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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精品

  • 忽培元:《群山》第62章

    【编者按】严昭柱(《文艺报》原副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以马文瑞在西北的革命生涯为中心,还描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有革命领袖,有基层的干部和战士,还有甚至记不得姓名的老百姓,虽然都着墨不多,但几笔勾勒,几笔点染,便栩栩如生。特别是对刘志丹、谢子长等西北革命领袖的描写,是其他书籍少有写到的,具有相当珍贵的史料价值。就是那些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的革命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王震等,由于是写马文瑞与他们的直接交往,写马文瑞对他们的观察、感受和印象,因而便具真实性和亲切感。作品对人民群众的描写,同样是亲切感人的。特别是姜家兄弟的母亲——那个掩护马文瑞等人脱离险境而自己被敌人拷打的刚强老人,还有那个在危难中让马文瑞上炕睡觉、给他煮南瓜吃、在雨中赶来送草帽的满脸皱纹的老人,还有那些在敌人枪口下抢回革命烈士遗体的群众,还有那个怕“红军爷爷”受冻、跑着送来羊毛袜子的小女孩,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和那饱含深情的感慨——“革命在最困难的时候,多亏了人民的支持”——一起,给我们的心灵以巨大的支持——一起,给我们的心灵以巨大的情感冲击,使我们领悟到远比时下的生命意识、性欲冲动深刻得无法比拟的人生哲理。《群山》曾这样描写西北的莽莽群山:四周是无穷无尽的山峦,那万千的沟壑与梁峁,仿佛从天而降的滔滔洪波,突然因某种神奇的力量作用,而凝固下来了。那是何等的宏伟壮观!……这是天底下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气质与风采的自然景观……每一道沟壑和溪流,每一座山梁和山峁,都象征着一个村庄或一座城镇;每一棵草,每一株树都象征着黄皮肤的男人和女人。看起来独立不群,其实又紧紧地凝聚在太阳照耀之下。整体来看又像一颗硕大无朋的沉思着的沟回曲折的大脑,无时无刻都在闪烁智慧的光辉。凭着这种力量和智慧,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奏响了民族复兴辉煌的理想华章,我们的使命是要继续前进,使理想进一步向现实转化和飞跃。我想,这就是《群山》给我们最深刻有力的启示和激励吧。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民族复兴的华彩乐章》之第三部分第62章:张云逸一直笑眯眯地听大家争论并不插话。显然,他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态度,已经是略知一二  宜川城里,驻守西北军一个营。国民党的县政府很反动。两者无视“协议”狼狈为奸,逮捕关押了一批共产党员。马文瑞得知这个情况后,便下决心争取西北军那个营能够同情革命,然后再通过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县政府放人。 据了解,这个营的营长叫陈玉璧,是榆林县镇川堡人,黄埔第四期学生,同刘志丹是同学。马文瑞在米脂三民二中读书时,他曾担任过体育教师。俗话说:“亲不亲,乡党分。”马文瑞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人去联络。派去的人回来说:“那家伙很反动,根本不认你这个共产党老乡,我说了老半天,他连个回信也不写。”马文瑞一听,不服气,决定自己亲自带人到宜川城里去做工作。就在这时候,接到了一项新的重要任务。 原来,中央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军人马大增,供给有了问题,连吃饭穿衣都有困难。这时,敌人大军压来,为了躲开重兵,开辟新区,中央决定再度东征。于是派后方参谋长张云逸带一部电台,来到延川做渡河准备,马文瑞、邵式平、戴季英也参加此项工作。 接到任务后,他们来到紧靠黄河的延水关村住下来,和地方党组织一道,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不料,刚过了两三天,就传来了“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 那天上午,张云逸兴奋地操着浓重的广西话对大家说:“哎呀,发生大事情了!” 马文瑞问:“什么大事情,叫参谋长这么高兴?”自从那次撤离瓦窑堡认识张云逸后,他就很喜欢这个性格幽默的老同志,觉得他人很朴实,没有一点架子,说起话来总是乐呵呵的。 “大事情,大事情,这可真是天大的事情!”大家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才神秘地说:“昨天夜里,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是真的吗?” “这还有假,军委刚才来电报通知我们的。这个消息,眼下恐怕全世界都知道了!” 戴季英因错误“肃反”被撤了职,情绪本来不高,一听说“西安抓了蒋介石”,一下子来了劲头儿,说:“参谋长,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咱可得喝酒庆贺呀!”张云逸说:“应该,应该,可到哪里去搞酒呢?”他的眼光望着马文瑞。马文瑞说:“让我试试看。”说着拿上一只搪瓷缸,出门走到一户熟悉的老船工家里。他知道长年累月在黄河上摆渡行船的老艄公,腰间总有一个装烧酒的酒葫芦。果然,不费多大劲儿,就找到一缸子烧酒。大家喝着酒,热烈地议论着应该如何处置蒋介石。 马文瑞平时滴酒不沾,今天心中太高兴,也乘兴喝了两口酒,有些兴奋地说:“西安捉了蒋介石,等于搬掉了挡在抗日统一战线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东北军和西北军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和我们搞统一战线了,可以公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逼蒋介石表态同意。这样,对我们在全国推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有利,也有利于苏区的巩固和发展。”戴季英一听,急了眼,把酒缸子往桌上一蹾,红着一双眼睛说:“我看首先应当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 邵式平也说:“是的,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围剿’红军,是千古罪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抓住而又不杀,就不如不抓了。” 张云逸一直笑眯眯地听大家争论,并不插话,也不明确表态。显然,他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态度,已经略知一二。 马文瑞听了那两位的意见后说:“主张杀蒋介石我不反对,但什么时候来杀,得慎重考虑。” “什么慎重不慎重,我看对蒋介石这样的人,关键是要快杀,不然夜长梦多,一旦放虎归山,必定后患无穷。” 那天中午,他们几个人在黄河畔上热烈地争论着。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正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保安的红石窑里,热烈讨论着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高瞻远瞩地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实践证明,毛泽东、党中央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杀掉蒋介石,会爆发内战,继而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那样一来,客观上将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1936年12月17日,驻守延安的东北军奉命撤出,红军随即驻防于此。在此期间,东北军、西北军驻防陕北的部队撤走了。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驻延安。但有些县城里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宜川县国民党县政府仍然关押着我们一批同志。马文瑞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派王秉章前去交涉,才把我们的同志放了出来。有个县苏维埃主席姓赵,长期囚禁,快被折磨死了,放出来时连路也不能走,被人用担架抬着。这个同志握着马文瑞的手,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老半天才说:“感谢组织营救我们出狱。”马文瑞说:“老赵同志,听说你被捕后,坚强不屈,一直在狱中坚持同敌人斗争,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你为党和人民争了光。”被营救出狱的同志都很感动。经过狱中的磨炼和考验,这批同志成了更加坚强的革命者。 白军争取工作圆满结束后,马文瑞回到陕北省委。这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已迁驻延安,中共陕北省委迁往距延安城六十多里的蟠龙镇。当时,郭洪涛已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由马明方担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 马文瑞在蟠龙镇见到马明方,两人都非常高兴。“唉呀,早就听说你要回来了,就是只等不见!”“宜川县有几个被捕的同志,刚交涉把他们营救出来。”当携手从陕北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舍生忘死走过来的革命战友又得以重逢,真是不胜欣喜,感慨万分。陕北特委的“二马”又见面了!两个人握着手,心情都有些激动,反而无话可说。马明方看到如今自己面前站着的这个比自己小七八岁的马文瑞,已经完全成长为一个老练成熟的党的领导干部。他那当年学生派的年轻而英俊的脸上已经被风霜雨雪磨炼出一种工农干部式的粗犷而深沉的表情。更有趣儿的是上唇也已经有了黑黑的一抹胡碴子,给人暗示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男子汉的力量。马文瑞的眼里,这位他一直很信赖的兄长式的同志,显得有些苍老憔悴。但他的目光,依然还是那么聪慧、坚定而乐观,总给人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马文瑞心中突然涌起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个同志,他的精明天资和沉稳个性,使他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态度。这一点在他看来,很是难能可贵的。省委的同志们听说马文瑞回来了,纷纷前来看望。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月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流血牺牲,革命者每时每刻都可能献身革命。因此,战友和同志的久别重逢就显得像过节日一样重要。于是,那个寒冷的陕北早春的夜晚,同志们兴致勃勃地一直拉谈到深夜。“马文瑞同志,听说你还只身进过一次延安城,同东北军的一个团长长谈过一次,那个团长长得什么样子?”“听说你交了不少东北军的朋友,连他们的营长都听你指挥,真有这事?”“延长县有个西北军的连长抽大烟,让你训得头也抬不起来,这是真的吗?”人们七嘴八舌,问长问短。马文瑞万万没有想到,原本默默无闻的白军争取工作,竟然在苏区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再下来,他几乎听不清人们的话题,只感到人们相互间的心心相印。处在那种热烈而亲近的气氛中,表面上依然保持着往日平静的马文瑞,心里却十分感动。这种同志加兄弟式的温暖,使他产生一种回到久别的家一样的感觉,体会到和亲人重逢的气氛。窑洞、热炕和春风拂面一样的轻声交谈、嘘寒问暖和充满真诚情谊的目光,使他周身的热血都舒缓地流淌着,一切郁闷、委屈和因艰苦工作带来的倦怠以及长途跋涉造成的疲劳统统烟消云散了,只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幸福感,一种处在信任和友谊包围之中的宽慰,一种革命同志团结友爱的神奇的力量。他感到,在这样的气氛中,每个人的灵魂,都经过友爱的洗礼,会变得很单纯、很干净的,头脑里种种个人主义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锈斑会自行脱落,而被镀上一层纯金的颜色。这种人际关系,只有在革命队伍内部才可能有的,只有在党内生活很正常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 第二天早晨,当马文瑞与马明方在蜿蜒东去的蟠龙河畔迎着朝阳散步时,那种温暖的感觉仍然保留在心中。他们注意到了脚下的这条小河,它被严寒封冻着,但汩汩的流水却从坚冰下面发出悦耳清响。他们谁也不说话,一边迈步朝前,一边倾听着河水流淌发出的声音,那是最真实最动听的音乐,只有从艰辛和坎坷中过来的人们才能听得懂,才会被它感动。 “文瑞,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有可能的话,我想离职到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多年实际工作,虽然也注意学习,但理论水平不高,很有必要静下心来系统地学一学马列主义理论。” “这个想法不错,”马明方说。他的声音突然低沉下去,脸色变得很苍白,咬紧牙关,显出很痛苦的样子。马文瑞忙扶住他,知道明方的胃病又犯了。好些年了,他有病就这样硬拖着。马文瑞突然想起了郭滴人……便担忧地说:“明方呀,你的病可不能再拖了,得找个好大夫,或是到外面去彻底治疗。不然拖下去可不是小事情。”马明方用双手按着肚子,强打精神说:“不要紧,我这是老毛病了,一着凉就发作,过一阵子也就没事了。” 马文瑞不无埋怨地说:“不是没事了,病根子实际还在。经过治疗,除了病根儿,再投入工作也不迟嘛。” 马明方点点头说:“好吧,我瞅个机会。” 两个人并肩慢慢走去,开始谁也不再说话。坚冰下面的流水依旧汩汩地流淌着,他们却听不见了。流水的歌唱对于革命者来讲,显然属于超越现实的音乐。当他们讨论着现实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和思维是属于现实的,任何富有浪漫色彩的自我意识,都顷刻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24 20:16:36 作者:忽培元 来源: 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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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培元:《群山》第61章

    【编者按】严昭柱(《文艺报》原副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关于思想政治路线的历史教训上。马文瑞作为在西北土生土长、长期在西北从事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对西北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经验有特殊的感受和领悟。他曾感到:“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不仅在于敌人的强大,更在于革命阵营内部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在于某些革命者自身的不坚定和不成熟。”他与这种组织不纯、思想不纯现象进行了坚决斗争。1929年他调到绥德县任县委常委兼县团委书记。县委书记周发源以掩护身份为名,开了一家商店,“整天点头哈腰,拱手作揖,肥吃海喝,忙于生意应酬,县委的工作反倒丢在一边顾不得过问了”。马文瑞感到“这个周发源,开始由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浑身散发着铜臭气味的买卖人”。他当面严肃地批评周发源说:“你整天忙着做生意,三天两头跑山西进货。你身为县委书记,不下去巡视工作,这难道还不是不务正业吗?”这种批评的锋芒和勇气,完全来自他对革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又曾清醒地意识到:“革命的敌人和绊脚石,不光是白军和反动政权,不光是地主老财和种种反动势力,还包括革命阵营内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行为。这些错误思潮和行为的蔓延滋长以至泛滥成灾,往往削弱革命力量,甚至断送革命事业。”他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从实际出发去决定工作方针和行动。1930年年中,立三路线传到陕西,主观主义地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盲目地要求“地方暴动”、“武装起义”,结果使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由于马文瑞从实际出发,对立三路线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所以他所在的北区党团组织的各外围群众组织都完好无损。但是到1933年冬,“从上面最近发来的一些文件看,他们对陕北的实际斗争情况了解很不够……不知道陕北反动军事统治的严酷,不清楚陕北的同志们是在怎样一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斗争的……他很不理解,上级党组织为什么只是根据个别人的书面汇报来指示工作呢?为什么不能经常派人下来巡视指导工作?……他心中的共产主义信念是绝不会动摇的。他革命斗争的艰难,特别是被上级的误解,又常常使他感到苦闷困惑。”终于在1935年冬,刘志丹和包括马文瑞在内的西北主要军政干部,统统被当作“反革命”给抓起来了,他们被关押,被折磨,有的遭到杀害。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了陕北,才把他们解救出来。了解西北革命的这个沉重教训,读到马文瑞同志的亲身感受和深入思考,对我们今天是有启发和警示意义的。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共产主义思想,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媚俗、不谋个人私利,才能抵制错误思潮的侵蚀,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胜利前进。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民族复兴的华彩乐章》之第二部分第61章:群众见红军派来的人这么威风,胆子也壮了,一阵连骂带奚落,把个白军一连人弄了个大红脸1936年冬季,即争取东北军停战抗日的任务基本完成后,马文瑞又奉命前往陕北东地区(延川、延长、宜川一带)做杨虎城的西北军工作。临行之前,周恩来说:“你们安塞东北军工委任务可以讲已经圆满完成了。这次派你去陕北东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即西北军)经过我党的多方努力,双方上层已经达成了‘互不侵犯’、‘消除经济封锁’和‘建立军民联系’的三项协议。但驻防部队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一些下级军官思想上、政治上并没有完全接受我党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你们的任务,主要是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在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做宣传争取工作,以保证‘协议’的付诸实施。”其实,这次派他前去,还有一个重大使命,也许需要保密,周副主席当时没有讲。这是后话。陕北东地区,处在黄河西岸的山区。山大沟深,交通很不便利。土地革命前期,作为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之一,马文瑞曾经长期奔波在这一带山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当地许多村子他都去过,许多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都认识他。因此,他在这一带开展工作,有许多便利条件。当时的情况是,多数城镇驻扎着杨虎城的部队,并设有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县政府,乡村仍是苏区。中共党的县委和县苏维埃政权多数设在农村。马文瑞奉命率领新组建的陕北东地区西北军工作委员会,来到东地区,立即投入工作。延长县城这天逢集。天很冷,太阳刚冒花,把冻实了的河滩里的水汽赶起来,再经风一吹,更是冷飕飕令人缩骨难耐。延河川大路上走着些进城赶集的老乡,每个人嘴里呼出来的霜气,把眉毛胡子都染白了。为了避免麻烦,马文瑞和几位同志一道儿穿着老百姓的烂袄子,头上拢着羊肚子手巾,走在赶集的人群里。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很苦焦,老乡们进城去,主要是采购食盐和煤油一类生活必需品。人们也没有多少东西可卖,大多数背上背着几捆红葱或一点药材,要么手中的筐筐里装着十来个鸡蛋或梨子、红枣。这些土特产,在城里也卖不了几个钱。人们也不敢多带,弄得不好,碰上白军的军需,便要拉去“充公”,那可就惨了。红军和西北军,上面虽已商定了协议,老百姓和持枪驻防的士兵却并不清楚什么“协议”不“协议”。西北军的士兵,多数是关中人,在他们眼里,陕北的老百姓都是些穷烂杆“北山狼”,是属核桃的,只能压榨着打着吃。而老百姓的眼里,这些穿着“二尺五”的灰皮,说话操声咕乱就像狗咬仗,手里端个“七斤半”,专门欺侮老百姓,不是些东西,统统称之为“白狗子”。马文瑞走着路,看出点儿问题来,便问身边一个进城卖葱的老汉:“你老走城呀?”“嗯。”老汉抬起头,打量他两眼,继续低头走路。“赶集的怎净是些老汉娃娃、婆姨女子?小脚老婆儿们为啥连个毛驴子也不骑?”“唉,后生怕抓壮丁,吆驴刚赶上给白狗子支差。”老人说着,伸出一双干柴般的手搓了搓冻僵了的脸颊和耳朵。他的下巴上的一撮胡子,吊着冰凌珠子,在阳光里闪着光,更增强了他生气的表情。马文瑞明白了。他心里盘算着进了城如何做工作。他事先已派人摸清了情况:延长城里住着西北军一个连,连长姓孙,好嫖女人抽大烟,部队的纪律很涣散,时常在城里敲诈勒索,在四乡抓鸡扰民,群众对他们很反感。由于山高皇帝远,红军与西北军达成的“三项协议”,并没有在这里得到实施。通过与西北军士兵初步接触,马文瑞感到,西北军士兵看起来都是本乡本土的,但争取工作并不好做。因为这些士兵,多数抱着“吃粮当兵”的雇佣思想,并没有多少政治觉悟,有些流氓成性,恶习满身。你给他讲道理,往往就像对牛弹琴。你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嬉皮笑脸说:“文魁武魁,不如半个锅盔(关中人做的大面饼)。”你说:“当兵的不应该欺侮老百姓。”他反问道:“不欺侮老百姓,那让我们欺侮谁呢?”整得人软硬不行,哭笑不得。工委的同志们都说,这工作真难做,整天受的是窝囊气。有人主张干脆给他们点儿颜色,像红军开始打东北军那样,等到枪一响,他们就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了。马文瑞对大家说:“争取工作难,动武容易,我们可不能避难就易呀!”马文瑞一路思索着进了延长县城。城里仅有的一条街道,两边的店铺、民房破破烂烂,街上稀稀拉拉也没有多少人。他们一打听,说驻军的连部设在城隍庙里,就直奔连部驻地。那个西北军的连长还没起来,正抱着个女人在大殿的耳房里面睡大觉,勤务兵端着烟盘子在外面伺候着。等了老半天,他才吸足了烟,趿拉着两只鞋,打着哈欠出来见客人。马文瑞看见连长那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很生气,心想连长这么个模样儿,怎么带兵去抗日?便说:“天都快晌午了,你怎么才起床?”那家伙三楞眼一瞪说:“我们几时起床,你们共产党管不了。”马文瑞说:“你们杨司令和我们毛主席定了三项协议,你知道不知道?”那个连长说:“听说有那么几条条,具体怎么讲,咱也不清楚。”马文瑞说:“这话是你讲的,那好,我要致电杨虎城,说驻守延长县城的孙连长不知道三项协议是什么。”他听了,态度顿时软下来,挤眯着一双小眼睛说:“三项协议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马文瑞说:“这可以,只是你得把全连士兵集合起来,带到十字大街上去,我要当众宣传。”孙连长迟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吧。”队伍集合起来,带到十字街上。十字街口坐北面南有一座戏楼,马文瑞就站在戏台上面讲话。赶集做生意的老乡,见平时凶神恶煞的白军破天荒地站着队听一个穿烂袄子的人讲话,都觉得好奇,便围着看热闹。戏台下面很快围了许多人,个个瞪着眼睛侧耳听。好在马文瑞讲的是本地话,老百姓句句都听得懂:“……西北军弟兄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狼烟四起,哀鸿遍野,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烧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房子,强奸我们中国妇女,把我们中国儿童活活用刺刀挑起来丢进火坑里面……西北军兄弟们,你们说,面对这样的侵略者,我们中国军人应当怎么办?”“打,打他个挨慆货!”“对,打狗日的!”士兵中有人高喊了一声,其他几个响应道。看热闹的老百姓中有人声音不高不低地说:“指你们那个慆样儿,还能打日本!?”人群哄地一声笑起来,那个孙连长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马文瑞说:“对,这几位士兵兄弟的主张同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一样,也和你们杨司令的主张一样。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愿与十七路军携手战斗,打击日本侵略者。因此前不久,我们的毛主席和你们的杨司令达成了‘三项协议’。这头一条就说要‘互不侵犯’,要求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这包括要求你们驻军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联系。这一条你们这个连执行得怎么样?”问这话时,马文瑞故意把目光转向看热闹的老百姓。只见工委的其他人,也都穿着烂袄子,混在老百姓中。“执行个屁来,他们就解开买东西不给钱,拉驴支差不讲理!”“对,还有那个孙连长,吃喝嫖赌数他行!”“这号儿军队,招不住日本人一耳光!”群众见红军派来的人这么威风,胆子也壮了,一阵连骂带奚落,把个白军一连人弄了个大红脸。包括孙连长本人在内,个个低头不说话。马文瑞挥手压下了群众的议论,说:“你们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吧。你们这么个样子,可是和协议精神相反的。要是叫杨司令知道了,撤职是小,有人说不定要掉脑袋!你们杨司令这个人,我知道,是个穷苦人出身,他最恨当兵的欺压老百姓。你们自己说今后怎么办?”只见连长看士兵,士兵瞅连长,大眼瞪小眼,到底没有言声。过了老半天,那个孙连长说:“按着协议办,我们整饬纪律。”马文瑞说:“那好吧,限你们十天之内整顿好。到时候,咱们再听听老百姓怎么说。”事后,四乡的老百姓都说这出“三娘教子”唱得好。西北军驻延长县城那个连,再也不敢欺侮老百姓,每天操练队伍。孙连长抽大烟嫖女人的毛病也收敛了许多。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24 20:13:37 作者:忽培元 来源: 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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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培元:《群山》第60章

    【编者按】严昭柱(《文艺报》原副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莽莽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曾与中央苏区遥相呼应,与其他革命根据地一起,铸成工农武装割据的星火燎原之势。后来,它又为万里长征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迎来党中央,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对转变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起了重大作用。因此,西北的群山是神奇而神圣的,不但长期引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关注、向往,而且持续不断地引起文艺工作者的美感激情和历史思索。且不谈诗人的吟咏或豪唱,单是叙事性文艺作品就出现了不少思想艺术质量上乘的力作。这些作品,不论是50年代的长篇小说,如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还是90年代以来的《巍巍昆仑》为代表的影视作品和类似题材的纪实文学,都是描写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描写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画卷的,而表现西北革命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作品,则为数不多。这方面的作品,继1979年出版的李建彤的纪传体小说《刘志丹》之后,笔者又读到新近出版的忽培元的长篇传记文学《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深感其独特的思想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觉得应该向广大读者加以推荐。    《群山》所描写的,是马文瑞同志在西北的革命生涯。同时它也就从这样一个独特角度,讲述了西北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全程。这无疑丰富了我们对西北革命的了解。不过,《群山》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这种史料的价值,而更在于历史本身的意义以及它对于今天现实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这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尖锐的问题。近年来,一些人搞所谓“政治激进主义批判”,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乃至旧民主主义革命都统统加以否定,在知识界一部分人中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和出版《群山》这部长篇传记文学,就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而更是对现实的感应了。西北人民不革命就没有活路。年仅15岁的学生娃马文瑞亲眼看到,青年农民冯二“整天像牛马一样替财主家拼命干活,却无法给自己失去劳动的老母带来起码的温饱”。在西北遭受大旱的1929年,17岁的共产党员马文瑞又亲眼看到,一方面是民众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另一方面,“大量的粮食在地主的粮仓里存着”,不仅不救济灾民,反而趁火打劫,发家暴富。“那些大地主往往借名‘筹赈’以自肥。中小地主则乘机贵卖粮食,贱买土地,跃上大地主的阶层。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要打碎这个不合理的世界,铲除剥削的压迫,使劳苦大众过上好光景,就只有走革命的道路。这是西北革命兴起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马文瑞在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思想驱动下,由一个进步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在斗争中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这不仅有力地说明了西北革命的合理性、必然性、正义性,也有力地说明了革命者的磊落和崇高。正是出于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崇高思想,马文瑞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着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才能才干,创下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1928年,在白色恐怖中,16岁的马文瑞装成哑巴,只身闯进敌人戒备森严的米脂城,取出了中共陕北特委的重要文件。1929年,他提议并参与组织了大规模的饥民斗争,四五千农民大闹绥德城,震撼了陕北大地。1933年,他仅带一人,连续一天一夜翻山越岭,追上闹分裂而出走的一支部队,把他们重新带回革命道路。1934年,他正在成功地开展着民运工作,该部突然调往西安,他硬是凭着两条腿,急行军十多天追上这支骑兵,拉出了一个排投奔革命。1935年,他受命带领一支短小精干的武工队,到四面是敌的东部地区开辟新区,他卓有成效地工作,不到半夜便成立了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还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开辟了幅员纵横200余里的红色根据地……仅举这些事例,即可见到这位传奇式革命英雄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风采。阅读《群山》,你更可以了解马文瑞深入细致地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他更是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群山》用一支平实而不乏细腻的笔,为我们塑造了真实感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同志的光辉形象,并通过这个形象显示了中国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和最深厚的力量,歌颂了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崇高思想品德。西北革命的光辉历史,雄辩地驳斥了“告别革命”的谬论,昭示我们在今天继承老一辈为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的光荣革命传统,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再创新的辉煌业绩。再如果轻信了那种“告别革命”的谰言,就会堕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坑;在市场经济体制搞“一切向钱看”,这必然会把我们的国家引向灾难。我想,这是《群山》首先的重要思想价值所在。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民族复兴的华彩乐章》之第一部分第60章:叶剑英看得很高兴,对马文瑞说:“你们搞的这个市场可不简单,连卖东西的老百姓都帮我们做工作”  如何使外围宣传更加卓有成效?如何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建立起一种对双方来讲都很有吸引力、又便于开展争取工作的联系?马文瑞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 安塞东北军工委,驻在县城下川的一个村子里,离东北军封锁着的边界很近。通过前一时期的接触,马文瑞发现这些被蒋介石派遣来封锁“围剿”红军的东北军,自己的军需物资反倒比红军还要紧张。他从士兵们的口中了解到,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交通又不便,加之蒋介石有意克扣军饷,东北军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他们不光是服装换季成问题,连吃饭也成了问题。陕北地区本来就贫穷,加之他们所到之处,老百姓跑的跑,躲的躲,还实行坚壁清野,把一切有用的物资全都转移到山里埋藏起来了。没有粮食,没有蔬菜,肉食更是缺乏,许多人没烟抽,马匹的饲草更是成问题。马文瑞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说:“我想,咱们可以在边界地带建立市场,派驻办事处做工作,欢迎东北军来收购柴草、蔬菜、肉蛋、粮食和日用小百货,官兵都可以来,利用这种特殊场合进一步开展我们的争取工作。”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好。方案拿出来送给叶剑英(时为驻安寨的中共东北军工委负责人)审批后,他们立即着手在砖窑湾和河庄坪分别办起了两个市场,还派出了办事处。通过市场贸易来搞争取工作的威力很快就体现出来了。 河庄坪是安塞与延安之间一个较大的村子,原本不上百户人家,眼下却空前热闹起来。安塞东北军工委办起的新市场首先得到群众的支持。听说集市是红军设立的,上下川几十里内的老百姓都聚集到这里来卖东西。人们对红军很信任,在红军立起的集市上卖东西,心里感到靠实。就近驻扎的东北军正愁军需困难无从解决,就派人前来买东西。渐渐地,也有三五成群的士兵前来逛市场,工委办事处的同志们便乘机开展争取工作。他们在市场最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十字路口上刷写一条标语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进入市场的人一眼便能看到这条标语。东北军的官兵们看了,就像用一根火柴点燃了埋藏在他们心底的爱国热情和复仇的火种。马文瑞注意到了,许多采买东西的军需官和逛市场的士兵,立在这条标语下,失神地望着东北的方向。他们显然是想起了自己那被战火吞没了的故乡和在日本鬼子的铁蹄蹂躏下的亲人。他们正愣着,就有人把一张油印的传单悄悄塞到他们手中了。那是工委印制的宣传“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主张的宣传品。其中有中共中央的公开宣传品,也有马文瑞亲自起草的文章。有一份传单是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出的《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告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两个东北军的军需官拿着传单念道:“蒋介石要消灭东北军,东北军的出路在哪里呢?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是你们的出路,而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他们两个念着,不知不觉周围就围了许多东北军士兵和赶集的老乡。一个老乡说:“这单单上说的,句句在理。是什么人说出这么中听的话?”东北军士兵们听了,个个低头不语。可见连卖东西的老百姓,也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这天,叶剑英和马文瑞带着红军文工团到市场上来演戏。演出之前,他们一道在市场上转着看。这时候,有一个东北军的军需官迎面走过来。身边一个卖肉的老乡很神气,他剃着光头,穿着一件新缝的白汗褂,烟袋锅斜插在裤腰带上,像武装工作队员腰里别着一枝手枪。见那个军需官一眼盯着他的猪肉走过来,他故意用手中的尖刀拍打着吊在肉架子上的那扇猪肉说:“猪肉贱卖。”那个军需官走过来问:“一斤多少钱?”卖肉的老乡说“旁人割一斤十吊钱,你们队伍上的割一斤,我只收五吊钱。”军需官听了很高兴,又有些奇怪地问:“为什么?”老乡说:“听说你们队伍近来不打红军了,预备调转枪头子去打日本人,那半斤猪肉,我就不要钱,送给弟兄们吃了好上战场。”军需官很感动,急忙说:“那敢情好,我割十斤肋条肉。”老乡二话没说割下一块子肉,钩在秤上称了称,秤杆扬得停不住锤,便说:“高些吃嗑。”军需官感动地付了钱,提着猪肉又去买别的东西了。 叶剑英看得很高兴,就对马文瑞说:“你们搞的这个市场可不简单,连卖东西的老百姓都帮我们做工作。” 马文瑞说:“这一带的老乡,多数心向共产党。我们要求各级地方党组织,都要积极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叶剑英说:“你们这个办法好。我要给恩来同志建议,推广你们的工作经验。” 两人正说着话,就听一阵锣鼓响,掀起兴奋的波澜,人们奔走相告:“快去看,红军文工团来演戏啦。”“一定又是宣传打日本的。”“走,咱们去看戏。”许多穿着军服的东北军官兵和老百姓,大家来到临时搭起的戏台下。见一个穿灰军服的女文工团员走出来报幕,随后幕布拉开来,是许多人站着大合唱。前面还有一男一女领唱,唱的第一支歌竟是《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一曲终了,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叶剑英说:“马文瑞同志,你发现了吧?鼓掌最卖力气的,还是东北军的弟兄们。这支歌实在太好,比我们讲多少道理都强。”马文瑞显然也很兴奋。他想不到,一首歌竟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这时,人群里突然爆发出一声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人群高呼着。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倒日本狗强盗!” “打倒日本狗强盗!” 马文瑞看时,带头喊口号的人,竟然是那天在山头哨所里认识的“大驴子”,站在他身边的老李头和孙猴子也因激动而满脸涨红着。原来,经过一段时期的培养,老李头和另外几名倾向革命的东北军士兵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马文瑞忙从人群里挤过去,那个性情暴躁的大驴子,一见马文瑞,握着他的手焦急不安地说:“老马呀,你们红军的主张好,我们服,就是那些当官的,他们怕蒋介石,这该怎么办?”马文瑞看着他身边另外那一老一少两个人,小声说:“你们在士兵中多宣传、多联络些人,官长自有办法。”那个大驴子一听,急着高声说:“我们的当官的,他娘光顾自己往上爬,早把家乡忘了。”不料这话让不远处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听见了。他手里攥着马鞭子,一脸不高兴地挤过来,怒气冲冲地盯着大驴子,老半晌儿才用满口的奉天话说:“谁说老子把家乡忘了,你以为就你爱国?告诉你,当官的也是人,打日本的决心不比你们小!”他正说着话,人群外替他牵着马的勤务兵喊道:“方团副,咱们快赶路,开会时间要过了。”那个方团副这才丢下大驴子,挤出人群走了。大驴子瞅着他骑马远去的背影,高兴得直拍大腿。老李头低声说:“方团副当众表态要抗日,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儿呀!” 马文瑞过后立即派人了解方团副的情况,重点做他的争取工作。方团副思想进步很快,替工委做了不少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培养,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此人以后表现不好,被我党放弃)。 河庄坪市场,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延安城里的国民党县长高锦尚是个反动家伙,此人是米脂人,曾上过黄埔军校,是个革命的叛徒。一天夜里,他派人抓走并杀害了安塞东北军工委驻河庄坪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捣毁了市场。马文瑞得到消息,立即带人赶去,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很快又恢复了市场。 随着争取东北军工作的不断深入,马文瑞感到光搞外围宣传和在士兵、下级军官中做工作已经不够。当时延安城里驻着王以哲军的一个团部,马文瑞决定深入到延安城里去做团长的争取工作。 这天黄昏,他化了装,骑着骡子只身来到延安城下。站岗的哨兵正要关城门,见有人要进城,便把枪一横说:“进城干什么?”马文瑞说:“找人。”哨兵又问:“找什么人?”还没等马文瑞说话,方团副的勤务兵便跑过来了,说:“你们有眼不识泰山,这是方团副请来的客人,酒席摆下,一圈坐着,等着人家去吃哩。”哨兵忙收起枪,勤务兵便领着马文瑞进了城。 两人赶到团部,方团副和那个姓王的中校团长果然等在那里。只是并没有备什么酒菜,只是泡好一壶茶,点着一盏油灯的方桌上还摆着一碟炒南瓜子。马文瑞和王团长面对面坐在桌子旁,秉灯畅谈直到深夜。团长见了马文瑞,很热情,显然已经听过方团副介绍的一些情况,因此一见面,就握着马文瑞的手,很真诚地说:“唉呀,你们共产党、红军了不起!如此艰苦还不忘抗日救国,真是可歌可泣,可歌可泣。”马文瑞说:“咱们都是中国人,在团结抗日这个大前提下,红军和东北军更是一家人。家里如今闯进来个东洋强盗,咱们就要扭成一股劲儿,把这个强盗赶出去。” 王团长说:“那是,那是,你这个话,讲得一点没错。” “可是强盗进了门,有人却不怀好意,叫咱们丢下强盗不打,而打自家人,你说这是个什么道理?” “唉,这个道理我们也想不通。” “结果怎么样呢?你们东北军到西北‘剿共'两个多月时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与红军作战,三战三败,损失近三个师,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或死或俘,这恐怕也是东北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吧。尤其是你们的一O九、一一O师,素称东北军中之佼佼者,何立中、牛元峰两位师长素为张学良器重。对于东北军的损失,蒋介石不仅无关切之意,反而取消番号,核减军饷……”没等马文瑞说完,那团长已是义愤填膺,再也坐不住,在地上来回地踱着方步。他突然停下来,面上两道浓浓的剑眉立起来,说:“不瞒你说,俺们东北军在西北,可受够了窝囊气!” “那么我们的毛主席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团长赞成不赞成?”马文瑞乘机问。 “这个主张我拥护。” “说句心里话,我们红军根本不愿意同东北军作战。对俘虏东北军的官兵也是格外优待。” “这个情况我已有所闻。” 马文瑞又说:“抗日不光是你们东北军的事,也是共产党和红军的事,是全中国军民的事。只有全体中国人团结一致,才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王团长说:“停战、合作抗日我赞成,只是……只是你们毛委员常敬奉些外国人,我想不大通。” 马文瑞明白,他所指的“外国人”,自然是马、恩、列、斯了,便说:“我们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的,马克思、列宁是外国人,他们是外国人中的好人,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真理,对我们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可以起到好的作用。” 王团长听了,目光里仍然流露出不大信服的神色。 马文瑞便问:“你一定信奉‘三民主义’吧,那你应该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了。其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起先也曾参考外国人的东西。美国的林肯总统就曾经提出‘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就是从林肯的‘三民’思想中受到启发的。可见信奉外国好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坏事情。” 王团长听得直点头,心悦诚服地说:“嗯,是这么个理儿。” 马文瑞乘机说:“眼下据我们了解,东北军的士兵中,抗日的热情很高涨,但他们担心你们当官的只听蒋介石的话,把家乡的父老乡亲忘记了。你们中高级军官能不能把士兵弟兄们的抗日情绪报告张司令,好让他同蒋介石讲,东北军的官兵都想打回老家去。” 王团长听了说:“这个话,我只能讲给我们的王军长。由他再报告张司令。” 那一晚,两人谈得很上劲儿,不知不觉就听到鸡叫了。天快要亮时,马文瑞才不得不告别那位性情豪爽又正直的东北军团长。王团长亲自把他送出城门,又派人把他一直护送到红区与白区的边界地带。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安塞东北军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不光是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接受了共产党的停战抗日的主张,连许多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也都对共产党的主张心照不宣。到了1936年的八九月间,安塞、延安之间的数百里边界防线上的碉堡和工事,实际上已经毫无用处。各村的赤卫军和老百姓,公开有组织地敲锣打鼓去扒碉堡、拆工事,东北军的士兵也不认真阻拦。离安塞县城不远的地方驻守着东北军一个营,营长姓陶。山野里的碉堡工事折完后,人们就动手扒县城附近的工事。1936年8月间,叶剑英在给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安塞川碉堡逼直拆到陶营附近(离城十里)。赤卫军打起红旗在扒工事。陶营士兵说:“老乡,你们胆子真大!谁叫你们来拆碉堡?”群众回答说:“你们要走了,让我们拆掉不要紧。” 哨兵说:“你们走开,我要打枪了!” 老农说:“同志,枪打不得,你去问你们的陶营长,适才马文瑞刚与陶营长谈得起劲。” 士兵果然去报告营长。陶乃禁止打枪,并请马文瑞和群众说话。马说:“不要迫得太紧,等他们走后再拆。”足见陶营受革命的影响是比较深的。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正式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不向红军进攻,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转告蒋介石即速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24 20:10:10 作者:忽培元 来源: 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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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培元:《群山》第59章

    【编者按】涂武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原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只描绘了马文瑞的前半生的事迹,只写到1949年5月2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前夕马文瑞离开了延安。从那时起到今天,又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由于我长期工作和生活在首都,有幸能在许多重大的社会活动中,或者在电视里还常常看到这位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的高大身影。虽然已是85岁的高龄,他依然还是那么精神抖擞、容光焕发、生气勃勃、神采奕奕;当我与他握手时,那只伸过来的大手竟是那么有力。他仍然像以往那样,热心关注和积极参加国内外的许多重大活动,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忽培元在书的《后记》中,简略地介绍了马文瑞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一些活动,如要求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给党中央上送《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书》;4次批示、写信并多次督促政协有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到天津大邱庄了解情况、查处禹作敏案件;以及向江泽民同志亲自提出对党中央今后工作的建议等等,等等,虽然极不完整,但已足够感人。这后半生的事迹,看似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不像前半生那般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可平凡中寓意着伟大,普通中蕴含着崇高,对新一代同样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从我个人的心情来说,是希望能早日读到《群山》的续篇的。 不过,我同时也感到这部续篇的撰写不是那么容易,可能在某些方面比《群山》还要难。因为描写的对象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与过去大大不同了,职务与地位有了很多的变化,和平建设时期表面上看不像战争巨变中那样有传奇性;这样,就更需要从平淡中去发现和采掘闪光的宝矿,就更需要运用为新时代读者易于和乐于接受的艺术手法,也就向作者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还有,既然是上、下篇,也就存在着作品风格、结构和品性的连贯和统一问题,两者的反差不能太大。这些,都需要作者有足够的各方面的准备。应当说,积累了多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包括《群山》这部近40万字长篇著作的写作经验,以及长期丰富的基层工作生活经验的忽培元同志,在已有的基础上再向前跨越一大步,飞跃到一个新的高峰,尽管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我相信,经过作者的不懈努力和细磨细琢,《群山》的续篇一定会更加光彩夺目,耳目一新,熠熠生辉,引人入胜!我期待着她的早日问世!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四部分第59章:马文瑞认真地听着,努力把周恩来讲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在心里。他感觉到了肩头担子的分量  中共东北军工委驻扎在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保安县城。周副主席时常来安塞指导工作。马文瑞在安塞上川一个叫白家坪的村子里见到了周恩来。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周恩来一见马文瑞,显出很高兴的样子握着他的手直截了当地说:“文瑞同志,你对开展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有什么想法?” 马文瑞说:“我打算边学边干,请周副主席布置任务吧。” 周恩来说:“这个态度就很好。我们干革命,本身就是一件新事情嘛。你们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安塞、延安这一带的工作。这一带是王以哲部的防线,大约有两个团,团部设在延安城里。可别小看这两个团,这就好比在我们的大门口设了岗哨,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做好了这两个团的工作,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你们的任务:第一,想办法让他们停火,不要再打我们;第二就是要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激发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乘机还可以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培养发展党员。” 周恩来最后说:“总之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流亡者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变为抗日的军队。因此,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要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争取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由红军的对手变为友军。” 马文瑞认真地听着,努力把周恩来讲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在心里。他知道,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周恩来亲临这里主持工作,说明这一带的争取工作很重要,他由此感觉到了肩头担子的分量。 谈完了工作,也就到了吃晌午饭的时候。马文瑞告辞要走,周恩来说:“在我这里吃饭吧,吃完饭再走也不迟嘛。” 马文瑞便留下来与周恩来同桌用餐。 一会儿,勤务员端来了饭菜。很简单,一碗小米干饭,一碟炒土豆丝外加一盆绿豆南瓜汤。马文瑞也不客气,端起碗就吃。陕北人的生活习惯,吃米饭总喜欢把菜舀到碗里和着米饭一道吃,这和南方人的习惯很不相同。因此,一开始吃饭,周恩来便端起菜碟,不由分说给马文瑞碗里拨了一多半,说:“我知道你们陕北人只有把菜拨到米饭里才吃着香。”马文瑞说:“那是劳动时在山里吃饭养成的习惯。”周恩来不再说什么,一边吃着饭,一边开始认真地批阅文件,嘴里嚼着饭,眼睛瞅着文件,手里还不停地从菜碟中准确迅速地夹着菜,你说不清他是附带着处理文件还是附带着吃饭。他不停地放下筷子,用一枝铅笔在一份电报或文件的上方,迅速地批上几个字或一两句话,随即又抓起筷子吃起来。显然,他已经习惯了在吃饭的时候处理一些紧急公务,那个封皮上注明“急件”的夹子,总是在吃饭时摆在他的面前,忙而不乱,反倒显得格外敏捷。看到这种情形,马文瑞再也不能安心吃饭。他注视着周恩来那留着长胡子的瘦削的面孔和那双因长期睡眠不足、布满血丝显得有些混浊的眼睛。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已经有些苍老的人,实际上年仅三十八九岁。他肩负的担子实在太重,工作的头绪也太多,繁忙的事务致使他没有时间休息,只能夜以继日地工作、工作,像一部机器,几乎不停息地运转着。难怪上次交谈时,正说着话,他就睡着了。此刻,马文瑞真有些后悔那次把周副主席惊醒了,应该让他多休息一会儿,他过度疲劳的身体,太需要休息啦。可他看见那撑着蚊帐的炕上,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像是好久没有人动过一样,只是那件旧棉大衣丢在炕边上,也许是用来和衣盖着睡觉的。 “哎,你怎么不吃饭?快吃吧,你们陕北的小米饭,可是要趁热吃的。对,吃完米饭,喝一碗绿豆南瓜汤,这是最好的消暑食品。”周恩来说着自己带头大口地吃起饭来,一边吃,一边还说:“别看这饭简单,可都是好东西,营养价值很高。”马文瑞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吃完饭,他要走了,周恩来派警卫人员一直把他送到村外大路上。临分手时,马文瑞问警卫:“周副主席每晚几点钟休息?”“有时通宵工作,有时是天快亮了,才盖着大衣打个盹儿。”“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返回的路上,他的心很不平静,有几分亢奋,也有几分沉重。他想,周恩来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为共产党人树立了一根很高的标杆。中国革命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目标的远大,更在于艰苦卓绝的斗争,磨炼造就了一大批这样无私奉献着的伟大的革命者。“干革命就应该像周副主席那样地工作!”这是拉着骡子行走在崎岖山路上的马文瑞不断对自己讲的一句话。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英雄,那富于传奇色彩的事迹,总是充满了迷人的魅力,令人感到可歌可泣。而那些在革命这部大机器上,充当着某种不引人注目、实际上却十分重要的角色的人们,往往鲜为人知。看起来,他们没有直接创造辉煌的奇迹,他们没有亲自率领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他们甚至没有亲自举枪射击过,更没有端着刺刀同敌人展开过你死我活的白刃血战,但是他们在另一条战线上,于无声的战斗中,却为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甚至为创造某种关键性的转机,默默无闻地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而这种推动革命前进的转机,又常常是千军万马也无能为力的。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普通而寻常的,别人也许更是这样认为。因此,那些轰轰烈烈的场面掩盖着的另一种辉煌和奇迹却至今鲜为人知。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英雄,他们的事迹虽不惊天动地,却是感人至深的。 红军主力开始西征以后,陕北地区暂时出现一片空寂。张学良的军队,被迫放弃被日寇铁蹄践踏着的东北地区,离乡背井来到西北“剿共”,本身缺乏士气,又同红军交手几仗,被打得焦头烂额,只好画界防守,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不料红军主力西进以后,地方游击队却异常活跃起来,他们来去迅速,出没无常,搞得东北军日夜不安。边界地带小的战斗时有发生。东北军对红军有些害怕,对游击队感到头疼。于是东北军在边界地区修筑了许多碉堡和哨所,企图把苏区封锁起来。 这天上午,山野里的太阳很毒,晒得地里的糜谷卷起了叶子。山峁上,安塞与延安交界的一座哨所里,有三个东北军的士兵还穿着棉衣抱着枪挤在一个小草棚下面执勤。陕北的山,在山峁上看就像许多摆在锅里的包米窝头,如今被烈日一蒸烤,热烘烘的更像刚揭锅的包米窝头了。一眼望去,周围除了这模样相同的“窝头”,再连一棵树、一只小鸟也看不见,更不要说有什么人。一个垂头丧气、瘦骨嶙峋的士兵口唇干裂着几道口子。他把腰间的水壶举起来摇了摇,发现里面没水了,但他还是拧开了盖子,把壶嘴颠倒过来对着口,老半晌儿才控出来几点水。他生气地把水壶摔到地上,声音嘶哑地骂道:“他娘的,蒋介石这个老不死的,这不是存心要把老子放在火鏊上烤嘛!‘剿共’、‘剿共’,剿他娘个屌,连个人毛也不见,剿他娘什么‘共’哩!”另一个干脆背靠在棚柱上歪戴着帽子,呼噜呼噜地打瞌睡。突然,先前骂娘的那一个瘦子说:“唉,老李头,你看,那边山梁子上有人来了!”翻起裤腰捉虱子的老士兵连头也不抬地说:“哪有什么人,一连五六天了,连游击队也不见捣乱了。”“快看,真有人!大驴子。”他摇着打瞌睡的那位喊道:“红军来了,快,红军来了!”那一个听得,呼地由地上跳起来,迷迷糊糊抓起枪。“孙猴子,在哪里,红军在哪里?”“那不是,顺山梁那边走过来了。”三个人这回都看见了。果然有三四个穿着红军军服的人,大着胆子从山梁那边走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腰板挺直的高个子,他穿着军衣却没有戴军帽,身后有人手里牵着一匹马。老李头急忙系着裤腰带,眯着眼睛望着山梁那边说:“奇怪,他们好像没带枪。”大驴子说:“该不是腰里别着烧鸡腿儿!”说着哗啦一声,把子弹推上膛,趴在地上就瞄准山梁上的人要打。孙猴子也立即趴下来,拉响了枪栓。老李头忙说:“哎,我说大驴子,你别他娘给我冒冒失失就开火,情况搞清楚再打也不迟。”于是,三个人都趴下来,子弹推上膛,对着那几个越走越近的人。大驴子说:“这回看清了吧,地地道道是他娘红军。看那样子,还有个当官的。”“哎,你没看见有一个还挑着一担水。”孙猴子的声音充满了兴奋。“去去去,难道说红军给你送水来了不成?”大驴子说着,又开始歪着头闭上一只眼睛瞄起准来。这一回,他把那个走在前面像是当官的那个放在准星里面。他的枪法准,那是全团有名的。他心里划算着这距离最多一百五十多码,只要老子的手指一扳,碰上天王老子也没命了。 这时,却听山梁上的人把手张在口上对着哨棚这边喊道:“东北军兄弟们,我们是红军,是来给你们送水的。” 大驴子一听,火了,嘴里道:“送水的,说得好听,一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我叫你给我再说假话。”说着就要扣动扳机。孙猴子从旁边把他一推说:“先别开枪!”这时,枪响了,幸亏孙猴子那一推,没打着人。 对面山梁上的人听到枪声,站下来。这回喊话的是为首那个当官模样的人。他的声音很洪亮,是他们已经听惯了的陕北口音。“东北军兄弟们,不要开枪。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手里的枪,应该对着日本人。我们的每一颗子弹,都应该射向日本侵略者。”这一回,哨棚里的三个士兵一下松了劲儿。他们的眼睛,虽然还看着山梁上立着的人,但心却早飞回东北老家那边去了。山梁上的人喊过来的话,像用一只手轻轻地揭起了他们心里头的伤疤,他们立即感到了疼痛难忍。他们是豪爽的东北人,又一个个是背着枪杆子的五尺男儿,却眼看着日本人来了,倒丢下父母兄妹妻子儿女,退到关内来“剿共”。日本人眼下正在他们的故乡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这使他们感到日夜不安,羞愧难言。三个人默不作声地想着心事,渐渐像是霜打了的庄稼,低下了头,枪杆子也歪躺下,显得无精打采。 这时候,对面的喊话声又传过来,仍然是方才那个洪亮的陕北口音:“东北军兄弟们,蒋介石不顾东三省人民的死活,不叫咱们打日本,硬要叫咱中国人互相残杀,给日本鬼子笑话,我们难道能听他的话吗?” 听到此,那个先前捉虱子的老李头早已是泪流满面。前些日子有消息传来说,他的老父亲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妻子和大女儿被轮奸后活埋了……他听着红军的宣传,觉得句句在理,他恨死了日本鬼子,恨死了蒋介石这个大卖国贼。当他听到对面传过来的话,多少日子积在心头的冤屈和愧疚,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丢下手里的枪,站起来,解开衣扣,亮出瘦骨如柴的胸脯说:“红军只要不打我们,咱东北军不跟红军较劲儿。有种的,咱联合起来打日本。” 那边说:“这位老兄讲得好,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应该联合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是我们的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 大驴子和孙猴子听得也丢了枪站起来,异口同声说:“只要联合打日本,谁他娘再‘剿共’,谁不是娘生爹造的!” 山梁上的人听了,又开始走过来,他们果真为东北军兄弟们送来了泡了甘草根的绿豆水。为首的那个人,便是马文瑞。三个兵士见了他们,就像是闹了一场误会的老朋友一样,很亲热,也很有些不好意思。过去听当官的说,红军都是红胡子绿眼睛的怪物。今天见了面,觉得人家个个长得年轻又英俊,便知平日上了当。那个外号孙猴子的瘦兵士,一气儿喝了两大碗绿豆水,这才缓过劲儿来说:“我真不明白,你们红军整天躲在这穷山沟沟里,这么苦,为什么还闹革命?” 马文瑞说:“为了砸碎人吃人的旧社会,为了让全中国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那个老李头听了,抬起衣袖抹了抹有点发红的眼睛说:“天底下果真有这样的好人吗?” 跟随马文瑞一道来的秘书张耀宇说:“咋没有,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个个都是这样的人。” 那个性情暴躁的大驴子(本来姓吕),这时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心中暗暗叫险,要不是孙猴子推他那一把,面前这个好人,早就……他不忍心往下想,一时激动,握着马文瑞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平日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眨眼的东北硬汉,眼睛里却聚了两汪泪水。 于是他们几个人,红军和东北军,像亲兄弟一样地坐在原本是一家用来对付另一家的哨棚下用一只黑粗瓷大碗,喝着清凉的甘草绿豆水,拉着掏心窝子话。 一连十多天,马文瑞就这样亲自带着人,顶着烈日,在红白边境地带一座山头一个哨所地走访东北军的士兵弟兄们。他把个人的安危完全丢在了脑后,就像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奋不顾身地工作着。他和他所领导的安塞东北军工委的同志们用真诚的态度和明白的事理感动着、启发着那些东北军士兵兄弟们。有些人,还成了他们的好朋友、这些兵士,回到兵营里,没有不讲共产党和红军好话的,他们无形中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同样一个道理,被他们接受了,再由他们说出来,东北军的弟兄们更容易信服。很快地,一传十,十传百,包括那些下级军官在内,没有人再仇恨共产党和红军了。大家的心目中,渐渐地只剩下两个可恨的坏蛋:一个是日本鬼子,另一个就是不让他们打日本人的蒋介石。这一带边界上,再没有人愿意向苏区开枪了。他们果真把子弹留下来要打日本鬼子。他们每天在哨所里,剩下的事情只有一件了,那就是变着法儿骂着蒋介石那个乌龟王八蛋。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7 09:59:55 作者:忽培元 来源: 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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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培元:《群山》第58章

    【编者按】涂武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原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其次,《群山》运用了由小见大、寓大于小的艺术手法,将马文瑞个人的经历和活动作为线索,勾画了从本世纪初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间整个西北的重大革命事件。读者跟随着马文瑞的成长、成熟、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经历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中几乎所有的巨变。例如,年仅14岁的马文瑞是在北伐战争胜利和工农运动高涨的1926年秘密入团的。可是,不久就出现了“四·一二”的反革命政变和大革命的失败,于是,他像陕北党团委的许多干部一样,便默默无闻地行进在“闹红”(地下革命工作)者的行列中。在参加米脂三民二中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后,16岁的马文瑞又只身一人乔装哑巴赶着一头毛驴混入戒备森严的米脂县城,取出了中共陕北特委的秘密文件。这里描写的似乎都是马文瑞个人经历的小事,但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中却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许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我们党建立的初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马文瑞参加西北革命的时期,正是整个中国革命从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高潮阶段猛然转入杀气腾腾、一片白色恐怖的低谷中。因此,他在当时感受的“一次次投入斗争,一次次遭受失败和挫折;一次次重新激发起革命的热情,一次次再度陷入苦闷彷徨”,就是带有普遍性的,反映了革命运动的风云变幻、曲折复杂。再如,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以刘志丹为首的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中的一大批领导干部都被错误地划定为“肃反”对象,有的倍受折磨,有的遭到杀害,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为惨痛的损失。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以往所知甚少。《群山》并没有回避陕北革命中的这一段“肃反”扩大化的灾难,用了三章的篇幅描写了马文瑞如何蒙冤遭受迫害,戴上了十多斤重的土制脚镣,关入到阴暗潮湿的窑洞里,前后20多天。直到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把他们解救出来。这是马文瑞的个人史,又是活生生、沉重重的党史。还有,像延安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党中央转战陕北,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通过马文瑞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反映出来的。作者在书中并不是简单地、枯燥地记录和复述这些历史事实,而是形象地、艺术地描绘马文瑞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在这些重要历史事件中采取的态度、思考的问题和起到的作用。并且,还透过马文瑞的眼睛和所思所想,向我们揭示了这些历史事件的内在本质和应有的地位。最后,我觉得《群山》这部作品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那就是把人和景结合得很好,溶为一体,情景交融。这里所说的“景”,不单单指自然地域景色,还包括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书中着重对传主性格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腻生动的刻画,同时又浓墨重彩地描画了陕北高原的群山峻岭、黄土高坡、“山舞银蛇,原驰蜡像”。从书的“序曲”到“尾声”、“后记”,都有不少西北独特景色的描写。作者不仅时时用那支优美多彩的笔,散文式地尽情赞美着陕北的山山水水,还常常不忘描写的对象所处的地域环境和气候变化。这样,就让我们看到了土生土长的马文瑞,为什么能始终保持着与这片黄土山峦的血肉联系,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第二次来到延安和陕北了,可能正是受到《群山》中描写的感染和影响,从西安驱车一直到延安,又从延安乘车到榆林,沿途的景色对我来说比以往感到格外的熟悉和亲切。坐在车里向窗外观望着不断流动的巍巍群山、片片黄土、层层沟壑、潺潺小河,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马文瑞和一大批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劳动过、战斗过的前辈们。每一座高高耸入云霄的山峰,都是一尊永垂不朽的雕塑,这是自然界的天地造化、鬼斧神工;然而,长眠于这片穷山恶水之中和走过了千山万水仍然还在奋斗着的数不清的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应当说也是一座座经过时代风雨精雕细刻的永具魅力的塑像,他们需要、也应当再现于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这两组群雕都具有“坚定不移、坚韧不拔、豁达大度、含蓄谦和,质朴雄浑、一往情深”的伟岸风范和高尚品性。也许,只有阅读过《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这部作品的人,才会这样触景生情、浮想联翩;而从未到过陕北这片黄土高原的读者,就恐怕难以如此真切深刻动情地领悟这部著作蕴藏的涵义吧!作者在记叙马文瑞的革命生涯时,每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都交待得相当清楚明白,使读者似乎也处在当时的气候条件和政治氛围之中;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相结合和统一,纪实性与抒情性相结合和统一,这是一部个人历史的真实记录,又是一幅艺术地再现革命历史的画卷。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三部分第58章:“红大”成立集会上,毛泽东登台演讲。他显得很兴奋,双手侧后叉在腰间,很有气势地面对大家  瓦窑堡初夏的黄昏是绚丽多彩的。夕阳红红的枕着西川尽头隐约可辨的山梁,把满沟川满山坡的庄稼苗儿染成紫蓝的颜色。天空中的几团云彩,像几块烧红了的炭,暗红色透着青紫,涌动在天边,不断地变幻着形态,时而像几只爬出海岸的大海龟,时而又像几匹由沙漠瀚海中走来的骆驼什么的。天空中没有一丝风。城门外河滩上,有许多人在散步。留剪发头、腰间扎着皮带的年轻的女同志们,则干脆脱了鞋,在清清的秀延河水中洗头洗脸。她们深深地弯着腰,水波不动的河面,像明亮的镜子,映照出她们美丽的笑脸。晚霞使得她们的脸色有些羞红,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她们秀发乌黑,身材苗条,吸引了许多岸上散步的男同志。他们也是一些尚未婚配的年轻人,处在那种对异性的存在特别敏感的年华里。他们三五成群地说笑着,还不时有意无意地踢踢脚下浑圆的鹅卵石。“秀延河在它不发洪水也不干旱的季节里,是一条安详而迷人的河。”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说,仿佛是找到了一个理由,便大胆地把头扭向河水那边望去。然而他的眼睛并没有落在河水中,而是尽在梳洗头发的女同志身上瞅。另一位说:“河水再迷人,也没有河里的姑娘可爱。”大家听得小声哧哧地笑,先前那一位却红了脸。河里的姑娘们很敏感,听到岸上的人在笑,就觉得是与自己有关,不禁羞红了脸,扭过身子,把扎着皮带的背朝着岸上的人。不料这么一来又引发了一阵哄笑。她们的胸口便随之跳得像装了一只小兔子。 岸上的那一伙散步的男青年,正觉得有趣,有人却说:“你们别调皮了,秘书长和新上任的宣传部长来了。”大家抬头看时,果然见马文瑞和另一个个子较小的同志并肩走过来。他们显然也是来散步的。他俩的年龄,其实同那一伙青年差不多,不过也二十四五岁,但却显得老练成熟得多。他俩走过来,低头谈着话,并没有注意到晚霞里秀延河畔的美景和男女青年的羞慕之情。他们正在讨论根据地土地改革中的政策问题。他们对于在“左”的错误思潮影响下,把许多中农和富裕中农也硬性划为富农、地主很有看法。认为即使对待富农、地主(除过那些罪大恶极者),也要给饭吃,给出路,教育争取他们,使之不投向敌人。也许是他们讨论的问题太严肃了,也许是他们分别所讲的陕北和闽北的经验和教训,都使对方觉得新鲜,都受到了某种启发吧,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有许多人,包括河里洗衣、洗脸的人们正在用一种敬仰的目光留意着他们。 战争年月,革命的形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马文瑞到陕北省委工作不久,贾拓夫调任关中特委书记,省委决定由他兼任宣传部长。两个月后,中央委派郭滴人担任宣传部长。郭滴人是福建人,是闽北地区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在闽北地区群众中很有影响。郭滴人来省委工作,和马文瑞住在一孔窑洞里。他们年龄相当,又有大致相同的革命经历,很能谈得来。每天黄昏,当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之后,他们喜欢利用晚饭后那一小会儿时间到秀延河畔散步,这是他们感觉最为惬意愉快的事情。他们的两条腿,也许是日夜奔波惯了,只有在行走着的时候,才觉得周身舒服。他们在散步中总是伴随着亲切的交谈。两个人的性情都是谦虚温和而不乏主见,属于柔中有刚的一类。因此他们交谈时,很少像同龄的年轻人那样如入无人之境高谈阔论,更少有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他们的谈话总像平静的秀延河水,娓娓道来,波澜不惊。他们各自同中有异的革命经历,正好造成了一种互补的机遇。他们的交谈,也就往往成为一种交流和借鉴的过程。当夕阳沉落到西边山梁背后的时候,暮色开始从原野的千沟万壑之中涌起,聚合成越来越浓的夜幕掩盖了山川、树木、河流和庄稼,却无法影响到他们热烈的谈兴。这时候,他们便回到共同居住的那孔窑洞里,继续着刚才的话题。那一段日子,除了紧张的工作,这种交谈,使他们各自都感到获益匪浅,也使过去相隔万里之遥的革命者成为情同手足的革命同志。那时候,一些人的观念中,还存在着狭隘的山头主义思想,马文瑞觉得这个山头主义丝毫要不得。他很赞成毛泽东时常在演说里讲到的“五湖四海”这个词语。革命就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孤家寡人。这种认识使他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和同志(包括那些整过自己的人)搞好团结。后来,郭滴人不幸病故。马文瑞很悲痛,心中时常惦记着他。1992年他到福建闽北视察工作,还特意拜谒了郭滴人的陵园。他对同志和战友的深情至诚,由此可见。在瓦窑堡工作的日子里,最难忘的还是聆听毛泽东演讲。红军东征归来后,为了培养军队干部,中央决定在瓦窑堡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不久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6月1日,“红大”成立集会上,毛泽东登台演讲。这一次,他显得很兴奋,双手侧后叉在腰间,很有气势地面对着大家,亲切地环视着人们,声音很洪亮:“同志们,当年,国共合作期间,广州办过一所军校,叫做‘黄埔军校’。恩来同志、剑英同志都曾经受党的委派在这所学校工作。这所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在北伐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红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也是黄埔的学生。今天,我们创办‘红大’,也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这所学校,在抗日战争中,要培养更多的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马文瑞觉得毛泽东的话,很能抓住要领,很有号召力,很能鼓舞士气。他的讲话,一下子就把“红大”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确立起来了。“红军大学”这个名称,立刻变得比黄埔军校还要响亮。 接下来是新任的“红大”校长林彪讲话。那时候的林彪在大家心目中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可惜他满嘴湖北口音,许多人听不懂,只觉得他年轻,人也精干,清瘦的面部,那两道与众不同的浓眉,倒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文瑞后来回忆道:“在那个时候,林彪肯定也没有想到要篡党夺权。当他作为毛泽东信任的红大校长,站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一定也是真诚的,胸中也涌动着革命的激情,他所讲的话,也是出于真诚的吧。那时谁会想到他以后变得那样坏。”他不止一次地感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世间任何事物都是要发展和变化的。总的趋势是前进的,向上的,但在一定时间内,也会倒退,好人也可能变坏。社会发展是这样,人的一生也是这样。 6月初,中共陕北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省委的各部负责人,还有各地的负责同志计三十多人。郭洪涛主持会议,周恩来到会讲话。周副主席简要概括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当时,为了扩大苏区和红军,中央确定西征。彭德怀率部开始西进,红军主力已经离开安定一带,毛泽东主席留在后方。周恩来最后讲道:“中央提出三大任务:一是红军西征,创造新的陕甘宁苏区,打陇东、三边、宁夏,部队将分两路由陕北出发,在彭德怀指挥下,徐海东率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左权率一军团为左路军;二是坚持陕北游击战争,保住现有的这块根据地。这就要发挥我们地方党和游击队、赤卫军的作用;三是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逐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方面,我们地方党和政府要做的工作很多。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会后不久,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陕北省委成立了安塞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选定马文瑞负责,主要担负做安塞、延安等地东北军工作。陕甘工委、陕甘宁省委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 此后不久,1936年6月21日,井岳秀一个营(营长张云衢)进攻瓦窑堡,中央决定我军主动退出。 撤退的时间是在上午。敌人是由东边攻城的,我们的人由西边撤退。陕北省委接到撤退的命令,东边双方已经接火,枪声大作,形势看起来十分紧急。马文瑞所在的省委机关匆忙出了城堡。他看见周副主席也带着警卫人员骑马退了出来。这使他十分吃惊,怎么,中央军委机关还没有撤走?!东边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这时,周恩来骑在马上,很焦急地用目光在人群中寻找,突然问:“主席哪里去了?”警卫人员说:“主席还没有出来。”周恩来一听,急了,厉声批评道:“知道主席还没走,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我?!”周围的人一听说毛主席还没有撤出来,心情都非常紧张,这该怎么办呢?周恩来立刻掉转马头,策马就要往城里冲。就在这时候,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地骑着马由城门洞里走出来了,见大家都显出很紧张的样子,说:“莫慌,莫慌,敌人从东边来,我们由西边走,他来他的,我走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嘛。”一席话,逗得大家都乐了。马文瑞还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这么乐观而幽默。见了毛泽东,大家虚惊一场,随即都很高兴。一路上受毛泽东的影响,有说有笑沿着山路朝安塞方向走,渐渐地把枪声丢得听不见了。 上山的时候,军委后方机关参谋长张云逸骑个毛驴子。也许是他的广西话陕北的毛驴子听不懂,他说走东,毛驴子偏走西,他说走快,毛驴子偏走慢,再不然干脆停下来原地转圈圈,稍不留意,它还转身往回跑哩,整得参谋长满头大汗,嘴里不停地骂那头没收地主家的毛驴子是“反动派”。毛泽东看见了说:“我的参谋长哟,你连个四条腿的反动派都没办法,怎么制服两条腿的反动派哩?”张云逸说:“两条腿的反动派我可以和他讲道理,四条腿的反动派耳朵长得不小,就是听不进道理去嘛。”他俩的对话,逗得大家哄笑不止。马文瑞见张云逸把那头倔强的毛驴实在没办法,便策马过去对他说:“张参谋长,我看咱们还是换着骑吧。我是陕北人,毛驴子能听懂我的话。”张云逸忙说:“唉呀,马文瑞同志,谢天谢地。”说着跳下毛驴子,擦着满头满脸的汗,接过马文瑞递过来的马缰。马文瑞拉过那头毛驴子,用手拍拍它的屁股,轻轻叫了一声,那驴子便乖乖地立定了等人来骑。小时候,他时常赶着毛驴子送大嫂回娘家,懂得怎么吆喝毛驴子。他骑上毛驴,嘴里“嘚秋,嘚秋”地轻轻一吆喝,驴子便往前走起来。毛泽东见了风趣地说:“看起来,当地的反动派,还是要当地的革命者来制服它。”大家一路说笑着,向安塞方向前进。翻过几架山,当天傍晚到达安塞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由于村子太小,陕北省委只能驻扎到另外一个村子里,中央机关与省委机关相距有十多里路。人们习惯上把中央暂时驻扎的那个村子称为“安塞”。7月初,中央转移到保安县城,陕北省委仍留驻安塞,此为后话。撤出瓦窑堡不久,马文瑞按照组织安排,离开陕北省委,专门从事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如今的关于“西安事变”的记载和研究中,似乎较多注意到了促成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即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而较少注意中共方面的一切积极努力。其实,如果说张、杨与蒋之间的矛盾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具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中共方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艰苦细致的积极争取工作,则对于事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待于历史学家和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们去进一步地研究探讨。笔者的目的,只是向读者展现历史的真实情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一个时期里,毛泽东清醒而理智地运筹帷幄,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着中央“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正确方针。“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党卓有成效工作的结果。 让我们再回到1936年6月。 这天,中共陕北省委白军工作部部长兼安塞东北军工委书记马文瑞离开省委,到安塞县城附近去见周副主席接受任务。他像每次接受一项新任务一样,心情很不平静。因为他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不光是服从组织安排,还要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他的最基本的经验和体会是两条:一是发动依靠干部和群众;二是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经验,提高工作的自觉性。这两条,看起来是极普通的,其实又是顶重要、顶不容易做好的。作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党的领导者,他工作中的一切努力,都不外乎围绕着这两件事情。他是很善于思索的人,考虑一个问题总要顺藤摸瓜,细致入微。他知道,这回省委之所以决定自己去搞东北军争取工作,是因为过去自己曾从事过兵运工作,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些情况比较了解。但是,同是国民党的军队,西北军和东北军的情况和处境又有许多不同。要做好东北军的争取工作,首先还是要深入地了解东北军内部的情况,了解一般士兵的心态和长官有什么共同和不同;了解下级军官与中高级军官的心态又有什么共同和不同;士兵之中,也会因为出身和文化等差别而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这些都需要仔细了解清楚,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那天,他骑着一匹骡子,一边赶路一边思考着。不料,转过一道山弯,却见路上走过来几个人,其中一个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几个背枪的警卫人员。“那不是毛主席吗?”马文瑞心里这么想着,便远远地下了骡子,紧走几步来到毛泽东面前,问候道:“主席你好。”毛泽东说:“你怎么在这里?”马文瑞说:“省委确定我搞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我这就去向周副主席报到。”毛泽东说:“噢,是恩来同志点的将吧。我告诉过他,要调有经验、熟悉情况的同志来搞这项工作,你显然是他看中的一个喽。”马文瑞不好意思地问道:“主席,周副主席的住地不远了吧?”毛泽东说:“不远,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噢,你知道去保安的路怎么走?”马文瑞说:“沿着这道沟一直往西走,翻过那架山,就到周河川了。”毛泽东说:“那好吧,趁着天色尚早,我们各自赶路吧。”马文瑞一直站着,把毛泽东他们目送了好远。他看见毛泽东有马不骑,身上穿着和自己一样的粗布军装,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大步走在黄土山路上,犹如闲庭信步一样自在逍遥。通过听毛泽东讲演和几次短暂的接触,使他感觉到,这个人的身上,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领袖的风采,使他很受感动,心想有毛泽东掌舵,中国革命一定能够成功。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7 09:57:23 作者:忽培元 来源: 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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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培元:《群山》第57章

    【编者按】涂武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原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与当前同类的一些作品相比较,我觉得《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至少有如下几个显著的个性特色,也就是我认为的应该肯定的成功的特点:      首先,这部作品的特点是将个体与群体结合在一起,而且结合得合情合理、自然而然。在我阅读过的不少传记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写一些名人伟人的著作,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有意无意地拔高、美化描写的对象,把传主写得十全十美、天生超常、完好无缺、清白无瑕。这样弄得不好就会给读者带来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神化的印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个人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抹煞的;英雄豪杰和领袖伟人以及某一领域中的天才奇才,都能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一定的非常人可比的推动作用。但是,人类一进入文明社会,个体与群体便是不可分割的。群体是由单个的个体联合组成的,可这并不是简单的数学上的相加和组合,而是在社会生产中结合成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社会的个体无论如何是离不开群体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个体只有与群体相结合,存在于群体的关系之中,才是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本质和个性。《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正如书名所告诉给读者的那样,它记述的虽然是马文瑞个人前半生的经历,但又是不脱离社会群体而孤立地去强调个人的贡献、地位和作用。通过对马文瑞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的描绘,作者艺术地再现了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史,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马文瑞的领导、战友、同志、亲友的生动形象;特别是像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马明方、刘澜涛、白明善、崔田民、崔田夫、张达志、张秀山、贺晋年、吴岱峰、李合邦、唐洪澄、毕维周、任志贞、崔文远等数十位功勋卓著的西北老同志和革命先烈,在书中都占据了相当突出的地位,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树立了一组令人久久难忘的西北革命领导人群体的崇高的艺术形象。同时,作品还多方面地通过马文瑞的活动、接触和交往,真实地描绘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王震等一大批叱咤风云、戎马倥偬的人物在西北地区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岸风范,展示了这一重要时期汹涌澎湃、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可以说,这些伟人在书中虽然着墨不多,但淡淡几笔便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如同绵绵群山中屹立的一组高大巍峨、顶天立地的群雕。马文瑞只不过是这黄土峰峦中的一名“马前卒”,是这群雕中富有独特个性的老党员、老革命之一。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二部分第57章:毛泽东低下头,心情沉重地说:“刘志丹同志牺牲得真可惜呀!我们应该很好地纪念他” 193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和陕北省委在瓦窑堡举行隆重的刘志丹同志追悼大会。会前油印散发了马文瑞受组织委托撰写的刘志丹简传。会场设在瓦窑堡南门外的广场上。广场西边靠山根有一座戏台。戏台上扯起的白布上醒目地书写着:“刘志丹烈士追悼大会”的横幅会标。巨大的黑色帷幕上悬挂着刘志丹的遗像。戏台下面,黑压压聚集着人群,却像一湖静水,无声无息。人们的脸色,仿佛都是铁青色的。每一双痛苦的眼睛,都望着远处戏台上面的那一张微笑着的遗像。那时候的陕北,照像尚且是一件神秘的事情。许多老百姓瞅着老刘的照片,梦想那就是老刘本人。人们盼望那笑格嘻嘻的老刘能再开口说话,能从戏台上走下来,像以往每次开大会那样,走到老乡们中间,同每一个人握手拉话,亲亲热热地像回到家里一样。人们盼望着有人能站出来说,咱们的老刘并没有牺牲。说他中了枪,那是敌人胡说,咱老刘正率领红军攻进太原城里去了。数以千计的人们没有人说一句话,所有的话都聚集在心里,所有的想法都凝结在眼神中。人群越聚越多,开始有些拥挤。但人们并不觉得除了自己还有别人存在。这里聚集着的人们,也有的并没有见过老刘,可这个老刘,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更多的人,同老刘是熟人,老刘和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些交往。那些难忘的往事,此刻都涌起在心头。祖祖辈辈没有念过书的老百姓,不懂得这就叫“哀思”。陕北的方言中,把这叫“想念”。地方上有德行的人死后,才能留下“想念”。这个老刘呀,他和前二年殁了的老谢一样,给人们留下的想念最多、最深。连那些未曾见过他们的人,也从人们平素口头流传着的传奇故事里,听出了,这老谢和老刘在西北可是闪亮的星星。有人说他们是北斗星下凡来救苦救难,除恶扬善,拯救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眼下迎来了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太阳升起来了,北斗星就先后陨落。这个显然是毫无根据的神话传说,却在这一刻显得十分悲壮而动人。这时候,湖水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有人小声说:“周副主席来了!”“湖”面上起了一阵风,涌起了一层高过一层的细浪,戏台上的条凳上坐满了中央和陕北省委的负责人。一个衣着整齐、瘦高个子的人,起身走到台前的桌子旁,低沉地宣布:“刘志丹烈士追悼大会开始。”此后,是一阵痛苦的沉默。主持大会的同志宣布:“首先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讲话。”留着长胡子的周恩来低着头,慢慢走到台前,站下来,转身对着刘志丹的遗像脱下头上的军帽。台上的人也都站起来,脱帽志哀。台子下面,所有戴帽子的人,都摘下了帽子,有拢白羊肚手巾的,也抹了下来。人们都学着周副主席的样子,向老刘志哀。全场一片寂静。仿佛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唯有山风飘来远处河湾的流水声,仿佛是痛苦的溪流在人们心中悄然地漫溢着。过了几分钟,周恩来转过身用手绢擦了擦眼睛,开始讲话。“同志们,乡亲们:刘志丹同志在东征前线作战中光荣牺牲了。这是我们党、我们红军和我们中国革命的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西北人民失去了这样一位杰出的革命领袖,我们感到万分悲痛……”周副主席讲着,有些语塞。他停下来,再次由衣兜中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这个举动,像是打开了痛苦的闸门,台子下面的哭泣声顿然而起,像一阵风暴袭来,在会场上掀起了悲痛的浪潮。下面他讲的话,许多人再也听不清了。每个人都处在失去理智的痛苦之中,无论多么富于感情的语句,都无法表现出人们那一刻的心情。周副主席的悼词用一首诗结尾: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刘志丹如此高的评价,使会场上的每一个人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人们的情绪由悲痛变得高昂起来。追悼会之后是遗体安葬。几个戎装整齐的战士抬着挽着黑布花子的灵柩走在前面。周恩来亲自扶榇,悲痛已极。数千人自动列队随后,送葬的人们蜿蜒数里。刘嫂子被人搀扶着,跟随在志丹的灵柩后面哭得死去活来。她一边哭,一边还念叨着“老红军”往日闹红的事迹。她用一个不识字的陕北农家妇女的语言和方式,寄托对敬爱的丈夫不尽的哀思和想念。她的女儿贞娃也跟在后面呜呜地哭。孤儿寡母的哭声令人心碎,感染了整个送葬的队伍。几乎所有的人脸上都挂着泪水。送葬的队伍跨过小河,拐进另一条小沟。沟里有个村子叫刘家渠。刘志丹生前曾多次率领红军从这里经过。沿刘家渠村边的小路走进沟翻过山就是安塞地界了。红军由安定开拔打安塞曾经由这里经过。刘家渠许多群众曾在路边提着煮鸡蛋送过老刘的队伍出征。眼下,刘家渠的男女老少,又像送老刘的队伍出征一样,提着鸡蛋篮子,端着红枣笸箩,来送老刘。有一个老汉,把老伴喂的一只大红公鸡捉住杀了,放在老刘的灵柩上。这是按照当地习俗献给老刘的祭品。送葬的队伍爬上刘家渠对面的山坡。那里有个天然的石窟,在这里可以每天迎接太阳升起,也可以望得见瓦窑堡的街道。这便是志丹烈士的安身之地。灵柩落地后,人们开始动手把洞口用黄土和石块封起来。这时,谁也没注意到,刘嫂子冲上去,用瘦羸的身子护着洞口,说什么也不让人们掩埋她心中永远活着的“老红军”。谁劝说她也不听,只是高声哭喊着:“你们不能埋‘老红军’,你们不能埋‘老红军’”……经过周恩来副主席和众人一再劝说,刘嫂子才停止阻拦,让到一旁小声地呜咽起来。马文瑞再也忍不住伤心的眼泪,忙低下头,用衣袖反复地擦着被泪水模糊了的眼睛。他痛苦地意识到,这一回算是真正要和志丹同志诀别了。1936年5月21日,毛泽东率部东征回到瓦窑堡,周恩来带各级领导和各界军民热烈欢迎。红军东征,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自2月20日至5月5日,红军以一万四千多兵力,转战七十五天,歼敌一万七千多人,扩充红军七千余人,筹款四十多万元,同时,巩固和扩大了西北根据地,迫使阎锡山抽回派到陕北的兵力,吴堡苏区扩大了,神府苏区也由过去的六七个区,发展到二十八个区,并与葭吴苏区连通。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是,红军在沿途三十二个县开展群众工作,拨亮了地方党撒下的革命的火种,并建立和加强了一些游击队和游击区。同时也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马文瑞这一次见到的毛泽东,充满了凯旋的自豪。他容光焕发地大步走在红军队伍前面,同近前的人们亲切地握手,向远处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这时候的他显得很温和,甚至使人们想象不来,这样文雅的一个人,竟然能带兵打仗,而且神机妙算,使敌人闻风丧胆。毛泽东来到周恩来面前,两个人相视会心地一笑。周副主席很敬重地给毛主席行一个军礼,说:“欢迎主席凯旋。”毛泽东说:“感谢后方的支援嘛。”说着同周恩来身边的每一位领导人握手,也同马文瑞握手。这时,毛泽东抬头望着远处的山川,突然低下头,心情沉重地说:“刘志丹同志牺牲得真可惜呀!我们应该很好地纪念他。”当天晚上,毛泽东深夜难眠,不时走到窑院里,抬头望着天空的星辰。终于像每次打仗之前经过深思熟虑作出最后的决断一样,他突然大步返回窑里,把肩头披着的棉大衣往炕上一丢,便坐在桌前,提起早已预备好的毛笔,在墨盒中蘸一蘸,挥笔写道:“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两年以后,为了永远纪念人民英雄刘志丹,党中央批准边区党委的提议,决定将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7 09:54:52 作者:忽培元 来源: 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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