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原甘肃庆阳军分区政委宋志斌在河北和北京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宋老时，他讲述了当年耳闻目睹的几个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很感人。“眼睛应向下看”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八路军进行了裁减，许多战士都复员了。因为当时解放区还比较困难，他们复员后的一些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加上个别干部作风生硬，一个时期，复员军人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很紧张。朱德同志当时正在晋察冀一带，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是不安。一次，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陪同下，朱总司令来到河北高阳县视察。他们到达城内，在一个地方歇息时，忽然间，总司令不见了。司令员和政委等焦急地四处寻找，均无下落。原来总司令没惊动别人，独自一人出来，风尘仆仆直奔县政府，到了大门口传达室，他对传达员说要见县民政科长。民政科长听说有人找他，便问：“是谁？”传达员说：“看穿着（总司令穿一身有补丁的旧灰布军装）像是军队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炊事员。”“那又是复员军人要房子来了。”民政科长漫不经心地摔掉卷烟头，对传达员说：“你去告诉他，就说我在开会，让他先等着。”听了传达员的话，总司令只得坐在板凳上等着科长散会。再说司令员和政委着急地在各处寻找总司令，却无影无踪，政委说：“怕是到县政府去了吧？”司令员连忙拿起电话，询问县政府。县政府的几个部门都回答说，“没见。”电话打到民政科，也说“没见”，只说有一个像是部队上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传达室等着要见民政科长。“啊呀！那就是总司令。”司令员放下话筒，便同政委朝县民政科赶来。民政科长听说传达室的“炊事员”就是朱总司令，顿时冒了一身冷汗，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由地说：“这下可不得了了！”便抬起两条打颤的腿，跌跌撞撞地跑到传达室，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对总司令说，“我当是复员军人来了，哪里知道是您呀——总司令，我认错，我给您赔情。”总司令看着他那副狼狈相，笑着让他坐下，然后说：“你的眼睛应向下看，应把我同复员军人一样看待才对。复员军人都是对抗日救国有过贡献的同志，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热忱地解决他们的困难。”“我有错，我改正。”民政科长望着总司令，恐慌地说。“好，有错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嘛！”总司令说，“这可得见行动哟！”以后这位民政科长想方设法，主动帮助复员军人解决了许多困难。佳丘佳话1947年夏季，有一天，朱总司令带着他的警卫员和秘书，路经河北任丘县，在一片野地里，遇上了一位老太太背着一大捆麦子吃力地往家里走。总司令一行三人拉一头瘦骡子步行着，快到老太太跟前，朱总司令欲问话，这时，从前面走来一位骑一匹骏马的年轻军人。看看走近了，总司令招招手，叫这位青年军人下马。年轻军人下来后，总司令亲切地问他是哪个部队的，姓啥叫啥，是干部还是战士等。他回答，他是第八军分区某团的一个营长（姓名记不清了）。随即总司令指着正吃力地挪步的老太太，对营长说：“小同志，你帮助他把麦子送回家去吧！”营长不认识总司令，耐着性子回答了这位老同志的问话后，就要上马，忽听说，叫他替那老太太送麦子，这回可憋不住了，他说了声“没空”，便飞身上马一溜烟跑了。总司令走到老太太面前，热情地说：“老太太，快歇会儿。”说着便同警卫员、秘书一齐把老太太背上的麦子解下来放到骡子身上，然后扶着老太太，一直把她和麦子送到家里。老太太感激地不知说什么才好，一定要做顿饭，请这位老同志吃，以表谢意。总司令谢绝了，他说：“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不用谢。”沧州解放后，在做战斗总结时，总司令提到了这件事，批评了那位营长，他说：“人民子弟兵要时刻为人民着想，我们绝不能忘记养育我们的母亲。”于是，这件事很快就在晋察冀传开了，传到任丘时，老太太感动地直流眼泪，她感叹地说，“哦，原来帮我送麦子的是朱总司令啊！”“艰苦朴素作风不能丢”1947年夏天，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解放沧州的战役。战斗结束后，冀中军区（地址在河间）的司令员、政委乘小车来到沧州接总司令回河间。见面寒暄后，他们请总司令上小车，总司令笑了笑，说：“没坐惯那玩意儿，我还是骑我的骡子吧！”司令员和政委等赶紧到沧州部队借了几匹马，随总司令一同回到河间。同年7月，冀中军区某军分区的领导、一位曾跟随朱总司令经过长征的老同志，特地做了一身细布衣裳，换下粗布军装，买了几包点心，从军分区的所在地赶到冀中军区来看望总司令。他见了总司令，看他还是延安时期的那身打扮，顿觉无地自容，便拿出那几包点心，请总司令尝尝。总司令笑着说：“没吃惯那东西，你还是带回去自己吃吧。”这位老同志心里很惭愧，急忙跑到军区管理部门借来一套军装穿上，重新同总司令见面。总司令对他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可不能就去追求享受啊！”停了停，总司令又说，“就是全国解放了，艰苦朴素的作风还是不能丢的。”同志们的贴心人解放后，工程兵某部在北京修筑防空工事，总司令经常利用星期日来看望大家。当时，宋志斌是21营的教导员，负责一个地段的工作。宋志斌经常和团长、营长等陪同总司令进防空洞检查。总司令每进洞里，总是热情地同战士们拉家常，询问大家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并再三叮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一次，总司令从防空洞出来，对大家说：“来，我和你们拍个照。”宋志斌以及大伙儿心里乐开了花，都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总司令。”“还是互谅互让好嘛”解放后，有一次，工程兵20团的一辆汽车同友邻部队的一辆汽车轻微相撞。两辆车停下后，两个司机都从驾驶室跳下来，责怪对方，他们越吵越凶，不可开交。正在这时，朱总司令的小车过来了。他见此情景，走下车来，听了两位司机吵架的事儿，便对他们说：“都是自己人，还是互谅互让好嘛！”两位司机一看是总司令，矛盾立刻就解决了。他们都说，“谢谢总司令。”然后相对一笑，各自开上车走了。（原载《中红网》）
0
18070
程占功很多读者知道，王汶石是一位带着微笑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以清新、向上的魅力，把读者引进崇高的精神境界。但是，关于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伴侣生活，却鲜为人知。为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初冬的下午，我在古城西安访问了他。满头银丝的王老，慈眉善目，给人以质朴宽厚之感。他待人亲切，和老伴热情地向我讲述了他们不平凡的经历。1921年，王汶石生在山西省万荣县黄河岸边的鱼村。“西安事变”后，正在县城上高小的王汶石参加了“山西人民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任“牺盟会”下属县“儿童救国会”主席。“芦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在王汶石的家乡东渡黄河。王汶石带领儿童救国会的小伙伴们在渡口迎来送往，慰问联欢，并访问了威名远震的贺龙将军。“七七事变”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王汶石奔赴延安，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他满怀革命激情，参加了延安整风、大生产、土改、大秧歌运动。他在这个文工团工作多年，先后担任过演员、创作员、组长、副科长、团长等职。跟着西北文工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整个解放战争，写下了《抓壮丁》、《边境上》、《一杆枪、一顶帽》等早期作品。1946年，西北文工团在陕北米脂中学和绥德师范征调了10多名团员，其中有个正在米脂中学读书的15岁的女学生，叫高彬。高彬是米脂县城人，从小读书，聪明好学，是一位文雅而又活泼的姑娘。她参加文工团后，服从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她当演员，她就认真地演好戏；安排她做别的工作，她也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1948年，她在陕北黄龙前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同王汶石在一起工作，3年解放战争又一直同在西北前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便互相交谈年轻人的理想、抱负，交流演出和工作的经验体会，彼此不断加深着了解。特别是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做宣传鼓动工作，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共同志向，为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的共同理想，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高彬觉得王汶石人品高尚，才华横溢，正是意中人：王汶石觉得高彬纯洁忠厚，好学上进，非常理想。1949年西安解放不久，他们就在这座古城举行了简朴、热烈的婚礼。这年春天，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工作团2团团长，高彬调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建国后，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副主编，高彬调任西北曲艺改进协会副秘书长，兼西北文化部曲艺组组长。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王汶石任分会秘书长，高彬任分会秘书室主任。1955年，王汶石成为专业作家，高彬调到分会创作委员会任干事，处理日常工作。此后，王汶石多次深入陕西渭南农村，亲自参与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运动，广泛接触了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创作和发表了《风雪之夜》、《土屋里的生活》等小说。1958年，他又在渭南深入生活，参加了整风和水利运动，创作了《在白烟升起的地方》。回西安写下了《大木匠》、《春秋》、《井下》、《米燕霞》等作品。同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选集《风雪之夜》，选收了他1958年以前创作的11篇小说。这年，全国棉花进军会议在陕西召开，植棉能手、妇联主任汇聚渭南，会议上交流的一件件感人事例，展现了我国农村妇女意气奋发的昂扬精神，这深深地打动了王汶石。他以饱满的激情，优美的语言，写出了当代名篇《新结识的伙伴》。这篇小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受到许多评论家和读者的推崇。以后，王汶石还到陕西咸阳等地深入生活，曾任咸阳县委、市委副书记。1960年7月，他参加第3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62年，他去开罗出席第2次亚非作家会议，后被推选为亚非作家协会中国联络委员会委员。高彬是王汶石的得力助手。她在工作之余，一方面做很多家务活，照顾、教育子女；另一方面，她认真阅读王汶石的手稿，帮助推敲、修改、校订、清抄，并且常常出点子、想办法，提出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或征得王汶石的同意，真接予以修改。王汶石同志深情地说，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篇文章，都有着高彬的心血。多少年来，王汶石只要在家，他的早点都是高彬亲手动手做，王汶石也最喜欢吃她做的菜；什么季节、什么时候，王汶石该穿什么衣服，高彬都替他想得非常周到。冬季，她总是把王汶石换洗的内衣包在热水袋或放到暖气片上，让他在第2天早晨穿起来热乎乎的。王汶石对待高彬也体贴入微，近20年来，高彬理发从来不上理发店，她的头发，都是王汶石亲手剪的。“文化大革命”中，王汶石同许多正直的作家、艺术家一样，挨批挨斗，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作家”、“阶级异已分子”等帽子后，造反派逼着高彬同他划清界限、揭发问题。善良的高彬不仅没有那么做，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体贴、照顾王汶石。高彬看自己的丈夫被折磨得患了哮喘病，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时，王汶石的工资被冻结，他们一家5口人（有3个孩子）和一个保姆的生活全靠高彬一人的工资支撑，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尽管这样，高彬总是自己省吃俭用，还要给在危难中的王汶石做些可口的饭菜。她担心王汶石受不了批斗，怕出意外，就安慰他说，我们要相信党终究不会冤枉好人，你的问题一定会有正确结论，会解放你的。妻子的体贴、关心，使丈夫被摧残的心得到了极大的抚慰。造反派见高彬不仅不同丈夫划清界限，还坚定地站在一起，便使出种种招数刁难她。他们抄家时，抄了王汶石的手稿和日记等许多东西。为了给高彬难堪，他们把各种各样诬蔑王汶石的材料以及王汶石过去写下怀念、赞美自己同高彬相爱、结合的日记，加上歪曲侮辱性的按语刊登在他们的小报上，命高彬带上到西安最繁华的地段销售。1969年底，造反派把王汶石同柳青、杜鹏程、胡采等同志下放到陕西泾阳县一个干校劳动。这时，造反派问高彬有什么要求，高彬说，我要王汶石跟我一起下放去农村。可是，造反派偏偏不许，却把她下放到陕北子长县的吴家寨子插队劳动。当时，他们的大儿子17岁，被派到陕南修襄渝铁路，女儿12岁，由高彬带往陕北，最小的孩子5岁，只好让保姆在西安照看。一家5口人，就这样分散在4个地方。高彬到吴家寨子后，很快就同当地社员群众打成一片。她和农村大嫂、大娘们同吃同住同干活，相处得十分融洽。当时，这儿正掀起农业学大寨、大修水平梯田的高潮，高彬早起晚归，拼命劳动，不到一年，竟把一把新铁锨的锨刃磨下去了两公分，第二年不得不加了一次钢。后来，高彬被调到延安地区知青办编辑“知识青年在延安”丛书。1972年春节过后，王汶石从干校调回西安搞戏剧汇演。这年10月，陕西成立文艺创作研究室，才把高彬从延安调回西安参与编辑《陕西文艺》。从1973年到1984年，她先后在《陕西文艺》、《延河》编辑部任小说、散文组副组长10余年。从1984年开始，组织上安排她做王汶石的专职助手。王汶石和高彬严格要求子女，3个孩子在家庭的熏陶下，都好学上进，努力进步，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勤奋地工作着。粉碎“四人帮”后，王汶石重新拿起笔创作，先后在《延河》、《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通红的煤》、《挥起战刀的炮手们》等优秀作品。他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王汶石同志在过64岁生日时写了一首题为《赠玉墀（高彬的小名）》的诗赠给高彬，叙述了他们的伴侣深情：南京背信义，延安点兵急，无定河边丽女，慷慨著戎衣；千里等闲徒步，沙场不让须眉，赤心对红旗。三载共刁斗，战地结比翼，连理情，战友义，与天齐；四十寒暑，地倾天斜从不移。而今两首华发，并有儿孙环绕，携手还相依。犹忙夕照事，漫天彩云绮。原载《人生与伴侣》杂志
0
18070
程占功杨兰春是我国著名剧作家、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早年创作的《朝阳沟》被拍成电影，并被移植成多个剧种，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曾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对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年，我去郑州杨老家拜访他，年事已高的杨老热情地讲述了他年少时的一些往事。我看老人有些吃力，就请他休息，以后再谈。杨老告诉我，他患有多种疾病，曾做过几次手术。有一些时日，我不忍去打扰这位被疾病困扰的年迈老人，但我总是如期把新出的《黄河报》给老人寄去。又过了些时间，我打电话询问杨老的健康状况，杨老说，刚出院，身体和精神都比前些日子好多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杨老家，继续采访。杨老告诉我，他喜欢看《黄河报》，因为通过《黄河报》可以了解黄河上的事儿。并颇有兴趣地谈到他看过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他说，他挺喜欢本报介绍过的一位秦腔演员，嘱我再见到这位演员时，转致问候。杨老说，他是河北人，但在河南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黄河泛滥成灾的悲惨景象以及解放后黄河除害兴利、造福人民的喜人局面。从《黄河报》得知，黄河上正在进行防洪工程建设，希望有关方面一定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黄河防洪工程建设成铁壁铜墙，以经得起大洪水的考验。此外，虽然近几年黄河没来大水，但仍要时刻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出“三江”发大水那样的事儿，黄河出了问题可不得了。1920年，杨兰春生在河北武安县太行山中一个贫苦农家。他形容他家所在的环境：“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头顶悬崖盖，脚蹬无水河。”由于家贫如洗，生活艰难，杨兰春只上了3年小学就辍学去学钉锅，用稚嫩的肩膀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14岁那年，杨兰春背着父母找到一个唱“武安落子”的戏班子，要学戏糊口养家。并与戏班班主杜更会立下生死文书。生死文书中约定，杨兰春甘愿给杜更会作徒弟，学徒期3年，期满再干一年报师父的恩。4年之内，如杨兰春“死不见骨头，活不见肉”，均与师父“一字无干”。也就是说，不论出什么事，都由这个少年自己负责。尽管文书规定的苛刻，但杜更会却一直关爱杨兰春，4年时间，杨兰春仅戏词就记下30多本。至今，这位耄耋老人还能把许多戏词绘声绘色地倒背如流。1938年，杨兰春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在人民军队机枪排扛重机枪，参加过大、小战斗二三十次。他说，从我们那个乡出来参军的有30个人，幸存者仅我一人。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能在和平的日子里治理黄河，应该珍惜好时光。杨兰春在部队上编过许多反映战斗生活的快板，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转业后他到河南洛阳文工团工作，1950年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深造3年后分配到河南省歌剧团。1953年，他与窦荣光女士结婚。窦是中央戏剧学院辽宁籍的学员，在学校他们只是一般认识。窦毕业分配到河南省话剧团工作，后到省文化局当秘书。在她当秘书期间，杨兰春办一个学习班有不少讲义需要抄写，而窦荣光认真、仔细地替他做了这项工作，这可以说是两人结合的“红线”。窦荣光后来任河南省说唱团团长。杨兰春后来任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兼导演，经过他与全团同仁的艰辛努力，使这个剧团成为闻名全国的“红旗剧团”。杨兰春除了创作出《朝阳沟》这部蜚声全国的作品外，还有《朝阳沟后传》以及改编、导演的《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许多颇有影响的作品。采访结束时，杨老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问黄河报读者好，祝黄河报越办越好。”原载《黄河报》
0
18070
陇东庆阳，是原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四五年秋，八路军三八五旅曾在这儿驻防。他们在庆阳驻防期间，与当地人民建立了鱼水般的深厚情谊，涌现过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史专辑》等书刊，收进了我采写的《三八五旅在庆阳的故亊》。这里选择其中“仁义之师”“这也得付钱”两个故事，与读者分享。仁义之师八路军三八五旅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他们经常组织干部战士到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帮助群众担水、扫院、打围墙、修房子。老百姓也把他们实实在在地当亲人看。每逢节日，乡亲们总是三五成群，带上红枣、猪蹄等礼品，来慰问八路军和看望伤病员。部队体贴群众，对于老乡们送的东西一般都不收。老乡们却以为八路军不好意思，他们说：“八路军见了敌人像老虎，见了老百姓像姑娘。”三八五旅的文艺宣传队，经常在城乡为群众演出。演员在台上演戏，到台下还为老百姓干活儿，很受群众的喜爱。部队同群众在一起看戏时，总是把群众让在自己的前面。有一次演戏，演出已经好大一会儿了，这时又从乡下来了一群妇女。她们都胆小拘谨，站在人群后面，不敢往进挤，有些小姑娘仰着脖子还看不见舞台。人群后半面全是部队，当他们得知这些晚来的妇女看不见舞台时，便自觉地闪开一条走道，很礼貌地站在两旁，让她们走到自己的前面看戏。这些妇女往年连军队也不敢见，这会儿却不由得对八路军十分感激。在平时，八路军见了妇女，都格外尊重。按照西北的地方风俗，老百姓对此更有好感。他们说，国民党军队见了妇女，不是调戏，便是糟蹋，妇女们望风而逃；八路军对妇女却这么礼让尊重，真是“仁义之师”！这也得付钱有年夏天，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某连指导员同几名战士在赤城执行任务，路过一块高粱地时，忽然传来小孩紧张的哭喊声。他们循声望去，在高粱地一边的一棵杨树底下，有一个孩子哭喊着直摇手。八路军便绕着地畔跑到杨树下，只见一个小女孩站在树下哭着，地上躺着一个昏迷的男孩，嘴角还流着血。原来这两个孩子是一个村庄的，今天他俩不知怎么偷偷跑到这儿掏喜鹊蛋来了。八岁的男孩机灵得很，没费多大劲就爬上了树，一不留神，脚打了滑“嗵”地摔了下来，当即昏了过去，只有五六岁的小女孩，在树下吓得直哭，目顾四周呼救。正在这时，八路军指导员一行从这儿经过，他们上前仔细看，小男孩的胳膊和腿都受了伤。指导员忙把他抱起来，把随身带的毛巾包扎在伤口上，几名战士又把带的水给喂了几口，过了几分钟，小男孩才哭了起来，于是他们便跟着那小女孩，抱着男孩子朝村子里走去。男孩子的家里，这时只有一位老奶奶，其他人都去西瓜地了。指导员他们抱着男孩走进家里，向正在捻线的老奶奶说明情由。老奶奶见小孙子的伤口被包扎上了，热情地对指导员说：“多亏你们了，快坐。”说着，倒了几茶缸水让大家喝。这会儿，那个聪明的小姑娘已经跑到西瓜地，向那男孩儿的父亲“报告”情况。指导员他们观察了小男孩的伤情，觉得问题不大，便对老奶奶说，弄些龙骨等药物治治，不久便会好的。说罢，就要告辞。老奶奶说她要做饭，叫他们别走。正在这时，那男孩子的父亲担着两筐西瓜，和那小姑娘一块回来了，一番感谢话之后，就切开了西瓜。指导员看推辞不掉，他们就吃开了。吃过西瓜，指导员拿出一些钱对那男孩儿的父亲说：“请把钱收下，给孩子买药用。”那耿直的农民发了火：“你们做了这么好的事情，吃点西瓜还要付钱，这不是拿我当外人看吗！”指导员笑了笑，诚恳地对他说，“咱们是一家人，但我们必须遵守纪律。这也得付钱。”说罢，带上战士们走了。
0
18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