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程占功那年,一个风沙弥漫的下午,记者乘坐的汽车穿行在渭北高原东雷抽黄工程北干渠万泉河至封村段十几公里的渠畔上。透过车窗,记者望着用钢筋混凝土和水泥预制板衬砌而成、宽十几米、深数米、一望无际、长近15公里的渠道以及一座座矗立在渠道上的高大建筑,不禁赞叹:“好壮观啊!”同时在脑海里出现一个问号,如此巨大的工程是怎么建起来的呢?青春,在东雷抽黄建设工程中闪光夜幕下的渭北高原风雪交加,王洁的头上、身上积了不少雪花。他打着手电,拿着检测工具,仔细地检测灌注桩混凝土浇注的深度和坍落度,并对施工人员一再叮咛:“无论天气多么恶劣,施工条件多么艰苦,我们浇注的灌注桩必须保证质量,决不能有丝毫马虎。”“可是,我们的手快冻僵了!”工人叫道。王洁抬腕看看表:“现在已近凌晨4点,大家在摄氏零下20多度的风雪夜坚守在工地上作业,咋能不冷?”说罢,他拿起柴油桶,打开桶盖,“哗,哗,哗”地把柴油倒在一堆砂石上,旋即用火点着,“同志们,来暖暖手再干!”大伙儿围着火堆烤了一会儿,柴油很快燃尽,王洁和他的工友们便又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这是1996年冬季在位于陕西蒲城境内的东雷抽黄工程北干渠党丁沟渡槽施工现场的一个镜头。东雷抽黄工程是世界银行贷款支持的陕西省重点水利工程。该工程建成后,将为干旱少雨的渭北高原送去宝贵的黄河水,对工农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党丁沟渡槽是东雷抽黄工程北干渠一期工程的重要建筑。世行要求东雷抽黄工程北干渠一期工程必须在1997年6月30日前全线贯通,否则,将停止对陕西水利行业的贷款支持。生长在陕南汉江江畔的王洁,在陕西水校毕业时,就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工作,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1995年7月,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他,作为陕西省三门峡库区工程局的技术人员,参加了大荔黄河华原下延工程的施工。在工地,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虚心向施工经验丰富的老技术人员学习,不懂就问,勤学苦练,很快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1996年9月起,20岁出头的他,单独负责东雷抽黄工程党丁沟渡槽施工。为了使咽喉段的跨沟建筑物施工不拖后腿,王洁和他的同伴决定倒排工期,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昼夜施工。为了确保工程质量,确保每个环节不出问题,王洁跟班作业,吃住都在工地上。渡槽地下混凝土灌注桩浇注,时间长,工作量大,技术要求高,灌一个桩就需要12小时。施工人员两班倒,而王洁一人顶两班,始终坚持旁站施工,曾在大雪纷飞的雪地里站着工作了五六个通宵。在气候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他连续工作12小时、24小时、48小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尽了一个年轻技术员的最大努力。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王洁不仅苦干,而且巧干,大搞技术革新。在渡槽的排架施工中,他和同事经过科学论证,改变多方位支撑为利用三角形稳定性三面支撑;改槽身外支撑固定为槽身内支撑固定,用螺杆对拉的方式固定槽壁内外模具,获得成功,大大减小了支模工作量。为了缩短拆模时间,王洁将混凝土试块取出后,放在渡槽箱内与渡槽混凝土同等条件养护,送到实验室分别作了3天和7天的强度试压,发现在当时温度下混凝土强度7天能达到80%,推算出10天混凝土强度能达到90%以上,因此,将原来确定为28天拆除的承重模板,改为10天全面拆除,增加了模板的周转次数。该方案的改进,使长220米、宽3。8米、深4。15米的12个跨渡槽建筑物的施工,仅用一套侧模,两套底模就完成了。此项革新仅节约模具材料费就达50多万元。由于整个施工过程控制严密,措施得力,党丁沟渡槽工程以北干渠全线最优的质量、最高的效率提前15天完成。其中24根灌注桩通过专家用超声波检测,全部为优良。1997年6月30日,东雷抽黄工程北干渠一期工程全线贯通,当时的水利部部长钮茂生和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等各级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了隆重的贯通试通水仪式。而王洁却由于劳累过度,大病了一场。王洁1999年年初担任陕西省三门峡库区工程局三处处长。走上领导岗位后,他在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同时,下功夫加强职工内部管理。他严格按章办事,领导和普通职工一视同仁。当时承包东雷抽黄北干渠二期工程全线的施工单位中,陕西省三门峡库区工程局三处的工程量最大。接到任务后,该处全力以赴,采取平行流水作业,在14。8公里的战线上开设了15个工作面,日上劳总计750余人。作为处长兼项目经理,王洁每天徒步往返在各个工区间(一天步行不下30公里),一是逐工区检查当日施工计划是否保质保量完成;二是现场解决存在的问题;三是检查是否存在安全方面的隐患,教育所有施工人员,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消除不安全因素,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生产。在王洁和项目部全体成员以及所有参加施工的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东雷抽黄北干渠二期工程万泉河至封村段14。8公里渠道衬砌以及跨渠建筑物建设任务比省上预定的时间提前45天全面完成。这项被业主认为工程量最大,进度最快,质量最好的“三最工程”受到来工地检查的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王寿森和时任陝西省水利厅厅长彭谦的高度评价。该工程在移交中被评为优良工程,该项目部被陕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评为先进集体。王洁在保留上年被评为陕西省三工局优秀中层干部的同时,这年还被评为“在经营和管理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带头人”。不懈地追求王洁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上,他都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说,我建设过的不少工程都与治水有关,我们要以大禹为楷模,把全部身心贡献给为人民造福的事业。他不仅忘我地努力工作,而且为了更好地掌握科技知识,还参加了西安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自学考试的学习,并不断地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工作中去。他转战过许多工地,不畏艰难,能征善战,建成了一个又一个优质高效的精品工程。他以发奋向上的精神,不懈地追求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东雷抽黄北干渠万泉河至封村段二期工程完成后,王洁被聘任泾惠渠九支渠改造工程的项目经理。泾惠渠九支渠改造工程是陕西省九大灌区改造工程项目之一,全长12公里,主要工程项目为,渠道清淤衬砌12公里,新建、改建各类建筑物58座。为了吸取其他灌区的经验,王洁在开工前带领参战的技术人员驱车700余公里,跑遍了关中所有的灌区渠道参观学习。他途中意外受伤后,只在医院简单地包扎处理后,不顾医生和众人苦劝,就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中去。为了确保工程质量,王洁把规范操作作为严格过程控制的重中之重来抓,首先是强化质量责任意识,实行分级负责,将质量职责层层分解,落实到工作区、工作面以及班组和个人,形成了网络化质量管理体系。由于制度健全,组织严密,措施得力,特别是在施工中大胆进行技术革新,不仅保证了工程质量,而且使功效大大提高,从而受到了业主的好评。泾惠渠管理局多次组织其他工地领导和技术人员来九支渠工地参观学习。该工程一期工程按期完成后,陕西省世行贷款项目办在全省九大灌区改造工程检查中,该项目被评为先进集体。原载2002年8月27日《黄河报》
“没有枪,没有炮,自有那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这首歌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年代,都对我军起到过极大地鼓舞作用。同时,也是那时的生活写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原甘肃庆阳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水源同志,他就讲述了敌人给我们“送粮”的一个真实故亊。1947年春季,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延安时,延属分区的延川、清涧也先后被敌人占领了。这期间,延川游击第一支队在敌后延川、清涧毗邻的中间地带进行游击战争,抗击敌人。当时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能喝到一点从华北运来的黑豆做的糊糊充饥。面对这种情况,第一支队命令一中队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中队便派出几个侦察组分头出去侦察敌情,李水源也带了一个小组,共三人,来到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张家湾地处群山环抱的半山腰中,上面是陡峭的山峰,下边是一道平川。半山腰有一条不宽不窄可走马车的道路,是延川与清涧往返运输物资的必经之地。这里距延川城有二十多华里地。敌人在山上设有碉堡,这种碉堡在这一带到处都有,一个碉堡住一个班,每隔四五里地便是一个。这天,李水源一行三人化装成农民,内藏手榴弹,在这个山头上的碉堡周围整整徘徊了一天。由于敌众我寡,且容易暴露目标,所以这天在这儿抓舌头的打算,不得不推迟或另想别的办法。张家湾附近大约三里地有一个叫毛山河的村庄,这儿的群众深受敌人欺凌,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痛恨。这天傍晚,李水源一行来到这个村上,找到一位姓李的老乡,当他知道李水源一行的来意后,便热情地把他们领到家里安排住下。李水源很感激,他却说,“游击队消灭敌人,还不是为了我们嘛!再不要说客气话了。”他还介绍说,张家湾山上的敌碉堡里的班长姓蒋,这个人他认得。蒋班长是个十分嘴馋的家伙,提起吃鸡肉,可以忘掉一切。前些时候,他带着几个兵痞,常常下山抓鸡抢粮,弄得乡亲们不得安宁;可是最近以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再没有下来过。根据老李提供的情况,李水源一行商量后,决定教训蒋班长。第二天早晨,老李找来本村一位可靠的乡亲,李水源一行向他又做了一番工作后,他表示一定尽力帮忙。饭后,侦察组的白祥民同志同那两位老乡提着四只鸡,登上山顶到了碉堡下面,便喊着说给蒋班长送鸡来了。蒋班长闻讯后,急急忙忙从碉堡里跑出来,一把抓住老李手上的鸡,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老李顺手将鸡交给他,他便带着老李一行往碉堡里走。刚到洞口,他突然停住,掉转头用狡黠的目光盯着老李一行,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把鸡藏了,反而送上来呢?”“老总好些日子没下山要粮要鸡,乡亲们说准是你体贴我们哪!”老李说,“我们很想你,所以,”他指着蒋班长手里的鸡,“一点小意思,往后老总多关照我们就是了。”“噢,这好说,好说。”蒋班长翻翻眼珠,说着走进了碉堡,老李一行也紧跟着走了进去。碉堡里正在打牌的国民党兵,一看见鸡,顿时乱了套,一齐上前,抢的抢,夺的夺,弄得鸡“咯咯”乱叫。有的抓着这只鸡说是三斤,有的抓着那只鸡说是四斤,吵闹着互相打赌。还有个家伙抄起一把刀就要宰鸡。蒋班长两只小眼睛盯着侦察员白祥民滴溜溜转了几转,问道,“你也是毛山河的人吗?”“是的。”白祥民从容地答道。“前几回下山,我怎么没见过你?”蒋班长鼓起眼,又问。“我们庄稼人以务农为生,怎么能天天蹲在家里呢?”“那么说,我前几次到村里时,你都到田里去了?”“有时也会到亲戚家里的。”白祥民从容镇静,大大方方的答对,使蒋班长消除了疑虑和戒心。他从一个士兵手里要过一只鸡,掂了掂,咧着嘴说:“嘴福,嘴福。”说罢,“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你们这些日子不下山找吃的,山上没有人家,怎么生活着呢?”老李向蒋班长说。“最近上边有命令,说‘共军’在这一带活动的厉害,要我们坚守碉堡,不得随便下山。”蒋班长说罢,脸上立刻生起了阴云,刚才咧得合不拢的嘴,现在能挂起油瓶子。“那你们怎么吃饭呢?”白祥民装着关心地样子,问道。“有的是白面,大米,马上就送来了。”蒋班长愤愤地说,“要不真得叫老子挨饿!”“从哪送来呢?”老李随便地问道。“从城里,从延川城里。”蒋班长说。“粮食运来后,老总若是扛不上山,说一声,我们乡亲们帮着扛;你们若怕共军,有情况,我们来报告。”那一位老乡说。“对,对。”蒋班长说,“要送来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呢,这么高的山,我们怎么能扛得上来?你们帮我们扛上来,真是太好了。”“啥时候送来呢?”白祥民关切地问。“后天。”蒋班长说道,“不光我们吃,这些粮食还有别的用处。”白祥民故意说道:“你们这里面也有许多人哩,你们多扛些,我们撇下自己的农活,也帮着扛点。”“妈的!”众匪兵一齐叫了起来,“全部都要你们往上来扛,我们有我们的事儿。”“这样罢,”老李要诱蒋班长下山,便说,“还是请老总亲自下山到村里对乡亲们说一说,大家也会出力的,也就知道怎么办了。”“你下来我再给你带几只鸡。”那位老乡说。蒋班长踌躇了一下,说道:“好,明天上午我下来,可别忘了给我再找几只鸡哇!”“好办,好办。”白祥民说。他早已注视了碉堡里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这儿共有十个国民党兵和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步枪和手榴弹。然后,白祥民同两位老乡起身告别,蒋班长还把他们送出碉堡。白祥民回来后,向李水源汇报了情况。他们作了准备,专等蒋班长下山。这天前半晌,蒋班长独自一人下山,来到毛山河村老李的院里。这家伙虽然官小,但却是个大圆腰,满腮横肉。他手里提一颗手榴弹,小眼睛瞻前顾后地打转转。李水源侦察组三人和老李以及那位老乡“热情”地接待他,但他不进窑,却站在一块石板上说:“快去叫老百姓,把这个村十来户人家的青壮年都喊来,我要训话。”那位老乡说了一声“好”,便从院子出去了。白祥民走到蒋班长跟前说,“老总哇,你拿这个圆不溜球的东西,是什么呀?”说着,伸手要他手里的手榴弹。“不要动。”蒋班长把右手握的手榴弹换到左手上,说,“这叫手榴弹,可厉害哩!喂,你给我找的鸡呢?”“在这里。”另一位侦察员把早准备好的两只鸡提来了。白祥民一边接住,一边向蒋班长递去,说道,“老总先把这两只鸡拿着,待会儿,还有别的乡亲给你送哩!”蒋班长一乐,放下手榴弹,接过两只鸡,掂了掂,说,“不错,不错。”就在他眯着眼睛,欣赏鸡有多少肉的时候,白祥民把手榴弹拿到了手里,李水源同另一位侦察员看得真切,便猛扑上去把蒋班长按倒在地,掏出绳索就捆。白祥民把手榴弹交给老李,也来帮忙。蒋班长的劲非常大,李水源和三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捆住。这会儿,蒋班长不挣扎着反抗了。他喘着粗气,骂道:“娘的,你们这个村的人不想活啦是咋的?你们看,这四面山上都是我们国军!”他边骂,边大声嚷嚷,“快把老子放开,快把老子放开!”“你再叫喊,立刻送你回老家。”李水源说罢,掏出一块毛巾,拿到他的嘴边,问道,“你想先吃这块毛巾吗?”蒋班长见状,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成一堆。他惊恐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要把我怎么样?”“我们是什么人,你现在还不明白吗?”李水源说,“我们要杀掉你,为老百姓除害。但先给你个机会,若能赎罪,还可免死。”“你们是‘共军’。”蒋班长长叹一声。“喂,你是想死,还是愿赎罪。”白祥民问道。“哪,我自然想赎罪了。”蒋班长说,“有什么吩咐,我一定效劳。”“从延川城运来的粮食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来;押送粮食来多少军队?”李水源紧紧地盯住他,“你要不老实,可别怪我们不饶你。”“明天上午就送来了,有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蒋班长皱着眉头说,“押送粮食只来一个班。我说的全是实话,快放我上山吧!”“等我们验证了你说的都是实话后再说。”李水源警告他,“要是你欺骗了我们,那你准备回老家。”“不敢,不敢。”蒋班长打着哆嗦,“我说的全是实,实话。”李水源和侦察员搜查了他的身上,再没有带武器,只是搜出一张国民党员证。为了安全起见,李水源一行决定把蒋班长送进山洞里,老李便带着侦察人员,押着蒋班长往一个山洞里走。半路上,突然,蒋班长挣断了绳子,撒腿就跑。侦察员几个人跑上跑下,不住气地追赶。追了足有一华里地,才把他撵上,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又缚住了他。这次,把他狠揍了一顿,捆得严严实实,嘴里塞上毛巾,关进那个很深的山洞里。李水源一行立即向一中队汇报了情况。这天夜里,中队派出一个排,来到张家湾附近一个绳套似的大湾道,李水源一行和这个排埋伏在湾道的沟坎里,专等敌人送粮。第二天上午,满载白面、大米的两辆马车,在敌人一个班的护送下,来到了张家湾这个湾道里。经过一阵紧张激烈的战斗,敌人全做了我军的俘虏,五千斤白花花的大米、白面全被我军缴获,大大改善了延川整个第一支队的生活。并且,由于俘虏了押送粮食的敌人那个班,使我军掌握到延川城内敌人的一些重要情报,从而为我军在当年秋天解放延川提供了有利条件。(原载《中红网》)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原甘肃庆阳军分区政委宋志斌在河北和北京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宋老时,他讲述了当年耳闻目睹的几个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很感人。“眼睛应向下看”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八路军进行了裁减,许多战士都复员了。因为当时解放区还比较困难,他们复员后的一些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加上个别干部作风生硬,一个时期,复员军人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很紧张。朱德同志当时正在晋察冀一带,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是不安。一次,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陪同下,朱总司令来到河北高阳县视察。他们到达城内,在一个地方歇息时,忽然间,总司令不见了。司令员和政委等焦急地四处寻找,均无下落。原来总司令没惊动别人,独自一人出来,风尘仆仆直奔县政府,到了大门口传达室,他对传达员说要见县民政科长。民政科长听说有人找他,便问:“是谁?”传达员说:“看穿着(总司令穿一身有补丁的旧灰布军装)像是军队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炊事员。”“那又是复员军人要房子来了。”民政科长漫不经心地摔掉卷烟头,对传达员说:“你去告诉他,就说我在开会,让他先等着。”听了传达员的话,总司令只得坐在板凳上等着科长散会。再说司令员和政委着急地在各处寻找总司令,却无影无踪,政委说:“怕是到县政府去了吧?”司令员连忙拿起电话,询问县政府。县政府的几个部门都回答说,“没见。”电话打到民政科,也说“没见”,只说有一个像是部队上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传达室等着要见民政科长。“啊呀!那就是总司令。”司令员放下话筒,便同政委朝县民政科赶来。民政科长听说传达室的“炊事员”就是朱总司令,顿时冒了一身冷汗,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由地说:“这下可不得了了!”便抬起两条打颤的腿,跌跌撞撞地跑到传达室,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对总司令说,“我当是复员军人来了,哪里知道是您呀——总司令,我认错,我给您赔情。”总司令看着他那副狼狈相,笑着让他坐下,然后说:“你的眼睛应向下看,应把我同复员军人一样看待才对。复员军人都是对抗日救国有过贡献的同志,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热忱地解决他们的困难。”“我有错,我改正。”民政科长望着总司令,恐慌地说。“好,有错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嘛!”总司令说,“这可得见行动哟!”以后这位民政科长想方设法,主动帮助复员军人解决了许多困难。佳丘佳话1947年夏季,有一天,朱总司令带着他的警卫员和秘书,路经河北任丘县,在一片野地里,遇上了一位老太太背着一大捆麦子吃力地往家里走。总司令一行三人拉一头瘦骡子步行着,快到老太太跟前,朱总司令欲问话,这时,从前面走来一位骑一匹骏马的年轻军人。看看走近了,总司令招招手,叫这位青年军人下马。年轻军人下来后,总司令亲切地问他是哪个部队的,姓啥叫啥,是干部还是战士等。他回答,他是第八军分区某团的一个营长(姓名记不清了)。随即总司令指着正吃力地挪步的老太太,对营长说:“小同志,你帮助他把麦子送回家去吧!”营长不认识总司令,耐着性子回答了这位老同志的问话后,就要上马,忽听说,叫他替那老太太送麦子,这回可憋不住了,他说了声“没空”,便飞身上马一溜烟跑了。总司令走到老太太面前,热情地说:“老太太,快歇会儿。”说着便同警卫员、秘书一齐把老太太背上的麦子解下来放到骡子身上,然后扶着老太太,一直把她和麦子送到家里。老太太感激地不知说什么才好,一定要做顿饭,请这位老同志吃,以表谢意。总司令谢绝了,他说:“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不用谢。”沧州解放后,在做战斗总结时,总司令提到了这件事,批评了那位营长,他说:“人民子弟兵要时刻为人民着想,我们绝不能忘记养育我们的母亲。”于是,这件事很快就在晋察冀传开了,传到任丘时,老太太感动地直流眼泪,她感叹地说,“哦,原来帮我送麦子的是朱总司令啊!”“艰苦朴素作风不能丢”1947年夏天,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解放沧州的战役。战斗结束后,冀中军区(地址在河间)的司令员、政委乘小车来到沧州接总司令回河间。见面寒暄后,他们请总司令上小车,总司令笑了笑,说:“没坐惯那玩意儿,我还是骑我的骡子吧!”司令员和政委等赶紧到沧州部队借了几匹马,随总司令一同回到河间。同年7月,冀中军区某军分区的领导、一位曾跟随朱总司令经过长征的老同志,特地做了一身细布衣裳,换下粗布军装,买了几包点心,从军分区的所在地赶到冀中军区来看望总司令。他见了总司令,看他还是延安时期的那身打扮,顿觉无地自容,便拿出那几包点心,请总司令尝尝。总司令笑着说:“没吃惯那东西,你还是带回去自己吃吧。”这位老同志心里很惭愧,急忙跑到军区管理部门借来一套军装穿上,重新同总司令见面。总司令对他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可不能就去追求享受啊!”停了停,总司令又说,“就是全国解放了,艰苦朴素的作风还是不能丢的。”同志们的贴心人解放后,工程兵某部在北京修筑防空工事,总司令经常利用星期日来看望大家。当时,宋志斌是21营的教导员,负责一个地段的工作。宋志斌经常和团长、营长等陪同总司令进防空洞检查。总司令每进洞里,总是热情地同战士们拉家常,询问大家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并再三叮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一次,总司令从防空洞出来,对大家说:“来,我和你们拍个照。”宋志斌以及大伙儿心里乐开了花,都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总司令。”“还是互谅互让好嘛”解放后,有一次,工程兵20团的一辆汽车同友邻部队的一辆汽车轻微相撞。两辆车停下后,两个司机都从驾驶室跳下来,责怪对方,他们越吵越凶,不可开交。正在这时,朱总司令的小车过来了。他见此情景,走下车来,听了两位司机吵架的事儿,便对他们说:“都是自己人,还是互谅互让好嘛!”两位司机一看是总司令,矛盾立刻就解决了。他们都说,“谢谢总司令。”然后相对一笑,各自开上车走了。(原载《中红网》)
陇东庆阳,是原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四五年秋,八路军三八五旅曾在这儿驻防。他们在庆阳驻防期间,与当地人民建立了鱼水般的深厚情谊,涌现过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史专辑》等书刊,收进了我采写的《三八五旅在庆阳的故亊》。这里选择其中“仁义之师”“这也得付钱”两个故事,与读者分享。仁义之师八路军三八五旅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他们经常组织干部战士到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帮助群众担水、扫院、打围墙、修房子。老百姓也把他们实实在在地当亲人看。每逢节日,乡亲们总是三五成群,带上红枣、猪蹄等礼品,来慰问八路军和看望伤病员。部队体贴群众,对于老乡们送的东西一般都不收。老乡们却以为八路军不好意思,他们说:“八路军见了敌人像老虎,见了老百姓像姑娘。”三八五旅的文艺宣传队,经常在城乡为群众演出。演员在台上演戏,到台下还为老百姓干活儿,很受群众的喜爱。部队同群众在一起看戏时,总是把群众让在自己的前面。有一次演戏,演出已经好大一会儿了,这时又从乡下来了一群妇女。她们都胆小拘谨,站在人群后面,不敢往进挤,有些小姑娘仰着脖子还看不见舞台。人群后半面全是部队,当他们得知这些晚来的妇女看不见舞台时,便自觉地闪开一条走道,很礼貌地站在两旁,让她们走到自己的前面看戏。这些妇女往年连军队也不敢见,这会儿却不由得对八路军十分感激。在平时,八路军见了妇女,都格外尊重。按照西北的地方风俗,老百姓对此更有好感。他们说,国民党军队见了妇女,不是调戏,便是糟蹋,妇女们望风而逃;八路军对妇女却这么礼让尊重,真是“仁义之师”!这也得付钱有年夏天,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某连指导员同几名战士在赤城执行任务,路过一块高粱地时,忽然传来小孩紧张的哭喊声。他们循声望去,在高粱地一边的一棵杨树底下,有一个孩子哭喊着直摇手。八路军便绕着地畔跑到杨树下,只见一个小女孩站在树下哭着,地上躺着一个昏迷的男孩,嘴角还流着血。原来这两个孩子是一个村庄的,今天他俩不知怎么偷偷跑到这儿掏喜鹊蛋来了。八岁的男孩机灵得很,没费多大劲就爬上了树,一不留神,脚打了滑“嗵”地摔了下来,当即昏了过去,只有五六岁的小女孩,在树下吓得直哭,目顾四周呼救。正在这时,八路军指导员一行从这儿经过,他们上前仔细看,小男孩的胳膊和腿都受了伤。指导员忙把他抱起来,把随身带的毛巾包扎在伤口上,几名战士又把带的水给喂了几口,过了几分钟,小男孩才哭了起来,于是他们便跟着那小女孩,抱着男孩子朝村子里走去。男孩子的家里,这时只有一位老奶奶,其他人都去西瓜地了。指导员他们抱着男孩走进家里,向正在捻线的老奶奶说明情由。老奶奶见小孙子的伤口被包扎上了,热情地对指导员说:“多亏你们了,快坐。”说着,倒了几茶缸水让大家喝。这会儿,那个聪明的小姑娘已经跑到西瓜地,向那男孩儿的父亲“报告”情况。指导员他们观察了小男孩的伤情,觉得问题不大,便对老奶奶说,弄些龙骨等药物治治,不久便会好的。说罢,就要告辞。老奶奶说她要做饭,叫他们别走。正在这时,那男孩子的父亲担着两筐西瓜,和那小姑娘一块回来了,一番感谢话之后,就切开了西瓜。指导员看推辞不掉,他们就吃开了。吃过西瓜,指导员拿出一些钱对那男孩儿的父亲说:“请把钱收下,给孩子买药用。”那耿直的农民发了火:“你们做了这么好的事情,吃点西瓜还要付钱,这不是拿我当外人看吗!”指导员笑了笑,诚恳地对他说,“咱们是一家人,但我们必须遵守纪律。这也得付钱。”说罢,带上战士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