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作者按语：1992年春天，我在北京修改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剧本期间，访问了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张秀山同志，同年6月14日的《郑州晚报》发表了该访问记。现将此稿放在这里。一个风和日暖的上午，我按约定时间，来到北京木樨地一栋高层公寓，乘电梯上到6楼，叩开中顾委委员张秀山的家门。张秀山是陕西神木人，早年参加革命，时年已81岁高龄，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五十年代行政级别定为四级，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张秀山曾在“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对刘志丹有很深的了解。他说，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奋斗终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精神和品格，永远值得弘扬光大。张秀山同志还讲了刘志丹的一些往事，尤其对志丹同志清正廉洁，一尘不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推崇备至。张秀山同志在刘志丹精神和品格影响下，在几十年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的本色。说起来，也许让人难以置信。他的一个儿子及儿媳妇在沈阳一家工厂当工人多年，而且住房困难。张秀山曾在辽宁工作过较长时间，不能说没有“熟人”。儿子、儿媳也希望父母能说句话，帮他们改善一下工作和生活条件。张秀山同志却语重心长地劝导他们，要把自己看作是老百姓的子女，好好工作，不要依靠父母。儿子及儿媳终于理解了父亲，便无怨言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都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在我们交谈中，张老的夫人、78岁的程帆同志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张老的一些事情。如，近年来，张老不顾年事已高，和伍修权等同志参加了《辽沈战役》一书的领导和编审工作，这部百万字的书稿，张老认真、仔细地审阅了好几遍，以至累倒在病床上。程帆同志还把这部已出版的、分上下两册装订的精装本拿到会客室让我翻阅，而对这部浩瀚巨著，我对为它付出心血和辛劳的作者、编审者肃然起敬。不觉已过去了两个小时，我起身告辞，张老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执意留我共进午餐。临别时，我衷心祝愿两位老人家健康长寿。原载1992年6月14日《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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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以前，庆阳县由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县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受尽了熬煎。三八五旅到庆阳后，深入群众，访贫问苦，采取了多种措施救济和照顾生活贫困的群众，并且同地主交涉，向他们买地，把地买到后，就分给农民种。与此同时，部队号召老百姓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剥削，要地主减租减息，缓和同农民的矛盾。老百姓在三八五旅的宣传教育下，再也不逆来顺受、任人宰割了。他们纷纷起来利用多种形式，抗捐抗税，抗粮抗款，坚决反对高利贷剥削，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九三八年后季，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加紧征粮派款，拼命向广大群众敲诈勒索。他们名义上筹集军饷，实际上除了贪官污吏装腰包外，所谓军饷，也只给国民党军队发，根本不给八路军。三八五旅掌握到这些情况，就让旅部的民运科通知四乡的群众组织，发动大家坚决抵制。当时的高营乡团支部书记就动员乡里的老百姓同土桥、赤城等乡村的贫苦农民共一千多人联合起来，带着木杈、连枷等农具，进城向国民党县政府示威抗议。县政府的那班人闻讯后，吓得慌了手脚。县长跑到南城门，对站岗的八路军哨兵说，千万不可把些野民放进城里，要不，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哨兵请示旅部，王维舟旅长决定让这些群众都进来。国民党县长见如此，吓得抱头鼠窜，躲了起来。一千多人进了城，天色已晚，大伙走了一天路，又饥又渴。三八五旅民运科的同志给大家安排了住宿，王维舟旅长还专门派人送来粮食，叫大家造饭吃。第二天，一千多农民兄弟把所带的农具拿上，来到国民党县政府。县长早已向西峰镇逃跑，农民兄弟找到其他人员，对国民党县政府不管群众死活，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提出严重抗议。然后，农民们指着带来的农具，对他们说：“要钱要粮都没有，若要这些农具，都拿去吧！”农民兄弟所以拿着这些农具，一是让那些贪官污吏看到这些东西想想粮食的来之不易，二是用来做武器。最后，农民兄弟提出了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高利贷剥削，实行减租减息的具体条件。国民党县政府人员在觉醒了的人民面前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农民兄弟提出的全部条件。一千多农民兄弟这次对国民党县政府示威抗议取得的胜利，无疑对全县人民是一个鼓舞，同时也使那些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再也不敢藐视“野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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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增寿拍马屁比其父并不逊色，他同安民县几任知县关系都甚密，尽管他作恶多端，但由于有县官的庇护，老百姓只好忍气吞声，无可奈何。特别是四年前，劳增寿将自己已出阁的略有几分姿色的妹妹劳小妹与丈夫拆开许配给了新任知县陶专做了姨太太，更加仗势欺人，无法无天。现任知县陶专本是前任知县徐善的跟班衙役，只是五年前葛州知府陆慨到安民县巡视，见陶专有一妖艳的女儿，欲纳为妾，陶专看是发迹的好机会，便殷勤万般地将女儿献给两鬂染霜的陆知府做了小老婆，从而靠裙带当上了安民知县。陶知县性情暴戾，自恃有陆知府那样的女婿，便肆无忌弹地贪赃枉法，不择手段地残害良民，在他手里造成的冤假错案难以数计。有人若越衙上告到葛州，被陆知府大笔一挥，复又转到陶知县手里，不但状没告中，反而罪上加罪，有人甚至因此丧生。所以，不管有多大冤屈，再也无人敢越衙上告，老百姓只能逆来顺受。那日，劳增寿出去游山玩水，骑一匹白马由马童门子牵着。他们离开劳新庄，由东向西而来。时值春暖花开，芳草吐绿。不一会儿，已走出了二十里地，经过秦家庄时，劳增寿在马上看见从院子走出来的身材苗条的潘琳，他让马童把马拉住，旋从马上跳了下来。潘琳从果园旁边的一条小路经直上来，劳增寿定睛细看，只见她面如桃花，虽说看上去已有三十六七，却不减妙龄春色。劳增寿顿时心生邪念，欲以言语戏之，突然，“汪，汪，汪，”一条大黄狗直冲上来，劳增寿吓得慌作一团，滚圆的身子在门子背后弹来弹去，转起了圈儿，边转边气喘吁吁地直呼：“快，快，打狗！”门子手执马鞭迎战黄狗，马却脱缰跑了，潘琳喝住黄狗，劳增寿松了口气，便“嗵”地一声坐在了地下。潘琳从他身边经过，他的一双老鼠眼贪婪地眨来眨去，便打起了坏主意。心里说：“这女人准是我第十个老婆。”直到潘琳走的看不见了，他才把目光收回来，从地上爬起，让门子拍去他屁股上的土，追赶远去了的白马。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笔名水之韵、火平利、程为公），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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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脚跟长满荒草的平台上，一处没有围墙破败的小院里，爬满青藤的崖面下有两孔陈旧的土窑洞，左边窑洞的门窗看上去快要腐朽，门开着；右边窑洞没有门窗，里面除堆放柴草，一头驴拴在料槽前的木桩上。院子的主人钟胜利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他躺在左边窑洞的土炕上，不住地咳嗽着。一个穿着白衣的小伙儿手提药箱走进院子，叫道：“中央军，打针喽！”旋即走进钟胜利躺着的窑洞里。“麻烦你们了！”钟胜利又咳一下，从炕上爬起来，抹了把昏花的老眼，望着白衣小伙儿，叹口气，道，“拜托你们别叫我‘中央军’，这‘中央军’的称号，好让我伤心。”那么当地人为什么称钟胜利为“中央军”呢？钟胜利1909年生在西北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父母早亡，他20多岁时，被国民党中央军抓壮丁，成为中央军的一个士兵。在抗日战场上，钟胜利击杀日本鬼子，英勇顽强，打过一些胜仗；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开战，钟胜利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一见“共军”，立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解放军给他发放路费，他就回到家乡务农。可家乡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复转退伍军人有各种优待，而对加入过国民党中央军的钟胜利却没什么照顾，尤其在“文革”中，有人还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给他家的门上贴大字报。钟胜利为人老实木讷，不善言谈，几十年来，逆来顺受，与世无争。他没结过婚，中年时在山里打柴，捡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含辛茹苦将她养大。他年过花甲时，养女嫁到距这儿几百里的一个地方。虽然养女比较孝顺，但交通不便，一个月也难得回来看他一次。已载《中国作家网》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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