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程占功很多读者知道，王汶石是一位带着微笑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以清新、向上的魅力，把读者引进崇高的精神境界。但是，关于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伴侣生活，却鲜为人知。为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初冬的下午，我在古城西安访问了他。满头银丝的王老，慈眉善目，给人以质朴宽厚之感。他待人亲切，和老伴热情地向我讲述了他们不平凡的经历。1921年，王汶石生在山西省万荣县黄河岸边的鱼村。“西安事变”后，正在县城上高小的王汶石参加了“山西人民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任“牺盟会”下属县“儿童救国会”主席。“芦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在王汶石的家乡东渡黄河。王汶石带领儿童救国会的小伙伴们在渡口迎来送往，慰问联欢，并访问了威名远震的贺龙将军。“七七事变”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王汶石奔赴延安，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他满怀革命激情，参加了延安整风、大生产、土改、大秧歌运动。他在这个文工团工作多年，先后担任过演员、创作员、组长、副科长、团长等职。跟着西北文工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整个解放战争，写下了《抓壮丁》、《边境上》、《一杆枪、一顶帽》等早期作品。1946年，西北文工团在陕北米脂中学和绥德师范征调了10多名团员，其中有个正在米脂中学读书的15岁的女学生，叫高彬。高彬是米脂县城人，从小读书，聪明好学，是一位文雅而又活泼的姑娘。她参加文工团后，服从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她当演员，她就认真地演好戏；安排她做别的工作，她也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1948年，她在陕北黄龙前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同王汶石在一起工作，3年解放战争又一直同在西北前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便互相交谈年轻人的理想、抱负，交流演出和工作的经验体会，彼此不断加深着了解。特别是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做宣传鼓动工作，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共同志向，为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的共同理想，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高彬觉得王汶石人品高尚，才华横溢，正是意中人：王汶石觉得高彬纯洁忠厚，好学上进，非常理想。1949年西安解放不久，他们就在这座古城举行了简朴、热烈的婚礼。这年春天，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工作团2团团长，高彬调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建国后，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副主编，高彬调任西北曲艺改进协会副秘书长，兼西北文化部曲艺组组长。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王汶石任分会秘书长，高彬任分会秘书室主任。1955年，王汶石成为专业作家，高彬调到分会创作委员会任干事，处理日常工作。此后，王汶石多次深入陕西渭南农村，亲自参与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运动，广泛接触了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创作和发表了《风雪之夜》、《土屋里的生活》等小说。1958年，他又在渭南深入生活，参加了整风和水利运动，创作了《在白烟升起的地方》。回西安写下了《大木匠》、《春秋》、《井下》、《米燕霞》等作品。同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选集《风雪之夜》，选收了他1958年以前创作的11篇小说。这年，全国棉花进军会议在陕西召开，植棉能手、妇联主任汇聚渭南，会议上交流的一件件感人事例，展现了我国农村妇女意气奋发的昂扬精神，这深深地打动了王汶石。他以饱满的激情，优美的语言，写出了当代名篇《新结识的伙伴》。这篇小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受到许多评论家和读者的推崇。以后，王汶石还到陕西咸阳等地深入生活，曾任咸阳县委、市委副书记。1960年7月，他参加第3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62年，他去开罗出席第2次亚非作家会议，后被推选为亚非作家协会中国联络委员会委员。高彬是王汶石的得力助手。她在工作之余，一方面做很多家务活，照顾、教育子女；另一方面，她认真阅读王汶石的手稿，帮助推敲、修改、校订、清抄，并且常常出点子、想办法，提出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或征得王汶石的同意，真接予以修改。王汶石同志深情地说，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篇文章，都有着高彬的心血。多少年来，王汶石只要在家，他的早点都是高彬亲手动手做，王汶石也最喜欢吃她做的菜；什么季节、什么时候，王汶石该穿什么衣服，高彬都替他想得非常周到。冬季，她总是把王汶石换洗的内衣包在热水袋或放到暖气片上，让他在第2天早晨穿起来热乎乎的。王汶石对待高彬也体贴入微，近20年来，高彬理发从来不上理发店，她的头发，都是王汶石亲手剪的。“文化大革命”中，王汶石同许多正直的作家、艺术家一样，挨批挨斗，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作家”、“阶级异已分子”等帽子后，造反派逼着高彬同他划清界限、揭发问题。善良的高彬不仅没有那么做，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体贴、照顾王汶石。高彬看自己的丈夫被折磨得患了哮喘病，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时，王汶石的工资被冻结，他们一家5口人（有3个孩子）和一个保姆的生活全靠高彬一人的工资支撑，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尽管这样，高彬总是自己省吃俭用，还要给在危难中的王汶石做些可口的饭菜。她担心王汶石受不了批斗，怕出意外，就安慰他说，我们要相信党终究不会冤枉好人，你的问题一定会有正确结论，会解放你的。妻子的体贴、关心，使丈夫被摧残的心得到了极大的抚慰。造反派见高彬不仅不同丈夫划清界限，还坚定地站在一起，便使出种种招数刁难她。他们抄家时，抄了王汶石的手稿和日记等许多东西。为了给高彬难堪，他们把各种各样诬蔑王汶石的材料以及王汶石过去写下怀念、赞美自己同高彬相爱、结合的日记，加上歪曲侮辱性的按语刊登在他们的小报上，命高彬带上到西安最繁华的地段销售。1969年底，造反派把王汶石同柳青、杜鹏程、胡采等同志下放到陕西泾阳县一个干校劳动。这时，造反派问高彬有什么要求，高彬说，我要王汶石跟我一起下放去农村。可是，造反派偏偏不许，却把她下放到陕北子长县的吴家寨子插队劳动。当时，他们的大儿子17岁，被派到陕南修襄渝铁路，女儿12岁，由高彬带往陕北，最小的孩子5岁，只好让保姆在西安照看。一家5口人，就这样分散在4个地方。高彬到吴家寨子后，很快就同当地社员群众打成一片。她和农村大嫂、大娘们同吃同住同干活，相处得十分融洽。当时，这儿正掀起农业学大寨、大修水平梯田的高潮，高彬早起晚归，拼命劳动，不到一年，竟把一把新铁锨的锨刃磨下去了两公分，第二年不得不加了一次钢。后来，高彬被调到延安地区知青办编辑“知识青年在延安”丛书。1972年春节过后，王汶石从干校调回西安搞戏剧汇演。这年10月，陕西成立文艺创作研究室，才把高彬从延安调回西安参与编辑《陕西文艺》。从1973年到1984年，她先后在《陕西文艺》、《延河》编辑部任小说、散文组副组长10余年。从1984年开始，组织上安排她做王汶石的专职助手。王汶石和高彬严格要求子女，3个孩子在家庭的熏陶下，都好学上进，努力进步，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勤奋地工作着。粉碎“四人帮”后，王汶石重新拿起笔创作，先后在《延河》、《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通红的煤》、《挥起战刀的炮手们》等优秀作品。他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王汶石同志在过64岁生日时写了一首题为《赠玉墀（高彬的小名）》的诗赠给高彬，叙述了他们的伴侣深情：南京背信义，延安点兵急，无定河边丽女，慷慨著戎衣；千里等闲徒步，沙场不让须眉，赤心对红旗。三载共刁斗，战地结比翼，连理情，战友义，与天齐；四十寒暑，地倾天斜从不移。而今两首华发，并有儿孙环绕，携手还相依。犹忙夕照事，漫天彩云绮。原载《人生与伴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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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五旅在庆阳的故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釆访陇东当地的老红军杨兴茂、李有义和老干部辛廷书、吴宗尧以及职员李治安等同志，在听了他们讲述八路军三八五旅指战员与陇东人民建立了鱼水般的深情厚谊、岀现过许多感人肺腑的亊迹后，怀着激动的心情撰写的。这里选择其中一个“旅长关心桃花的婚事”，以飨读者。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一个乡下姑娘匆匆来到庆阳县城北关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部，要找王维舟旅长。王旅长正在旅部办公，听说有人找他，便从办公室出来，热情地招呼来人：“快请进来坐。”这姑娘一见王旅长，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下来了。他羞怯地对王旅长说：“叔叔，我听说你是善人，能体谅人的苦处，我才找你告状来了。”姑娘走进办公室，旅长让她坐下，给她倒了一碗水，然后认真听她“陈诉”。这姑娘名叫陈桃花，是驿马关人。她从小就被父亲许给了人家。桃花懂事以后，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她父亲“家法”很严，小桃花只能用眼泪表示抗议。这时，边区到处都在宣传反对买卖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已经17岁的陈桃花再也按捺不住了，她坚定地向父亲表示，要自由找对象。父亲听了女儿的话很生气，不让她自由找对象。过了一段时间，他父亲忽然对桃花说，你不愿意去我给你订的第一家，我已给你退了。但是，再跟谁还得由我做主。现在虽然提倡婚姻自由，那只是为了宣传宣传，果真这样的话，非乱套不可。最近，我给你另找了个好对象，家里有吃有穿有摆设，不仅答应替咱们退还第一家的彩礼，而且另外还给咱们不少钱。陈桃花听罢，非常惊恐。她哀求道：“爹，我选对象主要看人品，不能光图家里的吃穿和摆设。如果你还要卖我，我就一辈子不出嫁！”她父亲一听生气地说，“哪有姑娘不出嫁的道理，我这次给你找的男方，你愿去也得去，不愿去也得去。”陈桃花气急了，说，“不去，就是不去，死也不去。”她父亲盛怒之下，把她狠打了一顿。陈桃花边诉说边用衣袖拭去挂在眼角的泪珠。王维舟同志很同情这个可怜的姑娘。他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余毒在不少人的头脑里作祟，把我们好多人都害苦了。我们提倡婚姻自由，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改革旧的婚姻制度。”他劝陈桃花，“你不要担心，这件事政府会为你做主的。”接着，他拿起笔在信纸上边写边说，“这是我给你写的介绍信，你拿上到县政府去，他们会给你解决的。”陈桃花含着感激的泪花，双手接过王旅长的介绍信，同王旅长告辞后，就去县政府了。过了一会儿，王维舟同志见陈桃花又来了。一见王旅长，陈桃花又哭起来了，而且比上次哭的还伤心。于是，王旅长又让陈桃花坐下，向她询问情由。原来，陈桃花带着王旅长的介绍信，满怀希望地到了县政府，找到了一位负责人。可是这位负责人思想保守，他接过陈桃花递上的介绍信看罢后，冷冷地问她：“你就是陈桃花？”“嗯。”陈桃花低下头来。“你告状怎么还要王旅长介绍呢？”“……”陈桃花不知如何回答。“那么把你的事从实地说吧！”那位负责人说。陈桃花被这位负责人的态度吓懵了。她战战兢兢地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话刚说完，那位负责人便训斥起来：“第一个是你父亲包办的买卖婚姻，你不愿意去也就算了，怎么第二个还是包办的呢？恐怕是你挑的又变了心吧？若是你挑下的，就回去规规矩矩地跟人家过日子去，不要东奔西跑了。姑娘家还是安分些好。”王旅长听了陈桃花的诉说，皱了一下眉，旋把桃花领到家里，请老伴好好安慰桃花。然后，他转身到了县政府，找到这位负责人，严肃地说：“我们反对买卖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不能只是宣传。我们要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好，得靠我们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怎么能这么轻率地对待陈桃花的问题呢！”这位负责人连忙说，“首长说的对，我的工作方法欠妥，今后要改进。”然后，王维舟同志亲自向陈桃花所在的区政府写了信，要他们认真做好陈桃花父亲的工作，坚决反对买卖包办婚姻，真正让陈桃花有婚姻自主的权利。陈桃花的父亲经过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他的教育，思想有了转变。陈桃花有了找对象的自由，终于找到了理想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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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山东阳谷县城，穿过宽阔的、古色古香的仿宋街，去狮子楼参观。目睹蔚为壮观的狮子楼，不能不去闻名遐迩的紫石街看看。倘若没有紫石街，哪儿会有狮子楼的气派？！然而问了许多路人，居然都不知道紫石街在哪儿。终于有两个老头儿指着狮子楼南面一条小巷：从那儿下去，见一个路口，向西便是。既窄且旧，与恢宏大气的仿宋街形成强烈反差。这就是紫石街，这就是当年武大郎挑着担子吆喝“卖炊饼喽”、“卖炊饼”的地儿，这就是潘金莲、王婆、西门庆相互勾结残害武大郎从而也使她（他）们走向灭亡的所在。到了紫石街，就要去看看当年武大郎、潘金莲、王婆住的地方。问了小街两边门外抱着小孩的妇女抑或聊天的老人，竟然也都不知道。又问了这条街上一些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人摇头，有人回答曰，有关武大郎、潘金莲、王婆的遗迹没有保留。一部《水浒传》使阳谷名扬天下，也使武松、西门庆、武大郎、潘金莲、王婆人所共知。我想，阳谷重建和维修狮子楼，或许是英雄武松在狮子楼除掉恶霸西门庆，为人称道而为；没有保留紫石街上武大郎、潘金莲、王婆的遗迹，是不是武大郎虽然令人同情，但不失窝囊；而潘金莲、王婆则千夫所指，遗臭万年，不应保留。但是若从悲剧的角色看武大郎，从反面教员看潘金莲和王婆，他（她）们的遗迹，亦可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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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某县城，距长途汽车站不远一条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不时有公交车和小汽车鸣着喇叭，穿梭而过。街道两旁矗立着几座十层左右的高楼，楼下散落着一间一间虽然简单，但风格各异的平房商铺，有卖瓜果蔬菜的，有卖烟酒杂货的，还有卖猪肉、卖牛羊肉的，和卖鸡蛋瓜籽、卖布匹的。街道两边这些商铺，门面比较大、较为显赫的，是离汽车站最近的“惠來布行”和“财行话吧”。“惠來布行”两间门面房里摞满了各色各式布匹，紧挨这个布行一间门面房就是“财行话吧”，里面左右摆放的长长的长条桌上放满了各式电话座机。最里面是一个隔间，隔间里的小桌上放一部可打国际长途的电话座机。不知什么原因，尽管“惠來布行”和“财行话吧”在这条街上的商铺里鹤立鸡群，比较突出，但却没有其他商铺的生意好，买布和来打电话的人零零星星，少得可怜。“幸亏女儿给我们买下这个布行和话吧，不然，我们挣的钱，还不够交房租！”站在话吧门口的赖行行对坐在布行门口的丈夫惠财说。“这条街上还有两个布行、三个话吧，那些想买布和要打电话的人，都到他们那里去了。我们要想生意好，就要想办法把那两个布行、三个话吧弄得干不下去才行！”惠财气冲冲地叫道。“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赖行行冷笑一声，“你也不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自己的生意做好，整天就想着搞垮别人。你能搞垮吗？看你那点出息！”“好，好。你有出息，你有出息！”惠财恼火地冲赖行行又道，“你想办法去叫街上的人到咱们布行來扯布，来咱们话吧打电话！”“唉，要不是我们有个能挣钱的女儿，我跟着你这种男人，真是倒了霉了！”赖行行唉声叹气地坐在了单人沙发上。却说，费规则和惠银子移民加拿大之前，把惠财赖行行安排在这座县城，不仅给他们买下一个布行和一个话吧，还给他们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让他们生活无忧。但惠财和赖行行两人却一直忧心忡忡，开心不起来。首先是布行和话吧生意不好；其次，女儿女婿去加拿大之后，开始还跟他们联系，尤其是女儿每个月至少给他们打一次电话。但是最近三年来，特别是女儿有了女儿后，他们竟然一次电话都不打。惠财和赖行行忍不住给惠银子打电话，问女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惠银子只是不耐烦地说，一切都好，然后就挂了电话。赖行行皱起眉头，对丈夫说：“费规则八成知道了女儿的过去，现在费锤子肯定对咱银子不好了。我不知对女儿叮咛过多少遍，叫她嘴紧点，别对费锤子说她以前结过六次婚，可她还是让那锤子知道了！”“当初银子要跟费规则去加拿大，我就反对。可她死心塌地要跟那锤子走，我们有啥办法？她现在过得好不好，由她去了！”惠财皱着眉头，叫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银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倒说她过得好不好，都由她去!”赖行行恼怒地瞪着丈夫说罢，旋喃喃自语，“费锤子可能跟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洋女人好上了！听说那些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洋女人只要一顿烤羊肉串就可勾搭上，费锤子现在富得流油，有了钱怎会不变坏呢！这可咋办呀？”“你先别说没來由的话！你再给银子打个电话，问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惠财着急地叫道。赖行行便走进话吧里面隔间，打通了女儿的电话：“银子，你和丽静都好吗？”丽静是惠银子女儿的小名。“一切都好。”电话里传来惠银子以前数次重复的话。电话放在免提，站在门口的惠财亦听得清楚。“女儿，你先别放电话，我和你爹都很关心你与费规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生了小闺女，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儿，怎，怎么……”电话里传来惠银子生气的声音：“都是你们干的好事！”旋即，挂断了电话。赖行行气得脸色铁青，从隔间出来，冲丈夫叫道：“她说，都是我们干的好事，我们干了什么好事？”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笔名水之韵、火平利、程为公），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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