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陇东庆阳，是原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年冬至1945年秋，八路军三八五旅曾在这儿驻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陇东当地的老红军杨兴茂、李有义和老干部辛廷书、吴宗尧以及职员李治安等同志，在听了他们讲述八路军三八五旅指战员与陇东人民建立了鱼水般的深情厚谊、涌现过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后，怀着激动的心情撰写了《三八五旅在庆阳的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三八五旅在庆阳》以及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史专辑》等书刊，收进了我采写的《三八五旅在庆阳的故事》，这里选择其中10个故事，与读者分享。“我们的重要就是不能让你有危险”耿飚同志是湖南醴陵人，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年代，耿飚同志担任八路军三八五旅参谋长、副旅长，和旅长王维舟同志带领三八五旅驻防陇东地区，为建设和发展陇东革命根据地，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重要就是不能让你有危险”，说的就是耿飚同志不顾自己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有一天，庆城上空云雾弥漫，冷风呼啸，半晌午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忽然，钟楼响起“当”“当”“当”洪亮而急促的钟声，人们知道，这是八路军值班人员发出的防空警报。旋即，远处传来了“轰隆隆”的敌机巨响，城里城外的八路军便紧张、迅速地行动起来，扶老携幼，掩护群众隐蔽。当时的城防司令、三八五旅副旅长耿飚同志，这时正在庆城南街巡视，警报响过，他立刻指挥此地群众向防空洞转移。群众都转移了，忽听一人说，一位姓胡的老汉还在自己的房子里。耿飚问清胡老汉的住址，即让那人快进防空洞，自己立即照那人指的地点飞身跑去。原来，胡老汉听到警报后，他想自己上了年纪，腿脚又不便，反正跑不动了，要别人背的话，万一暴露目标，还连累了人家。于是，他就躲进屋子里，听天由命。耿飚一个箭步冲进门来，二话没说，拉住胡老汉就要背他。胡老汉摆了摆手，说，我知道八路军是好人，这么危险，你快走吧，我不管用了，你们可是重要的人哪！“我们的重要就是不能让你有危险！”说罢，耿飚不容老汉分说，强行背上他，一口气送进了防空洞。此后，胡老汉逢人就讲他被救的经过，并说：“我见过许多军队，就数八路军最好。”让路1942年秋末冬初的一天，警卫员李有义陪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同志，去驻扎在合水县的警备七团平反了一个冤案后，启程回旅部庆阳。他俩骑着马，走出30多里地，翻过一座山，向一条沟走去。转过一道弯，两匹马先后跳过山溪朝前奔跑。突然，走在前面的旅长拉住了马，掉转头对警卫员说：“小李，快下马！”李有义往前一望，只见前面走来了两个背柴的老乡。便说，“首长，要他们往路边让一让，我们不用下马，也可以过去。”“为啥要人家给我们让路呢！”王维舟同志说着跳下马来。两个背柴人看见八路军给他们让路，憨厚的脸上挂着感激的笑容。那位中年农民说，“你们八路军真好，要是遇上国民党军队，不抓我们给他们挑担子就万幸了。”旅长见背柴人都穿得破破烂烂，十分同情地说：“天冷了，多打点柴取暖吧！”“唉，哪还顾上取暖呢！我这是去卖柴，弄点钱给老娘看病。”那位中年农民说罢，脸上露出了愁容。旅长听罢，把马向前拉了几步，他叫两个背柴人把柴放在土台上歇一会儿。通过谈话了解到，那位中年农民姓张，那个小青年是他的儿子。老张的母亲患了伤寒病，由于无钱治疗，病情越来越重。老张只好和儿子每天进山里砍几趟柴，晒干了背到合水县城去卖，用卖柴钱给母亲求医看病。老张说，合水县古城川有个老巫婆，人们都把她当作神仙看待，他也打算去求她。旅长听罢，看了看老张和他那个一直不说话的儿子，从警卫员背的公文包里取出纸，写了封信递给老张，说：“西华池（合水县城）有我们八路军警备七团的医院，你把老母亲送到那儿，他们见到这封信，会让你母亲住院治疗的。”“你是……”老张接过信，惊讶地问。“我叫王维舟，是八路军。”王旅长笑了笑说。“哦，我知道了。”老张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说：“我真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你，善良的人啊！”“拿你们卖柴的钱自己做点衣服穿。”王旅长关心地说。“叔叔，今天去我们家吧，我昨天在山上打了一只兔子，还没吃哩！”小孩也开了口，眼眶里溢出了泪珠儿。“是啊，今天我们不进城了。我的家就在前面住，你们一定得去。”老张说。“谢谢你们，以后有空儿一定来，今天我们得赶回庆阳。”旅长说了声“再见”，便与警卫员上马了。两月后，老张的儿子穿着新衣服，拿着一只鸡到庆阳找王旅长来了。他说，经过部队医院精心治疗，他奶奶病已经好了。他代表全家人感谢王旅长来了。王维舟听说后十分高兴，但对他送的礼物却谢绝了。赛跑与慢行三八五旅到庆阳后，战士们自己动手克服了无数困难。驻在庆城的三八五旅旅部的八路军官兵往返百里砍柴，便是生动的例子。庆阳没有煤，乡下靠烧柴禾，城里靠烧木柴。由于庆城周围山沟里的树木快砍光了，为使剩下的小树长大，方便群众就近烧柴，三八五旅就组织旅直单位干部战士，分别到离城四五十里的刘坝沟、玄马湾等地方去找。有的地方来回得走一百多里路，当天无法返回来，他们就让一些人带着干粮、工具，先去砍柴，再让另一些人专门搞运输。这些搞运输的同志每天早早起来，拿着扁担绳子，赶往砍柴的地方，当天再把柴运回来，无论干部战士，都争先恐后，抢挑重担。当时，一个小学教员，亲眼看到过许多感人的场面。一个礼拜天，这个小学教员在距庆城不远的封家屯麦地畔上砍柴禾，忽见一队挑着担子的八路军飞奔而来。小学教员凝神望去，心想，他们担那么重的担子为啥还跑得这么快？不一会儿，他们先后来到了地畔，都擦着头上的汗水，说说笑笑地歇下了。小学教员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从哪儿来，为啥跑的那么快？一个操四川口音的同志说，从刘坝沟回来，刚才是赛跑呢！小学教员赞叹地说：“你们担着柴，走了这么长的路，还赛蹦子，真行啊！”他们说，“好同志哩，这比起我们在长征时候出的力气，确实算不了什么！”说着，大家又热烈地唱起了歌子，几个战士还要小学教员给他们教唱陇东民歌。休息了一会儿，他们经过麦地里的一条小路回庆城，只见他们一个挨一个，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柴担把麦苗碰坏了。旅长说：“你做得很对。”三八五旅在庆阳，不仅对部队抓紧军训，而且还加强对地方武装自卫军的训练，旅长王维舟还亲自检查自卫军的训练情况。在一次全县自卫军负责人会议上，王旅长到会作指示时，强调自卫军要在防奸反特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他说：“今天我要特别表扬教子川自卫军的路岗，希望大家向他们学习。”接着，他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王维舟要到驿马关检查自卫军训练情况，早饭后便同警卫员骑马上路了。他们走到教子川（距庆城三八五旅旅部十多里地）时，被当地自卫军的路岗挡住了。路岗向他们要路条，由于旅长和警卫员都疏忽了，没带路条，路岗便不让过去。警卫员着急地指着王旅长对路岗说：“这是咱们三八五旅的旅长，有要紧事去驿马关。我们实在是忘了带路条，下次来一定补上，请放我们过去吧！”路岗说，“不行！”并解释道，“我们自卫军遵照三八五旅旅部的指示，这个时期没有路条的任何人都不准在此出入。”王旅长笑了，说：“你做得很对。”说完便策马返回庆城取路条。旅长和警卫员往返二十多里地，把路条取上又来到教子川自卫军的路岗前。路岗接过路条，对王旅长抱歉地笑了笑，说：“首长，耽误您的事了。”王旅长夸奖他：“同志，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自卫军，汉奸和特务在边区就会寸步难行，我们也就放心得多了。”仁义之师八路军三八五旅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他们经常组织干部战士到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帮助群众担水、扫院、打围墙、修房子。老百姓也把他们实实在在地当亲人看。每逢节日，乡亲们总是三五成群，带上红枣、猪蹄等礼品，来慰问八路军和看望伤病员。部队体贴群众，对于老乡们送的东西一般都不收。老乡们却以为八路军不好意思，他们说：“八路军见了敌人像老虎，见了老百姓像姑娘。”三八五旅的文艺宣传队，经常在城乡为群众演出。演员在台上演戏，到台下还为老百姓干活儿，很受群众的喜爱。部队同群众在一起看戏时，总是把群众让在自己的前面。有一次演戏，演出已经好大一会儿了，这时又从乡下来了一群妇女。她们都胆小拘谨，站在人群后面，不敢往进挤，有些小姑娘仰着脖子还看不见舞台。人群后半面全是部队，当他们得知这些晚来的妇女看不见舞台时，便自觉地闪开一条走道，很礼貌地站在两旁，让她们走到自己的前面看戏。这些妇女往年连军队也不敢见，这会儿却不由得对八路军十分感激。在平时，八路军见了妇女，都格外尊重。按照西北的地方风俗，老百姓对此更有好感。他们说，国民党军队见了妇女，不是调戏，便是糟蹋，妇女们望风而逃；八路军对妇女却这么礼让尊重，真是“仁义之师”！这也得付钱有年夏天，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某连指导员同几名战士在赤城执行任务，路过一块高粱地时，忽然传来小孩紧张的哭喊声。他们循声望去，在高粱地一边的一棵杨树底下，有一个孩子哭喊着直摇手。八路军便绕着地畔跑到杨树下，只见一个小女孩站在树下哭着，地上躺着一个昏迷的男孩，嘴角还流着血。原来这两个孩子是一个村庄的，今天他俩不知怎么偷偷跑到这儿掏喜鹊蛋来了。八岁的男孩机灵得很，没费多大劲就爬上了树，一不留神，脚打了滑“嗵”地摔了下来，当即昏了过去，只有五六岁的小女孩，在树下吓得直哭，目顾四周呼救。正在这时，八路军指导员一行从这儿经过，他们上前仔细看，小男孩的胳膊和腿都受了伤。指导员忙把他抱起来，把随身带的毛巾包扎在伤口上，几名战士又把带的水给喂了几口，过了几分钟，小男孩才哭了起来，于是他们便跟着那小女孩，抱着男孩子朝村子里走去。男孩子的家里，这时只有一位老奶奶，其他人都去西瓜地了。指导员他们抱着男孩走进家里，向正在捻线的老奶奶说明情由。老奶奶见小孙子的伤口被包扎上了，热情地对指导员说：“多亏你们了，快坐。”说着，倒了几茶缸水让大家喝。这会儿，那个聪明的小姑娘已经跑到西瓜地，向那男孩儿的父亲“报告”情况。指导员他们观察了小男孩的伤情，觉得问题不大，便对老奶奶说，弄些龙骨等药物治治，不久便会好的。说罢，就要告辞。老奶奶说她要做饭，叫他们别走。正在这时，那男孩子的父亲担着两筐西瓜，和那小姑娘一块回来了，一番感谢话之后，就切开了西瓜。指导员看推辞不掉，他们就吃开了。吃过西瓜，指导员拿出一些钱对那男孩儿的父亲说：“请把钱收下，给孩子买药用。”那耿直的农民发了火：“你们做了这么好的事情，吃点西瓜还要付钱，这不是拿我当外人看吗！”指导员笑了笑，诚恳地对他说，“咱们是一家人，但我们必须遵守纪律。这也得付钱。”说罢，带上战士们走了。旅长关心桃花的婚事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一个乡下姑娘匆匆来到庆阳县城北关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部，要找王维舟旅长。王旅长正在旅部办公，听说有人找他，便从办公室出来，热情地招呼来人：“快请进来坐。”这姑娘一见王旅长，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下来了。他羞怯地对王旅长说：“叔叔，我听说你是善人，能体谅人的苦处，我才找你告状来了。”姑娘走进办公室，旅长让她坐下，给她倒了一碗水，然后认真听她“陈诉”。这姑娘名叫陈桃花，是驿马关人。她从小就被父亲许给了人家。桃花懂事以后，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她父亲“家法”很严，小桃花只能用眼泪表示抗议。这时，边区到处都在宣传反对买卖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已经17岁的陈桃花再也按捺不住了，她坚定地向父亲表示，要自由找对象。父亲听了女儿的话很生气，不让她自由找对象。过了一段时间，他父亲忽然对桃花说，你不愿意去我给你订的第一家，我已给你退了。但是，再跟谁还得由我做主。现在虽然提倡婚姻自由，那只是为了宣传宣传，果真这样的话，非乱套不可。最近，我给你另找了个好对象，家里有吃有穿有摆设，不仅答应替咱们退还第一家的彩礼，而且另外还给咱们不少钱。陈桃花听罢，非常惊恐。她哀求道：“爹，我选对象主要看人品，不能光图家里的吃穿和摆设。如果你还要卖我，我就一辈子不出嫁！”她父亲一听生气地说，“哪有姑娘不出嫁的道理，我这次给你找的男方，你愿去也得去，不愿去也得去。”陈桃花气急了，说，“不去，就是不去，死也不去。”她父亲盛怒之下，把她狠打了一顿。陈桃花边诉说边用衣袖拭去挂在眼角的泪珠。王维舟同志很同情这个可怜的姑娘。他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余毒在不少人的头脑里作祟，把我们好多人都害苦了。我们提倡婚姻自由，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改革旧的婚姻制度。”他劝陈桃花，“你不要担心，这件事政府会为你做主的。”接着，他拿起笔在信纸上边写边说，“这是我给你写的介绍信，你拿上到县政府去，他们会给你解决的。”陈桃花含着感激的泪花，双手接过王旅长的介绍信，同王旅长告辞后，就去县政府了。过了一会儿，王维舟同志见陈桃花又来了。一见王旅长，陈桃花又哭起来了，而且比上次哭得还伤心。于是，王旅长又让陈桃花坐下，向她询问情由。原来，陈桃花带着王旅长的介绍信，满怀希望地到了县政府，找到了一位负责人。可是这位负责人思想保守，他接过陈桃花递上的介绍信看罢后，冷冷地问她：“你就是陈桃花？”“嗯。”陈桃花低下头来。“你告状怎么还要王旅长介绍呢？”“……”陈桃花不知如何回答。“那么把你的事从实地说吧！”那位负责人说。陈桃花被这位负责人的态度吓懵了。她战战兢兢地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话刚说完，那位负责人便训斥起来：“第一个是你父亲包办的买卖婚姻，你不愿意去也就算了，怎么第二个还是包办的呢？恐怕是你挑的又变了心吧？若是你挑下的，就回去规规矩矩地跟人家过日子去，不要东奔西跑了。姑娘家还是安分些好。”王旅长听了陈桃花的诉说，皱了一下眉，旋把桃花领到家里，请老伴好好安慰桃花。然后，他转身到了县政府，找到这位负责人，严肃地说：“我们反对买卖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不能只是宣传。我们要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好，得靠我们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怎么能这么轻率地对待陈桃花的问题呢！”这位负责人连忙说，“首长说的对，我的工作方法欠妥，今后要改进。”然后，王维舟同志亲自向陈桃花所在的区政府写了信，要他们认真做好陈桃花父亲的工作，坚决反对买卖包办婚姻，真正让陈桃花有婚姻自主的权利。陈桃花的父亲经过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他的教育，思想有了转变。陈桃花有了找对象的自由，终于找到了理想的爱人。军民团结1939年以前，庆阳县由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县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受尽了熬煎。三八五旅到庆阳后，深入群众，访贫问苦，采取了多种措施救济和照顾生活贫困的群众，并且同地主交涉，向他们买地，把地买到后，就分给农民种。与此同时，部队号召老百姓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剥削，要地主减租减息，缓和同农民的矛盾。老百姓在三八五旅的宣传教育下，再也不逆来顺受、任人宰割了。他们纷纷起来利用多种形式，抗捐抗税，抗粮抗款，坚决反对高利贷剥削，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38年后季，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加紧征粮派款，拼命向广大群众敲诈勒索。他们名义上筹集军饷，实际上除了贪官污吏装腰包外，所谓军饷，也只给国民党军队发，根本不给八路军。三八五旅掌握到这些情况，就让旅部的民运科通知四乡的群众组织，发动大家坚决抵制。当时的高营乡团支部书记就动员乡里的老百姓同土桥、赤城等乡村的贫苦农民共一千多人联合起来，带着木杈、连枷等农具，进城向国民党县政府示威抗议。县政府的那班人闻讯后，吓得慌了手脚。县长跑到南城门，对站岗的八路军哨兵说，千万不可把些野民放进城里，要不，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哨兵请示旅部，王维舟旅长决定让这些群众都进来。国民党县长见如此，吓得抱头鼠窜，躲了起来。一千多人进了城，天色已晚，大伙走了一天路，又饥又渴。三八五旅民运科的同志给大家安排了住宿，王维舟旅长还专门派人送来粮食，叫大家造饭吃。第二天，一千多农民兄弟把所带的农具拿上，来到国民党县政府。县长早已向西峰镇逃跑，农民兄弟找到其他人员，对国民党县政府不管群众死活，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提出严重抗议。然后，农民们指着带来的农具，对他们说：“要钱要粮都没有，若要这些农具，都拿去吧！”农民兄弟所以拿着这些农具，一是让那些贪官污吏看到这些东西想想粮食的来之不易，二是用来做武器。最后，农民兄弟提出了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高利贷剥削，实行减租减息的具体条件。国民党县政府人员在觉醒了的人民面前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农民兄弟提出的全部条件。一千多农民兄弟这次对国民党县政府示威抗议取得的胜利，无疑对全县人民是一个鼓舞，同时也使那些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再也不敢藐视“野民”了。你就记下八路军李治安懂事以后，母亲就常常给他和妹妹讲这件事。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天，八路军三八五旅的文艺宣传队来到李治安家乡庆阳白马演出，妈妈高兴地领着年幼的他和妹妹去看戏。剧场是临时选的一块空旷地，舞台搭在场子的一端。当他们赶到剧场时，乡亲们已经围满了，他们搬了几块石头，只好在人群后边站在石头上看。八路军剧团的精彩演出，深深地吸引住了大家，可调皮的李治安兄妹俩，却趁着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溜出了人群。李治安领着妹妹一会儿站在远处看看台上演戏，一会儿到卖小吃的摊儿前凑热闹，心里像过年一样欢喜。突然，天空传来轰隆隆的巨响，几架敌机一架接一架地飞来，观众一时大乱，演出停止了，八路军演员和战士们立即扶老携幼帮助群众隐藏。混乱中，吓得李治安拉着妹妹哭喊着找妈妈。这时，一位女演员发现了他俩，她不顾自己安危，冲到他俩跟前，把他们抱起来就走，一直送进地洞里。敌机走了以后，在那位女八路的帮助下，李治安兄妹找到了妈妈。妈妈两眼噙着泪花，拉着那位女同志激动地说：“托八路军的福，我才找到了他们，我不知怎么样才能报答你的恩德！”女八路笑了，她说，“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队伍，军民亲如一家人，记住党的恩情就是了。”母亲执意要拉八路军女演员到家去吃顿饭，女八路谢绝了，说：“我这样做是应该的，不用谢。”母亲请她把姓名留下，她又亲切地说，“你就记下八路军吧！”说罢，笑笑走了。从此以后，每当回忆起那位可敬的女八路，李治安就深深感到，八路军为了人民，人民才能衷心地拥护和支持他们，他们所到之处，才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修建抗日烈士纪念塔1940年春天，为了纪念前方阵亡抗日烈士，八路军三八五旅在庆城北关动工修建抗日烈士纪念塔。旅部直属单位的干部战士，在业余时间都到这儿参加义务劳动。辎重营专门从南河川往北关运石头，旅长王维舟同志亲自组织了三个技术较高的石匠把运来的石头按照标准打成石块或石条。无论搬运石头，还是平整场地，旅部首长如王维舟旅长、政委甘渭汉、政治部主任谢扶民（当时任副旅长兼参谋长的耿飚同志已调走）等，都不辞辛苦，和干部战士一起劳动。供给部长王世元同志在病中负责这项工程的规划工作，但他还抽空到这儿来抬石头。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这座抗日烈士纪念塔早日建成，使人们更好地了解革命先烈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献身的光辉业绩，让后人继承先烈们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以告慰烈士英灵。经过三八五旅旅部直属单位干部战士的艰苦劳动，这座庄严雄伟、象征革命烈士战斗雄姿的抗日烈士纪念塔，于1940年7月7日在庆城北关矗立起来，过往游人和专程前来瞻仰烈士塔的群众络绎不绝。可是在万恶的胡宗南匪帮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这座塔也被炸毁。解放后，当地党政军和人民团体予以重修，抗日烈士纪念塔重新矗立起来，庆阳县烈士陵园也建在此地。每年清明节时，前来扫墓的人们都要站在塔前静默志哀，缅怀先烈，从而受到革命传统教育，激励革命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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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以前，庆阳县由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县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受尽了熬煎。三八五旅到庆阳后，深入群众，访贫问苦，采取了多种措施救济和照顾生活贫困的群众，并且同地主交涉，向他们买地，把地买到后，就分给农民种。与此同时，部队号召老百姓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剥削，要地主减租减息，缓和同农民的矛盾。老百姓在三八五旅的宣传教育下，再也不逆来顺受、任人宰割了。他们纷纷起来利用多种形式，抗捐抗税，抗粮抗款，坚决反对高利贷剥削，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九三八年后季，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加紧征粮派款，拼命向广大群众敲诈勒索。他们名义上筹集军饷，实际上除了贪官污吏装腰包外，所谓军饷，也只给国民党军队发，根本不给八路军。三八五旅掌握到这些情况，就让旅部的民运科通知四乡的群众组织，发动大家坚决抵制。当时的高营乡团支部书记就动员乡里的老百姓同土桥、赤城等乡村的贫苦农民共一千多人联合起来，带着木杈、连枷等农具，进城向国民党县政府示威抗议。县政府的那班人闻讯后，吓得慌了手脚。县长跑到南城门，对站岗的八路军哨兵说，千万不可把些野民放进城里，要不，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哨兵请示旅部，王维舟旅长决定让这些群众都进来。国民党县长见如此，吓得抱头鼠窜，躲了起来。一千多人进了城，天色已晚，大伙走了一天路，又饥又渴。三八五旅民运科的同志给大家安排了住宿，王维舟旅长还专门派人送来粮食，叫大家造饭吃。第二天，一千多农民兄弟把所带的农具拿上，来到国民党县政府。县长早已向西峰镇逃跑，农民兄弟找到其他人员，对国民党县政府不管群众死活，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提出严重抗议。然后，农民们指着带来的农具，对他们说：“要钱要粮都没有，若要这些农具，都拿去吧！”农民兄弟所以拿着这些农具，一是让那些贪官污吏看到这些东西想想粮食的来之不易，二是用来做武器。最后，农民兄弟提出了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高利贷剥削，实行减租减息的具体条件。国民党县政府人员在觉醒了的人民面前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农民兄弟提出的全部条件。一千多农民兄弟这次对国民党县政府示威抗议取得的胜利，无疑对全县人民是一个鼓舞，同时也使那些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再也不敢藐视“野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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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抽绿，花儿吐香的时节，我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神禾塬上，拜谒了人民作家柳青和夫人马崴的合葬墓。站在墓碑前，我想着柳青独树一帜的创作生涯和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想着马崴为此所作的全部牺牲，禁不住湿润了眼睛。为了探寻他们生前的足迹，我离开墓地，到皇甫村等地采访，许多老伯、大娘和干部群众深情地向我讲述了柳青和马崴的往事。1952年秋季，已蜚声文坛，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我国文学新秀柳青，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马崴一起到长安县深入生活，并在该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一住就是14个春秋。柳青曾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马崴曾任皇甫乡党支部副书记兼文书、王曲区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柳青曾帮助王家斌（《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生活原型）的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社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他都参加。经常天不亮就从住地步行3里多路赶到王家斌门前，隔着窗户把他叫起来工作。王家斌告诉我，柳青是著名作家，又是10级高干，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他不仅把该书基本稿费和印数稿费一万余元全部捐献给皇甫村所在的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而且为他所在的生产队架电线花去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他不仅认真生活，而且创作的态度也很严肃认真，有些作品光开头就重写30多遍。他说，作家贡献给人民的作品，既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要对生活有真知灼见。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作品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皇甫村的干部、群众都说，柳青做人、做文，堪为一代楷模。马崴在沈阳长大，大学毕业，在西北党校工作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柳青结婚并到皇甫村落户后，一面积极参加农业社的各种活动，一面搞社会调查，为柳青的创作搜集素材、清抄稿件、处理来信、接待来访，逐步成了柳青的得力助手（后来组织上正式决定她为助手）。她比柳青小12岁，但与他志同道合，相爱深沉。原王曲区委书记（后在长安县委农工部工作）孟维刚告诉我，柳青生前曾对他说，马崴忠厚善良，贤慧勤劳，集中国妇女美德于一身，又精明能干，实在难得。柳青不善于接触女同志，马崴就替丈夫在这方面深入生活。为了让柳青塑造好徐改霞这个人物，马崴多次去生活原型家里，一面帮着做活儿，一面了解情况。一次，还在生活原型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柳青说，《创业史》凝结着我同马崴两个人的心血，写完4部之后，我将在后记里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连第二部都没写成，马崴与柳青就先后离开了人间。“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使柳青受尽摧残。造反派一再威逼马崴，要她跟柳青“划清界限”，揭发问题。马崴不仅没有那么做，还尽最大努力体贴、照顾患难中的柳青。他们家被抄、工资被扣发后，每人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为了给柳青看病买药，补养身体，马崴每顿饭只吃一点咸菜，连口炒菜也舍不得吃。1969年在“九大”召开期间，柳青被宣布为“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之一。对柳青的批斗升级。造反派又逼着马崴与柳青“划清界限”，并给她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条是，尽快揭发、批判柳青，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另一条是，如不对柳青“反戈一击”，就准备上批斗场，接受批判。并限时要她答复问题。马崴不愿违背良心保全自己，在“限时”到来的前几个小时，含恨离开了人世。柳青得知马崴先他而去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哭道：“这实在是抽了我的筋哇！”马崴用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表达了对人民作家柳青的忠贞不渝，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噩耗传到皇甫村后，干部、群众十分悲痛，洒着眼泪说：“多好的人哇，太可惜了！”直到现在，老年人提起马崴，还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们说，马崴心地善良，敬老怜贫，为我们社员排忧解难，常常是“雪里送炭”。社员董士信噙着眼泪说，1962年，他的两个小姑娘都患了黄疸性肝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不断恶化。马崴知道后，先来他家了解患儿的病情，接着专门赶到城里，用自己的钱买了特效药，送到他家治好了两个孩子的病。董士信的两个女儿提起马崴，总是深情地说，她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哇！柳青同马崴生前扎根皇甫，与干部、群众相处得亲密无间；他们去世后，就被合葬在当地已故农民墓地附近。他们的精神和品德同巍巍秦岭、滚滚渭水一样，将永存于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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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应邀到“首届中国秦腔艺术节”访，有机会观摩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省（区）不少代表当时秦腔表演艺术最高水平的专业团体的演出，特别是看了李娟主演的“杨七娘”，激动不已。记者采访了李娟，请她谈谈成功演出杨七娘的感受。她说，爱国主义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依然是我们高扬的主旋律。《杨七娘》正是表现这个主题的一部大戏，我是基于对这个主题的理解，怀着对巾帼英雄杨七娘的崇敬来塑造这个形象的。她说，杨家将之所以广受历代人民的爱戴，就是由于杨家将具有牺牲自己、成全国家的耿耿丹心。杨七娘既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巾帼元帅，又是一位儿女情长的母亲。在国家利益和至爱亲情发生冲突时，杨七娘痛苦但毅然地选择了前者。如何恰如其分地表现杨七娘舍家为国的人格魅力，是塑造好这个人物的关键。李娟在塑造这个形象时，始终把握着这个关键。李娟说，杨七娘这个形象能够塑造成功，与唱时的悲壮激昂，念时的斩钉截铁，做时的干练潇洒，打时的武艺高强密切相关。这使我体会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艰辛，也感受到了获得赞誉后的成就感。由于李娟在《杨七娘》剧中充满艺术魅力的出色表演，她不仅在“首届中国秦腔艺术节”上获得大奖，而且于2001年11月9日在南宁举行的颁奖晚会上，戴上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桂冠。1980年，12岁的李娟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员训练班，主工刀马旦、正旦。经过8年科班学习，为她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在演员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实验剧团，李娟随班成为该团的演员。二十多年来李娟刻苦钻研，练就了一身唱念做打的硬功夫，尤其是武功，绝技惊人。在《白蛇传》剧中“盗仙草”一折中，她扮演的白云仙仿佛云中下凡的仙子，飘逸飞腾，跌打翻扑，轻松自如地连踢14杆飞枪，无一失误。多年来，她主演和参演过《盘店》、《放饭》、《隔门贤》、《打路》、《三娘教子》、《周仁回府》、《屠夫状元》、《儿大不由爹》、《借扇》、《留下真情》、《杀嫂》、《四进士》、《迟开的玫瑰》等一大批古典戏和现代戏，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并且被誉为戏曲武打功夫中的“西北第一靠”。她获得的省级和国家级奖项不计其数，她曾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戏曲特技展播演出和中央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的演出以及中央电视台“心连心”演出活动，并应邀到法国、比利时、荷兰、芬兰、德国、伊朗等不少国家以及香港等地区演出，受到高度赞誉。李娟不仅演技高超，文武双全，而且人格高尚，德艺双馨。在工作中，她努力拼搏，勇攀艺术高峰，并克已奉公，富有团队精神；生活中，她朴实无华，尊老爱幼，有一颗平常善良的心，不仅是一位好文艺工作者，还是一个好媳妇。她的公公、婆婆常年有病，她在繁忙的工作和演出之余，尽力照顾两位老人，深得同事和邻居好评，并被陕西省文化厅、省文联命名为“德艺双馨的优秀演员”。原载《黄河报》（注：在记者采写此文三年后，李娟被评为中国秦腔四大名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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