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踏上2000多年前郑国渠滋润过的土地，面对后人为郑国雕塑的古铜色塑像，记者仿佛走进了历史。时任陕西省三管局党委书记的刘恒福同志从西安陪记者赶到渭北泾阳一带，冒着炎炎烈日，在郑国渠水流淌过的田野，在泾惠渠水浇灌过的大地，追寻历史的遗迹。刘书记一边作向导，一边作介绍。引泾灌溉从公元前246年郑国修建郑国渠开始。郑国是韩国的一名水工，他修建郑国渠最初的出发点与大禹治水有所不同，他是韩国派到秦国的间谍。韩国看到日益强大的秦国虎视眈眈，随时有东扩侵略自己国家的危险，便派郑国到秦国献“疲秦之计”，让秦国在关中兴建引泾河水灌溉农田的大型工程，把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在水利建设上，使其无力侵犯自己的国家。秦国虽然当时就识破了郑国的计谋，却仍然让郑国发挥自己的专长，主持修建引泾灌溉工程，以润泽关中土地，造福百姓。经过10余年艰苦努力，灌渠终于建成了，可灌溉土地近百万亩，使秦国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为后来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这个灌渠由于是郑国主持修建的，秦国就命名它为郑国渠。也由于郑国渠惠泽了当时和后世，人们便对郑国的间谍身份宽容地一笑了之，而对他治水的伟业传颂千古。泾惠渠管理局曾邀请西北大学地理系的学者和考古工作者对郑国渠渠道进行过实地察勘，标绘出郑国渠的引泾故道路线，其实际长度为126.03公里，渠道自西而东布置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充分利用了北原以南、泾渭河以北这块西北高、东南低地区的地形特点，形成了渠水自流灌溉，从而控制了灌溉面积。郑国渠在渠道工程布设上，将沿线与渠道交叉的许多小河拦水入渠，使郑国渠沿渠流量渐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灌溉效益。这在2000多年前，是很难得的。由于河床下切以及引泾渠口不断上移，在郑国渠之后，历代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又建成了汉代的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通济渠等。到了清代，弃泾引泉，引泉名曰龙洞渠，灌溉面积只剩下2万亩。公元1932年，陕西大旱，李仪祉先生在历代引泾灌溉的故道上，主持建成了泾惠渠，灌溉面积大幅度提高。并且，成立了泾惠渠管理局，李先生亲笔写下了《泾惠渠管理管见》、《泾惠渠管理章程拟议》等颇具真知灼见的论文。泾惠渠的建成，使关中人民久旱逢甘霖，几十万亩良田得到了及时灌溉。解放后，经过不断改造完善，新建坝闸，扩大隧洞，加高石堤，泾惠渠枢纽工程更加雄伟壮观。如今，灌溉面积已达135万亩。李仪祉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水利科学家。他1882年生于陕西蒲城，1909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两次留学德国，回国后曾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西北大学任教授、校长等职，以后曾任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等职，1938年病逝。人们像对待大禹一样，敬仰和怀念郑国、李仪祉。在如今泾惠渠渠首的一个展厅里，安放着郑国的半身塑像；在当年李仪祉主持修建泾惠渠住过的地方修建了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李仪祉墓园”。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谒了“李仪祉墓园”。墓园大门楹联上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让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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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敏从小失去了父亲，母亲再婚后，她一直跟外公和外婆生活。王敏的外公张国维在“反右”扩大化中，被错划为“右派”，从此走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文革”中，已60多岁的张国维由郑州下放到中牟和陆浑等地，扛麻袋、下稻田，进行“劳动改造”。他走到哪儿，就把老伴和不到10岁的王敏带到哪儿。在中牟县时，王敏得知有一位五保户老大娘无儿无女，生活艰难，便常到老大娘家里，帮助打水、砍柴，并多次把她的一份白面馒头（全家人吃饭都是上食堂打的）省下，悄悄送给那位大娘，显出了敬老的优良品质。王敏随着外公和外婆每到一地，就在当地上小学。当时，他们只有为数很少的生活费，是一分钱一分钱数着过日子的。在陆浑时，一天午饭后，张国维给王敏1元钱，让她买铅笔刀和作业本。下午放学回来，王敏嗫嚅着对外公说，她把钱弄丢了。外公怪她不操心，生气地打了她几巴掌。两天后，一位上了年纪的五保户老人找到王敏的外婆，感谢王敏的帮助。原来，这位老人吃饭没盐，点灯无油，王敏就用那1元钱买下盐和蜡烛，送给了老人。张国维明白自己错怪了外孙女，心疼地抱起小王敏说：“好孩子，外公冤枉你了，真对不起！”小王敏却笑道，“外公，有人却硬把您弄成‘右派’，让您吃了好多苦头。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不怨党，我这有什么呢？！”二由于张国维“劳动改造”的地方不固定，王敏小学毕业后去到再婚的母亲身边，并在郑州市某工厂子弟中学上学。母亲患风湿性心脏病，王敏一边刻苦学习，一边承担了洗衣、做饭等大量的家务活。王敏在初中、高中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粉碎“四人帮”后，她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大学恢复招考制度，她便积极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考试。不幸的是，此时无情的食道癌降到外婆身上。外婆住院，外公上了年纪，难以护理外婆，18岁的王敏不得不放弃高考，挑起了侍奉外婆的担子。她日夜守护在外婆身边，买药、煎药、洗衣、烧饭，样样活儿，都干得井井有条，用爱心抚慰着备受病痛折磨的外婆。为给外婆买药，王敏常常要跑遍郑州市的医院和药店。当时她没有自行车，每次都要走好几公里。一次，她按照医生开的处方，跑遍郑州的医院和药店，但找不到一种急需的新乡生产的特效药。王敏便乘班车赶到新乡那家药厂。可是，最后一箱特效药刚刚被人买走。她便飞步赶到车站，在茫茫人海中寻觅半天，连那个买药人的影子也没见着，只好上了归途的班车。也许，她的一片孝心，一片赤诚，感动了“上苍”，就在班车快要启动时，一位男子扛着装有那种特效药的药箱上了车。王敏眼睛一亮，急忙从座位上起来，请那位额上沁汗的男子坐下。那男子见一位婷婷玉立的陌生少女主动为他这大老爷们让座，过意不去，先没有坐。在王敏的再三请求下，那位疲惫的男子终于把药箱放到膝前，坐到了王敏让出的座位上。这位男子正是去药厂买走最后一箱特效药的人。他的母亲患慢性食道癌，他想多买一些特效药备用。当他得知眼前这位让座的少女为救外婆买这种药费尽周折时，马上从药箱拿出两瓶要送给她。王敏感激地如数付了钱。在王敏的精心照顾下，外婆又生存了一年。年事已高又陷入悲痛的张国维身体也垮了下来。王敏又承担起侍奉和安慰外公的重任。不久，王敏在黄委机关一个单位参加了工作。她一边努力工作，一边耐心照顾外公。王敏曾先后荣获黄委“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同时，她还挤出时间，复习功课，准备报考黄河职工大学。1981年，正当她做好一切准备，要去参加考试时，母亲的风湿性心脏病复发，随即病危住院。王敏思前想后，不由地泪湿衣襟，她忍痛放弃了朝思暮想的机会，赶到医院，陪护母亲。为了照顾母亲，不仅失却了考学机会，而且一再推迟婚期。她的男友刘玉与她是初、高中的同学，并且是学校篮球队的“球友”。他们彼此了解，真诚相爱。王敏希望刘玉等她母亲的病治好后，他们结婚。通情达理的刘玉对王敏说，我在外地工作，出不上力；你好好儿侍候我未来的岳母，我盼着她的病快点儿好。有一年，王敏被选进了黄委篮球队，那一段母亲病情比较稳定，她便去参加集训。一天，深夜一点多钟，她的母亲突然犯病，呼吸困难。王敏急忙起来，把母亲扶上自行车，连着跑了三家医院，都因没有病床，拒绝接收。此时，母亲脸色惨白，疼痛难忍，王敏急地直掉眼泪，又带着母亲赶到了河南医学院一附院。走进急诊室，满头大汗的王敏一把抓住一位女大夫的手，哭着求道：“阿姨，求求您救救我妈妈，我们已跑了三家医院……”这位好心的徐大夫立即在医院走廊上加了一张病床，并采取措施抢救，使她的母亲转危为安。此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徐大夫这才注意到，王敏一只脚穿球鞋，另一只脚穿着拖鞋。三王敏的母亲经过徐大夫等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她的生命又延续了三年。在她去世半年前的一天，她拉着女儿的手，深情地说：“妈妈的病难以治好，我自知已不久于人世，希望能活着看到你们成家。”为此，王敏与刘玉于1984年2月结婚。不久，母亲病故了。这不仅对新婚的王敏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对失去老伴，又失去女儿的张国维犹如青天霹雳，老人经受不住，从此病倒，一度卧床不起。1985年冬天，王敏生了一个女孩。而此时，丈夫仍在外地工作。上有患病的八旬外公，下有吃奶的婴儿，家中生活极其艰难。但她为了抚慰外公，哺育孩子，咬着牙度过了重重难关。1989年，外公不幸摔断了腿，从此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的饮食、服药乃至大、小便，事事都要王敏料理。每天上班前，王敏把屋子打扫干净；下班后，首先收拾外公大、小便在床的污物，并为他擦洗身子，为他煎药、喂药、做饭、喂饭。瘫痪多年的张国维对前来探望的老战友们说：要不是我外孙女，早就没有我这把老骨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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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语：1992年春天，我在北京修改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剧本期间，访问了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张秀山同志，同年6月14日的《郑州晚报》发表了该访问记。现将此稿放在这里。一个风和日暖的上午，我按约定时间，来到北京木樨地一栋高层公寓，乘电梯上到6楼，叩开中顾委委员张秀山的家门。张秀山是陕西神木人，早年参加革命，时年已81岁高龄，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五十年代行政级别定为四级，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张秀山曾在“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对刘志丹有很深的了解。他说，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奋斗终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精神和品格，永远值得弘扬光大。张秀山同志还讲了刘志丹的一些往事，尤其对志丹同志清正廉洁，一尘不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推崇备至。张秀山同志在刘志丹精神和品格影响下，在几十年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的本色。说起来，也许让人难以置信。他的一个儿子及儿媳妇在沈阳一家工厂当工人多年，而且住房困难。张秀山曾在辽宁工作过较长时间，不能说没有“熟人”。儿子、儿媳也希望父母能说句话，帮他们改善一下工作和生活条件。张秀山同志却语重心长地劝导他们，要把自己看作是老百姓的子女，好好工作，不要依靠父母。儿子及儿媳终于理解了父亲，便无怨言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都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在我们交谈中，张老的夫人、78岁的程帆同志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张老的一些事情。如，近年来，张老不顾年事已高，和伍修权等同志参加了《辽沈战役》一书的领导和编审工作，这部百万字的书稿，张老认真、仔细地审阅了好几遍，以至累倒在病床上。程帆同志还把这部已出版的、分上下两册装订的精装本拿到会客室让我翻阅，而对这部浩瀚巨著，我对为它付出心血和辛劳的作者、编审者肃然起敬。不觉已过去了两个小时，我起身告辞，张老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执意留我共进午餐。临别时，我衷心祝愿两位老人家健康长寿。(原载1992年6月14日《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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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五旅到庆阳后，战士们自己动手克服了无数困难。驻在庆城的三八五旅旅部的八路军官兵往返百里砍柴，便是生动的例子。庆阳没有煤，乡下靠烧柴禾，城里靠烧木柴。由于庆城周围山沟里的树木快砍光了，为使剩下的小树长大，方便群众就近烧柴，三八五旅就组织旅直单位干部战士，分别到离城四五十里的刘坝沟、玄马湾等地方去找。有的地方来回得走一百多里路，当天无法返回来，他们就让一些人带着干粮、工具，先去砍柴，再让另一些人专门搞运输。这些搞运输的同志每天早早起来，拿着扁担绳子，赶往砍柴的地方，当天再把柴运回来，无论干部战士，都争先恐后，抢挑重担。当时，一个小学教员，亲眼看到过许多感人的场面。一个礼拜天，这个小学教员在距庆城不远的封家屯麦地畔上砍柴禾，忽见一队挑着担子的八路军飞奔而来。小学教员凝神望去，心想，他们担那么重的担子为啥还跑的这么快？不一会儿，他们先后来到了地畔，都擦着头上的汗水，说说笑笑地歇下了。小学教员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从哪儿来，为啥跑的那么快？一个操四川口音的同志说：“从刘坝沟回来，刚才是赛跑呢！”我赞叹地说：“你们担着柴，走了这么长的路，还赛蹦子，真行啊！”他们说：“好同志哩，这比起我们在长征时候出的力气，确实算不了什么！”说着，大家又热烈地唱起了歌子，几个战士还要小学教员给他们教唱陇东民歌。休息了一会儿，他们经过麦地里的一条小路回庆城，只见他们一个挨一个，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柴担把麦苗碰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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