎兴趣不大。我想，有些苦心，表妹还不懂。回到看电视剧。白天真的太累了，她看着看着就在一旁打瞌睡。我叫醒她，她便起来看一点。然后又静静地睡着了。我便干脆不叫了，自己看，让她睡会儿吧。就这样，睡睡醒醒，也都12点了。我说，你还要坚持看么，那么困就回房睡吧，也夜了。然后她就决定还是不看了，回去休息。其实，我知道阿姨一点都不容易。忙里忙外。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虽然儿女聪明伶俐，只是还稚嫩，时不时也要和她吵吵闹闹。而且，最重要的，儿女两个尚未长大。现在，表妹去一中寄宿，基本一个月下来没几次回家，表弟读小学，参加午托，中午不回来，叔叔有时候去忙自己的事，这样家里，便只剩她一人了。有时候连找个人说话都没有。再说了，这个年龄的女人，大多唠叨，旁边没个人给她倾听倾听那该是有多寂寞啊。如果我在家，我便可以跟她聊聊家常，跟她讲我们宿舍的那点事，和她说我的生活圈子，告诉她我的一些小秘密，站她那边陪她一起埋怨生活的一些不如意，偶尔给她打打下手。这样，这屋子，也就有生气了。每次放假，我都爱呆在阿姨家。好吃好住不用说了，这些年，我是过得越来越安逸了。以前阿姨还让我洗洗碗，现在似乎就是煮煮饭，晾凉衣服，其他的，都不用我怎么干。有时候我想，阿姨家对我太好了，我以后不舍得嫁出去可怎么办呐。早些时候还小，也跟她生气，觉得她对我要求太严。慢慢地，可能岁数增大，理解也多，就渐渐明白，作为一个女人，身为一个妈妈，在生活的操劳里，是有着多么多么多我们作为小的一辈所看不见的艰难和心酸。每次表弟和表妹跟她吵架，事后我都会说他俩不懂事，不过欣慰的是，表妹已经学会体谅，体谅她的妈妈为何在平时对她的啰嗦唠叨。而小表弟，或许，还要让阿姨多操心一两年了。现在，我即将要回校了。阿姨又张罗着要我带些什么回去。有时候真的不忍拒绝，因为我怕我的拒绝，对她的关心来说，是一种伤害。这次回去，行李不多，简单地收拾一下，便可以了。只是，这将要启程的心情，却还不在状态。别人总羡慕我喜欢呆在她家，也奇怪我怎么不回自己的家。只是每个人的世界里，都有不同的幸福依赖。我只是觉得在这个世界我活得最幸福，最开心，也最满足。因为，有人懂我，理解我。而且，是一个大人。我想，孩子们的心里，都是渴望被理解被照顾的吧。能被一个大人理解，我觉得很不容易。所以，我要珍惜，并一直爱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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