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成长离不开一定的环境，而环境对人的一生虽然不起决定作用，却为人的成长与发展提供必要的客观条件，产生重要影响。从接触的范围来看，它可以划分为“大环境”和“小环境”两种。“大环境”即国家、地区和整个社会，“小环境”即能够直接接触的工作和生活范围，包括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和居住区域等。“大环境”可能是一代人或几代人共同遇到的，对人的影响是共性的，而每个人因经历不同所处的“小环境”各不相同，受到的影响也千差万别。

与同龄人相比，莫言的人生经历相对复杂和特殊一些。他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回家“放牧在荒原”。在家乡务农、打工至21岁时，艰难地入伍当兵，期间先毕业于军艺文学系，后又拿到了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的文艺学硕士学位。从军20多年后，他转业到检察日报社，10年后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至今。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处的环境对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和交叉错综的。

家庭：启锚远航的港湾

莫言的成长与成功，与家庭影响关系密切。莫言的家人可能并非有意地运用什么方法、培养他成什么才，但他们通过言传身教，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家庭教育的三个重要原则：

以德为主。莫言的大爷爷、爷爷和父亲都是品行端正、忠厚诚信的农民。他们很注重对孩子品德、心理和意志品质的培养，通过自己的言谈举止给子女留下了很多值得学习的精神和品格。莫言的母亲宽厚仁慈，坚强乐观。她自己舍不得吃，把半碗饺子给了乞丐。为卖白菜多算了买者一毛钱而懊悔不已，批评莫言“让娘丢了脸”。莫言小时候怕母亲寻短见，母亲便对他说：“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所有这些，都震撼了莫言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材施教。莫言很小就显露出对文学的兴趣，他作文好，喜欢看小说、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演节目。大爷爷、爷爷顺其自然，经常给他讲神仙鬼怪、历史传说等，是他最早的启蒙老师。莫言的大哥是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对莫言的写作由充满忧虑到全力支持，给予写作上的引领与帮助。他多次给初学写作的莫言修改稿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不囿于传统、勇于探索创新也是大哥向莫言提出的谆谆告诫。

宽严相济。莫言的大爷爷、爷爷、母亲和叔叔等，一直对莫言比较宽容，原谅莫言偶然犯的小错。小时候，莫言因偷吃了生产队一个萝卜被父亲往死里打，是爷爷的一句“不就是个鸟操的萝卜嘛”解了围。父亲则严厉方正，不怒自威。莫言称爷爷目光一扫，他浑身发抖；爷爷咳嗽一声，他“屁滚尿流”。这固然是夸张说法，但他对孩子的要求的确实异常严格。由于担心后辈“学问不成，庄户不能”，父亲对子女教育十分严厉，每次考试之后都要看成绩单，若考得不好即严加训斥。莫言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

在这里，还应当特别说一下莫言的爱人杜勤兰。莫言曾说，他最大的成功，不是写出很多名篇，而是有一个幸福家庭。其实可以这样说，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莫言成功的保证。莫言参军前曾与杜勤兰同在棉油厂上班，两人相恋结婚，从此同甘共苦，夫妻恩爱。因为时间大多被写作占据，莫言的许多生活细节都由妻子包办。正是因为身边有妻子日夜操劳和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为莫言解除了后顾之忧，他才能集中精力进行创作。

学校：指点迷津的灯塔

莫言就读于大栏小学时，同是文学爱好者的张作圣老师对莫言的特长教育值得称颂。他最早对莫言的文学才华加以肯定，是莫言文学上的启蒙者。当年每周两堂作文课，他总是点评莫言作文，写上密密麻麻的评语。他经常给莫言“开小灶”，探讨作文秘诀，教莫言如何写好作文。他经常把莫言的作文当做范文在班上宣读，并推荐到农业联合中学当范文。他还借书给莫言看，支持莫言看“闲书”，并通过家访让莫言父母转变对看“闲书”的态度。

1984年，莫言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受益匪浅。首先，他遇到了对自己钟爱有加、全力栽培的恩师徐怀中主任。徐主任亲自帮莫言分析作品，找出毛病，探寻独特的创作道路。他凭着自己在文学界的威望，向报刊和出版社推荐，对莫言予以无私地点拨与扶持。其次，当时诸多行业的专家学者和著名作家纷纷前来举办讲座，这些讲座信息密集，五花八门，虽不成系统，却带来了各自新鲜的文艺观念，新知识、新方法、新感受层出不穷。过去，莫言都是遵循传统的文学理念，基本上是主题先行，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公式化、模式化的缺陷。军艺“八面来风”式的教学方法，使莫言头脑中固有的文学观念受到多种学科领域的轮番“轰炸”，从此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他认识到过去写作的狭隘，彻底解放了思想，改变了文学观念，小说创作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两年之后，莫言又进入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学习，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完善了知识结构，增强了文学素养，提高了写作水平。

工作单位：助力前行的风帆

莫言20多年的军旅生涯辗转多地，先后在黄县、保定、延庆和总参政治部等服役。令人欣慰的是，不管在哪里当兵，部队的领导、战友都曾关心和帮助过他，热情鼓励他复习、考学、上学，支持他业余阅读名著和进行文学创作。在黄县，部队领导无视针对莫言成分不好的告状信，毅然信任他、保护他、留住他，给他腾出屋子复习文化课考军校，还发展他入了党。在保定，部队领导爱惜人才，还专门去找上级求情，破格实现了他提干的愿望，并支持他写作和外出体验生活，于是他开始在《莲池》杂志发表作品，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在延庆，他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两年，获得了宝贵的让他受益终生的进修机会，从此因佳作不断而走红。在总参政治部，他成为文化部创作员，开始专业创作，有了时间和精力上的保证。另外，军营无疑是个锻炼人的地方，莫言长期在部队工作和生活，在军营中成长，站岗放哨，教学写作，磨炼了意志，提升了素质。

莫言转业到检察日报社影视部工作后，报社领导只要求他写一部电视剧，一月讲两次课，不用坐班，可以在家专门搞创作，给了他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报社领导为他接触社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有机会外出参观和采访，了解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对一个专业作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莫言自己回忆说：在报社，我与上上下下关系非常融洽，报社领导和同仁们都对我很好，给我提供过很多帮助，以致让我不知道该感谢哪一个。

地域文化：文学创作的源泉

齐鲁大地孕育了齐鲁文化，而实际上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与重规范，主张中庸平和，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比，齐文化更崇尚思想自由，尊重异端邪说，甚至敢于任其鬼怪之说泛滥，开放包容，狂放不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表现出开放旷达的辉煌气度。这显然是一种更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文化。高密居“齐地”腹部，民间文化有着浓郁的齐文化色彩。莫言在浓郁齐文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熏陶中长大，浸润高密东北乡每一寸土地的齐文化气息，在他的生长期遗传到基因里、融入到血液里、铭刻在脑海里，成为他感知世界的初始方式和创作源泉。齐文化为他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浓烈的文化氛围，从而为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调。

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将梦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高密的传统文化中有历史名人郑玄、晏婴、刘墉，谓之“三贤”；还有艺术方面的泥塑、剪纸、扑灰年画和茂腔，谓之“四宝”。历史传说中有孙文抗德、“孙家口伏击战”和“公婆庙惨案”、“野人”刘连仁的故事等。至于那些稀奇隐晦的神话鬼怪传说、民间故事，加上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以及地方文化特性浓厚的各种人物和他们的故事等等，更是形形色色，无穷无尽。莫言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良文化氛围，掌握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从中吸取营养，烂熟于心，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成就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学传奇。

一个人出生的家庭和所处的“大环境”无法选择，不可改变，但有些“小环境”是可以选择和改变的。“小环境”对人具有重要作用，人也可以“反作用”于“小环境”。莫言其实就是驾驭环境的高手，他在环境面前的选择和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方法，对我们有着启发和借鉴意义。

善于利用环境

为了使自己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有时候要利用、适应“小环境”。一个人置身部队，属于个人支配的时间是比较多的。莫言充分利用这一特别长的时段，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文化，阅读文学名著，并开始了艰苦的文学创作。在军艺学习期间，有恩师指点，有写作竞争的氛围。面对天赐良机，莫言白天听课，晚上写作，于是有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等多部作品的问世。他的创作当时呈“井喷”状态，两年写了上百万字。在检察日报社，莫言十分珍惜那段人生积累与文学创作的“黄金岁月”，勤奋笔耕，写出了长篇小说《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三部长篇小说，还有大量中短篇小说、散文和戏剧等，收获颇丰。

及时更新环境

一个人通过主观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乃至更新“小环境”，寻求更为有利的成长空间。莫言在家乡煎熬了21年，度过了他苦难的幼童时期和在生产队劳动、到棉油厂打工的艰苦岁月。为了改变不幸的命运,实现自己“一天三顿吃饺子”的作家梦，他费尽周折，克服重重阻力于1976年参军入伍，经历了一次人生的大转折。倘若没有20多年在部队的学习与历练，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莫言。

在《丰乳肥臀》引起轩然大波之后，经历了尖锐的批判、无力的辩解，参军21年的莫言觉得该离开原来的环境了。他于1997年主动提出转业的请求，很快就被批准，到了检察日报社工作。另外，部队作家身份使得他无法以个人身份自由地出访西方国家，更好地进行民间文学的交流，也是莫言转业的一个原因。至于后来从报社又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则无疑是为了更好促进其文学事业的发展。

身处逆境不气馁

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有顺境也会有逆境。那么，能否经得住逆境的打击，是成长道路上的严峻考验。莫言“少时辍学牧牛羊”，失去了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所受的苦难比同龄人要多。在高密东北乡忍饥挨饿、落寞孤独、屡遭歧视，使他遭受了心灵的创伤和刺激，极大地影响了他未来的生活与文学创作。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段特殊经历，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昏暗时光。面对不幸和苦难，莫言没有怨天尤人，自甘沉沦，而是把恶劣的环境当做上帝的恩赐和宝贵的财富，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在劳动之余勤奋刻苦地学文化、读名著，如饥似渴地听故事，在广袤的原野上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为将来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当初他既爱又恨的高密东北乡，最终成为他文学的幻境、创作的根基。正所谓：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

上世纪九十年代，莫言倾力“打造”的《丰乳肥臀》在《大家》杂志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不少人的攻击谩骂，深陷非议泥沼。“商业”的初衷栽到莫言头上,甚至被扣上了反动、反党的“大帽子”，他被迫违心地写检查及写信去阻止自己的作品出版。面对《丰乳肥臀》给他惹来的麻烦和受到的不公，他默默忍受，心地坦然，始终坚信自己写的是一部神圣庄严的作品，相信《丰乳肥臀》在被骂过之后仍然还会在读者中流传，迟早会有公正的读者和文学评论家发现《丰乳肥臀》的价值。历史已经证明他的自信是正确的。

（山东高密市税务局   梁守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