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彭德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广为人知,然而他的生活方面,人们知道的不是很多。现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原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陈阳春等前辈讲述彭总生活的往事,与读者分享。一1948年冬天,我军攻打山西太原时,总指挥徐向前同志病了,彭德怀同志奉命从河北石家庄赶去接替徐向前同志。途经榆次时,彭总路过留守在这儿的第七纵队第三师的后勤部,后勤部长朱京波不认识彭总,便问他从哪儿来?回答说,是从石家庄来的。朱京波说,你们辛苦了。随即让炊事员炒了些鸡蛋、豆腐,并做了米饭,热情接待。吃饭间,彭总边吃边说:“今天我们的饭比地主吃得还阔哇!”饭后,彭总和警卫员收拾起身。朱京波指着彭总,问警卫员:“这位首长是谁?”“是彭德怀司令员。”警卫员告诉他。“多亏我们这两天刚买来些鸡蛋和豆腐,要不叫彭总怎么吃呀!”朱京波说。“你要是再炒上几个菜,就要挨批评了。”警卫员告诉朱京波,“彭总在生活上十分俭朴,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战士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朱京波很感动,为彭总送行时说:“你很辛苦,我们应该尽心招待。”彭总说:“同志们都一样辛苦。”然后对朱京波笑了笑,骑上马朝太原赶去。(原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陈阳春讲述)二1947年7月,在西北野战军三军七师攻打陕北清涧胡宗南24师前夕的一天晚上,正下着蒙蒙细雨。这时候,彭总带着警卫员、秘书和参谋,来到清涧东关我七师20团阵地察看地形。当时任副团长的高东生陪着彭总看过地形,彭总还详细询问了20团的战前准备情况。然后,高东生带彭总一行到团部吃饭。这顿饭是大锅蒸的黄米饭和大锅烧的猪肉、洋芋菜(团里刚杀了几头猪)。彭总正吃饭时,忽然问道:“战士们吃的是什么?”高东生同志说,“和我们一样。”彭总听了很高兴,说,“你们这是贺老总的作风,有福同享,有苦同当哇!”(高东生原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吃过饭,彭总还到连队看了看,见确实同团部吃的一样,欣慰地走了。(原兰州建设兵团副司令员高东生讲述)三1949年秋天,天气还热,彭总率领第一野战军向兰州挺进,野司总部路经张家川休息时,总务处的同志买了两个西瓜,用盘子端来,请彭总吃。彭总问:“别的同志吃到了没有?”“这儿西瓜不多,我们正设法买。”总务处的同志放下盘子,拿起菜刀,准备给彭总切西瓜。“别切,把西瓜端到伤病员那儿去吧!”彭总说着,就把盛西瓜的盘子端起来递给总务处的同志,又特别嘱咐,“一定要送给伤病员吃。”望着彭总那坚定、和蔼的神色,总务处的同志只好端走了。(原甘肃天水军分区司令员王根发讲述)(原载《中红网》)
三八五旅在庆阳,不仅对部队抓紧军训,而且还加强对地方武装自卫军的训练,旅长王维舟还亲自检查自卫军的训练情况。在一次全县自卫军负责人会议上,王旅长到会作指示时,强调自卫军要在防奸反特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他说:“今天我要特别表扬教子川自卫军的路岗,希望大家向他们学习。”接着,他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王维舟要到驿马关检查自卫军训练情况,早饭后便同警卫员骑马上路了。他们走到教子川(距庆城三八五旅旅部十多里地)时,被当地自卫军的路岗挡住了。路岗向他们要路条,由于旅长和警卫员都疏忽了,没带路条,路岗便不让过去。警卫员着急地指着王旅长对路岗说:“这是咱们三八五旅的旅长,有要紧事去驿马关。我们实在是忘了带路条,下次来一定补上,请放我们过去吧!”路岗说,“不行!”并解释道,“我们自卫军遵照三八五旅旅部的指示,这个时期没有路条的任何人都不准在此出入。”王旅长笑了,说:“你做得很对。”说完便策马返回庆城取路条。旅长和警卫员往返二十多里地,把路条取上又来到教子川自卫军的路岗前。路岗接过路条,对王旅长抱歉地笑了笑,说:“首长,耽误您的事了。”王旅长夸奖他:“同志,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自卫军,汉奸和特务在边区就会寸步难行,我们也就放心得多了。”
编辑部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10点30分,我估计上午的邮件此时已取回报社。我约一个作者写的稿子不知是否寄来,我从三楼上到四楼,走进资料室,在桌子上的一堆信件里找。约稿尚未来到,只见一个写给我收的大白信封正面下沿印着一行黑体字“同桂荣同志治丧办公室”,我大吃一惊,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不用拆信就知道,我崇敬的革命老前辈、我多次采访和看望过的刘志丹夫人同桂荣与世长辞了。我十分悲痛,心情沉重地拿着这封信回到编辑部,坐在办公桌前把信拆开,从信封里取出一页印刷的《讣告》,我注意到,《讣告》上说,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999年5月18日上午9时在西安举行。我坐在办公桌前半晌无语。身上体现着许多刘志丹高尚品质的同老的辞世,让人难以接受,去年我看她时,她的身体和精神还不错,我还对她说,祝愿老人家活过百岁。5月19日出版的报纸,18日签付印,这期报纸副刊的编辑任务要我完成,我走不开。可是,我多么想再见一次同老。我仔细看,给我寄《讣告》的信封上的毛笔字是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写的。于是,我给刘力贞及其老伴张光草拟了一封《唁电》,旋即带上《唁电》赶往电信局。发《唁电》后,我与在西安的李赤然将军的女儿李君燕联系,请她代我向同老敬献花篮或花圈,她与同老家比较熟悉。同老随刘志丹将军而去,但她的高风亮节永存世间。我采访和看望她的一幕幕情景以及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眼前。1981年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第一次在西安八道巷一个小院拜访同老,老人沉缅在往事的回忆中,向我讲述了许多刘志丹忠于党、爱百姓、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无私无畏、浴血奋战的故事。令我激动不已的是,随后,我写的《革命的传统永不丢——访刘志丹将军夫人同桂荣》,在同年9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综合节目》中全文广播,为配播这篇稿子,还播放了《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首具有广泛影响的陕北民歌。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次节目的录音带。此后,我路过西安,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去看望同老。同老1905年生在陕北吴旗,1934年参加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跟随刘志丹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出生入死,历尽艰险,特别是为红军后勤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志丹牺牲后,她不仅为抚育他们惟一的女儿备尝艰辛,而且继承将军遗志,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并且抚养了不少老同志的小孩,如儿时的李铁映就曾得到同老母亲般的关怀。不久前,李铁映还去西安看望当年的“刘妈妈”同老。毛主席对刘志丹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且尊称同老“刘嫂”。解放后还请同老及其女儿与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怀仁堂看戏。当年,中央机关在红都保安期间,同老和毛主席是邻居,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亦是同老接生的。有时候毛主席和贺子珍吵架,吵得很凶,谁都劝不开,同老去劝,马上见效。同老像刘志丹一样,胸中装着老百姓,她十分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深情厚谊。解放后,同老长期做妇女儿童工作,使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沐浴到了她伟大的母爱。她为改变革命老区的面貌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年近8旬还乘汽车几千里去看当年的革命根据地,看到老区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有很大提高,她高兴地说:“革命就是要给老百姓办好事!”她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女婿张光(原《陕西日报》总编辑、原陕西省记者协会主席)对同老十分孝顺,老人家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让人欣慰。5月18日,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隆重举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送了花圈,陕西省委书记、省长以及各界人士6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党和人民深切怀念同老。老人家虽然随将军而去,但她高尚的品德永存世间,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原载1999年6月2日《黄河报》)
树枝抽绿,花儿吐香的时节,我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神禾塬上,拜谒了人民作家柳青和夫人马崴的合葬墓。站在墓碑前,我想着柳青独树一帜的创作生涯和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想着马崴为此所作的全部牺牲,禁不住湿润了眼睛。为了探寻他们生前的足迹,我离开墓地,到皇甫村等地采访,许多老伯、大娘和干部群众深情地向我讲述了柳青和马崴的往事。1952年秋季,已蜚声文坛,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我国文学新秀柳青,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马崴一起到长安县深入生活,并在该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一住就是14个春秋。柳青曾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马崴曾任皇甫乡党支部副书记兼文书、王曲区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柳青曾帮助王家斌(《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生活原型)的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社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他都参加。经常天不亮就从住地步行3里多路赶到王家斌门前,隔着窗户把他叫起来工作。王家斌告诉我,柳青是著名作家,又是10级高干,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他不仅把该书基本稿费和印数稿费一万余元全部捐献给皇甫村所在的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而且为他所在的生产队架电线花去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他不仅认真生活,而且创作的态度也很严肃认真,有些作品光开头就重写30多遍。他说,作家贡献给人民的作品,既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要对生活有真知灼见。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作品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皇甫村的干部、群众都说,柳青做人、做文,堪为一代楷模。马崴在沈阳长大,大学毕业,在西北党校工作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柳青结婚并到皇甫村落户后,一面积极参加农业社的各种活动,一面搞社会调查,为柳青的创作搜集素材、清抄稿件、处理来信、接待来访,逐步成了柳青的得力助手(后来组织上正式决定她为助手)。她比柳青小12岁,但与他志同道合,相爱深沉。原王曲区委书记(后在长安县委农工部工作)孟维刚告诉我,柳青生前曾对他说,马崴忠厚善良,贤慧勤劳,集中国妇女美德于一身,又精明能干,实在难得。柳青不善于接触女同志,马崴就替丈夫在这方面深入生活。为了让柳青塑造好徐改霞这个人物,马崴多次去生活原型家里,一面帮着做活儿,一面了解情况。一次,还在生活原型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柳青说,《创业史》凝结着我同马崴两个人的心血,写完4部之后,我将在后记里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连第二部都没写成,马崴与柳青就先后离开了人间。“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使柳青受尽摧残。造反派一再威逼马崴,要她跟柳青“划清界限”,揭发问题。马崴不仅没有那么做,还尽最大努力体贴、照顾患难中的柳青。他们家被抄、工资被扣发后,每人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为了给柳青看病买药,补养身体,马崴每顿饭只吃一点咸菜,连口炒菜也舍不得吃。1969年在“九大”召开期间,柳青被宣布为“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之一。对柳青的批斗升级。造反派又逼着马崴与柳青“划清界限”,并给她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条是,尽快揭发、批判柳青,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另一条是,如不对柳青“反戈一击”,就准备上批斗场,接受批判。并限时要她答复问题。马崴不愿违背良心保全自己,在“限时”到来的前几个小时,含恨离开了人世。柳青得知马崴先他而去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哭道:“这实在是抽了我的筋哇!”马崴用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表达了对人民作家柳青的忠贞不渝,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噩耗传到皇甫村后,干部、群众十分悲痛,洒着眼泪说:“多好的人哇,太可惜了!”直到现在,老年人提起马崴,还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们说,马崴心地善良,敬老怜贫,为我们社员排忧解难,常常是“雪里送炭”。社员董士信噙着眼泪说,1962年,他的两个小姑娘都患了黄疸性肝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不断恶化。马崴知道后,先来他家了解患儿的病情,接着专门赶到城里,用自己的钱买了特效药,送到他家治好了两个孩子的病。董士信的两个女儿提起马崴,总是深情地说,她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哇!柳青同马崴生前扎根皇甫,与干部、群众相处得亲密无间;他们去世后,就被合葬在当地已故农民墓地附近。他们的精神和品德同巍巍秦岭、滚滚渭水一样,将永存于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