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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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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冬姐文/碧草谨以本文向我们敬爱的碧草前辈表达敬意！作者简介碧草广东五华人，原名钟伟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1996年毕业于广东省外贸学校（碧草文学社创办人），后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自考），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员、国家中级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校园文学创作委员会指导老师、每年一届的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碧草杯”的创办人、《广东校园文学》筹办人。当过报社记者、编辑（文艺副刊），曾用碧草、琴江等笔名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新闻作品一批。现在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工作，任校报及校园文学刊物主编，曾主编“广东省校园文学碧草系列（一）”（4本珠海出版社）。《有个女孩要来》是其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作品集。长篇小说《这里的天空不寂寞》（暂定）待出。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年冬姐对我说的一句话：侧耳倾听智慧人的话，领会知识，那就是“美”。我知道，冬姐也许不是世上最好的老师，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却一直在固执地认为冬姐是世上最好的老师。冬姐是我初一时的英语实习老师，代班主任。那一年，冬姐才十七岁，刚由省外师毕业。冬姐中等身材且有点胖，但掩饰不了她那一身清纯的美：玲巧的鼻子上相嵌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一头瀑布般的秀发垂至腰际，一对小酒窝如春天的桃花，常绽出诱人的风采。冬姐原名古冬梅。我们叫她冬姐是因为她为我们上第一节课时，我们看到她只比我们大几岁，有的甚至只比她小一、二岁（因为当时我们就读的是山村最普通的中学），因而调皮的我们都不肯叫她老师，改叫她为冬姐。冬姐好像还很高兴呢。冬姐从来不骂我们，但我们都很听冬姐的话，冬姐除了上课时是一位老师，而且是一位严厉的老师外，其余的时间简直就是我们同学中的一员。一次，我在地理考试中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结果，平时对我不错的冬姐竟在班会上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课外，又把我叫到她的房里，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请原谅我刚才对你的态度，好吗？”当时，我一涌而出的泪水，如决堤的洪水流过羞愧的脸……冬姐的房间是我们的小天地。那段时间里，冬姐的房间简直是热闹的代名词，课后，我们常常把冬姐的房间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一起用“Iisyourfather”（我是你爸爸）那样蹩脚的英语戏笑、聊天。那时冬姐的房间，永远有各种各样的零食，那是我们从家里带去偷偷放在她房里的（冬姐也和我们一样爱吃零食）。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次冬姐带我们去野外踏青。那时的天空好蓝好蓝，那时的大地好绿好绿，我们的冬姐，一条纯白的裤子套着一件天蓝色的宽松T恤，像春天的蝴蝶，同我们一起歌唱。“冬姐，冬姐”的叫声在欢笑中彼伏此起……冬姐的文学修养很高，又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那时，常常给我们讲保尔、堂•吉诃德，奥列弗、简•爱，冉阿让的故事。记得那次她讲堂•吉诃德骑士先生的“英雄行为”时，那绘声绘色的神态，笑痛了我们的肚皮。那情景，就是10多年后的今天，仍犹在眼前。冬姐的知识广泛而丰富。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年冬姐对我说的一句话：侧耳倾听智慧人的话，领会知识，那就是“美”。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后来长大点，看的书多了，才知道那是《圣经》里的一句话。因为冬姐，我们对学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冬姐实习期满后，班上的许多同学还和她保持着书信往来。多年以后，我们当年那个班竟有三个同学考上了外国语学院。冬姐实习期满离开我们的那天，我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小纪念品（有公仔、小布娃娃、小鹅卵石等）到车站去送她，当时，不知是谁先哭出声来，结果，我们和冬姐是在泪水中挥别的。从那以后，我们就冬姐很少见面了。后来听说她考上英语专科又读了二年，再后来，就听说她嫁了人……多年之后，我带着冬姐的祝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外贸学院。此时，想起我的“冬姐”，不禁思绪万千，我知道，冬姐也许不是世上最好的老师，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却一直在固执地认为冬姐是世上最好的老师。呵！永远的冬姐。感谢碧草前辈向广东校园文学网惠赐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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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教官是我带班级0775的新生军训教官，是个二十出头的漂亮女孩，齐耳短发，苗条身材，稍显黝黑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双可爱的酒窝。也许是0775班仅有三个男生的缘故，杜教官是那年新生军训教官中的唯一女性，她的名字叫杜家蓉，二十出头，是个留着齐耳短发、身段苗条的女孩。后来才知道杜教官是就读大学生入伍的大学生军人，军训结束后还要返回大学继续学业的学生，她就读的专业是声乐。（一）新生报道的第二天就要开始军训，按照杜教官前一天晚上的命令，6：40分，操场上全班同学无一迟到，全部都把长长的秀发扎成马尾，精神地甩在后面了。这时杜教官来了，齐耳的秀发也扎成一个小马尾，看起来分外精神帅气。她穿了一套迷彩服，给人一种干练清新的感觉。同学们第一天学的是站军姿，她告诉同学们动作要领是：双目平视前方头顶，双脚成30°，双手夹紧，中指贴紧裤缝，身子微微向前倾。一开始同学们这样做了，但不到一会儿同学们便有点吃不消了，身子摇摇晃晃。也许觉得是女教官，应该不会太凶，于是便有人开始放松。这时杜教官走过来挑了挑同学们贴在裤缝上的手，很轻易就挑起了，每个如此。她便说：“全部都给我站好，把手夹紧，要是有一个人没做到，全班罚站.”听了这话同学们大气都不敢喘一下，马上站好，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一滴一滴，同学们个个狠不得自己便是后羿，把天上那个恶毒的太阳射下来，看它还敢不敢耀武扬威。“休息一下！”不知过了多久，杜教官美妙的声音传来，这声音犹如天籁般动听听得同学们心里一片清凉。然而，当同学们明白她是叫他们坐，就坐在地上时。同学们个个露出个苦瓜脸：这地这么脏，怎么坐啊？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敢坐。这时，杜教官提高声音说：“叫你们坐，你们就坐，难道不累啊？你们要是喜欢站那就站好了，——坐!”同学们全部哗啦一声便坐了下去。（二）休息的时候杜教官是最可爱最招人喜欢的。她告诉同学们她是学音乐的，嗓子很重要，她的声音很好听，她教同学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她教的很好，音很准。有时同个连队的男教官很是羡慕的看着我们班，然后又很无奈的看着所教的班。后来，不知道哪个聪明的教官请我们的杜教官教他们班上的学生唱歌，以至于最后其他男教官纷纷向杜教官求救，这样，就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女教官旁边围着四五个班的学生，大家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艰苦的一天便就过去了，只是杜教官累得一身的汗。军训期间，杜教官教同学们很多东西，我还记得当时，同学们最大的娱乐方式是在休息时和其他班的同学拉歌，由于我们班女生多，所以显得是很“乖巧”的，可是在“敌人”一再挑衅下，也变得不安份起来。我们所在的班为20班，其他班的教官教他班的学生向我们“开炮”，同学们可不是信男善女，在杜教官的带领下，勇敢地与“敌人”作战。她教同学们的一些拉歌，我记忆犹新：某某班，来一个，来一个，某某班，不来行不行？不行，不行行不行？坚决不行；冬瓜皮，西瓜皮，不许耍赖皮；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像什么？像绵羊！把“敌方兵团”打得落花流水。杜教官还教了同学们很多歌曲，其他班的学生只学了两首，一首必唱《团结就是力量》和一首选唱歌。而同学们却有幸学了四首歌《团结就是力量》、《我是一个兵》、《过硬的兵》、《当祖国召唤的时候》等歌。独具匠心的杜教官教同学们把选唱歌分唱，但是正因为这样，同学们就把声音一分为二了，在声音上就处于弱势，所以同学们必须得比其他班的学生唱得要大声才行。因为在杜教官的指挥下，同学们都信誓旦旦，相信自己班一定可以拿名次，所以个个都扯开嗓子唱，以至于后来，有同学的嗓子都哑了。虽然后来比赛时我们班只拿了年级第二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热情，因为那时杜教官告诉同学们不要太在意成绩，我们还要为军训汇操做好充分准备。（三）有件事情让同学们对杜教官记忆特别深刻。那天，同学们学的是正步走，这个动作难度很高，要求脚上的动作和手上的动作相协调，还要做到与自己方队的同学在一个点、一条线上，这个确实难倒同学们了，而杜教官也不断重复动作的要点，可同学们总是做不到自身动作的规范。后来，杜教官实在被同学们气得不行，她只好一次次地重复正确的动作。当时太阳很烈，杜教官便让同学们背对着太阳，而她自己却面对着太阳，一遍一遍的教同学们，而她的脸被太阳晒的通红通红，看得同学们心里有点酸酸的，在接下来的练习里，同学们练的很认真，可是仍然没有达到标准。这时教官叫同学们再练三遍就休息，同学们一听到休息两个字个个都来了精神，后来的三遍练习同学们做得“特别好”，正当同学们在暗暗庆幸可以休息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大巴从同学们放水瓶的地方碾过，前面一排的水瓶都被碾破了，同学们看着地上的“残骸”，个个都傻眼了，这些水瓶中大部分都是同学们昨天刚买的、心爱的瓶子，更重要的是当时每个人都很口渴，急需补充水分。这时杜教官走过来对同学们说：“别看了，现在，全体同学立正站好，走到自己水杯的旁边，把杯子拿起来，然后向左走，立定，坐下休息。”同学们只好照做了，有些庆幸自己的杯子没有受遭殃的同学，坐下后马上拿起杯子迅速地补充水分。过了一会，又一个让同学们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只见杜教官拿了一个大黑色袋子过来，正当同学们觉得很奇怪时，她打开袋子，竟然是一瓶瓶的水，她把水发到刚才水瓶被碾破的同学手上，刚开始同学们还不敢接。只听她说：“快拿着，不然待会训练会很辛苦。”然后她把那些“残骸”全都装在袋子里，拿到附近的垃圾桶里。这时后面的一个同学小声说这些水是杜教官自己掏钱到学校小卖部买的。听了这话，同学们个个都沉默了。此后的军训日子里，同学们在我的建议下每天上下午用班费给杜教官各买一瓶“王老吉”。（四）军训汇操时，同学们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同学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很优秀。那天上午，杜教官叫同学们把头发都扎起来，甚至刘海也用夹子夹起来，校服的纽扣扣起来，这样看起来特别的精神。她对同学们说：“不要紧张，我们也练了很多了，就算没有拿到名次，至少我们已经尽力了。”听了这话同学们抬头挺胸地走进了会场。可是，在旁边的我发现，教官好像比同学们更紧张，她本人或许不知道，她还喊漏了一个“向右转”的口号。一个女教官站在会场中央，个子虽小，力量却显得很强，这时的她是多么的引人注目。也许正是她的英气与自信渲染了在场的每个人，连同学们都没有想过可以进入军训汇演的前六名的我们出人意料地进了，这代表着下午我们有机会在全校面前表演、比赛。那天下午，同学们又自信地完成了所有动作，当结果出来我们得了年级第一时，同学们都激动地跳了起来。杜教官也难掩笑容的说：“激动个啥？低调点。”同学们笑着回答：“是，低调点，哈哈哈……”结果，平时很严厉的杜教官也被同学们逗乐了。（五）军训会操一结束，教官们便匆匆地会回宿舍打包要离开了。其他班的人听到解散便一窝蜂的跑了。而我们班的学生却一脸沉重之色，想到教官要走了，便不禁心酸。同学们按照军训的队形站在教官的楼下，等着杜教官临走的时候跟她说一声“教官再见。”这时杜教官下来了，班上指挥员指挥大家唱《团结就是力量》当作给教官送行的礼物。可唱到一半的时候同学们便再也唱部下去了，因为大家心里都酸酸的，于是泪水便代替了歌声。杜教官也很感动，她答应同学们以后会回来看同学们。由于同学们都不愿离去，这时我看到杜教官的眼眶也湿润了……后来，在总教官的催促下，同学们不得不转身离去，但同学们还时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怕一眨眼她便离开了。正式上课后我在班上凯眉同学的周记里看到：“……后来她就回去自己的部队了，可是她所带给我们的，我们至今没有忘记。我还记得她为了我们把自己的嗓子喊哑了，我们班的学同学心疼她给她买王老吉，买多了，她说她都快被我们灌成王老吉了。我还记得她最常说的两句口头禅“你激动个啥？”“你给我等着”，而这些在以后的日子里也被我们当成生活中的调料，在每个人的口里传着，在别的班的人听得莫名其妙的时候我们便在后面捂着嘴巴偷偷地笑。我还记得杜教官可爱的酒窝；我还记得她百合般的笑；我还记得她和我们说的笑话，我还记得……是的，我都还记得，他们也记得，记得有这样一个教官就这样进驻我们的心，留给我们无限的思恋，带给我们人生的特别。”再后来，“发扬军训精神，做最棒的0775班”这条标语一直挂到同学们毕业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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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的冰心——悼冰心逝世一周年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无限哀思》的小文，遥寄奶奶的在天之灵。今天，我又拿起了笔，尽管沉沉的。眼前是一幅您跟小白猫在一起的照片，多么慈祥！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涌出来……在《无限哀思》里，我是这样开头的：“我实在想象不出1999年2月23日有什么特别，也竟然象想不出那天晚上21点时在做些什么……”就是带着这样的遗憾，无可奈何地目送着亲爱的奶奶在仙乐飘飘的料峭时分离我们而去。我曾经固执地想过：奶奶一定能活到21世纪的，1998年10月5日是奶奶99岁华诞，那天恰巧是中秋节，当我在遥远的南方在媒体上看到党和国家领导将99朵红玫瑰送到您的病榻前时，我的眼眶湿润了……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在勾画您百年华诞的情景，您在新世纪的情景。虽然在1988年4月吴青阿姨（编者按：吴青：冰心的小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曾写信告诉我“……母亲年事已高，住院四年”，我便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然而当真正看到您逝世的消息时，我还是不愿相信这个事实。在跟吴青阿姨通信的那段时日里，我正在我所在城市的一家报社做副编辑，那副美丽的名字是这个城市标志的名字，我不止一次地把这副刊美丽的名字跟您的名字联系起来，甚至把你们想象的是一体的，因此我也一直固执地认为，您是不老的。有人说，您的文学成就是在建国前，我不同意，因为晚年的你写了不少“辣”的东西，尽管在您的一生中经历过许许多多风风雨雨的磨难，忍着许多无法平抚的内心创痛，然而在这些“辣”的东西里，“几乎找不到一点为个人生命遭遇不幸的怨艾听到的倒是为整个民族生存与发展前途的忧患。”（孙玉石《世纪老人的声音》），我相信，您晚年写的《万般皆上品》与你在建国前写《寄小读者》是异曲同工的，都怀着一个中华民族女儿的祖国，对民族的深沉而伟大的爱心。今天，是您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此时此刻，一种近乎激动的东西充溢在南方一隅孤独如我的脑中，昂首振臂，仿佛蕴蕴地从天际传来——不老的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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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闲着无聊的我整理剪报，于是，便重读了陈国凯先生的《焚书》（发表于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的《羊城晚报》“花地”版），不禁再一次感慨万千。《焚书》一文讲的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倪老把他呕心沥血关门之作—一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送到出版社时吃了“闭门羹”。后来，倪老的老战友的儿子陆副局长以“游戏”方式送给了倪老五万元，解决了倪老出书问题，最后书的印出来了，可大病了一场的倪老却叫儿子去出版社将手稿要回来后，却把那些印的书（按：自费出版的书归作者）叫他请人拉到火葬场去烧了。国凯先生是我们敬重的作家，他幽默的文笔很是让我钦佩，早在读高中时，我母校便不少国凯先生的著作（他是我老乡）：〈〈文坛志异〉〉〈〈两情若是长久时〉〉〈〈我该怎么办〉〉等便是那时拜读的，特别是〈〈文坛志异〉〉常引得我怪笑连翩，《焚书》也一样，幽默的笔调几次把我逗笑了，但笑之后分明又感到一种深沉的厚重，如同一块巨石压上我心头，使我艰于呼吸与视听。不知是什么原因，作家当揭去80年代初的那层光环后，似乎已一文不值，几年前，还在读书的我给一家杂志社投了几首诗，不久，该杂志社主编（作家）托人转告我，要我有空去一下他家里，商量我的诗作问题，我受宠若惊，马上抽空去了一下那主编的家。主编热情地接待了我，说我的诗写得不错，将选二首来发表，末了，他说他最近出了一本小说集，8折，要不要。尴尬的我碍于面子只得掏钱买了一本自己并不喜欢的书，临走时，还不忘要我回去宣传宣传，帮他推销。后来据人说，他这次自费出书的1万多元是他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可是书出来以后，放在书店又没人要。近年来，作家出书难（特别是二、三流水平的作家）似乎已成了一条“真理”，这些作家自掏腰包出了书，印那么一、二千本，进书店吧？又没人要，堆在家里吧？又占地方，只得在圈子里送人，不知道这是作家的悲哀，还是文坛的不幸？去年初，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杨干华先生在肇庆蓝带作家山庄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提出的一个新文学名词“交换文学”想必就是对此而言的吧。不久前，一个青年作家出了一本书，有人向他要一本，他回答得很干脆：“不送！不是我小气。”我猜想，他觉得送书有损于他的尊严吧。本来，作家出了书送一、二本给文明好友是无可厚非的，但一旦作家出的书都以送的形式出现就有点太那个了。甚至有个作家，为出自已的书掏空了自已的腰包，书出来后，大喊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象小贩一样担起自已的书在街头吆喝起来。呜呼！写书的成了卖书的，这也该是社会的进步吧。面对这尴尬的局面，有些聪明的作家便另辟蹊径。我认识一个作家，他为了出自己的书便和出版社达成出丛书协议。以便想出书的作家出书，自己从中捞点好处出自己的书。这样，“有奶便是娘”的方式也就很难保证书的质量了。那位作家苦笑：“我也是没办法啊！”“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倪老虽不免偏激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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