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程占功从山海关上车，列车运行了几个小时，我觉得有些饿。一个推着盛各种饮料和盒饭车的小伙子从过道走来。我指着盒饭，望着男青年：“你好，有什么饭？”“大米饭，炒肉丝？”“多少钱一份？”小伙子报了价，我有点吃惊，觉得价格有些高，便对他笑道：“谢谢，我不要。”男青年推着车走了。我对座坐着一个大约二十几岁清秀的女孩儿，她拿出一根香肠递给我：“大伯，给你。”“不用，不用。”我对她笑道，“我不饿，下车吃点饭好了。”姑娘说：“大伯，火车上的饭菜有些贵，我送你吃点香肠，别客气。”“谢谢你。”我婉拒了她的好意，便继续在我的草稿本上写东西。“大伯，你上车后就在本本上写，写什么呢？”姑娘又问。“消磨时间，随便写写。”我对她笑道，其实我在为自己写的一本书打草稿。“你在哪儿下车？”“沈阳。”我说罢，也问她，“你呢？”“我回珲春。”姑娘说罢，又问，“你去沈阳，还到哪儿？你是旅游吧？你是不是边旅游，边写游记？”“也算是吧。”我笑道，“去罢沈阳，我还去哈尔滨。”因为，我当时写的一本书里，涉及到沈阳、哈尔滨的一些地方，我去实地看看。“你若是旅游，也可以到我们珲春看看。我们那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不错。而且，珲春与朝鲜、俄罗斯都很近，我就是朝鲜族人！”女孩儿笑道。“谢谢你！”我亦对她笑道，“以后有机会，我去你的家乡看看。”这是那年秋天，我在乘坐开往东北的列车上留在记忆深处的一件事，虽然至今我还未去过珲春，但我觉得珲春一定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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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抽绿，花儿吐香的时节，我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神禾塬上，拜谒了人民作家柳青和夫人马崴的合葬墓。站在墓碑前，我想着柳青独树一帜的创作生涯和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想着马崴为此所作的全部牺牲，禁不住湿润了眼睛。为了探寻他们生前的足迹，我离开墓地，到皇甫村等地采访，许多老伯、大娘和干部群众深情地向我讲述了柳青和马崴的往事。1952年秋季，已蜚声文坛，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我国文学新秀柳青，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马崴一起到长安县深入生活，并在该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一住就是14个春秋。柳青曾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马崴曾任皇甫乡党支部副书记兼文书、王曲区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柳青曾帮助王家斌（《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生活原型）的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社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他都参加。经常天不亮就从住地步行3里多路赶到王家斌门前，隔着窗户把他叫起来工作。王家斌告诉我，柳青是著名作家，又是10级高干，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他不仅把该书基本稿费和印数稿费一万余元全部捐献给皇甫村所在的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而且为他所在的生产队架电线花去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他不仅认真生活，而且创作的态度也很严肃认真，有些作品光开头就重写30多遍。他说，作家贡献给人民的作品，既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要对生活有真知灼见。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作品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皇甫村的干部、群众都说，柳青做人、做文，堪为一代楷模。马崴在沈阳长大，大学毕业，在西北党校工作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柳青结婚并到皇甫村落户后，一面积极参加农业社的各种活动，一面搞社会调查，为柳青的创作搜集素材、清抄稿件、处理来信、接待来访，逐步成了柳青的得力助手（后来组织上正式决定她为助手）。她比柳青小12岁，但与他志同道合，相爱深沉。原王曲区委书记（后在长安县委农工部工作）孟维刚告诉我，柳青生前曾对他说，马崴忠厚善良，贤慧勤劳，集中国妇女美德于一身，又精明能干，实在难得。柳青不善于接触女同志，马崴就替丈夫在这方面深入生活。为了让柳青塑造好徐改霞这个人物，马崴多次去生活原型家里，一面帮着做活儿，一面了解情况。一次，还在生活原型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柳青说，《创业史》凝结着我同马崴两个人的心血，写完4部之后，我将在后记里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连第二部都没写成，马崴与柳青就先后离开了人间。“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使柳青受尽摧残。造反派一再威逼马崴，要她跟柳青“划清界限”，揭发问题。马崴不仅没有那么做，还尽最大努力体贴、照顾患难中的柳青。他们家被抄、工资被扣发后，每人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为了给柳青看病买药，补养身体，马崴每顿饭只吃一点咸菜，连口炒菜也舍不得吃。1969年在“九大”召开期间，柳青被宣布为“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之一。对柳青的批斗升级。造反派又逼着马崴与柳青“划清界限”，并给她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条是，尽快揭发、批判柳青，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另一条是，如不对柳青“反戈一击”，就准备上批斗场，接受批判。并限时要她答复问题。马崴不愿违背良心保全自己，在“限时”到来的前几个小时，含恨离开了人世。柳青得知马崴先他而去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哭道：“这实在是抽了我的筋哇！”马崴用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表达了对人民作家柳青的忠贞不渝，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噩耗传到皇甫村后，干部、群众十分悲痛，洒着眼泪说：“多好的人哇，太可惜了！”直到现在，老年人提起马崴，还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们说，马崴心地善良，敬老怜贫，为我们社员排忧解难，常常是“雪里送炭”。社员董士信噙着眼泪说，1962年，他的两个小姑娘都患了黄疸性肝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不断恶化。马崴知道后，先来他家了解患儿的病情，接着专门赶到城里，用自己的钱买了特效药，送到他家治好了两个孩子的病。董士信的两个女儿提起马崴，总是深情地说，她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哇！柳青同马崴生前扎根皇甫，与干部、群众相处得亲密无间；他们去世后，就被合葬在当地已故农民墓地附近。他们的精神和品德同巍巍秦岭、滚滚渭水一样，将永存于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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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2000多年前郑国渠滋润过的土地，面对后人为郑国雕塑的古铜色塑像，记者仿佛走进了历史。时任陕西省三管局党委书记的刘恒福同志从西安陪记者赶到渭北泾阳一带，冒着炎炎烈日，在郑国渠水流淌过的田野，在泾惠渠水浇灌过的大地，追寻历史的遗迹。刘书记一边作向导，一边作介绍。引泾灌溉从公元前246年郑国修建郑国渠开始。郑国是韩国的一名水工，他修建郑国渠最初的出发点与大禹治水有所不同，他是韩国派到秦国的间谍。韩国看到日益强大的秦国虎视眈眈，随时有东扩侵略自己国家的危险，便派郑国到秦国献“疲秦之计”，让秦国在关中兴建引泾河水灌溉农田的大型工程，把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在水利建设上，使其无力侵犯自己的国家。秦国虽然当时就识破了郑国的计谋，却仍然让郑国发挥自己的专长，主持修建引泾灌溉工程，以润泽关中土地，造福百姓。经过10余年艰苦努力，灌渠终于建成了，可灌溉土地近百万亩，使秦国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为后来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这个灌渠由于是郑国主持修建的，秦国就命名它为郑国渠。也由于郑国渠惠泽了当时和后世，人们便对郑国的间谍身份宽容地一笑了之，而对他治水的伟业传颂千古。泾惠渠管理局曾邀请西北大学地理系的学者和考古工作者对郑国渠渠道进行过实地察勘，标绘出郑国渠的引泾故道路线，其实际长度为126.03公里，渠道自西而东布置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充分利用了北原以南、泾渭河以北这块西北高、东南低地区的地形特点，形成了渠水自流灌溉，从而控制了灌溉面积。郑国渠在渠道工程布设上，将沿线与渠道交叉的许多小河拦水入渠，使郑国渠沿渠流量渐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灌溉效益。这在2000多年前，是很难得的。由于河床下切以及引泾渠口不断上移，在郑国渠之后，历代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又建成了汉代的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通济渠等。到了清代，弃泾引泉，引泉名曰龙洞渠，灌溉面积只剩下2万亩。公元1932年，陕西大旱，李仪祉先生在历代引泾灌溉的故道上，主持建成了泾惠渠，灌溉面积大幅度提高。并且，成立了泾惠渠管理局，李先生亲笔写下了《泾惠渠管理管见》、《泾惠渠管理章程拟议》等颇具真知灼见的论文。泾惠渠的建成，使关中人民久旱逢甘霖，几十万亩良田得到了及时灌溉。解放后，经过不断改造完善，新建坝闸，扩大隧洞，加高石堤，泾惠渠枢纽工程更加雄伟壮观。如今，灌溉面积已达135万亩。李仪祉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水利科学家。他1882年生于陕西蒲城，1909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两次留学德国，回国后曾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西北大学任教授、校长等职，以后曾任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等职，1938年病逝。人们像对待大禹一样，敬仰和怀念郑国、李仪祉。在如今泾惠渠渠首的一个展厅里，安放着郑国的半身塑像；在当年李仪祉主持修建泾惠渠住过的地方修建了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李仪祉墓园”。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谒了“李仪祉墓园”。墓园大门楹联上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让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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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语：1992年春天，我在北京修改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剧本期间，访问了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张秀山同志，同年6月14日的《郑州晚报》发表了该访问记。现将此稿放在这里。一个风和日暖的上午，我按约定时间，来到北京木樨地一栋高层公寓，乘电梯上到6楼，叩开中顾委委员张秀山的家门。张秀山是陕西神木人，早年参加革命，时年已81岁高龄，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五十年代行政级别定为四级，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张秀山曾在“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对刘志丹有很深的了解。他说，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奋斗终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精神和品格，永远值得弘扬光大。张秀山同志还讲了刘志丹的一些往事，尤其对志丹同志清正廉洁，一尘不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推崇备至。张秀山同志在刘志丹精神和品格影响下，在几十年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的本色。说起来，也许让人难以置信。他的一个儿子及儿媳妇在沈阳一家工厂当工人多年，而且住房困难。张秀山曾在辽宁工作过较长时间，不能说没有“熟人”。儿子、儿媳也希望父母能说句话，帮他们改善一下工作和生活条件。张秀山同志却语重心长地劝导他们，要把自己看作是老百姓的子女，好好工作，不要依靠父母。儿子及儿媳终于理解了父亲，便无怨言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都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在我们交谈中，张老的夫人、78岁的程帆同志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张老的一些事情。如，近年来，张老不顾年事已高，和伍修权等同志参加了《辽沈战役》一书的领导和编审工作，这部百万字的书稿，张老认真、仔细地审阅了好几遍，以至累倒在病床上。程帆同志还把这部已出版的、分上下两册装订的精装本拿到会客室让我翻阅，而对这部浩瀚巨著，我对为它付出心血和辛劳的作者、编审者肃然起敬。不觉已过去了两个小时，我起身告辞，张老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执意留我共进午餐。临别时，我衷心祝愿两位老人家健康长寿。(原载1992年6月14日《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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