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程占功那年,记者在郑州先后两次采访了河南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我国著名戏剧影视作曲家王基笑,与这位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的前辈作了长谈。洞悉王老建树卓著的艺术生涯后,著名音乐家舒曼的一段话萦绕在我的脑际:“一磅铁只值几文钱,可是经过锤炼,就可制成几千根钟表发条,价值累万,同样,人也应该努力锤炼天赋予自己的‘一磅铁’。”王基笑正是不屈不挠,竭尽全力地锤炼了自己的“一磅铁”。他为《刘胡兰》《朝阳沟》《李双双》等180余部豫剧和《少林童子功》《红雨》等16部电影,《包公》《唢呐情话》等80余部(集)电视剧,《瓜棚风月》《樱桃熟了》等20余集广播剧作曲,并创作发表了400余首各种题材的歌舞乐曲,其中《我们是一支钢铁军》《沁园春·雪》等广为传唱。他还创作出版了多部音乐著作,1部戏曲理论专著。在军旅生涯中,他3次荣立战功;到地方后,他在艺术创作中硕果累累,先后获“飞天”、“丹桂”等国家级奖11项。他是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一1930年7月,王基笑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当时叫安东)一个知识分子家中。这位生长在鸭绿江畔的“东北人”,后来却爱上了黄河孕育的中原豫剧,并对这个古老剧种的改革创新发挥了“开山”作用。王基笑先后有两位母亲,她们在音乐上都有造诣,一雅一俗。他家有洞箫、古琴、曼多林、吉他等乐器和留声机以及大量民族音乐唱片、西洋音乐唱片。这种民族、民间和西洋并存的音乐环境,使王基笑从小受到得天独厚的音乐熏陶,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无论上小学,还是读中学,他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尤其在乐器方面,从小军鼓、口琴到六弦琴、小号、长号、单簧管、萨克斯管等,他都运用自如。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国民党挑起了内战。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爱国运动迅速高涨,北京、上海、沈阳等全国许多城市的学生纷纷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当时在沈阳读高中的王基笑勇敢地走进东北大学学生的游行队列,同他们一起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倒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8年元旦过后,他与几名同学从沈阳出发,冒着严寒,穿过国民党层层封锁线,来到解放区,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先后在辽北军区及49、48军文工团任宣传队员、乐队队长、指挥等。二入伍不久,王基笑便有幸亲身经历了辽沈、平津战役。辽沈战役期间,王基笑跟着文工团发动群众,组织民工参加随军担架队,并给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利用战斗间隙,王基笑广泛收集整理东北民歌100多首,并努力进行音乐创作。辽沈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跨过山海关,发起平津战役。王基笑与文工团的战友们随着大部队在冰天雪地里,从东北徒步行军赶到天津静海,包围北平。天津解放后,1949年春节期间,王基笑面对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热烈场面,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一首《拥军歌》,当时在部队和群众中广为流唱。1949年6月,王基笑随部队南下,解放了湖南的益阳、衡阳等地,并在衡阳驻防一年。在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王基笑深入民间采风,收集、整理了300多首湖南民歌,并对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进行比较研究。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各有自己的风格和韵味,但都给他从事音乐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营养。这期间,王基笑还夜以继日攻读了西方音乐作曲理论。新中国诞生后,王基笑随部队进驻广东,不久又折回湖南,参加了修荆江大堤的工程建设,并创作了《修荆江之歌》等歌曲。之后,王基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赶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且在战斗间隙创作了一些鼓舞士气、振奋斗志的歌曲,教给指战员演唱。同时,他利用各种时机,收集、整理朝鲜民歌100余首。1953年,王基笑随部队回国进驻河南商丘,从此,他与河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三王基笑到河南后,先后在河南省军区文工团、河南省歌剧团、河南省豫剧院三团从事作曲和乐队指挥工作。到河南不久,他就对中国4大剧种之一的豫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用自己丰厚的音乐理论知识,把所听到的豫剧唱段都用乐谱记录下来,并且认真分析比较,找出它的规律。王基笑认为,中国的戏曲,源于农村,主要是农民的艺术,因此,它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豫剧,更是如此。要想把这种通俗的艺术变成高雅的艺术,雅俗共赏,从而赢得更多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革,推陈出新,优胜劣汰。豫剧以前都是男演员演唱,女角也是男扮女妆,男女却同腔同调,同一个板式。自上世纪30年代有了女演员后,给豫剧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并涌现出像陈素真、常香玉那样一批优秀的女演员。但是,这对男演员的唱腔却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男演员再用原腔原调唱,不是高不上去,就是低不下来,只好用假腔唱。假腔对传统戏来说,尚可应付;但演工人、农民、解放军等现代人,就显得很不协调,缺乏男声自然声腔的阳刚之美。对中外音乐素有研究的王基笑经过反复探索,借鉴西洋音乐创作手法,先用移位,后用转位,把豫剧中豫东调和豫西调有机地揉在一起,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他为《朝阳沟》里栓宝和老支书、《李双双》里喜旺和金樵、《刘胡兰》里连长和大胡子等人物设计的唱腔,就很成功。此后,为了丰富和完善豫剧女声唱腔,王基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歌剧音乐创作手法,为女声唱腔设计了一种“反调”唱法大大地开阔了女声唱腔的音域,它韵味新颖,长于抒情,一诞生,便深受群众喜爱。这对豫剧这个古老的剧种是一次较大的变革,大大地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应该说,王基笑对豫剧在这方面的改革发挥了“开山”作用。著名剧作家杨兰春(电影《朝阳沟》作者)对王基笑首创的豫剧“反调”这样评价:“从那时到现在,‘反调’不仅为现代戏所用,而且,不少古戏也把它吸收进去,用在自己的唱腔中。我敢说,凡豫剧团,无一不用。”王基笑不仅对豫剧的男女声唱腔进行了重要革新,而且,在演唱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过去,豫剧只有人物的单唱和对唱,现在,在不少豫剧现代戏里,经常可以听到齐唱、合唱、伴唱和重唱等变化很多的演唱形式。这不仅增强了舞台音乐的立体感,而且更适宜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及其所处的环境,王基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王基笑在电影《杨家将》、电视连续剧《包公》等许多影视作品的作曲中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创作才华,许多旋律令人久久难忘。他在歌曲创作方面,亦卓有建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的“海上渔歌”、“光溜溜的月儿”等就被选上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汇演。女演员高洁因唱这几首歌大获成功。王基笑注重深入生活,工厂、农村、军营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说,我一生追求真、善、美。纵观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成就,无不闪现真善美的绚丽色彩。王基笑曾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他说,他正是遵循了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才创作出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才实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原载《中州今古》杂志
一九三九年以前,庆阳县由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县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受尽了熬煎。三八五旅到庆阳后,深入群众,访贫问苦,采取了多种措施救济和照顾生活贫困的群众,并且同地主交涉,向他们买地,把地买到后,就分给农民种。与此同时,部队号召老百姓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剥削,要地主减租减息,缓和同农民的矛盾。老百姓在三八五旅的宣传教育下,再也不逆来顺受、任人宰割了。他们纷纷起来利用多种形式,抗捐抗税,抗粮抗款,坚决反对高利贷剥削,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九三八年后季,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加紧征粮派款,拼命向广大群众敲诈勒索。他们名义上筹集军饷,实际上除了贪官污吏装腰包外,所谓军饷,也只给国民党军队发,根本不给八路军。三八五旅掌握到这些情况,就让旅部的民运科通知四乡的群众组织,发动大家坚决抵制。当时的高营乡团支部书记就动员乡里的老百姓同土桥、赤城等乡村的贫苦农民共一千多人联合起来,带着木杈、连枷等农具,进城向国民党县政府示威抗议。县政府的那班人闻讯后,吓得慌了手脚。县长跑到南城门,对站岗的八路军哨兵说,千万不可把些野民放进城里,要不,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哨兵请示旅部,王维舟旅长决定让这些群众都进来。国民党县长见如此,吓得抱头鼠窜,躲了起来。一千多人进了城,天色已晚,大伙走了一天路,又饥又渴。三八五旅民运科的同志给大家安排了住宿,王维舟旅长还专门派人送来粮食,叫大家造饭吃。第二天,一千多农民兄弟把所带的农具拿上,来到国民党县政府。县长早已向西峰镇逃跑,农民兄弟找到其他人员,对国民党县政府不管群众死活,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提出严重抗议。然后,农民们指着带来的农具,对他们说:“要钱要粮都没有,若要这些农具,都拿去吧!”农民兄弟所以拿着这些农具,一是让那些贪官污吏看到这些东西想想粮食的来之不易,二是用来做武器。最后,农民兄弟提出了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高利贷剥削,实行减租减息的具体条件。国民党县政府人员在觉醒了的人民面前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农民兄弟提出的全部条件。一千多农民兄弟这次对国民党县政府示威抗议取得的胜利,无疑对全县人民是一个鼓舞,同时也使那些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再也不敢藐视“野民”了。
程占功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黄河中心医院领导和专家以及许多医护人员,为抢救一位大出血患者,与死神打了一场激烈的生命争夺战……一下午6时许,郑州黄河中心医院内科一病区。抢救室。鲜红的血柱“噗噗”地喷到墙上,喷到医生、护士的身上。患者小陈在吐血,同时还不停地拉出黑红色血流。他浸泡在自己吐出、便出的血水里,血顺着床腿往下淌,护士端着便盆接,很快流进半盆,血量高达1500多毫升。小陈的血压降到零,趋于休克,生命垂危。医护人员往来如梭,一个个面孔严肃,步履匆匆,紧张忙碌地对小陈进行抢救,他们对小陈两条胳膊同时输血、输液,为他升压、止血。抢救室外,某单位领导和员工围着门口,人人睁大焦急的眼睛,注视着室内;小陈的母亲哭喊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内一病区负责人拿着红色“病危通知书”准备交给小陈的母亲,见她难以自制,就把它交给了小陈所在单位的领导。小陈从部队复员到某单位从事后勤工作。患病前,他常感胃部疼痛,但未做全面检查,只是吃点止痛药作罢。住院前,巳有3天便血。下午入院时,他头昏,心慌,面色苍白,四肢瘫软,全身冒汗。在内科医护人员急救护理下,第二天上午病况平稳,但当天下午病情恶化。大夫们一面为他输血、升压,进行急救;一面讨论制定下一步的抢救治疗方案。方案决定,如果输血、输液、用药有效,就继续留在内科治疗;如果出血不止,就转到外科,实施手术治疗。傍晚6时12分,手术室。黄河中心医院副院长薛颢雨主刀,主任医师赵连喜为第一助手,住院医师李雯为第二助手。无影灯下,手术台上。小陈的腹腔打开了:胃壁广泛水肿,胃壁血管扩张,胃及十二指肠和空肠充满了血液。大夫们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溃疡出血,而是弥漫性胃炎出血。在危急情况下,需做胃周围和血管结扎,以阻断胃出血部位的主要血流。手术进行了2个多小时,术后,出血逐渐停止,血压趋于稳定。然而,术后次日,小陈的病又出现险情,而且不断发展,21日晚达到高峰。小陈由有知觉的呕血、便血,发展到进入昏迷状态,出血为上面往外涌,下面任意流。上消化道大出血,一股一股往外喷,护士手执弯盘接,接满一盘,随即倒进痰盂,旋即再接……从20时到22时30分,上吐下泻,共出血3000毫升,平均每分钟20毫升。与此同时,医护人员加快输血、输液,由原来两路输改为4路输(两条胳膊两条腿同时静脉注入)。病人心率失常,血压又降到零,医护人员及时给他注射了抗心率失常药、升压止血药等13种药物,保证了病人心脏跳动,维持了生命存在。二针对小陈的严重病情,黄河中心医院召开了简短的紧急会诊讨论会,与会的有院领导、内外科主任、教授和医务人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提出两种治疗方案:一是内科保守治疗,一是外科手术治疗。经过分析认为,内科保守治疗可以使医生避免风险,即使治不好病,也不会发生医疗意外,病人死亡,可按正常死亡处理,医生无责任,但抢救成功的机率很小;外科手术治疗具有很大风险,理由是:(1)患者病情危重,身体条件不适合手术,在大手术的创伤下病人很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2)患者的胃及肠管广泛糜烂、水肿,手术难度大,成功率极低;(3)患者家属情绪激动,对医生不理解,万一手术失败,对手术医生及医院十分不利。会上,虽然争论激烈,但大家都很清楚,只有进行外科手术,患者才有生存的希望;放弃手术治疗,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争论的结果,一切为了抢救患者。为了加强技术力量,黄河中心医院请来了原河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劳衣红主任医师、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道专家黄河主任医师等参加手术治疗。这次手术由薛颢雨和劳衣红主刀,赵连喜为助手。小陈的腹腔再次被打开:整个消化道充满血液。黄河主任医师把胃镜从胃切口处深入进去,只见上消化道粘膜广泛出血。专家们会商决定,做大部分胃切除,以达到止血的目的,并在十二指肠残端放置引流管,以观察出血情况和局部用药。手术从23时开始,到凌晨4时结束。由内科监护,外科开刀,互相协作,密切配合,取得了成功。参加手术的专家和医护人员,人人汗透衣衫。病人被安全地抬下手术台后,主刀的薛颢雨一下瘫倒在手术室的地板上。三第二次手术使小陈的病情稳定了4小时,随后险情再起,他又大量呕血、便血,十二指肠引流管也出血。黄河中心医院有关领导、专家等迅速赶到现场,经过讨论分析认为,两次手术后,病人仍这样出血,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罕见病,首要的问题仍是立即止血。医院在对小陈急救的同时,院领导现场决定,成立了以院长助理张志刚(后任院长)、医政处长陈友蓉为正副组长、有内外科多名专家和医务人员参加的“抢救小组”。有关专家针对小陈两次手术的意义认为,第一次手术是减少病人出血来源,挽救生命;第二次是减少出血面积,减缓出血速度,挽救生命,给全身和局部用药打下了基础。“抢救小组”的任务是在此基础上,不惜一切代价,调动一切手段,巩固两次手术成果,挽救患者生命,直至脱离危险。“抢救小组”很快制定了治疗方案,确定主攻“大出血关、呕血关、便血关”。首先必须将失掉的血液补足,失多少,补多少,否则,随时都可能出现失血性死亡。从血库运来的血浆是凉的,许多同志就把血浆放到自己的胸口上暖热,然后输到小陈身上,出血太快,静脉滴注赶不上出血速度,医护人员就轮流挤压装血浆的胶袋,以加压给血。病人不断吐出的血污喷到“抢救小组”成员和护士的头上、身上,谁也没有一声怨言。快速输血、输液导致小陈的中心静脉压不断增高,这种势头如果得不到遏制,很可能会发生右心衰竭。赵连喜主任医师提出,要迅速调配仪器,监测小陈的中心静脉压。仪器很快到位,经过监测,小陈的中心静脉压高达24厘米(正常人只有6至12厘米)。经过调试,降到17厘米,但很快又回升到20厘米。赵连喜果断地切开小陈的左大腿根部,显露出大隐静脉管后,进行插管,测量静脉压和参与输血、输液。为攻克大出血难关,“抢救小组”的成员和其他有关医护人员,对小陈的病情实行24小时监测。孙宝全大夫平时善于钻研,广泛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新医药、新医疗技术。平时积累的知识这次就派上了用场。他和罗建平等大夫提出采用新药、新老药配合使用,利用当代新医学技术治疗的抢救方案,得到了“抢救小组”全体成员的充分肯定和支持。为了弄清小陈呕血、便血的频率、数量以及血的颜色、形状、气味,孙宝全和罗建平常常几个小时蹲在小陈床前,仔细地观察他吐出、便出和从引流管流出的血。病人便出的血块,他们都要拿起来观察,以辨别是团块还是糊状,并闻其气味,以判断血的质量。观察心电监护仪的金义伟、朱俊兴两位大夫也准确及时地提供着每一个心率等有关数据。在掌握充分数据的基础上,抢救小组对症下药,他们选用国内外新的止血药物,如“善得定”、“立止血”、“凝血酶”等。有好几种新药在黄河中心医院都是首次亮相。因为是首次使用这些药,他们就边学边改进,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口服疗法。有些药物还加大用量,超出常规1倍到8倍。经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抢救,48小时后,小陈的大出血终于缓解了。接着,“抢救小组”又采取措施攻克了呕血关和便血关。小陈从入院到解除特护脱离危险的半个多月里,共呕血、便血21000毫升;输血21000毫升,全身血液换了5遍(一个人体内血液只有4000多毫升)。这不仅在黄河中心医院史无前例,而且在其它许多医院难以数计的病例中,也极为罕见。原载《黄河报》
程占功县委书记张延安说,我们要珍惜和培养书画艺术人才华灯初上,山东东阿县城沉浸在色彩柔和的氛围中。记者走进时任县委书记张延安家中,与他就本文主人公、山东省聊城市政协委员、青年画家王婉茹及其作品等有关问题进行座谈。“大家知道,王婉茹的国画作品从东阿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有了一定的影响。请张书记从父母官和专家(张延安在书法艺术上有较高造诣)的角度,对婉茹及其作品予以评价。”记者与张延安书记握手、落座,随即提出问题。“王婉茹是一个优秀的书画艺术人才。”张书记说,“她不仅虚心学习,刻苦钻研,而且认真细致,从不粗制滥造,就是送画给人,也是这样。可以说,她对自己画的每一幅作品都力求成为精品。”“婉茹能有今天的成就,她的天赋和勤奋固然重要,但与领导的关怀和老师的培养分不开。”记者说罢,又问,“张书记重视书画艺术人才的培养,是因为个人爱好书画艺术吗?”“不完全是这样。”张延安笑了笑,接着道,“书画艺术虽然是一门高雅的艺术,但今天在社会各阶层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喜爱这种艺术。正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潜力,我们就要珍惜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并创造有利于创作的条件。我们的目的是,书画艺术搭台,经济贸易唱戏。为了发展东阿经济,我们应该这样做。”当我知道张延安原在山东省高唐县任县长时,就十分重视书画艺术人才的培养,挖掘人文书画艺术资源,使高唐县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书画艺术之乡”,并以此招商引资,为振兴和发展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便深深地理解了这位当地百姓父母官的良苦用心。“王婉茹在李书瑛等画家的教导下,已掌握了比较扎实的绘画基本功,不少作品达到了一定的艺术境界。”张延安书记回忆说,“当我看到一幅幅婉茹创作的精美的工笔画时,在为她高兴的同时,就觉得她更需要博采众长,全面提高自己的水平。”稍顿,张书记接着道,“婉茹接受了我的建议,上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国画系深造,并前往北京接受一些全国著名画家的面授,得到一些造诣很高的名家的真传。她回来后向我汇报说,走出东阿,眼界大开,拜多位名家为师,博采众长,对自己帮助很大。她要从以往的工笔重彩画向大写意转化,要在以往的水平上,有新的突破。我为她的进步感到高兴,我们这位年轻的画家很有发展前途。”张延安书记自己的书法造诣就不同凡响,在鲁西南有不少人都希望得到他恢宏大气、笔法遒劲的书法作品。他让记者参观了他飘逸着墨香的书法创作室。他说,工作忙碌一天,练练书法,写写字,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休息。名画家李书瑛慧眼识才,精心培育;王婉茹水滴石穿,锲而不舍,终成大器东阿县城,山东省聊城市政协委员、东阿县电视台文艺编辑、青年画家王婉茹的画室。时值暑伏,画室持续高温。温度在摄氏37至38度上继续攀升,汗珠儿在婉茹洁白的臂膀上轻轻滑落。画桌上摊开的宣纸上,一簇簇鲜艳的牡丹,在画家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浇灌”下,竞相绽放。王婉茹手中的画笔在调色板与宣纸间缓缓移动,汗水不时滴在宣纸上,宣纸不时沾在婉茹的胳膊上。婉茹不时小心翼翼地把沾在胳膊上的宣纸轻轻揭开,继续运笔描绘,忘了午饭,忘了晚餐,直至次日凌晨……这组画面,只是王婉茹学习绘画、从事绘画艺术创作多年来经历过的无数场景中的一个缩影。鲁西南名画家李书瑛先生坐在王婉茹家中,与身高1。7米,文静腼腆,不施粉黛的王婉茹一起向记者叙述过这个“缩影”后,又介绍了婉茹如何拜师学画、李书瑛如何教她作画做人、婉茹如何水滴石穿,终成大器的往事。1978年生在山东东阿的王婉茹,自幼喜爱绘画,到12岁时,她的绘画天赋已显山露水。这个好静不好动的小姑娘希望得到名家指点。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的父亲认识了名画家李书瑛,就把女儿渴望拜名师学画的事儿告诉了她。当时,李书瑛先生已过半百,希望自己的画艺后有传人,亦想找些富有天资的好苗子栽培,便很快收王婉茹来到麾下,开始系统地学画。李先生根据王婉茹的爱好兴趣,热情地教她学工笔重彩,婉茹认真努力地学,进步很快。李先生看她是块好料,便毫无保留地倾心相教。不仅教她作画,还教她做人,他拿出《李苦禅文集》等著作让她阅读,并对她说,大凡历史上有成就的人,无一不是从勤奋好学这条路上走过来的。我们不仅要学习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们的优秀作品,还要学习他们高尚的人品,并给她讲了齐白石大师不给日本鬼子作画的爱国故事等许多培养优秀品格的故事,使她受益匪浅。在作画技巧上,他让婉茹深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李书瑛在教婉茹学习基本功的同时,特别让她多练笔、多观察。王婉茹特别勤奋,多年来,除了学习、工作,便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埋头画室,伏案学画、作画。不论是青春年少的花季时节,还是踏上工作岗位的黄金时代,她都没有虚度年华。她身材修长,容貌清秀,却从不在穿着打扮上刻意追求,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她钟爱的国画艺术学习和创作上及所从事的本职工作上。为了画好荷花,她多次赶到乡间,一天又一天在荷塘边观察,把荷花在早上、晚上、晴天、阴天、刮风、下雨时的不同形态观察得细致入微。所以,她画的荷花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她还常常去菏泽的牡丹园、平阴的玫瑰园,就像观察荷花一样观察牡丹、玫瑰。王婉茹不仅喜欢画荷花、牡丹、玫瑰,还擅长画我国古代宫廷仕女以及猫、鸟、鹰等工笔重彩画。学习画鹰,光观察标本不够,她便利用外出旅游的机会,借助望远镜观察翱翔在蓝天上的雄鹰。通过仔细观察,她深刻地领会到李书瑛先生概括鹰的三个特点:嘴,粗壮有力;眼,炯炯有神;爪,钢键有劲。画鹰时,最主要的就是突出力量的感觉。在向李书瑛先生学习几年后,王婉茹的绘画技巧日臻娴熟,画出来的画让人分不清哪是李先生的手笔,哪是她的作品。此时李先生用齐白石大师“学我者生,像我者亡”的一句话勉励他的学生,向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后来,王婉茹走出校门,到东阿县电视台做了一名文艺编辑。工作之余,她更加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努力提高绘画创作水平。只要工作允许,不论哪里有画展,她都尽可能地去观摩,亦经常主动和许多画家切磋技艺,博采众长,又得到巴山等名家的指导。东阿县委书记张延安关心王婉茹的成长,不仅经常鼓励她不断提高绘画水平,还建议她上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国画系深造,经过谷守山、于耀中、高沛明等著名画家的面授和指导,使王婉茹在绘画理论与技巧上有了突破性的提高。多年来,王婉茹已有100多幅国画作品在全国、省、地(市)许多报刊杂志上发表。北京一位中将老前辈在一家国家级报纸上的“佳作欣赏”栏目中看到王婉茹的国画作品“荷塘小景”,十分喜爱,专门托人向婉茹求画,并鼓励她百尺竿头,更上层楼。王婉茹的作品还参加了我国八省(区)“政协杯”书画巡回联展等大型画展活动。日本山口有关方面专门为她开辟了一个画廊,她的18幅工笔重彩画作品在此展出,受到国外观众的热情赞扬。难能可贵的是,富有天赋,又很勤奋的王婉茹,在国画艺术创作领域获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并没有影响她在电视台做文艺编辑的本职工作,曾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在国画艺术创作中获得可喜成绩的王婉茹,面对成就和荣誉,平静地说,我还年轻,前面的路还很长。我要学百家之长,努力画出自己的风格。我的目标是,未来在国画画坛上独树一帜。原载《黄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