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原甘肃庆阳军分区政委宋志斌在河北和北京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宋老时，他讲述了当年耳闻目睹的几个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很感人。“眼睛应向下看”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八路军进行了裁减，许多战士都复员了。因为当时解放区还比较困难，他们复员后的一些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加上个别干部作风生硬，一个时期，复员军人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很紧张。朱德同志当时正在晋察冀一带，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是不安。一次，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陪同下，朱总司令来到河北高阳县视察。他们到达城内，在一个地方歇息时，忽然间，总司令不见了。司令员和政委等焦急地四处寻找，均无下落。原来总司令没惊动别人，独自一人出来，风尘仆仆直奔县政府，到了大门口传达室，他对传达员说要见县民政科长。民政科长听说有人找他，便问：“是谁？”传达员说：“看穿着（总司令穿一身有补丁的旧灰布军装）像是军队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炊事员。”“那又是复员军人要房子来了。”民政科长漫不经心地摔掉卷烟头，对传达员说：“你去告诉他，就说我在开会，让他先等着。”听了传达员的话，总司令只得坐在板凳上等着科长散会。再说司令员和政委着急地在各处寻找总司令，却无影无踪，政委说：“怕是到县政府去了吧？”司令员连忙拿起电话，询问县政府。县政府的几个部门都回答说，“没见。”电话打到民政科，也说“没见”，只说有一个像是部队上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传达室等着要见民政科长。“啊呀！那就是总司令。”司令员放下话筒，便同政委朝县民政科赶来。民政科长听说传达室的“炊事员”就是朱总司令，顿时冒了一身冷汗，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由地说：“这下可不得了了！”便抬起两条打颤的腿，跌跌撞撞地跑到传达室，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对总司令说，“我当是复员军人来了，哪里知道是您呀——总司令，我认错，我给您赔情。”总司令看着他那副狼狈相，笑着让他坐下，然后说：“你的眼睛应向下看，应把我同复员军人一样看待才对。复员军人都是对抗日救国有过贡献的同志，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热忱地解决他们的困难。”“我有错，我改正。”民政科长望着总司令，恐慌地说。“好，有错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嘛！”总司令说，“这可得见行动哟！”以后这位民政科长想方设法，主动帮助复员军人解决了许多困难。佳丘佳话1947年夏季，有一天，朱总司令带着他的警卫员和秘书，路经河北任丘县，在一片野地里，遇上了一位老太太背着一大捆麦子吃力地往家里走。总司令一行三人拉一头瘦骡子步行着，快到老太太跟前，朱总司令欲问话，这时，从前面走来一位骑一匹骏马的年轻军人。看看走近了，总司令招招手，叫这位青年军人下马。年轻军人下来后，总司令亲切地问他是哪个部队的，姓啥叫啥，是干部还是战士等。他回答，他是第八军分区某团的一个营长（姓名记不清了）。随即总司令指着正吃力地挪步的老太太，对营长说：“小同志，你帮助他把麦子送回家去吧！”营长不认识总司令，耐着性子回答了这位老同志的问话后，就要上马，忽听说，叫他替那老太太送麦子，这回可憋不住了，他说了声“没空”，便飞身上马一溜烟跑了。总司令走到老太太面前，热情地说：“老太太，快歇会儿。”说着便同警卫员、秘书一齐把老太太背上的麦子解下来放到骡子身上，然后扶着老太太，一直把她和麦子送到家里。老太太感激地不知说什么才好，一定要做顿饭，请这位老同志吃，以表谢意。总司令谢绝了，他说：“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不用谢。”沧州解放后，在做战斗总结时，总司令提到了这件事，批评了那位营长，他说：“人民子弟兵要时刻为人民着想，我们绝不能忘记养育我们的母亲。”于是，这件事很快就在晋察冀传开了，传到任丘时，老太太感动地直流眼泪，她感叹地说，“哦，原来帮我送麦子的是朱总司令啊！”“艰苦朴素作风不能丢”1947年夏天，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解放沧州的战役。战斗结束后，冀中军区（地址在河间）的司令员、政委乘小车来到沧州接总司令回河间。见面寒暄后，他们请总司令上小车，总司令笑了笑，说：“没坐惯那玩意儿，我还是骑我的骡子吧！”司令员和政委等赶紧到沧州部队借了几匹马，随总司令一同回到河间。同年7月，冀中军区某军分区的领导、一位曾跟随朱总司令经过长征的老同志，特地做了一身细布衣裳，换下粗布军装，买了几包点心，从军分区的所在地赶到冀中军区来看望总司令。他见了总司令，看他还是延安时期的那身打扮，顿觉无地自容，便拿出那几包点心，请总司令尝尝。总司令笑着说：“没吃惯那东西，你还是带回去自己吃吧。”这位老同志心里很惭愧，急忙跑到军区管理部门借来一套军装穿上，重新同总司令见面。总司令对他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可不能就去追求享受啊！”停了停，总司令又说，“就是全国解放了，艰苦朴素的作风还是不能丢的。”同志们的贴心人解放后，工程兵某部在北京修筑防空工事，总司令经常利用星期日来看望大家。当时，宋志斌是21营的教导员，负责一个地段的工作。宋志斌经常和团长、营长等陪同总司令进防空洞检查。总司令每进洞里，总是热情地同战士们拉家常，询问大家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并再三叮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一次，总司令从防空洞出来，对大家说：“来，我和你们拍个照。”宋志斌以及大伙儿心里乐开了花，都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总司令。”“还是互谅互让好嘛”解放后，有一次，工程兵20团的一辆汽车同友邻部队的一辆汽车轻微相撞。两辆车停下后，两个司机都从驾驶室跳下来，责怪对方，他们越吵越凶，不可开交。正在这时，朱总司令的小车过来了。他见此情景，走下车来，听了两位司机吵架的事儿，便对他们说：“都是自己人，还是互谅互让好嘛！”两位司机一看是总司令，矛盾立刻就解决了。他们都说，“谢谢总司令。”然后相对一笑，各自开上车走了。（原载《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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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10点30分，我估计上午的邮件此时已取回报社。我约一个作者写的稿子不知是否寄来，我从三楼上到四楼，走进资料室，在桌子上的一堆信件里找。约稿尚未来到，只见一个写给我收的大白信封正面下沿印着一行黑体字“同桂荣同志治丧办公室”，我大吃一惊，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不用拆信就知道，我崇敬的革命老前辈、我多次采访和看望过的刘志丹夫人同桂荣与世长辞了。我十分悲痛，心情沉重地拿着这封信回到编辑部，坐在办公桌前把信拆开，从信封里取出一页印刷的《讣告》，我注意到，《讣告》上说，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999年5月18日上午9时在西安举行。我坐在办公桌前半晌无语。身上体现着许多刘志丹高尚品质的同老的辞世，让人难以接受，去年我看她时，她的身体和精神还不错，我还对她说，祝愿老人家活过百岁。5月19日出版的报纸，18日签付印，这期报纸副刊的编辑任务要我完成，我走不开。可是，我多么想再见一次同老。我仔细看，给我寄《讣告》的信封上的毛笔字是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写的。于是，我给刘力贞及其老伴张光草拟了一封《唁电》，旋即带上《唁电》赶往电信局。发《唁电》后，我与在西安的李赤然将军的女儿李君燕联系，请她代我向同老敬献花篮或花圈，她与同老家比较熟悉。同老随刘志丹将军而去，但她的高风亮节永存世间。我采访和看望她的一幕幕情景以及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眼前。1981年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第一次在西安八道巷一个小院拜访同老，老人沉缅在往事的回忆中，向我讲述了许多刘志丹忠于党、爱百姓、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无私无畏、浴血奋战的故事。令我激动不已的是，随后，我写的《革命的传统永不丢——访刘志丹将军夫人同桂荣》，在同年9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综合节目》中全文广播，为配播这篇稿子，还播放了《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首具有广泛影响的陕北民歌。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次节目的录音带。此后，我路过西安，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去看望同老。同老1905年生在陕北吴旗，1934年参加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跟随刘志丹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出生入死，历尽艰险，特别是为红军后勤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志丹牺牲后，她不仅为抚育他们惟一的女儿备尝艰辛，而且继承将军遗志，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并且抚养了不少老同志的小孩，如儿时的李铁映就曾得到同老母亲般的关怀。不久前，李铁映还去西安看望当年的“刘妈妈”同老。毛主席对刘志丹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且尊称同老“刘嫂”。解放后还请同老及其女儿与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怀仁堂看戏。当年，中央机关在红都保安期间，同老和毛主席是邻居，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亦是同老接生的。有时候毛主席和贺子珍吵架，吵得很凶，谁都劝不开，同老去劝，马上见效。同老像刘志丹一样，胸中装着老百姓，她十分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深情厚谊。解放后，同老长期做妇女儿童工作，使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沐浴到了她伟大的母爱。她为改变革命老区的面貌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年近8旬还乘汽车几千里去看当年的革命根据地，看到老区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有很大提高，她高兴地说：“革命就是要给老百姓办好事！”她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女婿张光（原《陕西日报》总编辑、原陕西省记者协会主席）对同老十分孝顺，老人家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让人欣慰。5月18日，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隆重举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送了花圈，陕西省委书记、省长以及各界人士6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党和人民深切怀念同老。老人家虽然随将军而去，但她高尚的品德永存世间，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原载1999年6月2日《黄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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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占功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工程进展的怎么样？记者采访了炎黄二帝巨塑总策划、郑州黄河游览区原党委书记王仁民先生。1992年初春，为筹拍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该剧总监制、电影表演艺术家王心刚等从北京来到郑州，在去黄河游览区参观时，我作为编剧和大家一同前往，接待我们的王仁民介绍说：“我们将在这里建起一座比美国自由女神像高出8米的炎黄二帝巨型花岗岩塑像，它将成为目前天下最高的雕塑。”“美国自由女神像高98米，炎黄二帝巨塑比它高8米，那么就是106米。如此恢宏伟岸的建筑，怎么才能把它建起来？”我望着这位身材高大，看上去年过花甲，但精神矍铄，目光充满自信的老人，问。“所需建设资金虽然不少，但尽可能不用国家花钱，主要依靠社会各界和海内外炎黄子孙自愿捐助。”“从1992年至今，6年过去了，我一直期待着瞻仰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可问从游览区归来的游人，都说还未建起。我想知道，工程进展如何？”我在电话里向王老询问。“主体工程已建起60%。这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短期内建起。”王老稍顿接着又道：“世界上不朽的巨型雕塑，都是经过许多年甚至几代人孜孜以求、不懈努力才完成的。如我国四川乐山大佛，整整用了90年时间才建起来。”“那么，炎黄二帝巨型塑像什么时候才能呈现在海内外炎黄子孙面前？”“我74岁了，虽是古稀之人，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在我有生之年，一定会看到这一天。”王老充满自信地说罢，又跟我约定，到他的办公室座谈。相隔6年，映入我眼帘的王老跟当年一样。他在电话上说自己74岁，可我看他一点也没有古稀之人那种苍老感，他精神饱满，思维敏捷，倒像47岁的中年人充满活力。对我的问题，王老热情地一一作答。“王老，我们知道，在郑州黄河游览区兴建炎黄二帝巨塑是您提出来的，并且已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我想，正像炎黄二帝是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的一面旗帜一样，兴建二帝巨塑工程本身，是不是也需要一面旗帜，或者说需要一个有号召力的组织，以便吸引海内外的资金等力量，促使完成这件流芳千秋的伟业？”“为筹建炎黄二帝巨塑，早在10年前，我就周游各地，到处宣传。除了利用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等学府讲学时宣传外，我还在北京拜会了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朱学范、程思远和中顾委常委肖克以及楚图南、黄华、荣高堂、穆青、贺敬之、魏巍、李准、柯岩、王愿坚、刘开渠、冯基庸、华君武等领导同志和各方面的专家，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支持。”王老笑了笑说罢，接着又道：“经过努力，1988年12月21日，全国性的炎黄二帝巨塑筹委会在北京成立了。会议通过了筹委会的名称、章程、人选、筹资办法。会上一致推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为会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肖克为第一副会长，程思远、倪志福、黄华、荣高棠、李宝光、刘源和我（常务）等15人为副会长，并聘请朱学范、楚图南为名誉会长，穆青等为顾问。兴建炎黄二帝巨塑需要大量资金，筹委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集建设资金。我们草拟了一个‘兴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倡议书’，周谷城以及其他筹委会领导同志和海内外许多著名人士为倡议书题了词。如，薄一波的题词是：‘炎黄雄姿存天地，凝聚四海赤子心。’倡议书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为筹资捐助起了积极的作用。”王老接着讲道：“为了在筹建炎黄二帝巨塑的同时，开展对炎黄文化的学术研究，1991年5月10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李瑞环、薄一波、肖克、程思远、雷洁琼等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代表500多人出席了大会。会上明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项任务就是在中国郑州兴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会上推举薄一波、李政道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周谷城为会长，肖克为执行会长，程思远、魏巍、刘源、吉瑞芝（吉鸿昌女儿）、我（常务）和其他有关同志为副会长，并邀请李约瑟、韩素音等为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4个月后，1991年9月12日，炎黄二帝巨塑工程在郑州黄河游览区的向阳山下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李德生、肖克、荣高棠、韩劲草、岳肖峡、秦科才、张世英等国家、省、市领导同志以及新加波、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海外侨胞的代表和国内各省来宾共一万多人参加了这次盛典。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华人社团及国内各省、市的贺电、贺信雪片般飞来，共同表达一个心愿：盼望炎黄二帝巨塑早日展现在海内外炎黄子孙面前。1994年9月12日，炎黄二帝巨塑工程正式开工兴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亲临施工现场参加了开工典礼，除了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外，并朗读了两天前他特为炎黄二帝巨塑工程正式开工而作的诗歌‘炎黄颂’”。“王老，炎黄二帝巨塑建起后，它将以什么样的格局矗立在黄河岸边？”我又问。“二帝巨型塑像屹立在位于京广黄河铁路大桥西侧300米的向阳山，巨塑高106米，用花岗岩砌成。巨塑内建10个大展厅，展览天象、渔猎、农牧、石器、陶器、冶炼、兵器、科技、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巨塑前面是一个15万平方米的广场，广场上建一组群雕，镌刻着上下五千年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英雄豪杰、科技文化名人的雕像，他们是炎黄二帝的杰出子孙。”王老说罢，接着又介绍道：“黄河游览区的向阳山面临大河，炎黄二帝巨塑建起后雄伟壮观，每天通过京广铁路大桥的几百趟列车上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旅客即可透过车窗瞻仰地球上1/4人口的祖先；而最主要的还是每年清明节、中秋节，特邀海内外无数炎黄子孙专程前来朝拜二帝巨型塑像，使这儿成为天下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它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我不由地赞叹道，旋即又说：“从巨塑筹建到工程开工，并已将主体工程完成了60%，不用说，王老您作为总策划和常务组织者，付出了巨大心血，这项事业，毫无疑问是在书写一部英雄般的史诗。”“如果这是英雄史诗，那么这部史诗的作者是所有为巨塑工程做出贡献的炎黄子孙。”王老说。几日后的星期天，王老陪我来到距郑州30公里的黄河游览区参观。时隔6年，故地重游，我感慨不已。我们坐着王老的车上了向阳山，在主体工程完成60%的炎黄二帝巨塑施工现场，深切感受到了这项工程的宏大。极目眺望，宽阔的大河滚滚东去，横跨南北的黄河铁桥上不时有一列火车鸣笛而过……原载1998年5月2日《黄河报》（作者注：炎黄二帝巨塑如今已经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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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占功那年，记者在郑州先后两次采访了河南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我国著名戏剧影视作曲家王基笑，与这位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的前辈作了长谈。洞悉王老建树卓著的艺术生涯后，著名音乐家舒曼的一段话萦绕在我的脑际：“一磅铁只值几文钱，可是经过锤炼，就可制成几千根钟表发条，价值累万，同样，人也应该努力锤炼天赋予自己的‘一磅铁’。”王基笑正是不屈不挠，竭尽全力地锤炼了自己的“一磅铁”。他为《刘胡兰》《朝阳沟》《李双双》等180余部豫剧和《少林童子功》《红雨》等16部电影，《包公》《唢呐情话》等80余部（集）电视剧，《瓜棚风月》《樱桃熟了》等20余集广播剧作曲，并创作发表了400余首各种题材的歌舞乐曲，其中《我们是一支钢铁军》《沁园春·雪》等广为传唱。他还创作出版了多部音乐著作，1部戏曲理论专著。在军旅生涯中，他3次荣立战功；到地方后，他在艺术创作中硕果累累，先后获“飞天”、“丹桂”等国家级奖11项。他是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一1930年7月，王基笑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当时叫安东）一个知识分子家中。这位生长在鸭绿江畔的“东北人”，后来却爱上了黄河孕育的中原豫剧，并对这个古老剧种的改革创新发挥了“开山”作用。王基笑先后有两位母亲，她们在音乐上都有造诣，一雅一俗。他家有洞箫、古琴、曼多林、吉他等乐器和留声机以及大量民族音乐唱片、西洋音乐唱片。这种民族、民间和西洋并存的音乐环境，使王基笑从小受到得天独厚的音乐熏陶，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无论上小学，还是读中学，他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尤其在乐器方面，从小军鼓、口琴到六弦琴、小号、长号、单簧管、萨克斯管等，他都运用自如。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国民党挑起了内战。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爱国运动迅速高涨，北京、上海、沈阳等全国许多城市的学生纷纷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当时在沈阳读高中的王基笑勇敢地走进东北大学学生的游行队列，同他们一起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倒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8年元旦过后，他与几名同学从沈阳出发，冒着严寒，穿过国民党层层封锁线，来到解放区，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先后在辽北军区及49、48军文工团任宣传队员、乐队队长、指挥等。二入伍不久，王基笑便有幸亲身经历了辽沈、平津战役。辽沈战役期间，王基笑跟着文工团发动群众，组织民工参加随军担架队，并给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利用战斗间隙，王基笑广泛收集整理东北民歌100多首，并努力进行音乐创作。辽沈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跨过山海关，发起平津战役。王基笑与文工团的战友们随着大部队在冰天雪地里，从东北徒步行军赶到天津静海，包围北平。天津解放后，1949年春节期间，王基笑面对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热烈场面，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一首《拥军歌》，当时在部队和群众中广为流唱。1949年6月，王基笑随部队南下，解放了湖南的益阳、衡阳等地，并在衡阳驻防一年。在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王基笑深入民间采风，收集、整理了300多首湖南民歌，并对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进行比较研究。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各有自己的风格和韵味，但都给他从事音乐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营养。这期间，王基笑还夜以继日攻读了西方音乐作曲理论。新中国诞生后，王基笑随部队进驻广东，不久又折回湖南，参加了修荆江大堤的工程建设，并创作了《修荆江之歌》等歌曲。之后，王基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赶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且在战斗间隙创作了一些鼓舞士气、振奋斗志的歌曲，教给指战员演唱。同时，他利用各种时机，收集、整理朝鲜民歌100余首。1953年，王基笑随部队回国进驻河南商丘，从此，他与河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三王基笑到河南后，先后在河南省军区文工团、河南省歌剧团、河南省豫剧院三团从事作曲和乐队指挥工作。到河南不久，他就对中国4大剧种之一的豫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用自己丰厚的音乐理论知识，把所听到的豫剧唱段都用乐谱记录下来，并且认真分析比较，找出它的规律。王基笑认为，中国的戏曲，源于农村，主要是农民的艺术，因此，它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豫剧，更是如此。要想把这种通俗的艺术变成高雅的艺术，雅俗共赏，从而赢得更多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革，推陈出新，优胜劣汰。豫剧以前都是男演员演唱，女角也是男扮女妆，男女却同腔同调，同一个板式。自上世纪30年代有了女演员后，给豫剧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并涌现出像陈素真、常香玉那样一批优秀的女演员。但是，这对男演员的唱腔却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男演员再用原腔原调唱，不是高不上去，就是低不下来，只好用假腔唱。假腔对传统戏来说，尚可应付；但演工人、农民、解放军等现代人，就显得很不协调，缺乏男声自然声腔的阳刚之美。对中外音乐素有研究的王基笑经过反复探索，借鉴西洋音乐创作手法，先用移位，后用转位，把豫剧中豫东调和豫西调有机地揉在一起，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他为《朝阳沟》里栓宝和老支书、《李双双》里喜旺和金樵、《刘胡兰》里连长和大胡子等人物设计的唱腔，就很成功。此后，为了丰富和完善豫剧女声唱腔，王基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歌剧音乐创作手法，为女声唱腔设计了一种“反调”唱法大大地开阔了女声唱腔的音域，它韵味新颖，长于抒情，一诞生，便深受群众喜爱。这对豫剧这个古老的剧种是一次较大的变革，大大地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应该说，王基笑对豫剧在这方面的改革发挥了“开山”作用。著名剧作家杨兰春（电影《朝阳沟》作者）对王基笑首创的豫剧“反调”这样评价：“从那时到现在，‘反调’不仅为现代戏所用，而且，不少古戏也把它吸收进去，用在自己的唱腔中。我敢说，凡豫剧团，无一不用。”王基笑不仅对豫剧的男女声唱腔进行了重要革新，而且，在演唱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过去，豫剧只有人物的单唱和对唱，现在，在不少豫剧现代戏里，经常可以听到齐唱、合唱、伴唱和重唱等变化很多的演唱形式。这不仅增强了舞台音乐的立体感，而且更适宜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及其所处的环境，王基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王基笑在电影《杨家将》、电视连续剧《包公》等许多影视作品的作曲中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创作才华，许多旋律令人久久难忘。他在歌曲创作方面，亦卓有建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的“海上渔歌”、“光溜溜的月儿”等就被选上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汇演。女演员高洁因唱这几首歌大获成功。王基笑注重深入生活，工厂、农村、军营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说，我一生追求真、善、美。纵观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成就，无不闪现真善美的绚丽色彩。王基笑曾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他说，他正是遵循了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才创作出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才实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原载《中州今古》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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