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三八五旅到庆阳后，战士们自己动手克服了无数困难。驻在庆城的三八五旅旅部的八路军官兵往返百里砍柴，便是生动的例子。庆阳没有煤，乡下靠烧柴禾，城里靠烧木柴。由于庆城周围山沟里的树木快砍光了，为使剩下的小树长大，方便群众就近烧柴，三八五旅就组织旅直单位干部战士，分别到离城四五十里的刘坝沟、玄马湾等地方去找。有的地方来回得走一百多里路，当天无法返回来，他们就让一些人带着干粮、工具，先去砍柴，再让另一些人专门搞运输。这些搞运输的同志每天早早起来，拿着扁担绳子，赶往砍柴的地方，当天再把柴运回来，无论干部战士，都争先恐后，抢挑重担。当时，一个小学教员，亲眼看到过许多感人的场面。一个礼拜天，这个小学教员在距庆城不远的封家屯麦地畔上砍柴禾，忽见一队挑着担子的八路军飞奔而来。小学教员凝神望去，心想，他们担那么重的担子为啥还跑的这么快？不一会儿，他们先后来到了地畔，都擦着头上的汗水，说说笑笑地歇下了。小学教员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从哪儿来，为啥跑的那么快？一个操四川口音的同志说：“从刘坝沟回来，刚才是赛跑呢！”我赞叹地说：“你们担着柴，走了这么长的路，还赛蹦子，真行啊！”他们说：“好同志哩，这比起我们在长征时候出的力气，确实算不了什么！”说着，大家又热烈地唱起了歌子，几个战士还要小学教员给他们教唱陇东民歌。休息了一会儿，他们经过麦地里的一条小路回庆城，只见他们一个挨一个，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柴担把麦苗碰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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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占功那年，记者在郑州先后两次采访了河南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我国著名戏剧影视作曲家王基笑，与这位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的前辈作了长谈。洞悉王老建树卓著的艺术生涯后，著名音乐家舒曼的一段话萦绕在我的脑际：“一磅铁只值几文钱，可是经过锤炼，就可制成几千根钟表发条，价值累万，同样，人也应该努力锤炼天赋予自己的‘一磅铁’。”王基笑正是不屈不挠，竭尽全力地锤炼了自己的“一磅铁”。他为《刘胡兰》《朝阳沟》《李双双》等180余部豫剧和《少林童子功》《红雨》等16部电影，《包公》《唢呐情话》等80余部（集）电视剧，《瓜棚风月》《樱桃熟了》等20余集广播剧作曲，并创作发表了400余首各种题材的歌舞乐曲，其中《我们是一支钢铁军》《沁园春·雪》等广为传唱。他还创作出版了多部音乐著作，1部戏曲理论专著。在军旅生涯中，他3次荣立战功；到地方后，他在艺术创作中硕果累累，先后获“飞天”、“丹桂”等国家级奖11项。他是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一1930年7月，王基笑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当时叫安东）一个知识分子家中。这位生长在鸭绿江畔的“东北人”，后来却爱上了黄河孕育的中原豫剧，并对这个古老剧种的改革创新发挥了“开山”作用。王基笑先后有两位母亲，她们在音乐上都有造诣，一雅一俗。他家有洞箫、古琴、曼多林、吉他等乐器和留声机以及大量民族音乐唱片、西洋音乐唱片。这种民族、民间和西洋并存的音乐环境，使王基笑从小受到得天独厚的音乐熏陶，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无论上小学，还是读中学，他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尤其在乐器方面，从小军鼓、口琴到六弦琴、小号、长号、单簧管、萨克斯管等，他都运用自如。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国民党挑起了内战。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爱国运动迅速高涨，北京、上海、沈阳等全国许多城市的学生纷纷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当时在沈阳读高中的王基笑勇敢地走进东北大学学生的游行队列，同他们一起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倒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8年元旦过后，他与几名同学从沈阳出发，冒着严寒，穿过国民党层层封锁线，来到解放区，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先后在辽北军区及49、48军文工团任宣传队员、乐队队长、指挥等。二入伍不久，王基笑便有幸亲身经历了辽沈、平津战役。辽沈战役期间，王基笑跟着文工团发动群众，组织民工参加随军担架队，并给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利用战斗间隙，王基笑广泛收集整理东北民歌100多首，并努力进行音乐创作。辽沈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跨过山海关，发起平津战役。王基笑与文工团的战友们随着大部队在冰天雪地里，从东北徒步行军赶到天津静海，包围北平。天津解放后，1949年春节期间，王基笑面对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热烈场面，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一首《拥军歌》，当时在部队和群众中广为流唱。1949年6月，王基笑随部队南下，解放了湖南的益阳、衡阳等地，并在衡阳驻防一年。在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王基笑深入民间采风，收集、整理了300多首湖南民歌，并对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进行比较研究。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各有自己的风格和韵味，但都给他从事音乐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营养。这期间，王基笑还夜以继日攻读了西方音乐作曲理论。新中国诞生后，王基笑随部队进驻广东，不久又折回湖南，参加了修荆江大堤的工程建设，并创作了《修荆江之歌》等歌曲。之后，王基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赶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且在战斗间隙创作了一些鼓舞士气、振奋斗志的歌曲，教给指战员演唱。同时，他利用各种时机，收集、整理朝鲜民歌100余首。1953年，王基笑随部队回国进驻河南商丘，从此，他与河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三王基笑到河南后，先后在河南省军区文工团、河南省歌剧团、河南省豫剧院三团从事作曲和乐队指挥工作。到河南不久，他就对中国4大剧种之一的豫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用自己丰厚的音乐理论知识，把所听到的豫剧唱段都用乐谱记录下来，并且认真分析比较，找出它的规律。王基笑认为，中国的戏曲，源于农村，主要是农民的艺术，因此，它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豫剧，更是如此。要想把这种通俗的艺术变成高雅的艺术，雅俗共赏，从而赢得更多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革，推陈出新，优胜劣汰。豫剧以前都是男演员演唱，女角也是男扮女妆，男女却同腔同调，同一个板式。自上世纪30年代有了女演员后，给豫剧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并涌现出像陈素真、常香玉那样一批优秀的女演员。但是，这对男演员的唱腔却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男演员再用原腔原调唱，不是高不上去，就是低不下来，只好用假腔唱。假腔对传统戏来说，尚可应付；但演工人、农民、解放军等现代人，就显得很不协调，缺乏男声自然声腔的阳刚之美。对中外音乐素有研究的王基笑经过反复探索，借鉴西洋音乐创作手法，先用移位，后用转位，把豫剧中豫东调和豫西调有机地揉在一起，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他为《朝阳沟》里栓宝和老支书、《李双双》里喜旺和金樵、《刘胡兰》里连长和大胡子等人物设计的唱腔，就很成功。此后，为了丰富和完善豫剧女声唱腔，王基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歌剧音乐创作手法，为女声唱腔设计了一种“反调”唱法大大地开阔了女声唱腔的音域，它韵味新颖，长于抒情，一诞生，便深受群众喜爱。这对豫剧这个古老的剧种是一次较大的变革，大大地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应该说，王基笑对豫剧在这方面的改革发挥了“开山”作用。著名剧作家杨兰春（电影《朝阳沟》作者）对王基笑首创的豫剧“反调”这样评价：“从那时到现在，‘反调’不仅为现代戏所用，而且，不少古戏也把它吸收进去，用在自己的唱腔中。我敢说，凡豫剧团，无一不用。”王基笑不仅对豫剧的男女声唱腔进行了重要革新，而且，在演唱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过去，豫剧只有人物的单唱和对唱，现在，在不少豫剧现代戏里，经常可以听到齐唱、合唱、伴唱和重唱等变化很多的演唱形式。这不仅增强了舞台音乐的立体感，而且更适宜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及其所处的环境，王基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王基笑在电影《杨家将》、电视连续剧《包公》等许多影视作品的作曲中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创作才华，许多旋律令人久久难忘。他在歌曲创作方面，亦卓有建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的“海上渔歌”、“光溜溜的月儿”等就被选上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汇演。女演员高洁因唱这几首歌大获成功。王基笑注重深入生活，工厂、农村、军营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说，我一生追求真、善、美。纵观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成就，无不闪现真善美的绚丽色彩。王基笑曾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他说，他正是遵循了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才创作出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才实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原载《中州今古》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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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敏从小失去了父亲，母亲再婚后，她一直跟外公和外婆生活。王敏的外公张国维在“反右”扩大化中，被错划为“右派”，从此走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文革”中，已60多岁的张国维由郑州下放到中牟和陆浑等地，扛麻袋、下稻田，进行“劳动改造”。他走到哪儿，就把老伴和不到10岁的王敏带到哪儿。在中牟县时，王敏得知有一位五保户老大娘无儿无女，生活艰难，便常到老大娘家里，帮助打水、砍柴，并多次把她的一份白面馒头（全家人吃饭都是上食堂打的）省下，悄悄送给那位大娘，显出了敬老的优良品质。王敏随着外公和外婆每到一地，就在当地上小学。当时，他们只有为数很少的生活费，是一分钱一分钱数着过日子的。在陆浑时，一天午饭后，张国维给王敏1元钱，让她买铅笔刀和作业本。下午放学回来，王敏嗫嚅着对外公说，她把钱弄丢了。外公怪她不操心，生气地打了她几巴掌。两天后，一位上了年纪的五保户老人找到王敏的外婆，感谢王敏的帮助。原来，这位老人吃饭没盐，点灯无油，王敏就用那1元钱买下盐和蜡烛，送给了老人。张国维明白自己错怪了外孙女，心疼地抱起小王敏说：“好孩子，外公冤枉你了，真对不起！”小王敏却笑道，“外公，有人却硬把您弄成‘右派’，让您吃了好多苦头。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不怨党，我这有什么呢？！”二由于张国维“劳动改造”的地方不固定，王敏小学毕业后去到再婚的母亲身边，并在郑州市某工厂子弟中学上学。母亲患风湿性心脏病，王敏一边刻苦学习，一边承担了洗衣、做饭等大量的家务活。王敏在初中、高中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粉碎“四人帮”后，她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大学恢复招考制度，她便积极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考试。不幸的是，此时无情的食道癌降到外婆身上。外婆住院，外公上了年纪，难以护理外婆，18岁的王敏不得不放弃高考，挑起了侍奉外婆的担子。她日夜守护在外婆身边，买药、煎药、洗衣、烧饭，样样活儿，都干得井井有条，用爱心抚慰着备受病痛折磨的外婆。为给外婆买药，王敏常常要跑遍郑州市的医院和药店。当时她没有自行车，每次都要走好几公里。一次，她按照医生开的处方，跑遍郑州的医院和药店，但找不到一种急需的新乡生产的特效药。王敏便乘班车赶到新乡那家药厂。可是，最后一箱特效药刚刚被人买走。她便飞步赶到车站，在茫茫人海中寻觅半天，连那个买药人的影子也没见着，只好上了归途的班车。也许，她的一片孝心，一片赤诚，感动了“上苍”，就在班车快要启动时，一位男子扛着装有那种特效药的药箱上了车。王敏眼睛一亮，急忙从座位上起来，请那位额上沁汗的男子坐下。那男子见一位婷婷玉立的陌生少女主动为他这大老爷们让座，过意不去，先没有坐。在王敏的再三请求下，那位疲惫的男子终于把药箱放到膝前，坐到了王敏让出的座位上。这位男子正是去药厂买走最后一箱特效药的人。他的母亲患慢性食道癌，他想多买一些特效药备用。当他得知眼前这位让座的少女为救外婆买这种药费尽周折时，马上从药箱拿出两瓶要送给她。王敏感激地如数付了钱。在王敏的精心照顾下，外婆又生存了一年。年事已高又陷入悲痛的张国维身体也垮了下来。王敏又承担起侍奉和安慰外公的重任。不久，王敏在黄委机关一个单位参加了工作。她一边努力工作，一边耐心照顾外公。王敏曾先后荣获黄委“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同时，她还挤出时间，复习功课，准备报考黄河职工大学。1981年，正当她做好一切准备，要去参加考试时，母亲的风湿性心脏病复发，随即病危住院。王敏思前想后，不由地泪湿衣襟，她忍痛放弃了朝思暮想的机会，赶到医院，陪护母亲。为了照顾母亲，不仅失却了考学机会，而且一再推迟婚期。她的男友刘玉与她是初、高中的同学，并且是学校篮球队的“球友”。他们彼此了解，真诚相爱。王敏希望刘玉等她母亲的病治好后，他们结婚。通情达理的刘玉对王敏说，我在外地工作，出不上力；你好好儿侍候我未来的岳母，我盼着她的病快点儿好。有一年，王敏被选进了黄委篮球队，那一段母亲病情比较稳定，她便去参加集训。一天，深夜一点多钟，她的母亲突然犯病，呼吸困难。王敏急忙起来，把母亲扶上自行车，连着跑了三家医院，都因没有病床，拒绝接收。此时，母亲脸色惨白，疼痛难忍，王敏急地直掉眼泪，又带着母亲赶到了河南医学院一附院。走进急诊室，满头大汗的王敏一把抓住一位女大夫的手，哭着求道：“阿姨，求求您救救我妈妈，我们已跑了三家医院……”这位好心的徐大夫立即在医院走廊上加了一张病床，并采取措施抢救，使她的母亲转危为安。此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徐大夫这才注意到，王敏一只脚穿球鞋，另一只脚穿着拖鞋。三王敏的母亲经过徐大夫等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她的生命又延续了三年。在她去世半年前的一天，她拉着女儿的手，深情地说：“妈妈的病难以治好，我自知已不久于人世，希望能活着看到你们成家。”为此，王敏与刘玉于1984年2月结婚。不久，母亲病故了。这不仅对新婚的王敏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对失去老伴，又失去女儿的张国维犹如青天霹雳，老人经受不住，从此病倒，一度卧床不起。1985年冬天，王敏生了一个女孩。而此时，丈夫仍在外地工作。上有患病的八旬外公，下有吃奶的婴儿，家中生活极其艰难。但她为了抚慰外公，哺育孩子，咬着牙度过了重重难关。1989年，外公不幸摔断了腿，从此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的饮食、服药乃至大、小便，事事都要王敏料理。每天上班前，王敏把屋子打扫干净；下班后，首先收拾外公大、小便在床的污物，并为他擦洗身子，为他煎药、喂药、做饭、喂饭。瘫痪多年的张国维对前来探望的老战友们说：要不是我外孙女，早就没有我这把老骨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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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广为人知，然而他的生活方面，人们知道的不是很多。现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原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陈阳春等前辈讲述彭总生活的往事，与读者分享。一1948年冬天，我军攻打山西太原时，总指挥徐向前同志病了，彭德怀同志奉命从河北石家庄赶去接替徐向前同志。途经榆次时，彭总路过留守在这儿的第七纵队第三师的后勤部，后勤部长朱京波不认识彭总，便问他从哪儿来？回答说，是从石家庄来的。朱京波说，你们辛苦了。随即让炊事员炒了些鸡蛋、豆腐，并做了米饭，热情接待。吃饭间，彭总边吃边说：“今天我们的饭比地主吃得还阔哇！”饭后，彭总和警卫员收拾起身。朱京波指着彭总，问警卫员：“这位首长是谁？”“是彭德怀司令员。”警卫员告诉他。“多亏我们这两天刚买来些鸡蛋和豆腐，要不叫彭总怎么吃呀！”朱京波说。“你要是再炒上几个菜，就要挨批评了。”警卫员告诉朱京波，“彭总在生活上十分俭朴，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战士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朱京波很感动，为彭总送行时说：“你很辛苦，我们应该尽心招待。”彭总说：“同志们都一样辛苦。”然后对朱京波笑了笑，骑上马朝太原赶去。（原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陈阳春讲述）二1947年7月，在西北野战军三军七师攻打陕北清涧胡宗南24师前夕的一天晚上，正下着蒙蒙细雨。这时候，彭总带着警卫员、秘书和参谋，来到清涧东关我七师20团阵地察看地形。当时任副团长的高东生陪着彭总看过地形，彭总还详细询问了20团的战前准备情况。然后，高东生带彭总一行到团部吃饭。这顿饭是大锅蒸的黄米饭和大锅烧的猪肉、洋芋菜（团里刚杀了几头猪）。彭总正吃饭时，忽然问道：“战士们吃的是什么？”高东生同志说，“和我们一样。”彭总听了很高兴，说，“你们这是贺老总的作风，有福同享，有苦同当哇！”（高东生原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吃过饭，彭总还到连队看了看，见确实同团部吃的一样，欣慰地走了。（原兰州建设兵团副司令员高东生讲述）三1949年秋天，天气还热，彭总率领第一野战军向兰州挺进，野司总部路经张家川休息时，总务处的同志买了两个西瓜，用盘子端来，请彭总吃。彭总问：“别的同志吃到了没有？”“这儿西瓜不多，我们正设法买。”总务处的同志放下盘子，拿起菜刀，准备给彭总切西瓜。“别切，把西瓜端到伤病员那儿去吧！”彭总说着，就把盛西瓜的盘子端起来递给总务处的同志，又特别嘱咐，“一定要送给伤病员吃。”望着彭总那坚定、和蔼的神色，总务处的同志只好端走了。（原甘肃天水军分区司令员王根发讲述）（原载《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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