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原甘肃庆阳军分区政委宋志斌在河北和北京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宋老时，他讲述了当年耳闻目睹的几个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很感人。“眼睛应向下看”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八路军进行了裁减，许多战士都复员了。因为当时解放区还比较困难，他们复员后的一些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加上个别干部作风生硬，一个时期，复员军人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很紧张。朱德同志当时正在晋察冀一带，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是不安。一次，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陪同下，朱总司令来到河北高阳县视察。他们到达城内，在一个地方歇息时，忽然间，总司令不见了。司令员和政委等焦急地四处寻找，均无下落。原来总司令没惊动别人，独自一人出来，风尘仆仆直奔县政府，到了大门口传达室，他对传达员说要见县民政科长。民政科长听说有人找他，便问：“是谁？”传达员说：“看穿着（总司令穿一身有补丁的旧灰布军装）像是军队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炊事员。”“那又是复员军人要房子来了。”民政科长漫不经心地摔掉卷烟头，对传达员说：“你去告诉他，就说我在开会，让他先等着。”听了传达员的话，总司令只得坐在板凳上等着科长散会。再说司令员和政委着急地在各处寻找总司令，却无影无踪，政委说：“怕是到县政府去了吧？”司令员连忙拿起电话，询问县政府。县政府的几个部门都回答说，“没见。”电话打到民政科，也说“没见”，只说有一个像是部队上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传达室等着要见民政科长。“啊呀！那就是总司令。”司令员放下话筒，便同政委朝县民政科赶来。民政科长听说传达室的“炊事员”就是朱总司令，顿时冒了一身冷汗，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由地说：“这下可不得了了！”便抬起两条打颤的腿，跌跌撞撞地跑到传达室，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对总司令说，“我当是复员军人来了，哪里知道是您呀——总司令，我认错，我给您赔情。”总司令看着他那副狼狈相，笑着让他坐下，然后说：“你的眼睛应向下看，应把我同复员军人一样看待才对。复员军人都是对抗日救国有过贡献的同志，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热忱地解决他们的困难。”“我有错，我改正。”民政科长望着总司令，恐慌地说。“好，有错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嘛！”总司令说，“这可得见行动哟！”以后这位民政科长想方设法，主动帮助复员军人解决了许多困难。佳丘佳话1947年夏季，有一天，朱总司令带着他的警卫员和秘书，路经河北任丘县，在一片野地里，遇上了一位老太太背着一大捆麦子吃力地往家里走。总司令一行三人拉一头瘦骡子步行着，快到老太太跟前，朱总司令欲问话，这时，从前面走来一位骑一匹骏马的年轻军人。看看走近了，总司令招招手，叫这位青年军人下马。年轻军人下来后，总司令亲切地问他是哪个部队的，姓啥叫啥，是干部还是战士等。他回答，他是第八军分区某团的一个营长（姓名记不清了）。随即总司令指着正吃力地挪步的老太太，对营长说：“小同志，你帮助他把麦子送回家去吧！”营长不认识总司令，耐着性子回答了这位老同志的问话后，就要上马，忽听说，叫他替那老太太送麦子，这回可憋不住了，他说了声“没空”，便飞身上马一溜烟跑了。总司令走到老太太面前，热情地说：“老太太，快歇会儿。”说着便同警卫员、秘书一齐把老太太背上的麦子解下来放到骡子身上，然后扶着老太太，一直把她和麦子送到家里。老太太感激地不知说什么才好，一定要做顿饭，请这位老同志吃，以表谢意。总司令谢绝了，他说：“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不用谢。”沧州解放后，在做战斗总结时，总司令提到了这件事，批评了那位营长，他说：“人民子弟兵要时刻为人民着想，我们绝不能忘记养育我们的母亲。”于是，这件事很快就在晋察冀传开了，传到任丘时，老太太感动地直流眼泪，她感叹地说，“哦，原来帮我送麦子的是朱总司令啊！”“艰苦朴素作风不能丢”1947年夏天，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解放沧州的战役。战斗结束后，冀中军区（地址在河间）的司令员、政委乘小车来到沧州接总司令回河间。见面寒暄后，他们请总司令上小车，总司令笑了笑，说：“没坐惯那玩意儿，我还是骑我的骡子吧！”司令员和政委等赶紧到沧州部队借了几匹马，随总司令一同回到河间。同年7月，冀中军区某军分区的领导、一位曾跟随朱总司令经过长征的老同志，特地做了一身细布衣裳，换下粗布军装，买了几包点心，从军分区的所在地赶到冀中军区来看望总司令。他见了总司令，看他还是延安时期的那身打扮，顿觉无地自容，便拿出那几包点心，请总司令尝尝。总司令笑着说：“没吃惯那东西，你还是带回去自己吃吧。”这位老同志心里很惭愧，急忙跑到军区管理部门借来一套军装穿上，重新同总司令见面。总司令对他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可不能就去追求享受啊！”停了停，总司令又说，“就是全国解放了，艰苦朴素的作风还是不能丢的。”同志们的贴心人解放后，工程兵某部在北京修筑防空工事，总司令经常利用星期日来看望大家。当时，宋志斌是21营的教导员，负责一个地段的工作。宋志斌经常和团长、营长等陪同总司令进防空洞检查。总司令每进洞里，总是热情地同战士们拉家常，询问大家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并再三叮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一次，总司令从防空洞出来，对大家说：“来，我和你们拍个照。”宋志斌以及大伙儿心里乐开了花，都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总司令。”“还是互谅互让好嘛”解放后，有一次，工程兵20团的一辆汽车同友邻部队的一辆汽车轻微相撞。两辆车停下后，两个司机都从驾驶室跳下来，责怪对方，他们越吵越凶，不可开交。正在这时，朱总司令的小车过来了。他见此情景，走下车来，听了两位司机吵架的事儿，便对他们说：“都是自己人，还是互谅互让好嘛！”两位司机一看是总司令，矛盾立刻就解决了。他们都说，“谢谢总司令。”然后相对一笑，各自开上车走了。（原载《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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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黄河，终如人愿，几十年岁岁安澜。人们对为驯服黄河有过功绩的当代大禹们无不怀有敬意。我怀着这种敬意访问了黄河水情专家陈赞庭。陈赞庭上世纪四十年代考入河南大学水利系，毕业后来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投身治黄事业。陈赞庭到黄委后，分在水文部门从事水情工作，建国后黄河历次大洪水，他几乎都参加了预报作业及其领导工作。1958年7月中旬，黄河三门峡与花园口之间的广大地区连降暴雨，下游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凶猛异常的洪流冲断郑州黄河铁桥，涨满了宽阔的河道，威胁着两岸大堤。当时，陈赞庭是水文部门主管水情工作的负责人和工程师。他和同志们一起，整整一个星期昼夜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在收报室操作电传机接收各报汛单位报来的雨情、水情，在预报室精心点绘水情曲线，推算各种数据，仔细分析，综合判断，及时向各有关部门做出预报,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他和同志们根据上游雨情、水情，预报出下游防汛的把口站——花园口水文站17日23时将出现22000秒立米的洪峰流量。随即向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做了汇报。当时有个规定，洪水在花园口超过20000秒立米，为了保证大堤安全，就要在北金堤滞洪区分洪。如分洪，滞洪区一百多万人的生命财产就要受到惨重损失；如不分洪，黄河若从北岸决口，势必殃及海河；若从南岸决口，长江、淮河会被冲乱。一但这种局面出现，损失将不可估量。黄委主任王化云是一位精通业务的治黄专家，对黄河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全面分析，反复权衡，审慎考虑，认为后续不再加水的话，依靠解放后近10年不断加修加固的黄河大堤，依靠斗志旺盛的广大军民上堤严密防守，这场特大洪水人力可以征服，他十分关切地问水文部门的负责人和陈赞庭，22000秒立米流量后面会不会出现更大的洪峰，陈赞庭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严密注视着上游水情、雨情及其天气的变化，便与同志们经过精心推算、分析、判断，又及时预报出，此次洪峰后面不会有更大的洪峰。王化云便做出在做好分洪准备的情况下不分洪的建议，征得河南、山东两省省委同意后，上报中央。周总理闻讯乘专机赶来视察黄河，听取王化云的汇报后，批准了黄委提出不分洪，依靠人力防守的决策方案。在周总理亲自指挥下，河南、山东两省迅速动员组织了两百万军民，上堤防守，经过一周日夜紧张、艰苦的奋战，终于转危为安，使这场特大洪水按照人的意志汇入大海。事实证明，陈赞庭和他的同事们预报的精度是相当高的。预报最高水位94.40米，实测94.42米，比预报仅仅高出两厘米；预报洪峰流量22000秒立米，实际22300秒立米，比预报只多300秒立米；预报洪峰出现时间是17日23时，实际峰现时间是17日23时30分，预报与实际接近。更重要的是，他们预报后续不再加水，结果与预报的完全相符。为领导部门决策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依据，避免了滞洪区一百多万人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几十年来，陈赞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黄河水文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素以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著称。他参与预报的黄河历次大洪水（如1964、1976、1982年出现的大水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精度，为驯服滚滚黄龙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使黄河水情预报工作紧贴实际，他坚持到野外查勘，了解上、中、下游各个洪水来源区的地貌特征、河道特征、降雨特点、产流特点、汇流特点、泥沙特点等第一手资料。从青海高原，到渤海之滨，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担任总工程师后，全面负责黄河水文系统的技术工作，哪个部门有什么问题都要找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没有中断去野外，到基层。因年纪大退居二线外，每年都要出去，常常匆匆奔波在山谷小道上。年过60岁时，有一次到中条山一个水文站去检查汛前工作，因水文站距公路十几里地，他下车后便步行到了那里。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经常忘我工作，连续作战。有一次刚从野外查勘回到机关，没休息便去办公室与一位工程师研讨工作，由于疲劳过度，晕倒在椅子上，被同志们送到医院急救脱险。他根据自己从事黄河水情预报工作的实践经验，创建了黄河水文预报系统，研究提出适应黄河特点的水文预报方法，指导编制了黄河干支流系统的水情预报方案，使黄河水情预报工作得到了较快发展。并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陈赞庭领导黄河流域各省区有关部门完成了《黄河流域水文预报方案汇编》一书，他还撰写了大量有关黄河水情情报及预报的论文，如《黄河水文预报方法》等，有的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交流，有的在《黄河建设》等杂志上发表。为了开阔视野，借鉴经验，他研读了大量中外有关书籍，并且翻译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外国著作和论文刊印成书或在刊物上发表。如，他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的10多万字的俄文《不稳定流近似计算》一书，至今对黄河水情工作仍有借鉴作用。访问结束时，陈老说，黄河虽然由一条害河变为利河，但还潜伏着不少为害的因素。我们治黄战士就是要有根治它的雄心大志，除害兴利，造福人民。要达到这一目标，作为治黄大军眼睛的水文工作者必须走在前面，不断以及时准确的测报和预报数据，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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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占功那年，记者在郑州先后两次采访了河南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我国著名戏剧影视作曲家王基笑，与这位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的前辈作了长谈。洞悉王老建树卓著的艺术生涯后，著名音乐家舒曼的一段话萦绕在我的脑际：“一磅铁只值几文钱，可是经过锤炼，就可制成几千根钟表发条，价值累万，同样，人也应该努力锤炼天赋予自己的‘一磅铁’。”王基笑正是不屈不挠，竭尽全力地锤炼了自己的“一磅铁”。他为《刘胡兰》《朝阳沟》《李双双》等180余部豫剧和《少林童子功》《红雨》等16部电影，《包公》《唢呐情话》等80余部（集）电视剧，《瓜棚风月》《樱桃熟了》等20余集广播剧作曲，并创作发表了400余首各种题材的歌舞乐曲，其中《我们是一支钢铁军》《沁园春·雪》等广为传唱。他还创作出版了多部音乐著作，1部戏曲理论专著。在军旅生涯中，他3次荣立战功；到地方后，他在艺术创作中硕果累累，先后获“飞天”、“丹桂”等国家级奖11项。他是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一1930年7月，王基笑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当时叫安东）一个知识分子家中。这位生长在鸭绿江畔的“东北人”，后来却爱上了黄河孕育的中原豫剧，并对这个古老剧种的改革创新发挥了“开山”作用。王基笑先后有两位母亲，她们在音乐上都有造诣，一雅一俗。他家有洞箫、古琴、曼多林、吉他等乐器和留声机以及大量民族音乐唱片、西洋音乐唱片。这种民族、民间和西洋并存的音乐环境，使王基笑从小受到得天独厚的音乐熏陶，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无论上小学，还是读中学，他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尤其在乐器方面，从小军鼓、口琴到六弦琴、小号、长号、单簧管、萨克斯管等，他都运用自如。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国民党挑起了内战。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爱国运动迅速高涨，北京、上海、沈阳等全国许多城市的学生纷纷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当时在沈阳读高中的王基笑勇敢地走进东北大学学生的游行队列，同他们一起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倒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8年元旦过后，他与几名同学从沈阳出发，冒着严寒，穿过国民党层层封锁线，来到解放区，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先后在辽北军区及49、48军文工团任宣传队员、乐队队长、指挥等。二入伍不久，王基笑便有幸亲身经历了辽沈、平津战役。辽沈战役期间，王基笑跟着文工团发动群众，组织民工参加随军担架队，并给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利用战斗间隙，王基笑广泛收集整理东北民歌100多首，并努力进行音乐创作。辽沈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跨过山海关，发起平津战役。王基笑与文工团的战友们随着大部队在冰天雪地里，从东北徒步行军赶到天津静海，包围北平。天津解放后，1949年春节期间，王基笑面对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热烈场面，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一首《拥军歌》，当时在部队和群众中广为流唱。1949年6月，王基笑随部队南下，解放了湖南的益阳、衡阳等地，并在衡阳驻防一年。在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王基笑深入民间采风，收集、整理了300多首湖南民歌，并对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进行比较研究。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各有自己的风格和韵味，但都给他从事音乐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营养。这期间，王基笑还夜以继日攻读了西方音乐作曲理论。新中国诞生后，王基笑随部队进驻广东，不久又折回湖南，参加了修荆江大堤的工程建设，并创作了《修荆江之歌》等歌曲。之后，王基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赶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且在战斗间隙创作了一些鼓舞士气、振奋斗志的歌曲，教给指战员演唱。同时，他利用各种时机，收集、整理朝鲜民歌100余首。1953年，王基笑随部队回国进驻河南商丘，从此，他与河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三王基笑到河南后，先后在河南省军区文工团、河南省歌剧团、河南省豫剧院三团从事作曲和乐队指挥工作。到河南不久，他就对中国4大剧种之一的豫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用自己丰厚的音乐理论知识，把所听到的豫剧唱段都用乐谱记录下来，并且认真分析比较，找出它的规律。王基笑认为，中国的戏曲，源于农村，主要是农民的艺术，因此，它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豫剧，更是如此。要想把这种通俗的艺术变成高雅的艺术，雅俗共赏，从而赢得更多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革，推陈出新，优胜劣汰。豫剧以前都是男演员演唱，女角也是男扮女妆，男女却同腔同调，同一个板式。自上世纪30年代有了女演员后，给豫剧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并涌现出像陈素真、常香玉那样一批优秀的女演员。但是，这对男演员的唱腔却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男演员再用原腔原调唱，不是高不上去，就是低不下来，只好用假腔唱。假腔对传统戏来说，尚可应付；但演工人、农民、解放军等现代人，就显得很不协调，缺乏男声自然声腔的阳刚之美。对中外音乐素有研究的王基笑经过反复探索，借鉴西洋音乐创作手法，先用移位，后用转位，把豫剧中豫东调和豫西调有机地揉在一起，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他为《朝阳沟》里栓宝和老支书、《李双双》里喜旺和金樵、《刘胡兰》里连长和大胡子等人物设计的唱腔，就很成功。此后，为了丰富和完善豫剧女声唱腔，王基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歌剧音乐创作手法，为女声唱腔设计了一种“反调”唱法大大地开阔了女声唱腔的音域，它韵味新颖，长于抒情，一诞生，便深受群众喜爱。这对豫剧这个古老的剧种是一次较大的变革，大大地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应该说，王基笑对豫剧在这方面的改革发挥了“开山”作用。著名剧作家杨兰春（电影《朝阳沟》作者）对王基笑首创的豫剧“反调”这样评价：“从那时到现在，‘反调’不仅为现代戏所用，而且，不少古戏也把它吸收进去，用在自己的唱腔中。我敢说，凡豫剧团，无一不用。”王基笑不仅对豫剧的男女声唱腔进行了重要革新，而且，在演唱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过去，豫剧只有人物的单唱和对唱，现在，在不少豫剧现代戏里，经常可以听到齐唱、合唱、伴唱和重唱等变化很多的演唱形式。这不仅增强了舞台音乐的立体感，而且更适宜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及其所处的环境，王基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王基笑在电影《杨家将》、电视连续剧《包公》等许多影视作品的作曲中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创作才华，许多旋律令人久久难忘。他在歌曲创作方面，亦卓有建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的“海上渔歌”、“光溜溜的月儿”等就被选上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汇演。女演员高洁因唱这几首歌大获成功。王基笑注重深入生活，工厂、农村、军营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说，我一生追求真、善、美。纵观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成就，无不闪现真善美的绚丽色彩。王基笑曾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他说，他正是遵循了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才创作出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才实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原载《中州今古》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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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枪，没有炮，自有那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这首歌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年代，都对我军起到过极大地鼓舞作用。同时，也是那时的生活写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原甘肃庆阳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水源同志，他就讲述了敌人给我们“送粮”的一个真实故亊。1947年春季，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延安时，延属分区的延川、清涧也先后被敌人占领了。这期间，延川游击第一支队在敌后延川、清涧毗邻的中间地带进行游击战争，抗击敌人。当时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能喝到一点从华北运来的黑豆做的糊糊充饥。面对这种情况，第一支队命令一中队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中队便派出几个侦察组分头出去侦察敌情，李水源也带了一个小组，共三人，来到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张家湾地处群山环抱的半山腰中，上面是陡峭的山峰，下边是一道平川。半山腰有一条不宽不窄可走马车的道路，是延川与清涧往返运输物资的必经之地。这里距延川城有二十多华里地。敌人在山上设有碉堡，这种碉堡在这一带到处都有，一个碉堡住一个班，每隔四五里地便是一个。这天，李水源一行三人化装成农民，内藏手榴弹，在这个山头上的碉堡周围整整徘徊了一天。由于敌众我寡，且容易暴露目标，所以这天在这儿抓舌头的打算，不得不推迟或另想别的办法。张家湾附近大约三里地有一个叫毛山河的村庄，这儿的群众深受敌人欺凌，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痛恨。这天傍晚，李水源一行来到这个村上，找到一位姓李的老乡，当他知道李水源一行的来意后，便热情地把他们领到家里安排住下。李水源很感激，他却说，“游击队消灭敌人，还不是为了我们嘛！再不要说客气话了。”他还介绍说，张家湾山上的敌碉堡里的班长姓蒋，这个人他认得。蒋班长是个十分嘴馋的家伙，提起吃鸡肉，可以忘掉一切。前些时候，他带着几个兵痞，常常下山抓鸡抢粮，弄得乡亲们不得安宁；可是最近以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再没有下来过。根据老李提供的情况，李水源一行商量后，决定教训蒋班长。第二天早晨，老李找来本村一位可靠的乡亲，李水源一行向他又做了一番工作后，他表示一定尽力帮忙。饭后，侦察组的白祥民同志同那两位老乡提着四只鸡，登上山顶到了碉堡下面，便喊着说给蒋班长送鸡来了。蒋班长闻讯后，急急忙忙从碉堡里跑出来，一把抓住老李手上的鸡，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老李顺手将鸡交给他，他便带着老李一行往碉堡里走。刚到洞口，他突然停住，掉转头用狡黠的目光盯着老李一行，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把鸡藏了，反而送上来呢？”“老总好些日子没下山要粮要鸡，乡亲们说准是你体贴我们哪！”老李说，“我们很想你，所以，”他指着蒋班长手里的鸡，“一点小意思，往后老总多关照我们就是了。”“噢，这好说，好说。”蒋班长翻翻眼珠，说着走进了碉堡，老李一行也紧跟着走了进去。碉堡里正在打牌的国民党兵，一看见鸡，顿时乱了套，一齐上前，抢的抢，夺的夺，弄得鸡“咯咯”乱叫。有的抓着这只鸡说是三斤，有的抓着那只鸡说是四斤，吵闹着互相打赌。还有个家伙抄起一把刀就要宰鸡。蒋班长两只小眼睛盯着侦察员白祥民滴溜溜转了几转，问道，“你也是毛山河的人吗？”“是的。”白祥民从容地答道。“前几回下山，我怎么没见过你？”蒋班长鼓起眼，又问。“我们庄稼人以务农为生，怎么能天天蹲在家里呢？”“那么说，我前几次到村里时，你都到田里去了？”“有时也会到亲戚家里的。”白祥民从容镇静，大大方方的答对，使蒋班长消除了疑虑和戒心。他从一个士兵手里要过一只鸡，掂了掂，咧着嘴说：“嘴福，嘴福。”说罢，“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你们这些日子不下山找吃的，山上没有人家，怎么生活着呢？”老李向蒋班长说。“最近上边有命令，说‘共军’在这一带活动的厉害，要我们坚守碉堡，不得随便下山。”蒋班长说罢，脸上立刻生起了阴云，刚才咧得合不拢的嘴，现在能挂起油瓶子。“那你们怎么吃饭呢？”白祥民装着关心地样子，问道。“有的是白面，大米，马上就送来了。”蒋班长愤愤地说，“要不真得叫老子挨饿！”“从哪送来呢？”老李随便地问道。“从城里，从延川城里。”蒋班长说。“粮食运来后，老总若是扛不上山，说一声，我们乡亲们帮着扛；你们若怕共军，有情况，我们来报告。”那一位老乡说。“对，对。”蒋班长说，“要送来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呢，这么高的山，我们怎么能扛得上来？你们帮我们扛上来，真是太好了。”“啥时候送来呢？”白祥民关切地问。“后天。”蒋班长说道，“不光我们吃，这些粮食还有别的用处。”白祥民故意说道：“你们这里面也有许多人哩，你们多扛些，我们撇下自己的农活，也帮着扛点。”“妈的！”众匪兵一齐叫了起来，“全部都要你们往上来扛，我们有我们的事儿。”“这样罢，”老李要诱蒋班长下山，便说，“还是请老总亲自下山到村里对乡亲们说一说，大家也会出力的，也就知道怎么办了。”“你下来我再给你带几只鸡。”那位老乡说。蒋班长踌躇了一下，说道：“好，明天上午我下来，可别忘了给我再找几只鸡哇！”“好办，好办。”白祥民说。他早已注视了碉堡里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这儿共有十个国民党兵和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步枪和手榴弹。然后，白祥民同两位老乡起身告别，蒋班长还把他们送出碉堡。白祥民回来后，向李水源汇报了情况。他们作了准备，专等蒋班长下山。这天前半晌，蒋班长独自一人下山，来到毛山河村老李的院里。这家伙虽然官小，但却是个大圆腰，满腮横肉。他手里提一颗手榴弹，小眼睛瞻前顾后地打转转。李水源侦察组三人和老李以及那位老乡“热情”地接待他，但他不进窑，却站在一块石板上说：“快去叫老百姓，把这个村十来户人家的青壮年都喊来，我要训话。”那位老乡说了一声“好”，便从院子出去了。白祥民走到蒋班长跟前说，“老总哇，你拿这个圆不溜球的东西，是什么呀？”说着，伸手要他手里的手榴弹。“不要动。”蒋班长把右手握的手榴弹换到左手上，说，“这叫手榴弹，可厉害哩！喂，你给我找的鸡呢？”“在这里。”另一位侦察员把早准备好的两只鸡提来了。白祥民一边接住，一边向蒋班长递去，说道，“老总先把这两只鸡拿着，待会儿，还有别的乡亲给你送哩！”蒋班长一乐，放下手榴弹，接过两只鸡，掂了掂，说，“不错，不错。”就在他眯着眼睛，欣赏鸡有多少肉的时候，白祥民把手榴弹拿到了手里，李水源同另一位侦察员看得真切，便猛扑上去把蒋班长按倒在地，掏出绳索就捆。白祥民把手榴弹交给老李，也来帮忙。蒋班长的劲非常大，李水源和三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捆住。这会儿，蒋班长不挣扎着反抗了。他喘着粗气，骂道：“娘的，你们这个村的人不想活啦是咋的？你们看，这四面山上都是我们国军！”他边骂，边大声嚷嚷，“快把老子放开，快把老子放开！”“你再叫喊，立刻送你回老家。”李水源说罢，掏出一块毛巾，拿到他的嘴边，问道，“你想先吃这块毛巾吗？”蒋班长见状，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成一堆。他惊恐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要把我怎么样？”“我们是什么人，你现在还不明白吗？”李水源说，“我们要杀掉你，为老百姓除害。但先给你个机会，若能赎罪，还可免死。”“你们是‘共军’。”蒋班长长叹一声。“喂，你是想死，还是愿赎罪。”白祥民问道。“哪，我自然想赎罪了。”蒋班长说，“有什么吩咐，我一定效劳。”“从延川城运来的粮食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来；押送粮食来多少军队？”李水源紧紧地盯住他，“你要不老实，可别怪我们不饶你。”“明天上午就送来了，有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蒋班长皱着眉头说，“押送粮食只来一个班。我说的全是实话，快放我上山吧！”“等我们验证了你说的都是实话后再说。”李水源警告他，“要是你欺骗了我们，那你准备回老家。”“不敢，不敢。”蒋班长打着哆嗦，“我说的全是实，实话。”李水源和侦察员搜查了他的身上，再没有带武器，只是搜出一张国民党员证。为了安全起见，李水源一行决定把蒋班长送进山洞里，老李便带着侦察人员，押着蒋班长往一个山洞里走。半路上，突然，蒋班长挣断了绳子，撒腿就跑。侦察员几个人跑上跑下，不住气地追赶。追了足有一华里地，才把他撵上，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又缚住了他。这次，把他狠揍了一顿，捆得严严实实，嘴里塞上毛巾，关进那个很深的山洞里。李水源一行立即向一中队汇报了情况。这天夜里，中队派出一个排，来到张家湾附近一个绳套似的大湾道，李水源一行和这个排埋伏在湾道的沟坎里，专等敌人送粮。第二天上午，满载白面、大米的两辆马车，在敌人一个班的护送下，来到了张家湾这个湾道里。经过一阵紧张激烈的战斗，敌人全做了我军的俘虏，五千斤白花花的大米、白面全被我军缴获，大大改善了延川整个第一支队的生活。并且，由于俘虏了押送粮食的敌人那个班，使我军掌握到延川城内敌人的一些重要情报，从而为我军在当年秋天解放延川提供了有利条件。（原载《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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