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程占功那年，一个风沙弥漫的下午，记者乘坐的汽车穿行在渭北高原东雷抽黄工程北干渠万泉河至封村段十几公里的渠畔上。透过车窗，记者望着用钢筋混凝土和水泥预制板衬砌而成、宽十几米、深数米、一望无际、长近15公里的渠道以及一座座矗立在渠道上的高大建筑，不禁赞叹：“好壮观啊！”同时在脑海里出现一个问号，如此巨大的工程是怎么建起来的呢？青春，在东雷抽黄建设工程中闪光夜幕下的渭北高原风雪交加，王洁的头上、身上积了不少雪花。他打着手电，拿着检测工具，仔细地检测灌注桩混凝土浇注的深度和坍落度，并对施工人员一再叮咛：“无论天气多么恶劣，施工条件多么艰苦，我们浇注的灌注桩必须保证质量，决不能有丝毫马虎。”“可是，我们的手快冻僵了！”工人叫道。王洁抬腕看看表：“现在已近凌晨4点，大家在摄氏零下20多度的风雪夜坚守在工地上作业，咋能不冷？”说罢，他拿起柴油桶，打开桶盖，“哗，哗，哗”地把柴油倒在一堆砂石上，旋即用火点着，“同志们，来暖暖手再干！”大伙儿围着火堆烤了一会儿，柴油很快燃尽，王洁和他的工友们便又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这是1996年冬季在位于陕西蒲城境内的东雷抽黄工程北干渠党丁沟渡槽施工现场的一个镜头。东雷抽黄工程是世界银行贷款支持的陕西省重点水利工程。该工程建成后，将为干旱少雨的渭北高原送去宝贵的黄河水，对工农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党丁沟渡槽是东雷抽黄工程北干渠一期工程的重要建筑。世行要求东雷抽黄工程北干渠一期工程必须在1997年6月30日前全线贯通，否则，将停止对陕西水利行业的贷款支持。生长在陕南汉江江畔的王洁，在陕西水校毕业时，就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工作，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1995年7月，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他，作为陕西省三门峡库区工程局的技术人员，参加了大荔黄河华原下延工程的施工。在工地，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虚心向施工经验丰富的老技术人员学习，不懂就问，勤学苦练，很快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1996年9月起，20岁出头的他，单独负责东雷抽黄工程党丁沟渡槽施工。为了使咽喉段的跨沟建筑物施工不拖后腿，王洁和他的同伴决定倒排工期，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昼夜施工。为了确保工程质量，确保每个环节不出问题，王洁跟班作业，吃住都在工地上。渡槽地下混凝土灌注桩浇注，时间长，工作量大，技术要求高，灌一个桩就需要12小时。施工人员两班倒，而王洁一人顶两班，始终坚持旁站施工，曾在大雪纷飞的雪地里站着工作了五六个通宵。在气候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他连续工作12小时、24小时、48小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尽了一个年轻技术员的最大努力。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王洁不仅苦干，而且巧干，大搞技术革新。在渡槽的排架施工中，他和同事经过科学论证，改变多方位支撑为利用三角形稳定性三面支撑；改槽身外支撑固定为槽身内支撑固定，用螺杆对拉的方式固定槽壁内外模具，获得成功，大大减小了支模工作量。为了缩短拆模时间，王洁将混凝土试块取出后，放在渡槽箱内与渡槽混凝土同等条件养护，送到实验室分别作了3天和7天的强度试压，发现在当时温度下混凝土强度7天能达到80%，推算出10天混凝土强度能达到90%以上，因此，将原来确定为28天拆除的承重模板，改为10天全面拆除，增加了模板的周转次数。该方案的改进，使长220米、宽3。8米、深4。15米的12个跨渡槽建筑物的施工，仅用一套侧模，两套底模就完成了。此项革新仅节约模具材料费就达50多万元。由于整个施工过程控制严密，措施得力，党丁沟渡槽工程以北干渠全线最优的质量、最高的效率提前15天完成。其中24根灌注桩通过专家用超声波检测，全部为优良。1997年6月30日，东雷抽黄工程北干渠一期工程全线贯通，当时的水利部部长钮茂生和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等各级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了隆重的贯通试通水仪式。而王洁却由于劳累过度，大病了一场。王洁1999年年初担任陕西省三门峡库区工程局三处处长。走上领导岗位后，他在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同时，下功夫加强职工内部管理。他严格按章办事，领导和普通职工一视同仁。当时承包东雷抽黄北干渠二期工程全线的施工单位中，陕西省三门峡库区工程局三处的工程量最大。接到任务后，该处全力以赴，采取平行流水作业，在14。8公里的战线上开设了15个工作面，日上劳总计750余人。作为处长兼项目经理，王洁每天徒步往返在各个工区间（一天步行不下30公里），一是逐工区检查当日施工计划是否保质保量完成；二是现场解决存在的问题；三是检查是否存在安全方面的隐患，教育所有施工人员，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消除不安全因素，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生产。在王洁和项目部全体成员以及所有参加施工的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东雷抽黄北干渠二期工程万泉河至封村段14。8公里渠道衬砌以及跨渠建筑物建设任务比省上预定的时间提前45天全面完成。这项被业主认为工程量最大，进度最快，质量最好的“三最工程”受到来工地检查的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王寿森和时任陝西省水利厅厅长彭谦的高度评价。该工程在移交中被评为优良工程，该项目部被陕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评为先进集体。王洁在保留上年被评为陕西省三工局优秀中层干部的同时，这年还被评为“在经营和管理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带头人”。不懈地追求王洁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上，他都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说，我建设过的不少工程都与治水有关，我们要以大禹为楷模，把全部身心贡献给为人民造福的事业。他不仅忘我地努力工作，而且为了更好地掌握科技知识，还参加了西安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自学考试的学习，并不断地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工作中去。他转战过许多工地，不畏艰难，能征善战，建成了一个又一个优质高效的精品工程。他以发奋向上的精神，不懈地追求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东雷抽黄北干渠万泉河至封村段二期工程完成后，王洁被聘任泾惠渠九支渠改造工程的项目经理。泾惠渠九支渠改造工程是陕西省九大灌区改造工程项目之一，全长12公里，主要工程项目为，渠道清淤衬砌12公里，新建、改建各类建筑物58座。为了吸取其他灌区的经验，王洁在开工前带领参战的技术人员驱车700余公里，跑遍了关中所有的灌区渠道参观学习。他途中意外受伤后，只在医院简单地包扎处理后，不顾医生和众人苦劝，就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中去。为了确保工程质量，王洁把规范操作作为严格过程控制的重中之重来抓，首先是强化质量责任意识，实行分级负责，将质量职责层层分解，落实到工作区、工作面以及班组和个人，形成了网络化质量管理体系。由于制度健全，组织严密，措施得力，特别是在施工中大胆进行技术革新，不仅保证了工程质量，而且使功效大大提高，从而受到了业主的好评。泾惠渠管理局多次组织其他工地领导和技术人员来九支渠工地参观学习。该工程一期工程按期完成后，陕西省世行贷款项目办在全省九大灌区改造工程检查中，该项目被评为先进集体。原载2002年8月27日《黄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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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枪，没有炮，自有那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这首歌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年代，都对我军起到过极大地鼓舞作用。同时，也是那时的生活写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原甘肃庆阳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水源同志，他就讲述了敌人给我们“送粮”的一个真实故亊。1947年春季，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延安时，延属分区的延川、清涧也先后被敌人占领了。这期间，延川游击第一支队在敌后延川、清涧毗邻的中间地带进行游击战争，抗击敌人。当时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能喝到一点从华北运来的黑豆做的糊糊充饥。面对这种情况，第一支队命令一中队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中队便派出几个侦察组分头出去侦察敌情，李水源也带了一个小组，共三人，来到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张家湾地处群山环抱的半山腰中，上面是陡峭的山峰，下边是一道平川。半山腰有一条不宽不窄可走马车的道路，是延川与清涧往返运输物资的必经之地。这里距延川城有二十多华里地。敌人在山上设有碉堡，这种碉堡在这一带到处都有，一个碉堡住一个班，每隔四五里地便是一个。这天，李水源一行三人化装成农民，内藏手榴弹，在这个山头上的碉堡周围整整徘徊了一天。由于敌众我寡，且容易暴露目标，所以这天在这儿抓舌头的打算，不得不推迟或另想别的办法。张家湾附近大约三里地有一个叫毛山河的村庄，这儿的群众深受敌人欺凌，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痛恨。这天傍晚，李水源一行来到这个村上，找到一位姓李的老乡，当他知道李水源一行的来意后，便热情地把他们领到家里安排住下。李水源很感激，他却说，“游击队消灭敌人，还不是为了我们嘛！再不要说客气话了。”他还介绍说，张家湾山上的敌碉堡里的班长姓蒋，这个人他认得。蒋班长是个十分嘴馋的家伙，提起吃鸡肉，可以忘掉一切。前些时候，他带着几个兵痞，常常下山抓鸡抢粮，弄得乡亲们不得安宁；可是最近以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再没有下来过。根据老李提供的情况，李水源一行商量后，决定教训蒋班长。第二天早晨，老李找来本村一位可靠的乡亲，李水源一行向他又做了一番工作后，他表示一定尽力帮忙。饭后，侦察组的白祥民同志同那两位老乡提着四只鸡，登上山顶到了碉堡下面，便喊着说给蒋班长送鸡来了。蒋班长闻讯后，急急忙忙从碉堡里跑出来，一把抓住老李手上的鸡，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老李顺手将鸡交给他，他便带着老李一行往碉堡里走。刚到洞口，他突然停住，掉转头用狡黠的目光盯着老李一行，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把鸡藏了，反而送上来呢？”“老总好些日子没下山要粮要鸡，乡亲们说准是你体贴我们哪！”老李说，“我们很想你，所以，”他指着蒋班长手里的鸡，“一点小意思，往后老总多关照我们就是了。”“噢，这好说，好说。”蒋班长翻翻眼珠，说着走进了碉堡，老李一行也紧跟着走了进去。碉堡里正在打牌的国民党兵，一看见鸡，顿时乱了套，一齐上前，抢的抢，夺的夺，弄得鸡“咯咯”乱叫。有的抓着这只鸡说是三斤，有的抓着那只鸡说是四斤，吵闹着互相打赌。还有个家伙抄起一把刀就要宰鸡。蒋班长两只小眼睛盯着侦察员白祥民滴溜溜转了几转，问道，“你也是毛山河的人吗？”“是的。”白祥民从容地答道。“前几回下山，我怎么没见过你？”蒋班长鼓起眼，又问。“我们庄稼人以务农为生，怎么能天天蹲在家里呢？”“那么说，我前几次到村里时，你都到田里去了？”“有时也会到亲戚家里的。”白祥民从容镇静，大大方方的答对，使蒋班长消除了疑虑和戒心。他从一个士兵手里要过一只鸡，掂了掂，咧着嘴说：“嘴福，嘴福。”说罢，“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你们这些日子不下山找吃的，山上没有人家，怎么生活着呢？”老李向蒋班长说。“最近上边有命令，说‘共军’在这一带活动的厉害，要我们坚守碉堡，不得随便下山。”蒋班长说罢，脸上立刻生起了阴云，刚才咧得合不拢的嘴，现在能挂起油瓶子。“那你们怎么吃饭呢？”白祥民装着关心地样子，问道。“有的是白面，大米，马上就送来了。”蒋班长愤愤地说，“要不真得叫老子挨饿！”“从哪送来呢？”老李随便地问道。“从城里，从延川城里。”蒋班长说。“粮食运来后，老总若是扛不上山，说一声，我们乡亲们帮着扛；你们若怕共军，有情况，我们来报告。”那一位老乡说。“对，对。”蒋班长说，“要送来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呢，这么高的山，我们怎么能扛得上来？你们帮我们扛上来，真是太好了。”“啥时候送来呢？”白祥民关切地问。“后天。”蒋班长说道，“不光我们吃，这些粮食还有别的用处。”白祥民故意说道：“你们这里面也有许多人哩，你们多扛些，我们撇下自己的农活，也帮着扛点。”“妈的！”众匪兵一齐叫了起来，“全部都要你们往上来扛，我们有我们的事儿。”“这样罢，”老李要诱蒋班长下山，便说，“还是请老总亲自下山到村里对乡亲们说一说，大家也会出力的，也就知道怎么办了。”“你下来我再给你带几只鸡。”那位老乡说。蒋班长踌躇了一下，说道：“好，明天上午我下来，可别忘了给我再找几只鸡哇！”“好办，好办。”白祥民说。他早已注视了碉堡里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这儿共有十个国民党兵和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步枪和手榴弹。然后，白祥民同两位老乡起身告别，蒋班长还把他们送出碉堡。白祥民回来后，向李水源汇报了情况。他们作了准备，专等蒋班长下山。这天前半晌，蒋班长独自一人下山，来到毛山河村老李的院里。这家伙虽然官小，但却是个大圆腰，满腮横肉。他手里提一颗手榴弹，小眼睛瞻前顾后地打转转。李水源侦察组三人和老李以及那位老乡“热情”地接待他，但他不进窑，却站在一块石板上说：“快去叫老百姓，把这个村十来户人家的青壮年都喊来，我要训话。”那位老乡说了一声“好”，便从院子出去了。白祥民走到蒋班长跟前说，“老总哇，你拿这个圆不溜球的东西，是什么呀？”说着，伸手要他手里的手榴弹。“不要动。”蒋班长把右手握的手榴弹换到左手上，说，“这叫手榴弹，可厉害哩！喂，你给我找的鸡呢？”“在这里。”另一位侦察员把早准备好的两只鸡提来了。白祥民一边接住，一边向蒋班长递去，说道，“老总先把这两只鸡拿着，待会儿，还有别的乡亲给你送哩！”蒋班长一乐，放下手榴弹，接过两只鸡，掂了掂，说，“不错，不错。”就在他眯着眼睛，欣赏鸡有多少肉的时候，白祥民把手榴弹拿到了手里，李水源同另一位侦察员看得真切，便猛扑上去把蒋班长按倒在地，掏出绳索就捆。白祥民把手榴弹交给老李，也来帮忙。蒋班长的劲非常大，李水源和三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捆住。这会儿，蒋班长不挣扎着反抗了。他喘着粗气，骂道：“娘的，你们这个村的人不想活啦是咋的？你们看，这四面山上都是我们国军！”他边骂，边大声嚷嚷，“快把老子放开，快把老子放开！”“你再叫喊，立刻送你回老家。”李水源说罢，掏出一块毛巾，拿到他的嘴边，问道，“你想先吃这块毛巾吗？”蒋班长见状，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成一堆。他惊恐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要把我怎么样？”“我们是什么人，你现在还不明白吗？”李水源说，“我们要杀掉你，为老百姓除害。但先给你个机会，若能赎罪，还可免死。”“你们是‘共军’。”蒋班长长叹一声。“喂，你是想死，还是愿赎罪。”白祥民问道。“哪，我自然想赎罪了。”蒋班长说，“有什么吩咐，我一定效劳。”“从延川城运来的粮食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来；押送粮食来多少军队？”李水源紧紧地盯住他，“你要不老实，可别怪我们不饶你。”“明天上午就送来了，有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蒋班长皱着眉头说，“押送粮食只来一个班。我说的全是实话，快放我上山吧！”“等我们验证了你说的都是实话后再说。”李水源警告他，“要是你欺骗了我们，那你准备回老家。”“不敢，不敢。”蒋班长打着哆嗦，“我说的全是实，实话。”李水源和侦察员搜查了他的身上，再没有带武器，只是搜出一张国民党员证。为了安全起见，李水源一行决定把蒋班长送进山洞里，老李便带着侦察人员，押着蒋班长往一个山洞里走。半路上，突然，蒋班长挣断了绳子，撒腿就跑。侦察员几个人跑上跑下，不住气地追赶。追了足有一华里地，才把他撵上，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又缚住了他。这次，把他狠揍了一顿，捆得严严实实，嘴里塞上毛巾，关进那个很深的山洞里。李水源一行立即向一中队汇报了情况。这天夜里，中队派出一个排，来到张家湾附近一个绳套似的大湾道，李水源一行和这个排埋伏在湾道的沟坎里，专等敌人送粮。第二天上午，满载白面、大米的两辆马车，在敌人一个班的护送下，来到了张家湾这个湾道里。经过一阵紧张激烈的战斗，敌人全做了我军的俘虏，五千斤白花花的大米、白面全被我军缴获，大大改善了延川整个第一支队的生活。并且，由于俘虏了押送粮食的敌人那个班，使我军掌握到延川城内敌人的一些重要情报，从而为我军在当年秋天解放延川提供了有利条件。（原载《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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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10点30分，我估计上午的邮件此时已取回报社。我约一个作者写的稿子不知是否寄来，我从三楼上到四楼，走进资料室，在桌子上的一堆信件里找。约稿尚未来到，只见一个写给我收的大白信封正面下沿印着一行黑体字“同桂荣同志治丧办公室”，我大吃一惊，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不用拆信就知道，我崇敬的革命老前辈、我多次采访和看望过的刘志丹夫人同桂荣与世长辞了。我十分悲痛，心情沉重地拿着这封信回到编辑部，坐在办公桌前把信拆开，从信封里取出一页印刷的《讣告》，我注意到，《讣告》上说，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999年5月18日上午9时在西安举行。我坐在办公桌前半晌无语。身上体现着许多刘志丹高尚品质的同老的辞世，让人难以接受，去年我看她时，她的身体和精神还不错，我还对她说，祝愿老人家活过百岁。5月19日出版的报纸，18日签付印，这期报纸副刊的编辑任务要我完成，我走不开。可是，我多么想再见一次同老。我仔细看，给我寄《讣告》的信封上的毛笔字是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写的。于是，我给刘力贞及其老伴张光草拟了一封《唁电》，旋即带上《唁电》赶往电信局。发《唁电》后，我与在西安的李赤然将军的女儿李君燕联系，请她代我向同老敬献花篮或花圈，她与同老家比较熟悉。同老随刘志丹将军而去，但她的高风亮节永存世间。我采访和看望她的一幕幕情景以及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眼前。1981年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第一次在西安八道巷一个小院拜访同老，老人沉缅在往事的回忆中，向我讲述了许多刘志丹忠于党、爱百姓、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无私无畏、浴血奋战的故事。令我激动不已的是，随后，我写的《革命的传统永不丢——访刘志丹将军夫人同桂荣》，在同年9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综合节目》中全文广播，为配播这篇稿子，还播放了《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首具有广泛影响的陕北民歌。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次节目的录音带。此后，我路过西安，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去看望同老。同老1905年生在陕北吴旗，1934年参加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跟随刘志丹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出生入死，历尽艰险，特别是为红军后勤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志丹牺牲后，她不仅为抚育他们惟一的女儿备尝艰辛，而且继承将军遗志，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并且抚养了不少老同志的小孩，如儿时的李铁映就曾得到同老母亲般的关怀。不久前，李铁映还去西安看望当年的“刘妈妈”同老。毛主席对刘志丹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且尊称同老“刘嫂”。解放后还请同老及其女儿与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怀仁堂看戏。当年，中央机关在红都保安期间，同老和毛主席是邻居，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亦是同老接生的。有时候毛主席和贺子珍吵架，吵得很凶，谁都劝不开，同老去劝，马上见效。同老像刘志丹一样，胸中装着老百姓，她十分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深情厚谊。解放后，同老长期做妇女儿童工作，使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沐浴到了她伟大的母爱。她为改变革命老区的面貌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年近8旬还乘汽车几千里去看当年的革命根据地，看到老区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有很大提高，她高兴地说：“革命就是要给老百姓办好事！”她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女婿张光（原《陕西日报》总编辑、原陕西省记者协会主席）对同老十分孝顺，老人家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让人欣慰。5月18日，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隆重举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送了花圈，陕西省委书记、省长以及各界人士6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党和人民深切怀念同老。老人家虽然随将军而去，但她高尚的品德永存世间，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原载1999年6月2日《黄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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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同志是四川宣汉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历任红33军军长等许多重要职务。抗日战争年代，王维舟同志带领八路军385旅驻防陇东地区。毛泽东同志对王维舟在陇东地区的艰苦创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亲笔书写：“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题词赠他。陇东人民十分爱戴王维舟同志，亲切地称他“王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王维舟的警卫员李有义时，他讲了一个让路的故事，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革命前辈亲民爱民的可贵品质。1942年秋末冬初的一天，警卫员李有义陪王维舟同志，去驻扎在合水县的警备七团平反了一个冤案后，起程回旅部庆阳。他俩骑着马，走出30多里地，翻过一座山，向一条沟走去。转过一道弯，两匹马先后跳过山溪朝前奔跑。突然，走在前面的旅长拉住了马，掉转头对警卫员说：“小李，快下马！”李有义往前一望，只见前面走来了两个背柴的老乡。便说，“首长，要他们往路边让一让，我们不用下马，也可以过去。”“为啥要人家给我们让路呢！”王维舟同志说着跳下马来。两个背柴人看见八路军给他们让路，憨厚的脸上挂着感激的笑容。那位中年农民说，“你们八路军真好，要是遇上国民党军队，不抓我们给他们挑担子就万幸了。”旅长见背柴人都穿得破破烂烂，十分同情地说：“天冷了，多打点柴取暖吧！”“唉，那还顾上取暖呢！我这是去卖柴，弄点钱给老娘看病。”那位中年农民说罢，脸上露出了愁容。旅长听罢，把马向前拉了几步，他叫两个背柴人把柴放在土台上歇一会儿。通过谈话了解到，那位中年农民姓张，那个小青年是他的儿子。老张的母亲患了伤寒病，由于无钱治疗，病情越来越重。老张只好和儿子每天进山里砍几趟柴，晒干了背到合水县城去卖，用卖柴钱给母亲求医看病。老张说，合水县古城川有个老巫婆，人们都把她当作神仙看待，他也打算去求她。旅长听罢，看了看老张和他那个一直不说话的儿子，从警卫员背的公文包里取出纸，写了封信递给老张，说：“西华池（合水县城）有我们八路军警备七团的医院，你把老母亲送到那儿，他们见到这封信，会让你母亲住院治疗的。”“你是……”老张接过信，惊讶地问。“我叫王维舟，是八路军。”王旅长笑了笑说。“哦，我知道了。”老张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说，：“我真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你，善良的人啊！”“拿你们卖柴的钱自己做点衣服穿。”王旅长关心地说。“叔叔，今天去我们家吧，我昨天在山上打了一只兔子，还没吃哩！”小孩也开了口，眼眶里溢出了泪珠儿。“是啊，今天我们不进城了。我的家就在前面住，你们一定得去。”老张说。“谢谢你们，以后有空儿一定来，今天我们得赶回庆阳。”旅长说了声“再见”，便与警卫员上马了。两月后，老张的儿子穿着新衣服，拿着一只鸡到庆阳找王旅长来了。他说，经过部队医院精心治疗，他奶奶病已经好了。他代表全家人感谢王旅长来了。王维舟听说后十分高兴，但对他送的礼物却谢绝了。原载《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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