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千古黄河,终如人愿,几十年岁岁安澜。人们对为驯服黄河有过功绩的当代大禹们无不怀有敬意。我怀着这种敬意访问了黄河水情专家陈赞庭。陈赞庭上世纪四十年代考入河南大学水利系,毕业后来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投身治黄事业。陈赞庭到黄委后,分在水文部门从事水情工作,建国后黄河历次大洪水,他几乎都参加了预报作业及其领导工作。1958年7月中旬,黄河三门峡与花园口之间的广大地区连降暴雨,下游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凶猛异常的洪流冲断郑州黄河铁桥,涨满了宽阔的河道,威胁着两岸大堤。当时,陈赞庭是水文部门主管水情工作的负责人和工程师。他和同志们一起,整整一个星期昼夜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在收报室操作电传机接收各报汛单位报来的雨情、水情,在预报室精心点绘水情曲线,推算各种数据,仔细分析,综合判断,及时向各有关部门做出预报,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他和同志们根据上游雨情、水情,预报出下游防汛的把口站——花园口水文站17日23时将出现22000秒立米的洪峰流量。随即向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做了汇报。当时有个规定,洪水在花园口超过20000秒立米,为了保证大堤安全,就要在北金堤滞洪区分洪。如分洪,滞洪区一百多万人的生命财产就要受到惨重损失;如不分洪,黄河若从北岸决口,势必殃及海河;若从南岸决口,长江、淮河会被冲乱。一但这种局面出现,损失将不可估量。黄委主任王化云是一位精通业务的治黄专家,对黄河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全面分析,反复权衡,审慎考虑,认为后续不再加水的话,依靠解放后近10年不断加修加固的黄河大堤,依靠斗志旺盛的广大军民上堤严密防守,这场特大洪水人力可以征服,他十分关切地问水文部门的负责人和陈赞庭,22000秒立米流量后面会不会出现更大的洪峰,陈赞庭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严密注视着上游水情、雨情及其天气的变化,便与同志们经过精心推算、分析、判断,又及时预报出,此次洪峰后面不会有更大的洪峰。王化云便做出在做好分洪准备的情况下不分洪的建议,征得河南、山东两省省委同意后,上报中央。周总理闻讯乘专机赶来视察黄河,听取王化云的汇报后,批准了黄委提出不分洪,依靠人力防守的决策方案。在周总理亲自指挥下,河南、山东两省迅速动员组织了两百万军民,上堤防守,经过一周日夜紧张、艰苦的奋战,终于转危为安,使这场特大洪水按照人的意志汇入大海。事实证明,陈赞庭和他的同事们预报的精度是相当高的。预报最高水位94.40米,实测94.42米,比预报仅仅高出两厘米;预报洪峰流量22000秒立米,实际22300秒立米,比预报只多300秒立米;预报洪峰出现时间是17日23时,实际峰现时间是17日23时30分,预报与实际接近。更重要的是,他们预报后续不再加水,结果与预报的完全相符。为领导部门决策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依据,避免了滞洪区一百多万人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几十年来,陈赞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黄河水文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素以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著称。他参与预报的黄河历次大洪水(如1964、1976、1982年出现的大水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精度,为驯服滚滚黄龙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使黄河水情预报工作紧贴实际,他坚持到野外查勘,了解上、中、下游各个洪水来源区的地貌特征、河道特征、降雨特点、产流特点、汇流特点、泥沙特点等第一手资料。从青海高原,到渤海之滨,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担任总工程师后,全面负责黄河水文系统的技术工作,哪个部门有什么问题都要找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没有中断去野外,到基层。因年纪大退居二线外,每年都要出去,常常匆匆奔波在山谷小道上。年过60岁时,有一次到中条山一个水文站去检查汛前工作,因水文站距公路十几里地,他下车后便步行到了那里。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经常忘我工作,连续作战。有一次刚从野外查勘回到机关,没休息便去办公室与一位工程师研讨工作,由于疲劳过度,晕倒在椅子上,被同志们送到医院急救脱险。他根据自己从事黄河水情预报工作的实践经验,创建了黄河水文预报系统,研究提出适应黄河特点的水文预报方法,指导编制了黄河干支流系统的水情预报方案,使黄河水情预报工作得到了较快发展。并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陈赞庭领导黄河流域各省区有关部门完成了《黄河流域水文预报方案汇编》一书,他还撰写了大量有关黄河水情情报及预报的论文,如《黄河水文预报方法》等,有的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交流,有的在《黄河建设》等杂志上发表。为了开阔视野,借鉴经验,他研读了大量中外有关书籍,并且翻译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外国著作和论文刊印成书或在刊物上发表。如,他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的10多万字的俄文《不稳定流近似计算》一书,至今对黄河水情工作仍有借鉴作用。访问结束时,陈老说,黄河虽然由一条害河变为利河,但还潜伏着不少为害的因素。我们治黄战士就是要有根治它的雄心大志,除害兴利,造福人民。要达到这一目标,作为治黄大军眼睛的水文工作者必须走在前面,不断以及时准确的测报和预报数据,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王维舟同志是四川宣汉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历任红33军军长等许多重要职务。抗日战争年代,王维舟同志带领八路军385旅驻防陇东地区。毛泽东同志对王维舟在陇东地区的艰苦创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亲笔书写:“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题词赠他。陇东人民十分爱戴王维舟同志,亲切地称他“王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王维舟的警卫员李有义时,他讲了一个让路的故事,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革命前辈亲民爱民的可贵品质。1942年秋末冬初的一天,警卫员李有义陪王维舟同志,去驻扎在合水县的警备七团平反了一个冤案后,起程回旅部庆阳。他俩骑着马,走出30多里地,翻过一座山,向一条沟走去。转过一道弯,两匹马先后跳过山溪朝前奔跑。突然,走在前面的旅长拉住了马,掉转头对警卫员说:“小李,快下马!”李有义往前一望,只见前面走来了两个背柴的老乡。便说,“首长,要他们往路边让一让,我们不用下马,也可以过去。”“为啥要人家给我们让路呢!”王维舟同志说着跳下马来。两个背柴人看见八路军给他们让路,憨厚的脸上挂着感激的笑容。那位中年农民说,“你们八路军真好,要是遇上国民党军队,不抓我们给他们挑担子就万幸了。”旅长见背柴人都穿得破破烂烂,十分同情地说:“天冷了,多打点柴取暖吧!”“唉,那还顾上取暖呢!我这是去卖柴,弄点钱给老娘看病。”那位中年农民说罢,脸上露出了愁容。旅长听罢,把马向前拉了几步,他叫两个背柴人把柴放在土台上歇一会儿。通过谈话了解到,那位中年农民姓张,那个小青年是他的儿子。老张的母亲患了伤寒病,由于无钱治疗,病情越来越重。老张只好和儿子每天进山里砍几趟柴,晒干了背到合水县城去卖,用卖柴钱给母亲求医看病。老张说,合水县古城川有个老巫婆,人们都把她当作神仙看待,他也打算去求她。旅长听罢,看了看老张和他那个一直不说话的儿子,从警卫员背的公文包里取出纸,写了封信递给老张,说:“西华池(合水县城)有我们八路军警备七团的医院,你把老母亲送到那儿,他们见到这封信,会让你母亲住院治疗的。”“你是……”老张接过信,惊讶地问。“我叫王维舟,是八路军。”王旅长笑了笑说。“哦,我知道了。”老张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说,:“我真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你,善良的人啊!”“拿你们卖柴的钱自己做点衣服穿。”王旅长关心地说。“叔叔,今天去我们家吧,我昨天在山上打了一只兔子,还没吃哩!”小孩也开了口,眼眶里溢出了泪珠儿。“是啊,今天我们不进城了。我的家就在前面住,你们一定得去。”老张说。“谢谢你们,以后有空儿一定来,今天我们得赶回庆阳。”旅长说了声“再见”,便与警卫员上马了。两月后,老张的儿子穿着新衣服,拿着一只鸡到庆阳找王旅长来了。他说,经过部队医院精心治疗,他奶奶病已经好了。他代表全家人感谢王旅长来了。王维舟听说后十分高兴,但对他送的礼物却谢绝了。原载《中国作家网》
程占功杨兰春是我国著名剧作家、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早年创作的《朝阳沟》被拍成电影,并被移植成多个剧种,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曾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对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年,我去郑州杨老家拜访他,年事已高的杨老热情地讲述了他年少时的一些往事。我看老人有些吃力,就请他休息,以后再谈。杨老告诉我,他患有多种疾病,曾做过几次手术。有一些时日,我不忍去打扰这位被疾病困扰的年迈老人,但我总是如期把新出的《黄河报》给老人寄去。又过了些时间,我打电话询问杨老的健康状况,杨老说,刚出院,身体和精神都比前些日子好多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杨老家,继续采访。杨老告诉我,他喜欢看《黄河报》,因为通过《黄河报》可以了解黄河上的事儿。并颇有兴趣地谈到他看过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他说,他挺喜欢本报介绍过的一位秦腔演员,嘱我再见到这位演员时,转致问候。杨老说,他是河北人,但在河南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黄河泛滥成灾的悲惨景象以及解放后黄河除害兴利、造福人民的喜人局面。从《黄河报》得知,黄河上正在进行防洪工程建设,希望有关方面一定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黄河防洪工程建设成铁壁铜墙,以经得起大洪水的考验。此外,虽然近几年黄河没来大水,但仍要时刻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出“三江”发大水那样的事儿,黄河出了问题可不得了。1920年,杨兰春生在河北武安县太行山中一个贫苦农家。他形容他家所在的环境:“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头顶悬崖盖,脚蹬无水河。”由于家贫如洗,生活艰难,杨兰春只上了3年小学就辍学去学钉锅,用稚嫩的肩膀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14岁那年,杨兰春背着父母找到一个唱“武安落子”的戏班子,要学戏糊口养家。并与戏班班主杜更会立下生死文书。生死文书中约定,杨兰春甘愿给杜更会作徒弟,学徒期3年,期满再干一年报师父的恩。4年之内,如杨兰春“死不见骨头,活不见肉”,均与师父“一字无干”。也就是说,不论出什么事,都由这个少年自己负责。尽管文书规定的苛刻,但杜更会却一直关爱杨兰春,4年时间,杨兰春仅戏词就记下30多本。至今,这位耄耋老人还能把许多戏词绘声绘色地倒背如流。1938年,杨兰春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在人民军队机枪排扛重机枪,参加过大、小战斗二三十次。他说,从我们那个乡出来参军的有30个人,幸存者仅我一人。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能在和平的日子里治理黄河,应该珍惜好时光。杨兰春在部队上编过许多反映战斗生活的快板,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转业后他到河南洛阳文工团工作,1950年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深造3年后分配到河南省歌剧团。1953年,他与窦荣光女士结婚。窦是中央戏剧学院辽宁籍的学员,在学校他们只是一般认识。窦毕业分配到河南省话剧团工作,后到省文化局当秘书。在她当秘书期间,杨兰春办一个学习班有不少讲义需要抄写,而窦荣光认真、仔细地替他做了这项工作,这可以说是两人结合的“红线”。窦荣光后来任河南省说唱团团长。杨兰春后来任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兼导演,经过他与全团同仁的艰辛努力,使这个剧团成为闻名全国的“红旗剧团”。杨兰春除了创作出《朝阳沟》这部蜚声全国的作品外,还有《朝阳沟后传》以及改编、导演的《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许多颇有影响的作品。采访结束时,杨老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问黄河报读者好,祝黄河报越办越好。”原载《黄河报》
树枝抽绿,花儿吐香的时节,我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神禾塬上,拜谒了人民作家柳青和夫人马崴的合葬墓。站在墓碑前,我想着柳青独树一帜的创作生涯和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想着马崴为此所作的全部牺牲,禁不住湿润了眼睛。为了探寻他们生前的足迹,我离开墓地,到皇甫村等地采访,许多老伯、大娘和干部群众深情地向我讲述了柳青和马崴的往事。1952年秋季,已蜚声文坛,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我国文学新秀柳青,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马崴一起到长安县深入生活,并在该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一住就是14个春秋。柳青曾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马崴曾任皇甫乡党支部副书记兼文书、王曲区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柳青曾帮助王家斌(《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生活原型)的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社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他都参加。经常天不亮就从住地步行3里多路赶到王家斌门前,隔着窗户把他叫起来工作。王家斌告诉我,柳青是著名作家,又是10级高干,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他不仅把该书基本稿费和印数稿费一万余元全部捐献给皇甫村所在的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而且为他所在的生产队架电线花去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他不仅认真生活,而且创作的态度也很严肃认真,有些作品光开头就重写30多遍。他说,作家贡献给人民的作品,既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要对生活有真知灼见。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作品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皇甫村的干部、群众都说,柳青做人、做文,堪为一代楷模。马崴在沈阳长大,大学毕业,在西北党校工作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柳青结婚并到皇甫村落户后,一面积极参加农业社的各种活动,一面搞社会调查,为柳青的创作搜集素材、清抄稿件、处理来信、接待来访,逐步成了柳青的得力助手(后来组织上正式决定她为助手)。她比柳青小12岁,但与他志同道合,相爱深沉。原王曲区委书记(后在长安县委农工部工作)孟维刚告诉我,柳青生前曾对他说,马崴忠厚善良,贤慧勤劳,集中国妇女美德于一身,又精明能干,实在难得。柳青不善于接触女同志,马崴就替丈夫在这方面深入生活。为了让柳青塑造好徐改霞这个人物,马崴多次去生活原型家里,一面帮着做活儿,一面了解情况。一次,还在生活原型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柳青说,《创业史》凝结着我同马崴两个人的心血,写完4部之后,我将在后记里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连第二部都没写成,马崴与柳青就先后离开了人间。“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使柳青受尽摧残。造反派一再威逼马崴,要她跟柳青“划清界限”,揭发问题。马崴不仅没有那么做,还尽最大努力体贴、照顾患难中的柳青。他们家被抄、工资被扣发后,每人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为了给柳青看病买药,补养身体,马崴每顿饭只吃一点咸菜,连口炒菜也舍不得吃。1969年在“九大”召开期间,柳青被宣布为“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之一。对柳青的批斗升级。造反派又逼着马崴与柳青“划清界限”,并给她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条是,尽快揭发、批判柳青,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另一条是,如不对柳青“反戈一击”,就准备上批斗场,接受批判。并限时要她答复问题。马崴不愿违背良心保全自己,在“限时”到来的前几个小时,含恨离开了人世。柳青得知马崴先他而去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哭道:“这实在是抽了我的筋哇!”马崴用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表达了对人民作家柳青的忠贞不渝,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噩耗传到皇甫村后,干部、群众十分悲痛,洒着眼泪说:“多好的人哇,太可惜了!”直到现在,老年人提起马崴,还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们说,马崴心地善良,敬老怜贫,为我们社员排忧解难,常常是“雪里送炭”。社员董士信噙着眼泪说,1962年,他的两个小姑娘都患了黄疸性肝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不断恶化。马崴知道后,先来他家了解患儿的病情,接着专门赶到城里,用自己的钱买了特效药,送到他家治好了两个孩子的病。董士信的两个女儿提起马崴,总是深情地说,她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哇!柳青同马崴生前扎根皇甫,与干部、群众相处得亲密无间;他们去世后,就被合葬在当地已故农民墓地附近。他们的精神和品德同巍巍秦岭、滚滚渭水一样,将永存于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