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我是个生活单调的人,业余时间除了欣赏秦腔戏曲和写点东西外,烟酒不沾,不会唱歌跳舞,几乎没有别的爱好,但也明白,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写作训练,十六、十七岁时,在电影队放过近两年电影,不仅对我学习创作帮助较大,而且让我学会了说不熟练的普通话,可以无障碍地与采访对象沟通。多年来,我在做好采编工作之余,学习创作,在不断取得收获的同时,深刻感悟到,文学创作应该在有生活底蕴的基础上,进入“状态”。所谓“状态”,我的理解是,作者在叙述这个故事,这个情节,这个人物时,首先应被其故事、人物所感动,并在脑海中孕育成熟,有呼之欲出的冲动时,方可下笔。创作时,作者仿佛置身于故事、人物里面,这样写出的作品才有可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我经过三年业余时间创作,1991年,一部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完成了。这部作品在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于1993年在央视一套、二套播出。我在创作《黄河魂》里邵忠杰这个人物时,就完全进入了邵忠杰的思维、情感状态。当他得知自己默默爱着的李小妹英勇牺牲了,悲痛不已。此时,他收到了第一笔稿费,而此前他写过很多稿子收到的全是退稿。在他受到冷嘲热讽、心情沮丧时,善良的小妹只对他说了几个字:“只要努力坚持,你准行!”给邵忠杰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更加发愤,写成了一本有关治水的科技专著。在邵忠杰的遐想里,他如果能获得一定成就,就准备试着向小妹吐露爱情;反之,就永远把它埋在心底。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收到的第一笔稿费给小妹买个礼物。可是稿费来了,人却去了。邵忠杰站在小妹墓前,含着热泪把稿费单化为灰烬。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时,这个情节被修改为,邵忠杰面对滔滔黄河将稿费单点火烧掉,意在母亲河边祭奠李小妹。我在创作稿费单“化为灰烬”这个情节时,夺眶而出的泪珠打湿了稿纸,就是因为我当时完全沉浸在邵忠杰的情感“状态”中。我创作这部33万字的电视文学剧本时,就是在进入“状态”后进行的。因此,并不觉得劳累,只感到宣泄了情感,释放了激情,颇觉欣慰。所以说,作者在进行创作时,不论其天赋、水平如何,进入“状态”是完全必要的。
彭德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广为人知,然而他的生活方面,人们知道的不是很多。现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原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陈阳春等前辈讲述彭总生活的往事,与读者分享。一1948年冬天,我军攻打山西太原时,总指挥徐向前同志病了,彭德怀同志奉命从河北石家庄赶去接替徐向前同志。途经榆次时,彭总路过留守在这儿的第七纵队第三师的后勤部,后勤部长朱京波不认识彭总,便问他从哪儿来?回答说,是从石家庄来的。朱京波说,你们辛苦了。随即让炊事员炒了些鸡蛋、豆腐,并做了米饭,热情接待。吃饭间,彭总边吃边说:“今天我们的饭比地主吃得还阔哇!”饭后,彭总和警卫员收拾起身。朱京波指着彭总,问警卫员:“这位首长是谁?”“是彭德怀司令员。”警卫员告诉他。“多亏我们这两天刚买来些鸡蛋和豆腐,要不叫彭总怎么吃呀!”朱京波说。“你要是再炒上几个菜,就要挨批评了。”警卫员告诉朱京波,“彭总在生活上十分俭朴,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战士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朱京波很感动,为彭总送行时说:“你很辛苦,我们应该尽心招待。”彭总说:“同志们都一样辛苦。”然后对朱京波笑了笑,骑上马朝太原赶去。(原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陈阳春讲述)二1947年7月,在西北野战军三军七师攻打陕北清涧胡宗南24师前夕的一天晚上,正下着蒙蒙细雨。这时候,彭总带着警卫员、秘书和参谋,来到清涧东关我七师20团阵地察看地形。当时任副团长的高东生陪着彭总看过地形,彭总还详细询问了20团的战前准备情况。然后,高东生带彭总一行到团部吃饭。这顿饭是大锅蒸的黄米饭和大锅烧的猪肉、洋芋菜(团里刚杀了几头猪)。彭总正吃饭时,忽然问道:“战士们吃的是什么?”高东生同志说,“和我们一样。”彭总听了很高兴,说,“你们这是贺老总的作风,有福同享,有苦同当哇!”(高东生原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吃过饭,彭总还到连队看了看,见确实同团部吃的一样,欣慰地走了。(原兰州建设兵团副司令员高东生讲述)三1949年秋天,天气还热,彭总率领第一野战军向兰州挺进,野司总部路经张家川休息时,总务处的同志买了两个西瓜,用盘子端来,请彭总吃。彭总问:“别的同志吃到了没有?”“这儿西瓜不多,我们正设法买。”总务处的同志放下盘子,拿起菜刀,准备给彭总切西瓜。“别切,把西瓜端到伤病员那儿去吧!”彭总说着,就把盛西瓜的盘子端起来递给总务处的同志,又特别嘱咐,“一定要送给伤病员吃。”望着彭总那坚定、和蔼的神色,总务处的同志只好端走了。(原甘肃天水军分区司令员王根发讲述)(原载《中红网》)
野猪滩村知青点安排了十五个从北京、西安等城市来插队的男女青年,男生八人,女生七人,年龄最大的二十一岁,最小的十七岁。宁丫丫和潘肖同岁,现在才十九岁。这些知青刚到野猪滩一周之内,由于家里都给带了诸如罐头、面包、香肠之类的食品,饮食问题还不大。一周后带来的食品吃光了,就不得不和村民们看齐。村干部对他们说,你们来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先过生活这一关,贫下中农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而且要学会打柴、挑水、做饭,自己煮饭,自己吃。第二关就是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怎么劳动,如何生产,诸如耕地、除草、挑粪等,你们要和农民一样,出力流汗,都要成为庄稼汉。可想而知,这些在城里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的宝贝们,一下子要经受这么大的反差,谈何容易!好在宁丫丫母亲的一个胞妹在红星县医院当大夫,给宁丫丫不少照顾,尤其是姨妈的女儿、县电影院售票员许沁像亲姐姐般待她,让宁丫丫少受了不少苦。野猪滩知青点距县城约三十里地,全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由于路况不好,县城到野猪滩每天只有一趟客运班车,上午11点在县城发车,下午返回。其他交通工具主要靠农村小拖拉机、自行车、马车、牛车等。尽管徒步和乘车都很难,宁丫丫每月至少要到县城一趟。这天早晨,宁丫丫写好信交给徐沁,托她转交竹青。吃过早点,她跟姨妈和许沁姐告别后,拎着她们为她装满米面蔬菜以及少许猪肉的一个大包,朝北桥头而去。她希望找到一辆回野猪滩的小拖拉机,让她免费坐,并免费带上她的大包。宁丫丫来到北桥头,是八点十七分。她约竹青八点三十分到这里,心里却希望他能提前赶来。她对他道歉之外,还有一点,她很喜欢这个比她小三岁的小伙儿。前面说过,宁丫丫现在十九岁,竹青小她三岁,就是十六岁,是红星县全县十个电影队年龄最小的放映员。宁丫丫明白,在眼下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回乡“修地球”的浪潮中,许多知识青年希望改变命运大致有几个途径:一、参军当兵或被企业招工;二、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中专院校;三、被选为县里或公社的办事员、计生专干、电影放映员等。通过上述途径改变处境的知识青年有很多人才,但也不乏“走后门”实现的。宁丫丫好奇的是,十六岁的竹青当上放映员,是凭自己的特长,还是靠走“后门”?她站在北桥头,边眺望桥东方向,盼竹青很快赶来;边环顾左右,寻找南去的方便车辆。可是等了十多分钟,既没等来竹青,也没发现过桥南去的拖拉机或其他车辆。她抬腕看表已是八点二十一分,心里咕哝道:“竹青,你还不原谅我吗?如果原谅了,你就不能早点来吗?”突然,一个个高体壮的中年男子骑一辆旧摩托在她面前停下。“姑娘,是不是要过桥到乡下去,想搭便车哟?”壮汉问。“对,对。”宁丫丫回道,“我都等了好一阵儿,不光没见拖拉机,连马车、牛车也没有哇!”“你要去哪里?”壮汉又问。“回野猪滩知青点。”宁丫丫道。“我是野猪滩邻村的庄户人,顺便把你带上。”壮汉瞅着宁丫丫,“好吗?”“收钱吗?”宁丫丫打量壮汉。“我说了,顺便带,不收钱。”壮汉爽快地说。“谢谢您,那太好了。”宁丫丫对壮汉笑道,“麻烦大叔了!”已载《中国作家网》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程占功王音棋和郑子可,两位倾城亦倾国。虽然无须去整容,堪令明星无颜色。主持风格各不同,观众喜欢不用说。如今“美人”何其多,天生丽质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