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多年前，一个遥远的下午，我到表姐家做客，她正在整理藏书，一本厚厚的《保卫延安》映入我的眼帘。当时年少的我，尽管有些字还认不全，但捧起这部书看着，看着，便为书中意境雄浑，结构宏伟，场面壮观，形象生动的描写深深地吸引住了。作家用饱满的激情，挺拔的笔力，再现延安保卫战中青化砭、沙家店等几次著名战役，塑造的彭德怀、周大勇等英雄群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对写出《保卫延安》这部大书的杜鹏程，心中充满了敬仰和向往，并开始做起了有一天能见到他的梦，向他请教，是怎么写出这部宏篇巨著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初冬的下午，我坐火车抵达古城西安，出站后，按友人指点的线路，乘公共汽车到翠华路下车，寻找杜鹏程住宅所在的那座院、那幢楼。过了一个路口，正好一位像退休老工人，抑或年过花甲的老农民在街头漫步。我走上前问路，老人和蔼地给我指明了路径，并问：“你找谁？”我本来想说，“采访杜鹏程”，但转念一想，这样一个老工人或老农民模样的人不大会知道杜鹏程；再说，随便给一个生人说我找杜鹏程，也没有必要。便对他说：“我找一个人，谢谢你！”老人还很客气地说了声：“不用谢！”我顺利地找到了这座矗立着几幢住宅楼的院子，这才想起，好半天都没有吃饭了。于是，我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饱喝好，并稍事休息了一会儿，觉得精神劲儿好了许多，便走进那座院子，上了一幢楼的3层，轻轻地敲杜鹏程的家门。岂料，开门的却是我吃饭前向他问路的那位老人。我一愣还以为敲错了门，便问：“杜鹏程是住在这儿吗？”“我就是。”老人用探询的目光看着我。这就是被称为文坛巨星的著名作家杜鹏程？这就是曾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新华社人民解放军野战分社主编、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的杜鹏程？“真想不到您就是杜老。”我真诚地说，“虽然我想像不出您的形象，但没有想到，您跟一个老工人，或者老农民差不多。”杜老笑道：“我吃农民种的粮，穿工人做的衣服，咋能跟他们不一样呢？”旋即，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在客厅坐下，并沏上一杯热茶。杜鹏程给人的印象虽然极其普通，但仔细端详，老人宽阔的额头和善良的眼睛，无不闪烁着睿智的风采，他那饱经风霜的古铜色脸膛给人以长者的谦和和亲切之感。我做了自我介绍和说明采访他的来意，述说了多年以来，我对他敬仰和向往的心情。尤其是在《保卫延安》的影响下，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文学，喜欢写作，并有一些作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等电台播出，在《中华文学》、《新观察》、《星火燎原》、《甘肃日报》等报刊发表。想不到在兰州军区和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兰州战役》一书里，既有杜老写的文章，还有我执笔为老同志写的稿子。杜老说：“年轻人志趣爱好不同，但不论做什么，都要对党和人民有益，搞文学创作不仅要给人以精神享受，同时要给人以崇高理想。”大家知道，在当代中国文坛，杜鹏程是一位在小说创作领域，长、中、短篇方面都获得重要成就的大作家。不仅《保卫延安》在上世纪50年代轰动全国，为我国当代文学史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并被译成英、俄、朝等多种文字出版，蜚声海外，而且，他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年青的朋友》等作品，在读者中亦有广泛影响。我没有忘记多年来的夙愿，便请杜老谈谈《保卫延安》这样一部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的名著是怎么写出来的。杜老深情地回忆道，1947年春末夏初，国民党动员了20多万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军从延安撤退不久，他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在王震将军领导的第二纵队，与战士们一道，冒着硝烟弥漫的战火，穿过山川、峻岭，越过沙漠、草原、戈壁，走遍了西北大部分地方。他在异常艰苦的行军作战生活中，写出了大量新闻报道、散文、报告文学和剧本，还用日记和札记的形式，记下创作素材近200万字。从1949年开始，他着手《保卫延安》的创作，在此后的4年多时间里，他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把自己原写的10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60多万字变成70多万字，把70多万字变成40多万字，把40多万字改为30多万字，反复增删，九易其稿，浸透心血和汗水的稿纸足以拉一架子车。杜老说，他之所以花费如此心血来写《保卫延安》，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使作品精益求精，以经得起时间考验，因为这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西北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不能有丝毫马虎。我被杜老这种对文学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并询问了他的身世家庭及创作道路。杜鹏程享誉中外，可是读者是否知道，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很有修养，颇具才气的作家呢？我国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在刊登中篇小说《心祭》时，有一段《编者的话》说：“问彬的《心祭》写得真好！从这篇作品可以看出，我们又有了一位相当熟练的女作家。”这位女作家便是杜鹏程的夫人张文彬，问彬是她的笔名，她的《心祭》以优美凝练的语言、深沉细腻的笔调、绘声绘色的描写、如泣如诉的追忆，刻画了一位母亲不幸而清苦的一生，她把解放妇女这一题材的创作境界大大地拓展了一步，提出了如何尊重人的感情价值问题，以其真挚感人的艺术力量，催人泪下，发人深省，《心祭》被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改编为电影《残月》，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故事片在全国上映后，亦受到好评。问彬还发表了《蓝蓝的远方》、《儿女》等不少好作品。杜老夫妇有一子一女，儿子西北大学毕业，女儿西安医科大学毕业，都已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这次采访杜鹏程，还见到了他的夫人及女儿，她们温文尔雅，亦给人以谦和礼貌之感。随后，我采访杜老的文章“杜鹏程和夫人问彬”发表在《妇女生活》杂志上，我给杜鹏程寄了一本，杜老很快亲笔回信说“占功同志：信和杂志均收到，谢谢你。这篇文章与事实无误，而且没有夸张之词，我和老张看后挺高兴。”这封信我至今仍保存着。见到了杜鹏程及其家人，不仅圆了我多年的梦，而且觉得这个梦实在、亲切。受杜鹏程千锤百炼、呕心沥血创作《保卫延安》的影响，受采访杜鹏程如愿以偿得到的鼓舞，我在已发表几十万字各种作品的基础上，萌发了写比较大点的作品的强烈愿望，随后我在生活积累，采访有关人员，收集有关素材的基础上，用近3年业余时间创作出一部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这部稿子在摄制部门选用以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于1993年9月、10月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二套节目中播出。为创作《黄河魂》，我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后经常苦战到深夜两、三点，有时甚至熬通宵，而且大量的节假日亦以此“度”过。这种我自认为够得上拼搏的劲头，其力量源泉除来自那些为治黄事业英勇献身，从而激励我描绘他们的人物的精神外，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杜鹏程高尚人格和崇高精神的感染。我还采写创作完成了《名将孤女》、《倪岱传奇》等作品，现正在创作一部讴歌中华民族治水英雄的小说。杜鹏程的精神将继续鼓舞我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为追寻心中那崇高的文学之梦而奋斗。伟哉，《保卫延安》！大哉，杜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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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同志是四川宣汉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历任红33军军长等许多重要职务。抗日战争年代，王维舟同志带领八路军385旅驻防陇东地区。毛泽东同志对王维舟在陇东地区的艰苦创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亲笔书写：“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题词赠他。陇东人民十分爱戴王维舟同志，亲切地称他“王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王维舟的警卫员李有义时，他讲了一个让路的故事，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革命前辈亲民爱民的可贵品质。1942年秋末冬初的一天，警卫员李有义陪王维舟同志，去驻扎在合水县的警备七团平反了一个冤案后，起程回旅部庆阳。他俩骑着马，走出30多里地，翻过一座山，向一条沟走去。转过一道弯，两匹马先后跳过山溪朝前奔跑。突然，走在前面的旅长拉住了马，掉转头对警卫员说：“小李，快下马！”李有义往前一望，只见前面走来了两个背柴的老乡。便说，“首长，要他们往路边让一让，我们不用下马，也可以过去。”“为啥要人家给我们让路呢！”王维舟同志说着跳下马来。两个背柴人看见八路军给他们让路，憨厚的脸上挂着感激的笑容。那位中年农民说，“你们八路军真好，要是遇上国民党军队，不抓我们给他们挑担子就万幸了。”旅长见背柴人都穿得破破烂烂，十分同情地说：“天冷了，多打点柴取暖吧！”“唉，那还顾上取暖呢！我这是去卖柴，弄点钱给老娘看病。”那位中年农民说罢，脸上露出了愁容。旅长听罢，把马向前拉了几步，他叫两个背柴人把柴放在土台上歇一会儿。通过谈话了解到，那位中年农民姓张，那个小青年是他的儿子。老张的母亲患了伤寒病，由于无钱治疗，病情越来越重。老张只好和儿子每天进山里砍几趟柴，晒干了背到合水县城去卖，用卖柴钱给母亲求医看病。老张说，合水县古城川有个老巫婆，人们都把她当作神仙看待，他也打算去求她。旅长听罢，看了看老张和他那个一直不说话的儿子，从警卫员背的公文包里取出纸，写了封信递给老张，说：“西华池（合水县城）有我们八路军警备七团的医院，你把老母亲送到那儿，他们见到这封信，会让你母亲住院治疗的。”“你是……”老张接过信，惊讶地问。“我叫王维舟，是八路军。”王旅长笑了笑说。“哦，我知道了。”老张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说，：“我真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你，善良的人啊！”“拿你们卖柴的钱自己做点衣服穿。”王旅长关心地说。“叔叔，今天去我们家吧，我昨天在山上打了一只兔子，还没吃哩！”小孩也开了口，眼眶里溢出了泪珠儿。“是啊，今天我们不进城了。我的家就在前面住，你们一定得去。”老张说。“谢谢你们，以后有空儿一定来，今天我们得赶回庆阳。”旅长说了声“再见”，便与警卫员上马了。两月后，老张的儿子穿着新衣服，拿着一只鸡到庆阳找王旅长来了。他说，经过部队医院精心治疗，他奶奶病已经好了。他代表全家人感谢王旅长来了。王维舟听说后十分高兴，但对他送的礼物却谢绝了。原载《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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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占功杨兰春是我国著名剧作家、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早年创作的《朝阳沟》被拍成电影，并被移植成多个剧种，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曾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对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年，我去郑州杨老家拜访他，年事已高的杨老热情地讲述了他年少时的一些往事。我看老人有些吃力，就请他休息，以后再谈。杨老告诉我，他患有多种疾病，曾做过几次手术。有一些时日，我不忍去打扰这位被疾病困扰的年迈老人，但我总是如期把新出的《黄河报》给老人寄去。又过了些时间，我打电话询问杨老的健康状况，杨老说，刚出院，身体和精神都比前些日子好多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杨老家，继续采访。杨老告诉我，他喜欢看《黄河报》，因为通过《黄河报》可以了解黄河上的事儿。并颇有兴趣地谈到他看过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他说，他挺喜欢本报介绍过的一位秦腔演员，嘱我再见到这位演员时，转致问候。杨老说，他是河北人，但在河南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黄河泛滥成灾的悲惨景象以及解放后黄河除害兴利、造福人民的喜人局面。从《黄河报》得知，黄河上正在进行防洪工程建设，希望有关方面一定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黄河防洪工程建设成铁壁铜墙，以经得起大洪水的考验。此外，虽然近几年黄河没来大水，但仍要时刻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出“三江”发大水那样的事儿，黄河出了问题可不得了。1920年，杨兰春生在河北武安县太行山中一个贫苦农家。他形容他家所在的环境：“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头顶悬崖盖，脚蹬无水河。”由于家贫如洗，生活艰难，杨兰春只上了3年小学就辍学去学钉锅，用稚嫩的肩膀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14岁那年，杨兰春背着父母找到一个唱“武安落子”的戏班子，要学戏糊口养家。并与戏班班主杜更会立下生死文书。生死文书中约定，杨兰春甘愿给杜更会作徒弟，学徒期3年，期满再干一年报师父的恩。4年之内，如杨兰春“死不见骨头，活不见肉”，均与师父“一字无干”。也就是说，不论出什么事，都由这个少年自己负责。尽管文书规定的苛刻，但杜更会却一直关爱杨兰春，4年时间，杨兰春仅戏词就记下30多本。至今，这位耄耋老人还能把许多戏词绘声绘色地倒背如流。1938年，杨兰春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在人民军队机枪排扛重机枪，参加过大、小战斗二三十次。他说，从我们那个乡出来参军的有30个人，幸存者仅我一人。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能在和平的日子里治理黄河，应该珍惜好时光。杨兰春在部队上编过许多反映战斗生活的快板，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转业后他到河南洛阳文工团工作，1950年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深造3年后分配到河南省歌剧团。1953年，他与窦荣光女士结婚。窦是中央戏剧学院辽宁籍的学员，在学校他们只是一般认识。窦毕业分配到河南省话剧团工作，后到省文化局当秘书。在她当秘书期间，杨兰春办一个学习班有不少讲义需要抄写，而窦荣光认真、仔细地替他做了这项工作，这可以说是两人结合的“红线”。窦荣光后来任河南省说唱团团长。杨兰春后来任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兼导演，经过他与全团同仁的艰辛努力，使这个剧团成为闻名全国的“红旗剧团”。杨兰春除了创作出《朝阳沟》这部蜚声全国的作品外，还有《朝阳沟后传》以及改编、导演的《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许多颇有影响的作品。采访结束时，杨老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问黄河报读者好，祝黄河报越办越好。”原载《黄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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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抽绿，花儿吐香的时节，我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神禾塬上，拜谒了人民作家柳青和夫人马崴的合葬墓。站在墓碑前，我想着柳青独树一帜的创作生涯和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想着马崴为此所作的全部牺牲，禁不住湿润了眼睛。为了探寻他们生前的足迹，我离开墓地，到皇甫村等地采访，许多老伯、大娘和干部群众深情地向我讲述了柳青和马崴的往事。1952年秋季，已蜚声文坛，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我国文学新秀柳青，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马崴一起到长安县深入生活，并在该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一住就是14个春秋。柳青曾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马崴曾任皇甫乡党支部副书记兼文书、王曲区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柳青曾帮助王家斌（《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生活原型）的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社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他都参加。经常天不亮就从住地步行3里多路赶到王家斌门前，隔着窗户把他叫起来工作。王家斌告诉我，柳青是著名作家，又是10级高干，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他不仅把该书基本稿费和印数稿费一万余元全部捐献给皇甫村所在的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而且为他所在的生产队架电线花去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他不仅认真生活，而且创作的态度也很严肃认真，有些作品光开头就重写30多遍。他说，作家贡献给人民的作品，既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要对生活有真知灼见。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作品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皇甫村的干部、群众都说，柳青做人、做文，堪为一代楷模。马崴在沈阳长大，大学毕业，在西北党校工作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柳青结婚并到皇甫村落户后，一面积极参加农业社的各种活动，一面搞社会调查，为柳青的创作搜集素材、清抄稿件、处理来信、接待来访，逐步成了柳青的得力助手（后来组织上正式决定她为助手）。她比柳青小12岁，但与他志同道合，相爱深沉。原王曲区委书记（后在长安县委农工部工作）孟维刚告诉我，柳青生前曾对他说，马崴忠厚善良，贤慧勤劳，集中国妇女美德于一身，又精明能干，实在难得。柳青不善于接触女同志，马崴就替丈夫在这方面深入生活。为了让柳青塑造好徐改霞这个人物，马崴多次去生活原型家里，一面帮着做活儿，一面了解情况。一次，还在生活原型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柳青说，《创业史》凝结着我同马崴两个人的心血，写完4部之后，我将在后记里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连第二部都没写成，马崴与柳青就先后离开了人间。“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使柳青受尽摧残。造反派一再威逼马崴，要她跟柳青“划清界限”，揭发问题。马崴不仅没有那么做，还尽最大努力体贴、照顾患难中的柳青。他们家被抄、工资被扣发后，每人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为了给柳青看病买药，补养身体，马崴每顿饭只吃一点咸菜，连口炒菜也舍不得吃。1969年在“九大”召开期间，柳青被宣布为“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之一。对柳青的批斗升级。造反派又逼着马崴与柳青“划清界限”，并给她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条是，尽快揭发、批判柳青，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另一条是，如不对柳青“反戈一击”，就准备上批斗场，接受批判。并限时要她答复问题。马崴不愿违背良心保全自己，在“限时”到来的前几个小时，含恨离开了人世。柳青得知马崴先他而去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哭道：“这实在是抽了我的筋哇！”马崴用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表达了对人民作家柳青的忠贞不渝，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噩耗传到皇甫村后，干部、群众十分悲痛，洒着眼泪说：“多好的人哇，太可惜了！”直到现在，老年人提起马崴，还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们说，马崴心地善良，敬老怜贫，为我们社员排忧解难，常常是“雪里送炭”。社员董士信噙着眼泪说，1962年，他的两个小姑娘都患了黄疸性肝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不断恶化。马崴知道后，先来他家了解患儿的病情，接着专门赶到城里，用自己的钱买了特效药，送到他家治好了两个孩子的病。董士信的两个女儿提起马崴，总是深情地说，她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哇！柳青同马崴生前扎根皇甫，与干部、群众相处得亲密无间；他们去世后，就被合葬在当地已故农民墓地附近。他们的精神和品德同巍巍秦岭、滚滚渭水一样，将永存于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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