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程占功县委书记张延安说，我们要珍惜和培养书画艺术人才华灯初上，山东东阿县城沉浸在色彩柔和的氛围中。记者走进时任县委书记张延安家中，与他就本文主人公、山东省聊城市政协委员、青年画家王婉茹及其作品等有关问题进行座谈。“大家知道，王婉茹的国画作品从东阿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有了一定的影响。请张书记从父母官和专家（张延安在书法艺术上有较高造诣）的角度，对婉茹及其作品予以评价。”记者与张延安书记握手、落座，随即提出问题。“王婉茹是一个优秀的书画艺术人才。”张书记说，“她不仅虚心学习，刻苦钻研，而且认真细致，从不粗制滥造，就是送画给人，也是这样。可以说，她对自己画的每一幅作品都力求成为精品。”“婉茹能有今天的成就，她的天赋和勤奋固然重要，但与领导的关怀和老师的培养分不开。”记者说罢，又问，“张书记重视书画艺术人才的培养，是因为个人爱好书画艺术吗？”“不完全是这样。”张延安笑了笑，接着道，“书画艺术虽然是一门高雅的艺术，但今天在社会各阶层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喜爱这种艺术。正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潜力，我们就要珍惜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并创造有利于创作的条件。我们的目的是，书画艺术搭台，经济贸易唱戏。为了发展东阿经济，我们应该这样做。”当我知道张延安原在山东省高唐县任县长时，就十分重视书画艺术人才的培养，挖掘人文书画艺术资源，使高唐县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书画艺术之乡”，并以此招商引资，为振兴和发展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便深深地理解了这位当地百姓父母官的良苦用心。“王婉茹在李书瑛等画家的教导下，已掌握了比较扎实的绘画基本功，不少作品达到了一定的艺术境界。”张延安书记回忆说，“当我看到一幅幅婉茹创作的精美的工笔画时，在为她高兴的同时，就觉得她更需要博采众长，全面提高自己的水平。”稍顿，张书记接着道，“婉茹接受了我的建议，上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国画系深造，并前往北京接受一些全国著名画家的面授，得到一些造诣很高的名家的真传。她回来后向我汇报说，走出东阿，眼界大开，拜多位名家为师，博采众长，对自己帮助很大。她要从以往的工笔重彩画向大写意转化，要在以往的水平上，有新的突破。我为她的进步感到高兴，我们这位年轻的画家很有发展前途。”张延安书记自己的书法造诣就不同凡响，在鲁西南有不少人都希望得到他恢宏大气、笔法遒劲的书法作品。他让记者参观了他飘逸着墨香的书法创作室。他说，工作忙碌一天，练练书法，写写字，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休息。名画家李书瑛慧眼识才，精心培育；王婉茹水滴石穿，锲而不舍，终成大器东阿县城，山东省聊城市政协委员、东阿县电视台文艺编辑、青年画家王婉茹的画室。时值暑伏，画室持续高温。温度在摄氏37至38度上继续攀升，汗珠儿在婉茹洁白的臂膀上轻轻滑落。画桌上摊开的宣纸上，一簇簇鲜艳的牡丹，在画家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浇灌”下，竞相绽放。王婉茹手中的画笔在调色板与宣纸间缓缓移动，汗水不时滴在宣纸上，宣纸不时沾在婉茹的胳膊上。婉茹不时小心翼翼地把沾在胳膊上的宣纸轻轻揭开，继续运笔描绘，忘了午饭，忘了晚餐，直至次日凌晨……这组画面，只是王婉茹学习绘画、从事绘画艺术创作多年来经历过的无数场景中的一个缩影。鲁西南名画家李书瑛先生坐在王婉茹家中，与身高1。7米，文静腼腆，不施粉黛的王婉茹一起向记者叙述过这个“缩影”后，又介绍了婉茹如何拜师学画、李书瑛如何教她作画做人、婉茹如何水滴石穿，终成大器的往事。1978年生在山东东阿的王婉茹，自幼喜爱绘画，到12岁时，她的绘画天赋已显山露水。这个好静不好动的小姑娘希望得到名家指点。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的父亲认识了名画家李书瑛，就把女儿渴望拜名师学画的事儿告诉了她。当时，李书瑛先生已过半百，希望自己的画艺后有传人，亦想找些富有天资的好苗子栽培，便很快收王婉茹来到麾下，开始系统地学画。李先生根据王婉茹的爱好兴趣，热情地教她学工笔重彩，婉茹认真努力地学，进步很快。李先生看她是块好料，便毫无保留地倾心相教。不仅教她作画，还教她做人，他拿出《李苦禅文集》等著作让她阅读，并对她说，大凡历史上有成就的人，无一不是从勤奋好学这条路上走过来的。我们不仅要学习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们的优秀作品，还要学习他们高尚的人品，并给她讲了齐白石大师不给日本鬼子作画的爱国故事等许多培养优秀品格的故事，使她受益匪浅。在作画技巧上，他让婉茹深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李书瑛在教婉茹学习基本功的同时，特别让她多练笔、多观察。王婉茹特别勤奋，多年来，除了学习、工作，便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埋头画室，伏案学画、作画。不论是青春年少的花季时节，还是踏上工作岗位的黄金时代，她都没有虚度年华。她身材修长，容貌清秀，却从不在穿着打扮上刻意追求，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她钟爱的国画艺术学习和创作上及所从事的本职工作上。为了画好荷花，她多次赶到乡间，一天又一天在荷塘边观察，把荷花在早上、晚上、晴天、阴天、刮风、下雨时的不同形态观察得细致入微。所以，她画的荷花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她还常常去菏泽的牡丹园、平阴的玫瑰园，就像观察荷花一样观察牡丹、玫瑰。王婉茹不仅喜欢画荷花、牡丹、玫瑰，还擅长画我国古代宫廷仕女以及猫、鸟、鹰等工笔重彩画。学习画鹰，光观察标本不够，她便利用外出旅游的机会，借助望远镜观察翱翔在蓝天上的雄鹰。通过仔细观察，她深刻地领会到李书瑛先生概括鹰的三个特点：嘴，粗壮有力；眼，炯炯有神；爪，钢键有劲。画鹰时，最主要的就是突出力量的感觉。在向李书瑛先生学习几年后，王婉茹的绘画技巧日臻娴熟，画出来的画让人分不清哪是李先生的手笔，哪是她的作品。此时李先生用齐白石大师“学我者生，像我者亡”的一句话勉励他的学生，向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后来，王婉茹走出校门，到东阿县电视台做了一名文艺编辑。工作之余，她更加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努力提高绘画创作水平。只要工作允许，不论哪里有画展，她都尽可能地去观摩，亦经常主动和许多画家切磋技艺，博采众长，又得到巴山等名家的指导。东阿县委书记张延安关心王婉茹的成长，不仅经常鼓励她不断提高绘画水平，还建议她上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国画系深造，经过谷守山、于耀中、高沛明等著名画家的面授和指导，使王婉茹在绘画理论与技巧上有了突破性的提高。多年来，王婉茹已有100多幅国画作品在全国、省、地（市）许多报刊杂志上发表。北京一位中将老前辈在一家国家级报纸上的“佳作欣赏”栏目中看到王婉茹的国画作品“荷塘小景”，十分喜爱，专门托人向婉茹求画，并鼓励她百尺竿头，更上层楼。王婉茹的作品还参加了我国八省（区）“政协杯”书画巡回联展等大型画展活动。日本山口有关方面专门为她开辟了一个画廊，她的18幅工笔重彩画作品在此展出，受到国外观众的热情赞扬。难能可贵的是，富有天赋，又很勤奋的王婉茹，在国画艺术创作领域获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并没有影响她在电视台做文艺编辑的本职工作，曾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在国画艺术创作中获得可喜成绩的王婉茹，面对成就和荣誉，平静地说，我还年轻，前面的路还很长。我要学百家之长，努力画出自己的风格。我的目标是，未来在国画画坛上独树一帜。原载《黄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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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原甘肃庆阳军分区政委宋志斌在河北和北京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宋老时，他讲述了当年耳闻目睹的几个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很感人。“眼睛应向下看”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八路军进行了裁减，许多战士都复员了。因为当时解放区还比较困难，他们复员后的一些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加上个别干部作风生硬，一个时期，复员军人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很紧张。朱德同志当时正在晋察冀一带，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是不安。一次，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陪同下，朱总司令来到河北高阳县视察。他们到达城内，在一个地方歇息时，忽然间，总司令不见了。司令员和政委等焦急地四处寻找，均无下落。原来总司令没惊动别人，独自一人出来，风尘仆仆直奔县政府，到了大门口传达室，他对传达员说要见县民政科长。民政科长听说有人找他，便问：“是谁？”传达员说：“看穿着（总司令穿一身有补丁的旧灰布军装）像是军队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炊事员。”“那又是复员军人要房子来了。”民政科长漫不经心地摔掉卷烟头，对传达员说：“你去告诉他，就说我在开会，让他先等着。”听了传达员的话，总司令只得坐在板凳上等着科长散会。再说司令员和政委着急地在各处寻找总司令，却无影无踪，政委说：“怕是到县政府去了吧？”司令员连忙拿起电话，询问县政府。县政府的几个部门都回答说，“没见。”电话打到民政科，也说“没见”，只说有一个像是部队上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传达室等着要见民政科长。“啊呀！那就是总司令。”司令员放下话筒，便同政委朝县民政科赶来。民政科长听说传达室的“炊事员”就是朱总司令，顿时冒了一身冷汗，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由地说：“这下可不得了了！”便抬起两条打颤的腿，跌跌撞撞地跑到传达室，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对总司令说，“我当是复员军人来了，哪里知道是您呀——总司令，我认错，我给您赔情。”总司令看着他那副狼狈相，笑着让他坐下，然后说：“你的眼睛应向下看，应把我同复员军人一样看待才对。复员军人都是对抗日救国有过贡献的同志，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热忱地解决他们的困难。”“我有错，我改正。”民政科长望着总司令，恐慌地说。“好，有错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嘛！”总司令说，“这可得见行动哟！”以后这位民政科长想方设法，主动帮助复员军人解决了许多困难。佳丘佳话1947年夏季，有一天，朱总司令带着他的警卫员和秘书，路经河北任丘县，在一片野地里，遇上了一位老太太背着一大捆麦子吃力地往家里走。总司令一行三人拉一头瘦骡子步行着，快到老太太跟前，朱总司令欲问话，这时，从前面走来一位骑一匹骏马的年轻军人。看看走近了，总司令招招手，叫这位青年军人下马。年轻军人下来后，总司令亲切地问他是哪个部队的，姓啥叫啥，是干部还是战士等。他回答，他是第八军分区某团的一个营长（姓名记不清了）。随即总司令指着正吃力地挪步的老太太，对营长说：“小同志，你帮助他把麦子送回家去吧！”营长不认识总司令，耐着性子回答了这位老同志的问话后，就要上马，忽听说，叫他替那老太太送麦子，这回可憋不住了，他说了声“没空”，便飞身上马一溜烟跑了。总司令走到老太太面前，热情地说：“老太太，快歇会儿。”说着便同警卫员、秘书一齐把老太太背上的麦子解下来放到骡子身上，然后扶着老太太，一直把她和麦子送到家里。老太太感激地不知说什么才好，一定要做顿饭，请这位老同志吃，以表谢意。总司令谢绝了，他说：“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不用谢。”沧州解放后，在做战斗总结时，总司令提到了这件事，批评了那位营长，他说：“人民子弟兵要时刻为人民着想，我们绝不能忘记养育我们的母亲。”于是，这件事很快就在晋察冀传开了，传到任丘时，老太太感动地直流眼泪，她感叹地说，“哦，原来帮我送麦子的是朱总司令啊！”“艰苦朴素作风不能丢”1947年夏天，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解放沧州的战役。战斗结束后，冀中军区（地址在河间）的司令员、政委乘小车来到沧州接总司令回河间。见面寒暄后，他们请总司令上小车，总司令笑了笑，说：“没坐惯那玩意儿，我还是骑我的骡子吧！”司令员和政委等赶紧到沧州部队借了几匹马，随总司令一同回到河间。同年7月，冀中军区某军分区的领导、一位曾跟随朱总司令经过长征的老同志，特地做了一身细布衣裳，换下粗布军装，买了几包点心，从军分区的所在地赶到冀中军区来看望总司令。他见了总司令，看他还是延安时期的那身打扮，顿觉无地自容，便拿出那几包点心，请总司令尝尝。总司令笑着说：“没吃惯那东西，你还是带回去自己吃吧。”这位老同志心里很惭愧，急忙跑到军区管理部门借来一套军装穿上，重新同总司令见面。总司令对他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可不能就去追求享受啊！”停了停，总司令又说，“就是全国解放了，艰苦朴素的作风还是不能丢的。”同志们的贴心人解放后，工程兵某部在北京修筑防空工事，总司令经常利用星期日来看望大家。当时，宋志斌是21营的教导员，负责一个地段的工作。宋志斌经常和团长、营长等陪同总司令进防空洞检查。总司令每进洞里，总是热情地同战士们拉家常，询问大家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并再三叮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一次，总司令从防空洞出来，对大家说：“来，我和你们拍个照。”宋志斌以及大伙儿心里乐开了花，都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总司令。”“还是互谅互让好嘛”解放后，有一次，工程兵20团的一辆汽车同友邻部队的一辆汽车轻微相撞。两辆车停下后，两个司机都从驾驶室跳下来，责怪对方，他们越吵越凶，不可开交。正在这时，朱总司令的小车过来了。他见此情景，走下车来，听了两位司机吵架的事儿，便对他们说：“都是自己人，还是互谅互让好嘛！”两位司机一看是总司令，矛盾立刻就解决了。他们都说，“谢谢总司令。”然后相对一笑，各自开上车走了。（原载《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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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抽绿，花儿吐香的时节，我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神禾塬上，拜谒了人民作家柳青和夫人马崴的合葬墓。站在墓碑前，我想着柳青独树一帜的创作生涯和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想着马崴为此所作的全部牺牲，禁不住湿润了眼睛。为了探寻他们生前的足迹，我离开墓地，到皇甫村等地采访，许多老伯、大娘和干部群众深情地向我讲述了柳青和马崴的往事。1952年秋季，已蜚声文坛，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我国文学新秀柳青，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马崴一起到长安县深入生活，并在该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一住就是14个春秋。柳青曾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马崴曾任皇甫乡党支部副书记兼文书、王曲区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柳青曾帮助王家斌（《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生活原型）的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社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他都参加。经常天不亮就从住地步行3里多路赶到王家斌门前，隔着窗户把他叫起来工作。王家斌告诉我，柳青是著名作家，又是10级高干，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他不仅把该书基本稿费和印数稿费一万余元全部捐献给皇甫村所在的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而且为他所在的生产队架电线花去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他不仅认真生活，而且创作的态度也很严肃认真，有些作品光开头就重写30多遍。他说，作家贡献给人民的作品，既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要对生活有真知灼见。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作品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皇甫村的干部、群众都说，柳青做人、做文，堪为一代楷模。马崴在沈阳长大，大学毕业，在西北党校工作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柳青结婚并到皇甫村落户后，一面积极参加农业社的各种活动，一面搞社会调查，为柳青的创作搜集素材、清抄稿件、处理来信、接待来访，逐步成了柳青的得力助手（后来组织上正式决定她为助手）。她比柳青小12岁，但与他志同道合，相爱深沉。原王曲区委书记（后在长安县委农工部工作）孟维刚告诉我，柳青生前曾对他说，马崴忠厚善良，贤慧勤劳，集中国妇女美德于一身，又精明能干，实在难得。柳青不善于接触女同志，马崴就替丈夫在这方面深入生活。为了让柳青塑造好徐改霞这个人物，马崴多次去生活原型家里，一面帮着做活儿，一面了解情况。一次，还在生活原型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柳青说，《创业史》凝结着我同马崴两个人的心血，写完4部之后，我将在后记里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连第二部都没写成，马崴与柳青就先后离开了人间。“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使柳青受尽摧残。造反派一再威逼马崴，要她跟柳青“划清界限”，揭发问题。马崴不仅没有那么做，还尽最大努力体贴、照顾患难中的柳青。他们家被抄、工资被扣发后，每人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为了给柳青看病买药，补养身体，马崴每顿饭只吃一点咸菜，连口炒菜也舍不得吃。1969年在“九大”召开期间，柳青被宣布为“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之一。对柳青的批斗升级。造反派又逼着马崴与柳青“划清界限”，并给她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条是，尽快揭发、批判柳青，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另一条是，如不对柳青“反戈一击”，就准备上批斗场，接受批判。并限时要她答复问题。马崴不愿违背良心保全自己，在“限时”到来的前几个小时，含恨离开了人世。柳青得知马崴先他而去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哭道：“这实在是抽了我的筋哇！”马崴用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表达了对人民作家柳青的忠贞不渝，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噩耗传到皇甫村后，干部、群众十分悲痛，洒着眼泪说：“多好的人哇，太可惜了！”直到现在，老年人提起马崴，还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们说，马崴心地善良，敬老怜贫，为我们社员排忧解难，常常是“雪里送炭”。社员董士信噙着眼泪说，1962年，他的两个小姑娘都患了黄疸性肝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不断恶化。马崴知道后，先来他家了解患儿的病情，接着专门赶到城里，用自己的钱买了特效药，送到他家治好了两个孩子的病。董士信的两个女儿提起马崴，总是深情地说，她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哇！柳青同马崴生前扎根皇甫，与干部、群众相处得亲密无间；他们去世后，就被合葬在当地已故农民墓地附近。他们的精神和品德同巍巍秦岭、滚滚渭水一样，将永存于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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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黄河，终如人愿，几十年岁岁安澜。人们对为驯服黄河有过功绩的当代大禹们无不怀有敬意。我怀着这种敬意访问了黄河水情专家陈赞庭。陈赞庭上世纪四十年代考入河南大学水利系，毕业后来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投身治黄事业。陈赞庭到黄委后，分在水文部门从事水情工作，建国后黄河历次大洪水，他几乎都参加了预报作业及其领导工作。1958年7月中旬，黄河三门峡与花园口之间的广大地区连降暴雨，下游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凶猛异常的洪流冲断郑州黄河铁桥，涨满了宽阔的河道，威胁着两岸大堤。当时，陈赞庭是水文部门主管水情工作的负责人和工程师。他和同志们一起，整整一个星期昼夜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在收报室操作电传机接收各报汛单位报来的雨情、水情，在预报室精心点绘水情曲线，推算各种数据，仔细分析，综合判断，及时向各有关部门做出预报,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他和同志们根据上游雨情、水情，预报出下游防汛的把口站——花园口水文站17日23时将出现22000秒立米的洪峰流量。随即向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做了汇报。当时有个规定，洪水在花园口超过20000秒立米，为了保证大堤安全，就要在北金堤滞洪区分洪。如分洪，滞洪区一百多万人的生命财产就要受到惨重损失；如不分洪，黄河若从北岸决口，势必殃及海河；若从南岸决口，长江、淮河会被冲乱。一但这种局面出现，损失将不可估量。黄委主任王化云是一位精通业务的治黄专家，对黄河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全面分析，反复权衡，审慎考虑，认为后续不再加水的话，依靠解放后近10年不断加修加固的黄河大堤，依靠斗志旺盛的广大军民上堤严密防守，这场特大洪水人力可以征服，他十分关切地问水文部门的负责人和陈赞庭，22000秒立米流量后面会不会出现更大的洪峰，陈赞庭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严密注视着上游水情、雨情及其天气的变化，便与同志们经过精心推算、分析、判断，又及时预报出，此次洪峰后面不会有更大的洪峰。王化云便做出在做好分洪准备的情况下不分洪的建议，征得河南、山东两省省委同意后，上报中央。周总理闻讯乘专机赶来视察黄河，听取王化云的汇报后，批准了黄委提出不分洪，依靠人力防守的决策方案。在周总理亲自指挥下，河南、山东两省迅速动员组织了两百万军民，上堤防守，经过一周日夜紧张、艰苦的奋战，终于转危为安，使这场特大洪水按照人的意志汇入大海。事实证明，陈赞庭和他的同事们预报的精度是相当高的。预报最高水位94.40米，实测94.42米，比预报仅仅高出两厘米；预报洪峰流量22000秒立米，实际22300秒立米，比预报只多300秒立米；预报洪峰出现时间是17日23时，实际峰现时间是17日23时30分，预报与实际接近。更重要的是，他们预报后续不再加水，结果与预报的完全相符。为领导部门决策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依据，避免了滞洪区一百多万人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几十年来，陈赞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黄河水文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素以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著称。他参与预报的黄河历次大洪水（如1964、1976、1982年出现的大水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精度，为驯服滚滚黄龙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使黄河水情预报工作紧贴实际，他坚持到野外查勘，了解上、中、下游各个洪水来源区的地貌特征、河道特征、降雨特点、产流特点、汇流特点、泥沙特点等第一手资料。从青海高原，到渤海之滨，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担任总工程师后，全面负责黄河水文系统的技术工作，哪个部门有什么问题都要找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没有中断去野外，到基层。因年纪大退居二线外，每年都要出去，常常匆匆奔波在山谷小道上。年过60岁时，有一次到中条山一个水文站去检查汛前工作，因水文站距公路十几里地，他下车后便步行到了那里。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经常忘我工作，连续作战。有一次刚从野外查勘回到机关，没休息便去办公室与一位工程师研讨工作，由于疲劳过度，晕倒在椅子上，被同志们送到医院急救脱险。他根据自己从事黄河水情预报工作的实践经验，创建了黄河水文预报系统，研究提出适应黄河特点的水文预报方法，指导编制了黄河干支流系统的水情预报方案，使黄河水情预报工作得到了较快发展。并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陈赞庭领导黄河流域各省区有关部门完成了《黄河流域水文预报方案汇编》一书，他还撰写了大量有关黄河水情情报及预报的论文，如《黄河水文预报方法》等，有的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交流，有的在《黄河建设》等杂志上发表。为了开阔视野，借鉴经验，他研读了大量中外有关书籍，并且翻译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外国著作和论文刊印成书或在刊物上发表。如，他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的10多万字的俄文《不稳定流近似计算》一书，至今对黄河水情工作仍有借鉴作用。访问结束时，陈老说，黄河虽然由一条害河变为利河，但还潜伏着不少为害的因素。我们治黄战士就是要有根治它的雄心大志，除害兴利，造福人民。要达到这一目标，作为治黄大军眼睛的水文工作者必须走在前面，不断以及时准确的测报和预报数据，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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