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记者应邀到“首届中国秦腔艺术节”访,有机会观摩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省(区)不少代表当时秦腔表演艺术最高水平的专业团体的演出,特别是看了李娟主演的“杨七娘”,激动不已。记者采访了李娟,请她谈谈成功演出杨七娘的感受。她说,爱国主义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依然是我们高扬的主旋律。《杨七娘》正是表现这个主题的一部大戏,我是基于对这个主题的理解,怀着对巾帼英雄杨七娘的崇敬来塑造这个形象的。她说,杨家将之所以广受历代人民的爱戴,就是由于杨家将具有牺牲自己、成全国家的耿耿丹心。杨七娘既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巾帼元帅,又是一位儿女情长的母亲。在国家利益和至爱亲情发生冲突时,杨七娘痛苦但毅然地选择了前者。如何恰如其分地表现杨七娘舍家为国的人格魅力,是塑造好这个人物的关键。李娟在塑造这个形象时,始终把握着这个关键。李娟说,杨七娘这个形象能够塑造成功,与唱时的悲壮激昂,念时的斩钉截铁,做时的干练潇洒,打时的武艺高强密切相关。这使我体会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艰辛,也感受到了获得赞誉后的成就感。由于李娟在《杨七娘》剧中充满艺术魅力的出色表演,她不仅在“首届中国秦腔艺术节”上获得大奖,而且于2001年11月9日在南宁举行的颁奖晚会上,戴上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桂冠。1980年,12岁的李娟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员训练班,主工刀马旦、正旦。经过8年科班学习,为她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在演员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实验剧团,李娟随班成为该团的演员。二十多年来李娟刻苦钻研,练就了一身唱念做打的硬功夫,尤其是武功,绝技惊人。在《白蛇传》剧中“盗仙草”一折中,她扮演的白云仙仿佛云中下凡的仙子,飘逸飞腾,跌打翻扑,轻松自如地连踢14杆飞枪,无一失误。多年来,她主演和参演过《盘店》、《放饭》、《隔门贤》、《打路》、《三娘教子》、《周仁回府》、《屠夫状元》、《儿大不由爹》、《借扇》、《留下真情》、《杀嫂》、《四进士》、《迟开的玫瑰》等一大批古典戏和现代戏,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并且被誉为戏曲武打功夫中的“西北第一靠”。她获得的省级和国家级奖项不计其数,她曾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戏曲特技展播演出和中央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的演出以及中央电视台“心连心”演出活动,并应邀到法国、比利时、荷兰、芬兰、德国、伊朗等不少国家以及香港等地区演出,受到高度赞誉。李娟不仅演技高超,文武双全,而且人格高尚,德艺双馨。在工作中,她努力拼搏,勇攀艺术高峰,并克已奉公,富有团队精神;生活中,她朴实无华,尊老爱幼,有一颗平常善良的心,不仅是一位好文艺工作者,还是一个好媳妇。她的公公、婆婆常年有病,她在繁忙的工作和演出之余,尽力照顾两位老人,深得同事和邻居好评,并被陕西省文化厅、省文联命名为“德艺双馨的优秀演员”。原载《黄河报》(注:在记者采写此文三年后,李娟被评为中国秦腔四大名旦之一)
《三八五旅在庆阳的故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釆访陇东当地的老红军杨兴茂、李有义和老干部辛廷书、吴宗尧以及职员李治安等同志,在听了他们讲述八路军三八五旅指战员与陇东人民建立了鱼水般的深情厚谊、岀现过许多感人肺腑的亊迹后,怀着激动的心情撰写的。这里选择其中一个“旅长关心桃花的婚事”,以飨读者。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一个乡下姑娘匆匆来到庆阳县城北关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部,要找王维舟旅长。王旅长正在旅部办公,听说有人找他,便从办公室出来,热情地招呼来人:“快请进来坐。”这姑娘一见王旅长,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下来了。他羞怯地对王旅长说:“叔叔,我听说你是善人,能体谅人的苦处,我才找你告状来了。”姑娘走进办公室,旅长让她坐下,给她倒了一碗水,然后认真听她“陈诉”。这姑娘名叫陈桃花,是驿马关人。她从小就被父亲许给了人家。桃花懂事以后,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她父亲“家法”很严,小桃花只能用眼泪表示抗议。这时,边区到处都在宣传反对买卖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已经17岁的陈桃花再也按捺不住了,她坚定地向父亲表示,要自由找对象。父亲听了女儿的话很生气,不让她自由找对象。过了一段时间,他父亲忽然对桃花说,你不愿意去我给你订的第一家,我已给你退了。但是,再跟谁还得由我做主。现在虽然提倡婚姻自由,那只是为了宣传宣传,果真这样的话,非乱套不可。最近,我给你另找了个好对象,家里有吃有穿有摆设,不仅答应替咱们退还第一家的彩礼,而且另外还给咱们不少钱。陈桃花听罢,非常惊恐。她哀求道:“爹,我选对象主要看人品,不能光图家里的吃穿和摆设。如果你还要卖我,我就一辈子不出嫁!”她父亲一听生气地说,“哪有姑娘不出嫁的道理,我这次给你找的男方,你愿去也得去,不愿去也得去。”陈桃花气急了,说,“不去,就是不去,死也不去。”她父亲盛怒之下,把她狠打了一顿。陈桃花边诉说边用衣袖拭去挂在眼角的泪珠。王维舟同志很同情这个可怜的姑娘。他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余毒在不少人的头脑里作祟,把我们好多人都害苦了。我们提倡婚姻自由,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改革旧的婚姻制度。”他劝陈桃花,“你不要担心,这件事政府会为你做主的。”接着,他拿起笔在信纸上边写边说,“这是我给你写的介绍信,你拿上到县政府去,他们会给你解决的。”陈桃花含着感激的泪花,双手接过王旅长的介绍信,同王旅长告辞后,就去县政府了。过了一会儿,王维舟同志见陈桃花又来了。一见王旅长,陈桃花又哭起来了,而且比上次哭的还伤心。于是,王旅长又让陈桃花坐下,向她询问情由。原来,陈桃花带着王旅长的介绍信,满怀希望地到了县政府,找到了一位负责人。可是这位负责人思想保守,他接过陈桃花递上的介绍信看罢后,冷冷地问她:“你就是陈桃花?”“嗯。”陈桃花低下头来。“你告状怎么还要王旅长介绍呢?”“……”陈桃花不知如何回答。“那么把你的事从实地说吧!”那位负责人说。陈桃花被这位负责人的态度吓懵了。她战战兢兢地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话刚说完,那位负责人便训斥起来:“第一个是你父亲包办的买卖婚姻,你不愿意去也就算了,怎么第二个还是包办的呢?恐怕是你挑的又变了心吧?若是你挑下的,就回去规规矩矩地跟人家过日子去,不要东奔西跑了。姑娘家还是安分些好。”王旅长听了陈桃花的诉说,皱了一下眉,旋把桃花领到家里,请老伴好好安慰桃花。然后,他转身到了县政府,找到这位负责人,严肃地说:“我们反对买卖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不能只是宣传。我们要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好,得靠我们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怎么能这么轻率地对待陈桃花的问题呢!”这位负责人连忙说,“首长说的对,我的工作方法欠妥,今后要改进。”然后,王维舟同志亲自向陈桃花所在的区政府写了信,要他们认真做好陈桃花父亲的工作,坚决反对买卖包办婚姻,真正让陈桃花有婚姻自主的权利。陈桃花的父亲经过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他的教育,思想有了转变。陈桃花有了找对象的自由,终于找到了理想的爱人。
程占功那年,记者在郑州先后两次采访了河南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我国著名戏剧影视作曲家王基笑,与这位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的前辈作了长谈。洞悉王老建树卓著的艺术生涯后,著名音乐家舒曼的一段话萦绕在我的脑际:“一磅铁只值几文钱,可是经过锤炼,就可制成几千根钟表发条,价值累万,同样,人也应该努力锤炼天赋予自己的‘一磅铁’。”王基笑正是不屈不挠,竭尽全力地锤炼了自己的“一磅铁”。他为《刘胡兰》《朝阳沟》《李双双》等180余部豫剧和《少林童子功》《红雨》等16部电影,《包公》《唢呐情话》等80余部(集)电视剧,《瓜棚风月》《樱桃熟了》等20余集广播剧作曲,并创作发表了400余首各种题材的歌舞乐曲,其中《我们是一支钢铁军》《沁园春·雪》等广为传唱。他还创作出版了多部音乐著作,1部戏曲理论专著。在军旅生涯中,他3次荣立战功;到地方后,他在艺术创作中硕果累累,先后获“飞天”、“丹桂”等国家级奖11项。他是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一1930年7月,王基笑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当时叫安东)一个知识分子家中。这位生长在鸭绿江畔的“东北人”,后来却爱上了黄河孕育的中原豫剧,并对这个古老剧种的改革创新发挥了“开山”作用。王基笑先后有两位母亲,她们在音乐上都有造诣,一雅一俗。他家有洞箫、古琴、曼多林、吉他等乐器和留声机以及大量民族音乐唱片、西洋音乐唱片。这种民族、民间和西洋并存的音乐环境,使王基笑从小受到得天独厚的音乐熏陶,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无论上小学,还是读中学,他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尤其在乐器方面,从小军鼓、口琴到六弦琴、小号、长号、单簧管、萨克斯管等,他都运用自如。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国民党挑起了内战。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爱国运动迅速高涨,北京、上海、沈阳等全国许多城市的学生纷纷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当时在沈阳读高中的王基笑勇敢地走进东北大学学生的游行队列,同他们一起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倒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8年元旦过后,他与几名同学从沈阳出发,冒着严寒,穿过国民党层层封锁线,来到解放区,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先后在辽北军区及49、48军文工团任宣传队员、乐队队长、指挥等。二入伍不久,王基笑便有幸亲身经历了辽沈、平津战役。辽沈战役期间,王基笑跟着文工团发动群众,组织民工参加随军担架队,并给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利用战斗间隙,王基笑广泛收集整理东北民歌100多首,并努力进行音乐创作。辽沈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跨过山海关,发起平津战役。王基笑与文工团的战友们随着大部队在冰天雪地里,从东北徒步行军赶到天津静海,包围北平。天津解放后,1949年春节期间,王基笑面对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热烈场面,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一首《拥军歌》,当时在部队和群众中广为流唱。1949年6月,王基笑随部队南下,解放了湖南的益阳、衡阳等地,并在衡阳驻防一年。在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王基笑深入民间采风,收集、整理了300多首湖南民歌,并对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进行比较研究。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各有自己的风格和韵味,但都给他从事音乐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营养。这期间,王基笑还夜以继日攻读了西方音乐作曲理论。新中国诞生后,王基笑随部队进驻广东,不久又折回湖南,参加了修荆江大堤的工程建设,并创作了《修荆江之歌》等歌曲。之后,王基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赶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且在战斗间隙创作了一些鼓舞士气、振奋斗志的歌曲,教给指战员演唱。同时,他利用各种时机,收集、整理朝鲜民歌100余首。1953年,王基笑随部队回国进驻河南商丘,从此,他与河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三王基笑到河南后,先后在河南省军区文工团、河南省歌剧团、河南省豫剧院三团从事作曲和乐队指挥工作。到河南不久,他就对中国4大剧种之一的豫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用自己丰厚的音乐理论知识,把所听到的豫剧唱段都用乐谱记录下来,并且认真分析比较,找出它的规律。王基笑认为,中国的戏曲,源于农村,主要是农民的艺术,因此,它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豫剧,更是如此。要想把这种通俗的艺术变成高雅的艺术,雅俗共赏,从而赢得更多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革,推陈出新,优胜劣汰。豫剧以前都是男演员演唱,女角也是男扮女妆,男女却同腔同调,同一个板式。自上世纪30年代有了女演员后,给豫剧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并涌现出像陈素真、常香玉那样一批优秀的女演员。但是,这对男演员的唱腔却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男演员再用原腔原调唱,不是高不上去,就是低不下来,只好用假腔唱。假腔对传统戏来说,尚可应付;但演工人、农民、解放军等现代人,就显得很不协调,缺乏男声自然声腔的阳刚之美。对中外音乐素有研究的王基笑经过反复探索,借鉴西洋音乐创作手法,先用移位,后用转位,把豫剧中豫东调和豫西调有机地揉在一起,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他为《朝阳沟》里栓宝和老支书、《李双双》里喜旺和金樵、《刘胡兰》里连长和大胡子等人物设计的唱腔,就很成功。此后,为了丰富和完善豫剧女声唱腔,王基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歌剧音乐创作手法,为女声唱腔设计了一种“反调”唱法大大地开阔了女声唱腔的音域,它韵味新颖,长于抒情,一诞生,便深受群众喜爱。这对豫剧这个古老的剧种是一次较大的变革,大大地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应该说,王基笑对豫剧在这方面的改革发挥了“开山”作用。著名剧作家杨兰春(电影《朝阳沟》作者)对王基笑首创的豫剧“反调”这样评价:“从那时到现在,‘反调’不仅为现代戏所用,而且,不少古戏也把它吸收进去,用在自己的唱腔中。我敢说,凡豫剧团,无一不用。”王基笑不仅对豫剧的男女声唱腔进行了重要革新,而且,在演唱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过去,豫剧只有人物的单唱和对唱,现在,在不少豫剧现代戏里,经常可以听到齐唱、合唱、伴唱和重唱等变化很多的演唱形式。这不仅增强了舞台音乐的立体感,而且更适宜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及其所处的环境,王基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王基笑在电影《杨家将》、电视连续剧《包公》等许多影视作品的作曲中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创作才华,许多旋律令人久久难忘。他在歌曲创作方面,亦卓有建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的“海上渔歌”、“光溜溜的月儿”等就被选上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汇演。女演员高洁因唱这几首歌大获成功。王基笑注重深入生活,工厂、农村、军营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说,我一生追求真、善、美。纵观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成就,无不闪现真善美的绚丽色彩。王基笑曾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他说,他正是遵循了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才创作出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才实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原载《中州今古》杂志
“没有枪,没有炮,自有那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这首歌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年代,都对我军起到过极大地鼓舞作用。同时,也是那时的生活写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原甘肃庆阳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水源同志,他就讲述了敌人给我们“送粮”的一个真实故亊。1947年春季,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延安时,延属分区的延川、清涧也先后被敌人占领了。这期间,延川游击第一支队在敌后延川、清涧毗邻的中间地带进行游击战争,抗击敌人。当时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能喝到一点从华北运来的黑豆做的糊糊充饥。面对这种情况,第一支队命令一中队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中队便派出几个侦察组分头出去侦察敌情,李水源也带了一个小组,共三人,来到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张家湾地处群山环抱的半山腰中,上面是陡峭的山峰,下边是一道平川。半山腰有一条不宽不窄可走马车的道路,是延川与清涧往返运输物资的必经之地。这里距延川城有二十多华里地。敌人在山上设有碉堡,这种碉堡在这一带到处都有,一个碉堡住一个班,每隔四五里地便是一个。这天,李水源一行三人化装成农民,内藏手榴弹,在这个山头上的碉堡周围整整徘徊了一天。由于敌众我寡,且容易暴露目标,所以这天在这儿抓舌头的打算,不得不推迟或另想别的办法。张家湾附近大约三里地有一个叫毛山河的村庄,这儿的群众深受敌人欺凌,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痛恨。这天傍晚,李水源一行来到这个村上,找到一位姓李的老乡,当他知道李水源一行的来意后,便热情地把他们领到家里安排住下。李水源很感激,他却说,“游击队消灭敌人,还不是为了我们嘛!再不要说客气话了。”他还介绍说,张家湾山上的敌碉堡里的班长姓蒋,这个人他认得。蒋班长是个十分嘴馋的家伙,提起吃鸡肉,可以忘掉一切。前些时候,他带着几个兵痞,常常下山抓鸡抢粮,弄得乡亲们不得安宁;可是最近以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再没有下来过。根据老李提供的情况,李水源一行商量后,决定教训蒋班长。第二天早晨,老李找来本村一位可靠的乡亲,李水源一行向他又做了一番工作后,他表示一定尽力帮忙。饭后,侦察组的白祥民同志同那两位老乡提着四只鸡,登上山顶到了碉堡下面,便喊着说给蒋班长送鸡来了。蒋班长闻讯后,急急忙忙从碉堡里跑出来,一把抓住老李手上的鸡,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老李顺手将鸡交给他,他便带着老李一行往碉堡里走。刚到洞口,他突然停住,掉转头用狡黠的目光盯着老李一行,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把鸡藏了,反而送上来呢?”“老总好些日子没下山要粮要鸡,乡亲们说准是你体贴我们哪!”老李说,“我们很想你,所以,”他指着蒋班长手里的鸡,“一点小意思,往后老总多关照我们就是了。”“噢,这好说,好说。”蒋班长翻翻眼珠,说着走进了碉堡,老李一行也紧跟着走了进去。碉堡里正在打牌的国民党兵,一看见鸡,顿时乱了套,一齐上前,抢的抢,夺的夺,弄得鸡“咯咯”乱叫。有的抓着这只鸡说是三斤,有的抓着那只鸡说是四斤,吵闹着互相打赌。还有个家伙抄起一把刀就要宰鸡。蒋班长两只小眼睛盯着侦察员白祥民滴溜溜转了几转,问道,“你也是毛山河的人吗?”“是的。”白祥民从容地答道。“前几回下山,我怎么没见过你?”蒋班长鼓起眼,又问。“我们庄稼人以务农为生,怎么能天天蹲在家里呢?”“那么说,我前几次到村里时,你都到田里去了?”“有时也会到亲戚家里的。”白祥民从容镇静,大大方方的答对,使蒋班长消除了疑虑和戒心。他从一个士兵手里要过一只鸡,掂了掂,咧着嘴说:“嘴福,嘴福。”说罢,“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你们这些日子不下山找吃的,山上没有人家,怎么生活着呢?”老李向蒋班长说。“最近上边有命令,说‘共军’在这一带活动的厉害,要我们坚守碉堡,不得随便下山。”蒋班长说罢,脸上立刻生起了阴云,刚才咧得合不拢的嘴,现在能挂起油瓶子。“那你们怎么吃饭呢?”白祥民装着关心地样子,问道。“有的是白面,大米,马上就送来了。”蒋班长愤愤地说,“要不真得叫老子挨饿!”“从哪送来呢?”老李随便地问道。“从城里,从延川城里。”蒋班长说。“粮食运来后,老总若是扛不上山,说一声,我们乡亲们帮着扛;你们若怕共军,有情况,我们来报告。”那一位老乡说。“对,对。”蒋班长说,“要送来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呢,这么高的山,我们怎么能扛得上来?你们帮我们扛上来,真是太好了。”“啥时候送来呢?”白祥民关切地问。“后天。”蒋班长说道,“不光我们吃,这些粮食还有别的用处。”白祥民故意说道:“你们这里面也有许多人哩,你们多扛些,我们撇下自己的农活,也帮着扛点。”“妈的!”众匪兵一齐叫了起来,“全部都要你们往上来扛,我们有我们的事儿。”“这样罢,”老李要诱蒋班长下山,便说,“还是请老总亲自下山到村里对乡亲们说一说,大家也会出力的,也就知道怎么办了。”“你下来我再给你带几只鸡。”那位老乡说。蒋班长踌躇了一下,说道:“好,明天上午我下来,可别忘了给我再找几只鸡哇!”“好办,好办。”白祥民说。他早已注视了碉堡里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这儿共有十个国民党兵和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步枪和手榴弹。然后,白祥民同两位老乡起身告别,蒋班长还把他们送出碉堡。白祥民回来后,向李水源汇报了情况。他们作了准备,专等蒋班长下山。这天前半晌,蒋班长独自一人下山,来到毛山河村老李的院里。这家伙虽然官小,但却是个大圆腰,满腮横肉。他手里提一颗手榴弹,小眼睛瞻前顾后地打转转。李水源侦察组三人和老李以及那位老乡“热情”地接待他,但他不进窑,却站在一块石板上说:“快去叫老百姓,把这个村十来户人家的青壮年都喊来,我要训话。”那位老乡说了一声“好”,便从院子出去了。白祥民走到蒋班长跟前说,“老总哇,你拿这个圆不溜球的东西,是什么呀?”说着,伸手要他手里的手榴弹。“不要动。”蒋班长把右手握的手榴弹换到左手上,说,“这叫手榴弹,可厉害哩!喂,你给我找的鸡呢?”“在这里。”另一位侦察员把早准备好的两只鸡提来了。白祥民一边接住,一边向蒋班长递去,说道,“老总先把这两只鸡拿着,待会儿,还有别的乡亲给你送哩!”蒋班长一乐,放下手榴弹,接过两只鸡,掂了掂,说,“不错,不错。”就在他眯着眼睛,欣赏鸡有多少肉的时候,白祥民把手榴弹拿到了手里,李水源同另一位侦察员看得真切,便猛扑上去把蒋班长按倒在地,掏出绳索就捆。白祥民把手榴弹交给老李,也来帮忙。蒋班长的劲非常大,李水源和三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捆住。这会儿,蒋班长不挣扎着反抗了。他喘着粗气,骂道:“娘的,你们这个村的人不想活啦是咋的?你们看,这四面山上都是我们国军!”他边骂,边大声嚷嚷,“快把老子放开,快把老子放开!”“你再叫喊,立刻送你回老家。”李水源说罢,掏出一块毛巾,拿到他的嘴边,问道,“你想先吃这块毛巾吗?”蒋班长见状,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成一堆。他惊恐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要把我怎么样?”“我们是什么人,你现在还不明白吗?”李水源说,“我们要杀掉你,为老百姓除害。但先给你个机会,若能赎罪,还可免死。”“你们是‘共军’。”蒋班长长叹一声。“喂,你是想死,还是愿赎罪。”白祥民问道。“哪,我自然想赎罪了。”蒋班长说,“有什么吩咐,我一定效劳。”“从延川城运来的粮食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来;押送粮食来多少军队?”李水源紧紧地盯住他,“你要不老实,可别怪我们不饶你。”“明天上午就送来了,有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蒋班长皱着眉头说,“押送粮食只来一个班。我说的全是实话,快放我上山吧!”“等我们验证了你说的都是实话后再说。”李水源警告他,“要是你欺骗了我们,那你准备回老家。”“不敢,不敢。”蒋班长打着哆嗦,“我说的全是实,实话。”李水源和侦察员搜查了他的身上,再没有带武器,只是搜出一张国民党员证。为了安全起见,李水源一行决定把蒋班长送进山洞里,老李便带着侦察人员,押着蒋班长往一个山洞里走。半路上,突然,蒋班长挣断了绳子,撒腿就跑。侦察员几个人跑上跑下,不住气地追赶。追了足有一华里地,才把他撵上,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又缚住了他。这次,把他狠揍了一顿,捆得严严实实,嘴里塞上毛巾,关进那个很深的山洞里。李水源一行立即向一中队汇报了情况。这天夜里,中队派出一个排,来到张家湾附近一个绳套似的大湾道,李水源一行和这个排埋伏在湾道的沟坎里,专等敌人送粮。第二天上午,满载白面、大米的两辆马车,在敌人一个班的护送下,来到了张家湾这个湾道里。经过一阵紧张激烈的战斗,敌人全做了我军的俘虏,五千斤白花花的大米、白面全被我军缴获,大大改善了延川整个第一支队的生活。并且,由于俘虏了押送粮食的敌人那个班,使我军掌握到延川城内敌人的一些重要情报,从而为我军在当年秋天解放延川提供了有利条件。(原载《中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