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连续几天,记者在郑州采访了当年为毛泽东主席伴过舞的几位“黄河人”,她们怀着十分怀念的心情,讲述了自己终生难忘的情景。为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刮起的浮夸风,经毛主席提议,1959年党中央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会议经过热烈讨论,统一了这个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中央郑州会议期间,有关部门在郑州市一些单位挑选一批政治素质好、舞技娴熟的女同志,在中央领导人休息娱乐时为他们伴舞。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4位女同志被选中,记者这次采访的是仍在郑州的王振修、陈培兰、盛凤珠。王振修退休前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她沉湎在往事的回忆中,把记者的思绪带到了过去的岁月。王振修原来没见过毛主席,为有机会见到劳动人民的大救星而激动不已。一天傍晚,她和其他舞伴在河南省委小礼堂舞厅内,随着欢快的舞曲翩翩起舞,等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大约7点钟,舞厅里的灯光全成了红色,正播放的别的舞曲随即转换成《东方红》乐曲,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来到了舞厅。当毛主席伟岸的身躯出现在眼前时,王振修仿佛做梦一般。有关人员忙提醒她,快请毛主席跳舞。王振修便走上前邀请毛主席。当时她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上了,只害怕出一点差错。但她毕竟舞技过硬,竟一步不乱地和伟大领袖跳得十分和谐。在悠扬悦耳的湖南民歌《浏阳河》乐曲伴奏下,毛主席边与王振修跳慢四步,便操着浓重的韶山乡音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在哪儿工作?她回答,叫王振修,24岁,在黄委设计院当绘图员。毛主席说振修这名字不错,若叫修身更好。又说,绘图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适合女同志做。毛主席还问她,结婚没有?王振修回答说,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毛主席问,爱人在哪儿工作?她回答,在黄委,是王化云主任的秘书。毛主席笑着说,你们都是治理黄河的啊!为毛主席伴过舞的当天晚上,王振修兴奋地半夜睡不着,只一个劲儿地给丈夫讲述为毛主席伴舞的情景。她丈夫也盼望能见到毛主席,后来在毛主席接见省直机关干部群众时,他实现了愿望。为毛主席伴舞的乐曲,一首是陕北民歌《东方红》,另一首是湖南民歌《浏阳河》。毛主席只跳慢四步交谊舞,一般每晚仅跳3、4支曲子。中央这次郑州会议开了10天左右,王振修好几个晚上8时前都为毛主席伴舞,8点以后,毛主席进行工作。一次舞间休息时,王振修拿起茶几盘里一只苹果用小刀削皮,准备给毛主席吃。她削了一会儿,还没削好。毛主席看着她,笑道,你这“黄河”削苹果不在行,我削给你看。说着,毛主席拿过苹果,很快削好,然后一分为二,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递给王振修。陈培兰退休前是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她说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丰功伟绩,我们永远铭记;同样使我忘不了的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慈祥、随和、亲切的印象。为毛主席伴舞,陈培兰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她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第一次给毛主席伴舞,毛主席问过她的姓名、年龄,也问她在那儿工作?陈培兰回答说,在黄委工作。毛主席问她是哪里人?陈培兰答道,我是武汉人,在华南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工作。毛主席说,武汉是四大火炉之一,那地方热得很,所以,你们武汉人耐热。陈培兰只是笑,不知道说什么好。毛主席见陈培兰还有些拘束,又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接着毛主席风趣地说,从前,有个人死后到阎王那里去报到,阎王下令把他扔进油锅里炸。在热腾腾的油锅里翻上翻下炸了半天,那人竟然没事一样。阎王很奇怪,问他,这么烫的油锅烧不着你,怎么回事?那人对阎王说,你不知道我是武汉人,不怕热嘛!毛主席讲的这个故事,逗得陈培兰“咯、咯、咯”笑了起来。从此,她再没有了紧张感。陈培兰回忆说,毛主席记忆力很好。当时黄委还去了一位叫朱秀雁的同志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伴舞。毛主席第一次见她问知她的姓名后,说,朱秀雁,我把你的名字改为“红色的大雁”吧!第二次以及以后再见朱秀雁时,毛主席很快就记起来了,叫她,红色的大雁!盛凤珠给毛主席伴舞时,毛主席也问了她的姓名后,又问,多大啦,在哪儿工作?她答,22岁,在黄委工作。毛主席说,听口音,你不是河南人。盛凤珠说,我家在江苏无锡。毛主席笑道,无锡山中无锡(没有锡)哇!旋即又道,你们那儿是鱼米之乡,怎么到河南来了?盛凤珠回答说,我是应招到开封黄委航训班学习,然后参加治黄工作的。毛主席关切地问她,到河南来习惯不习惯,适应不适应?盛凤珠说,为了治黄事业,我习惯了。毛主席赞许地说,不容易哇!斗转星移,岁月悠悠。但老百姓对毛主席的怀念却与日俱增,毛泽东热一再持续升温。记者请王振修、陈培兰、盛凤珠这3位老同志谈谈对此的感受。她们深情地说,毛主席是中华民族尊严的象征,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下,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站了起来。毛主席始终与劳动人民同甘苦、心连心,就像《东方红》歌里唱的那样:“他是人民大救星”。
踏上2000多年前郑国渠滋润过的土地,面对后人为郑国雕塑的古铜色塑像,记者仿佛走进了历史。时任陕西省三管局党委书记的刘恒福同志从西安陪记者赶到渭北泾阳一带,冒着炎炎烈日,在郑国渠水流淌过的田野,在泾惠渠水浇灌过的大地,追寻历史的遗迹。刘书记一边作向导,一边作介绍。引泾灌溉从公元前246年郑国修建郑国渠开始。郑国是韩国的一名水工,他修建郑国渠最初的出发点与大禹治水有所不同,他是韩国派到秦国的间谍。韩国看到日益强大的秦国虎视眈眈,随时有东扩侵略自己国家的危险,便派郑国到秦国献“疲秦之计”,让秦国在关中兴建引泾河水灌溉农田的大型工程,把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在水利建设上,使其无力侵犯自己的国家。秦国虽然当时就识破了郑国的计谋,却仍然让郑国发挥自己的专长,主持修建引泾灌溉工程,以润泽关中土地,造福百姓。经过10余年艰苦努力,灌渠终于建成了,可灌溉土地近百万亩,使秦国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为后来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这个灌渠由于是郑国主持修建的,秦国就命名它为郑国渠。也由于郑国渠惠泽了当时和后世,人们便对郑国的间谍身份宽容地一笑了之,而对他治水的伟业传颂千古。泾惠渠管理局曾邀请西北大学地理系的学者和考古工作者对郑国渠渠道进行过实地察勘,标绘出郑国渠的引泾故道路线,其实际长度为126.03公里,渠道自西而东布置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充分利用了北原以南、泾渭河以北这块西北高、东南低地区的地形特点,形成了渠水自流灌溉,从而控制了灌溉面积。郑国渠在渠道工程布设上,将沿线与渠道交叉的许多小河拦水入渠,使郑国渠沿渠流量渐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灌溉效益。这在2000多年前,是很难得的。由于河床下切以及引泾渠口不断上移,在郑国渠之后,历代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又建成了汉代的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通济渠等。到了清代,弃泾引泉,引泉名曰龙洞渠,灌溉面积只剩下2万亩。公元1932年,陕西大旱,李仪祉先生在历代引泾灌溉的故道上,主持建成了泾惠渠,灌溉面积大幅度提高。并且,成立了泾惠渠管理局,李先生亲笔写下了《泾惠渠管理管见》、《泾惠渠管理章程拟议》等颇具真知灼见的论文。泾惠渠的建成,使关中人民久旱逢甘霖,几十万亩良田得到了及时灌溉。解放后,经过不断改造完善,新建坝闸,扩大隧洞,加高石堤,泾惠渠枢纽工程更加雄伟壮观。如今,灌溉面积已达135万亩。李仪祉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水利科学家。他1882年生于陕西蒲城,1909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两次留学德国,回国后曾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西北大学任教授、校长等职,以后曾任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等职,1938年病逝。人们像对待大禹一样,敬仰和怀念郑国、李仪祉。在如今泾惠渠渠首的一个展厅里,安放着郑国的半身塑像;在当年李仪祉主持修建泾惠渠住过的地方修建了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李仪祉墓园”。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谒了“李仪祉墓园”。墓园大门楹联上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让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程占功从山海关上车,列车运行了几个小时,我觉得有些饿。一个推着盛各种饮料和盒饭车的小伙子从过道走来。我指着盒饭,望着男青年:“你好,有什么饭?”“大米饭,炒肉丝?”“多少钱一份?”小伙子报了价,我有点吃惊,觉得价格有些高,便对他笑道:“谢谢,我不要。”男青年推着车走了。我对座坐着一个大约二十几岁清秀的女孩儿,她拿出一根香肠递给我:“大伯,给你。”“不用,不用。”我对她笑道,“我不饿,下车吃点饭好了。”姑娘说:“大伯,火车上的饭菜有些贵,我送你吃点香肠,别客气。”“谢谢你。”我婉拒了她的好意,便继续在我的草稿本上写东西。“大伯,你上车后就在本本上写,写什么呢?”姑娘又问。“消磨时间,随便写写。”我对她笑道,其实我在为自己写的一本书打草稿。“你在哪儿下车?”“沈阳。”我说罢,也问她,“你呢?”“我回珲春。”姑娘说罢,又问,“你去沈阳,还到哪儿?你是旅游吧?你是不是边旅游,边写游记?”“也算是吧。”我笑道,“去罢沈阳,我还去哈尔滨。”因为,我当时写的一本书里,涉及到沈阳、哈尔滨的一些地方,我去实地看看。“你若是旅游,也可以到我们珲春看看。我们那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不错。而且,珲春与朝鲜、俄罗斯都很近,我就是朝鲜族人!”女孩儿笑道。“谢谢你!”我亦对她笑道,“以后有机会,我去你的家乡看看。”这是那年秋天,我在乘坐开往东北的列车上留在记忆深处的一件事,虽然至今我还未去过珲春,但我觉得珲春一定很美。
编辑部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10点30分,我估计上午的邮件此时已取回报社。我约一个作者写的稿子不知是否寄来,我从三楼上到四楼,走进资料室,在桌子上的一堆信件里找。约稿尚未来到,只见一个写给我收的大白信封正面下沿印着一行黑体字“同桂荣同志治丧办公室”,我大吃一惊,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不用拆信就知道,我崇敬的革命老前辈、我多次采访和看望过的刘志丹夫人同桂荣与世长辞了。我十分悲痛,心情沉重地拿着这封信回到编辑部,坐在办公桌前把信拆开,从信封里取出一页印刷的《讣告》,我注意到,《讣告》上说,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999年5月18日上午9时在西安举行。我坐在办公桌前半晌无语。身上体现着许多刘志丹高尚品质的同老的辞世,让人难以接受,去年我看她时,她的身体和精神还不错,我还对她说,祝愿老人家活过百岁。5月19日出版的报纸,18日签付印,这期报纸副刊的编辑任务要我完成,我走不开。可是,我多么想再见一次同老。我仔细看,给我寄《讣告》的信封上的毛笔字是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写的。于是,我给刘力贞及其老伴张光草拟了一封《唁电》,旋即带上《唁电》赶往电信局。发《唁电》后,我与在西安的李赤然将军的女儿李君燕联系,请她代我向同老敬献花篮或花圈,她与同老家比较熟悉。同老随刘志丹将军而去,但她的高风亮节永存世间。我采访和看望她的一幕幕情景以及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眼前。1981年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第一次在西安八道巷一个小院拜访同老,老人沉缅在往事的回忆中,向我讲述了许多刘志丹忠于党、爱百姓、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无私无畏、浴血奋战的故事。令我激动不已的是,随后,我写的《革命的传统永不丢——访刘志丹将军夫人同桂荣》,在同年9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综合节目》中全文广播,为配播这篇稿子,还播放了《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首具有广泛影响的陕北民歌。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次节目的录音带。此后,我路过西安,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去看望同老。同老1905年生在陕北吴旗,1934年参加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跟随刘志丹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出生入死,历尽艰险,特别是为红军后勤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志丹牺牲后,她不仅为抚育他们惟一的女儿备尝艰辛,而且继承将军遗志,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并且抚养了不少老同志的小孩,如儿时的李铁映就曾得到同老母亲般的关怀。不久前,李铁映还去西安看望当年的“刘妈妈”同老。毛主席对刘志丹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且尊称同老“刘嫂”。解放后还请同老及其女儿与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怀仁堂看戏。当年,中央机关在红都保安期间,同老和毛主席是邻居,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亦是同老接生的。有时候毛主席和贺子珍吵架,吵得很凶,谁都劝不开,同老去劝,马上见效。同老像刘志丹一样,胸中装着老百姓,她十分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深情厚谊。解放后,同老长期做妇女儿童工作,使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沐浴到了她伟大的母爱。她为改变革命老区的面貌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年近8旬还乘汽车几千里去看当年的革命根据地,看到老区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有很大提高,她高兴地说:“革命就是要给老百姓办好事!”她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女婿张光(原《陕西日报》总编辑、原陕西省记者协会主席)对同老十分孝顺,老人家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让人欣慰。5月18日,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隆重举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送了花圈,陕西省委书记、省长以及各界人士6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党和人民深切怀念同老。老人家虽然随将军而去,但她高尚的品德永存世间,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原载1999年6月2日《黄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