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原甘肃庆阳军分区政委宋志斌在河北和北京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宋老时,他讲述了当年耳闻目睹的几个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很感人。“眼睛应向下看”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八路军进行了裁减,许多战士都复员了。因为当时解放区还比较困难,他们复员后的一些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加上个别干部作风生硬,一个时期,复员军人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很紧张。朱德同志当时正在晋察冀一带,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是不安。一次,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陪同下,朱总司令来到河北高阳县视察。他们到达城内,在一个地方歇息时,忽然间,总司令不见了。司令员和政委等焦急地四处寻找,均无下落。原来总司令没惊动别人,独自一人出来,风尘仆仆直奔县政府,到了大门口传达室,他对传达员说要见县民政科长。民政科长听说有人找他,便问:“是谁?”传达员说:“看穿着(总司令穿一身有补丁的旧灰布军装)像是军队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炊事员。”“那又是复员军人要房子来了。”民政科长漫不经心地摔掉卷烟头,对传达员说:“你去告诉他,就说我在开会,让他先等着。”听了传达员的话,总司令只得坐在板凳上等着科长散会。再说司令员和政委着急地在各处寻找总司令,却无影无踪,政委说:“怕是到县政府去了吧?”司令员连忙拿起电话,询问县政府。县政府的几个部门都回答说,“没见。”电话打到民政科,也说“没见”,只说有一个像是部队上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传达室等着要见民政科长。“啊呀!那就是总司令。”司令员放下话筒,便同政委朝县民政科赶来。民政科长听说传达室的“炊事员”就是朱总司令,顿时冒了一身冷汗,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由地说:“这下可不得了了!”便抬起两条打颤的腿,跌跌撞撞地跑到传达室,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对总司令说,“我当是复员军人来了,哪里知道是您呀——总司令,我认错,我给您赔情。”总司令看着他那副狼狈相,笑着让他坐下,然后说:“你的眼睛应向下看,应把我同复员军人一样看待才对。复员军人都是对抗日救国有过贡献的同志,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热忱地解决他们的困难。”“我有错,我改正。”民政科长望着总司令,恐慌地说。“好,有错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嘛!”总司令说,“这可得见行动哟!”以后这位民政科长想方设法,主动帮助复员军人解决了许多困难。佳丘佳话1947年夏季,有一天,朱总司令带着他的警卫员和秘书,路经河北任丘县,在一片野地里,遇上了一位老太太背着一大捆麦子吃力地往家里走。总司令一行三人拉一头瘦骡子步行着,快到老太太跟前,朱总司令欲问话,这时,从前面走来一位骑一匹骏马的年轻军人。看看走近了,总司令招招手,叫这位青年军人下马。年轻军人下来后,总司令亲切地问他是哪个部队的,姓啥叫啥,是干部还是战士等。他回答,他是第八军分区某团的一个营长(姓名记不清了)。随即总司令指着正吃力地挪步的老太太,对营长说:“小同志,你帮助他把麦子送回家去吧!”营长不认识总司令,耐着性子回答了这位老同志的问话后,就要上马,忽听说,叫他替那老太太送麦子,这回可憋不住了,他说了声“没空”,便飞身上马一溜烟跑了。总司令走到老太太面前,热情地说:“老太太,快歇会儿。”说着便同警卫员、秘书一齐把老太太背上的麦子解下来放到骡子身上,然后扶着老太太,一直把她和麦子送到家里。老太太感激地不知说什么才好,一定要做顿饭,请这位老同志吃,以表谢意。总司令谢绝了,他说:“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不用谢。”沧州解放后,在做战斗总结时,总司令提到了这件事,批评了那位营长,他说:“人民子弟兵要时刻为人民着想,我们绝不能忘记养育我们的母亲。”于是,这件事很快就在晋察冀传开了,传到任丘时,老太太感动地直流眼泪,她感叹地说,“哦,原来帮我送麦子的是朱总司令啊!”“艰苦朴素作风不能丢”1947年夏天,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解放沧州的战役。战斗结束后,冀中军区(地址在河间)的司令员、政委乘小车来到沧州接总司令回河间。见面寒暄后,他们请总司令上小车,总司令笑了笑,说:“没坐惯那玩意儿,我还是骑我的骡子吧!”司令员和政委等赶紧到沧州部队借了几匹马,随总司令一同回到河间。同年7月,冀中军区某军分区的领导、一位曾跟随朱总司令经过长征的老同志,特地做了一身细布衣裳,换下粗布军装,买了几包点心,从军分区的所在地赶到冀中军区来看望总司令。他见了总司令,看他还是延安时期的那身打扮,顿觉无地自容,便拿出那几包点心,请总司令尝尝。总司令笑着说:“没吃惯那东西,你还是带回去自己吃吧。”这位老同志心里很惭愧,急忙跑到军区管理部门借来一套军装穿上,重新同总司令见面。总司令对他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可不能就去追求享受啊!”停了停,总司令又说,“就是全国解放了,艰苦朴素的作风还是不能丢的。”同志们的贴心人解放后,工程兵某部在北京修筑防空工事,总司令经常利用星期日来看望大家。当时,宋志斌是21营的教导员,负责一个地段的工作。宋志斌经常和团长、营长等陪同总司令进防空洞检查。总司令每进洞里,总是热情地同战士们拉家常,询问大家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并再三叮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一次,总司令从防空洞出来,对大家说:“来,我和你们拍个照。”宋志斌以及大伙儿心里乐开了花,都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总司令。”“还是互谅互让好嘛”解放后,有一次,工程兵20团的一辆汽车同友邻部队的一辆汽车轻微相撞。两辆车停下后,两个司机都从驾驶室跳下来,责怪对方,他们越吵越凶,不可开交。正在这时,朱总司令的小车过来了。他见此情景,走下车来,听了两位司机吵架的事儿,便对他们说:“都是自己人,还是互谅互让好嘛!”两位司机一看是总司令,矛盾立刻就解决了。他们都说,“谢谢总司令。”然后相对一笑,各自开上车走了。(原载《中红网》)
“叮铃铃”电话铃响了起来。许平拿起电话:“喂,哪里?”“我是许珍珍,现在长城小学门卫室,你是……”“我是许平,你哥。”许平说罢,又道,“我刚回到家里,听爸爸说,你跟妈妈去了长城小学。妹妹,你好吗,妈妈好吗?叫妈妈跟我说说话。”“噢,哥哥你回来了!妈妈现在无法跟你说话,她掉下悬崖,被洪水冲走了。”许珍珍在电话里哭着说道,“今天是礼拜天,我和妈妈带一些学习用品以及衣物,去几个贫困学生家庭去看望他们,在去一个八岁女该家时,女该不在家。得知她冒着细雨去山坡上采蘑菇,我跟妈妈赶往山坡去找她。谁知,此时山体滑坡,眼看小女孩要随坍塌的山体摔下深沟,妈妈一个箭步赶去抓住她,把她推到我和赶来的小孩家人前,妈妈来不及跳上未坍塌的山畔上,掉了下去。我要跳下去救妈妈,被女孩家人和赶来的其他人拽住。当时山下深涧发水,满河洪流飞浪很大,妈妈掉进洪水跟快被抛向下游。现在,长城小学和当地乡亲已有很多人赶往下游,搜救妈妈。我很害怕,也很焦急。你把这个情况告诉老爸,怎么办呀?”“妹妹,你别急。”许平接着说道,“我把电话已放在免提,老爸就在我身边,你说的话他都听到了。我跟老爸商量一下,一会儿告诉你。”许杰随即伸手抓过电话,道,“珍珍,你就在长城小学门卫等着,我和你哥三个小时后赶来,见面再说。”已载《中国作家网》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陇东庆阳,是原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四五年秋,八路军三八五旅曾在这儿驻防。他们在庆阳驻防期间,与当地人民建立了鱼水般的深厚情谊,涌现过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史专辑》等书刊,收进了我采写的《三八五旅在庆阳的故亊》。这里选择其中“仁义之师”“这也得付钱”两个故事,与读者分享。仁义之师八路军三八五旅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他们经常组织干部战士到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帮助群众担水、扫院、打围墙、修房子。老百姓也把他们实实在在地当亲人看。每逢节日,乡亲们总是三五成群,带上红枣、猪蹄等礼品,来慰问八路军和看望伤病员。部队体贴群众,对于老乡们送的东西一般都不收。老乡们却以为八路军不好意思,他们说:“八路军见了敌人像老虎,见了老百姓像姑娘。”三八五旅的文艺宣传队,经常在城乡为群众演出。演员在台上演戏,到台下还为老百姓干活儿,很受群众的喜爱。部队同群众在一起看戏时,总是把群众让在自己的前面。有一次演戏,演出已经好大一会儿了,这时又从乡下来了一群妇女。她们都胆小拘谨,站在人群后面,不敢往进挤,有些小姑娘仰着脖子还看不见舞台。人群后半面全是部队,当他们得知这些晚来的妇女看不见舞台时,便自觉地闪开一条走道,很礼貌地站在两旁,让她们走到自己的前面看戏。这些妇女往年连军队也不敢见,这会儿却不由得对八路军十分感激。在平时,八路军见了妇女,都格外尊重。按照西北的地方风俗,老百姓对此更有好感。他们说,国民党军队见了妇女,不是调戏,便是糟蹋,妇女们望风而逃;八路军对妇女却这么礼让尊重,真是“仁义之师”!这也得付钱有年夏天,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某连指导员同几名战士在赤城执行任务,路过一块高粱地时,忽然传来小孩紧张的哭喊声。他们循声望去,在高粱地一边的一棵杨树底下,有一个孩子哭喊着直摇手。八路军便绕着地畔跑到杨树下,只见一个小女孩站在树下哭着,地上躺着一个昏迷的男孩,嘴角还流着血。原来这两个孩子是一个村庄的,今天他俩不知怎么偷偷跑到这儿掏喜鹊蛋来了。八岁的男孩机灵得很,没费多大劲就爬上了树,一不留神,脚打了滑“嗵”地摔了下来,当即昏了过去,只有五六岁的小女孩,在树下吓得直哭,目顾四周呼救。正在这时,八路军指导员一行从这儿经过,他们上前仔细看,小男孩的胳膊和腿都受了伤。指导员忙把他抱起来,把随身带的毛巾包扎在伤口上,几名战士又把带的水给喂了几口,过了几分钟,小男孩才哭了起来,于是他们便跟着那小女孩,抱着男孩子朝村子里走去。男孩子的家里,这时只有一位老奶奶,其他人都去西瓜地了。指导员他们抱着男孩走进家里,向正在捻线的老奶奶说明情由。老奶奶见小孙子的伤口被包扎上了,热情地对指导员说:“多亏你们了,快坐。”说着,倒了几茶缸水让大家喝。这会儿,那个聪明的小姑娘已经跑到西瓜地,向那男孩儿的父亲“报告”情况。指导员他们观察了小男孩的伤情,觉得问题不大,便对老奶奶说,弄些龙骨等药物治治,不久便会好的。说罢,就要告辞。老奶奶说她要做饭,叫他们别走。正在这时,那男孩子的父亲担着两筐西瓜,和那小姑娘一块回来了,一番感谢话之后,就切开了西瓜。指导员看推辞不掉,他们就吃开了。吃过西瓜,指导员拿出一些钱对那男孩儿的父亲说:“请把钱收下,给孩子买药用。”那耿直的农民发了火:“你们做了这么好的事情,吃点西瓜还要付钱,这不是拿我当外人看吗!”指导员笑了笑,诚恳地对他说,“咱们是一家人,但我们必须遵守纪律。这也得付钱。”说罢,带上战士们走了。
程占功杨兰春是我国著名剧作家、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早年创作的《朝阳沟》被拍成电影,并被移植成多个剧种,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曾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对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年,我去郑州杨老家拜访他,年事已高的杨老热情地讲述了他年少时的一些往事。我看老人有些吃力,就请他休息,以后再谈。杨老告诉我,他患有多种疾病,曾做过几次手术。有一些时日,我不忍去打扰这位被疾病困扰的年迈老人,但我总是如期把新出的《黄河报》给老人寄去。又过了些时间,我打电话询问杨老的健康状况,杨老说,刚出院,身体和精神都比前些日子好多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杨老家,继续采访。杨老告诉我,他喜欢看《黄河报》,因为通过《黄河报》可以了解黄河上的事儿。并颇有兴趣地谈到他看过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他说,他挺喜欢本报介绍过的一位秦腔演员,嘱我再见到这位演员时,转致问候。杨老说,他是河北人,但在河南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黄河泛滥成灾的悲惨景象以及解放后黄河除害兴利、造福人民的喜人局面。从《黄河报》得知,黄河上正在进行防洪工程建设,希望有关方面一定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黄河防洪工程建设成铁壁铜墙,以经得起大洪水的考验。此外,虽然近几年黄河没来大水,但仍要时刻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出“三江”发大水那样的事儿,黄河出了问题可不得了。1920年,杨兰春生在河北武安县太行山中一个贫苦农家。他形容他家所在的环境:“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头顶悬崖盖,脚蹬无水河。”由于家贫如洗,生活艰难,杨兰春只上了3年小学就辍学去学钉锅,用稚嫩的肩膀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14岁那年,杨兰春背着父母找到一个唱“武安落子”的戏班子,要学戏糊口养家。并与戏班班主杜更会立下生死文书。生死文书中约定,杨兰春甘愿给杜更会作徒弟,学徒期3年,期满再干一年报师父的恩。4年之内,如杨兰春“死不见骨头,活不见肉”,均与师父“一字无干”。也就是说,不论出什么事,都由这个少年自己负责。尽管文书规定的苛刻,但杜更会却一直关爱杨兰春,4年时间,杨兰春仅戏词就记下30多本。至今,这位耄耋老人还能把许多戏词绘声绘色地倒背如流。1938年,杨兰春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在人民军队机枪排扛重机枪,参加过大、小战斗二三十次。他说,从我们那个乡出来参军的有30个人,幸存者仅我一人。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能在和平的日子里治理黄河,应该珍惜好时光。杨兰春在部队上编过许多反映战斗生活的快板,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转业后他到河南洛阳文工团工作,1950年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深造3年后分配到河南省歌剧团。1953年,他与窦荣光女士结婚。窦是中央戏剧学院辽宁籍的学员,在学校他们只是一般认识。窦毕业分配到河南省话剧团工作,后到省文化局当秘书。在她当秘书期间,杨兰春办一个学习班有不少讲义需要抄写,而窦荣光认真、仔细地替他做了这项工作,这可以说是两人结合的“红线”。窦荣光后来任河南省说唱团团长。杨兰春后来任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兼导演,经过他与全团同仁的艰辛努力,使这个剧团成为闻名全国的“红旗剧团”。杨兰春除了创作出《朝阳沟》这部蜚声全国的作品外,还有《朝阳沟后传》以及改编、导演的《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许多颇有影响的作品。采访结束时,杨老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问黄河报读者好,祝黄河报越办越好。”原载《黄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