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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占功：长篇小说《往事》第二十四章

   山川中，一个宽阔高台上，一条街道贯穿南北，街道两边绿草茵茵，绿树成荫，每隔一段，便是一个院落，院落里大多是不少砖瓦平房，也有一些土窑洞或石窑洞。这座小镇便是石桥公社机关和公社邮电所、信用社、百货商店、初级中学等各单位所在地。街道南头东边，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便是公社卫生院。进院门对面和左右两边，各坐落一排平房。正面那排房，一间是急诊室，一间是诊疗室，一间是药房，还有正副院长的办公室等。左右两排平房，除一间是手术室，其他都是住院病人的病房。 右边一间房内，有三张病床，中间床上坐个老头儿，护士给他喂药；左边床上躺着一位老年妇女，面部罩着氧气罩，一个女护士给她输液体，一个男大夫给测血压；右边床上躺着一个小伙子，面部亦罩着氧气罩，也有一个女护士给他输液，一个男大夫给他量血压，给小伙子量血压的就是这个卫生院副院长、人到中年的任有福大夫。任大夫穿着白衣，一脸严肃，表情凝重，因为这两个落水者从被救上岸，以及拉回卫生院抢救，已过去十几个小时，都未苏醒。 突然，左边床躺着的老年妇女大叫一声：“米兰儿！”坐了起来。给她输液的护士和量血压的大夫都惊喜地对她道，“好哇，你活过来了！”                                      已载《中国作家网》 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            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2022-08-03 21:55:08 作者:程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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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占功：长篇小说《往事》第二十三章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加上体弱多病，钟老汉日子越来越难过。由于他平时很少与他所在的石头村村民来往，他有多难基本上没人知晓。远近的人唯一想到他的就是他叫“中央军”，很少人叫过他的本名，甚至不少人不知道他的本名，钟老汉越来越厌烦这个称呼，可也没办法堵住别人的口。 石头村是石榴县石桥公社一个村子，这里山高沟深，人口不多，居住分散。前些天，公社卫生院副院长任有福到这个村普查村民身体健康状况，来到钟胜利家中。以前，他也曾听说过这个“中央军”，没想到是这般光景。任大夫立即给钟老汉检查身体，发现他患气管炎肺气肿已很严重，便为他服药、输液。经过治疗，稍有好转。根据钟老汉病情，任有福认为，除了吃药，至少得输五天液。前两天都是任大夫自己从卫生院到这里往返五六里，给钟老汉输液，而这天他没来。 穿白衣的小伙儿给钟老汉输过液，准备走，钟老汉抹把泪，问：“前两天给我检查身体、喂药输液的任大夫呢？” “我们任院长这两天太忙了，他昨日从你这里回卫生院途中，路过黄河支流石榴河上的大石桥，正逢河水暴涨，洪水几乎快要跃上桥面。此时，波涛起伏的洪水中，一个骑在树干上的年青人抓着一个老年妇女连喊救命！我们任院长便下河拼死相救，将二人救上岸。可是，老年妇女已昏迷不醒，年青人刚上岸，也昏了过去。任院长现场采取了一些急救措施，但二人依旧昏迷，正在任院长十分焦急时，一辆牛车经过，任院长便雇这辆牛车，将二人拉回卫生院抢救，但直到今天，二人还在昏迷。”                                                      已载《中国作家网》 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            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2022-08-03 21:52:51 作者:程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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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占功：长篇小说《往事》第二十二章

                         大山脚跟长满荒草的平台上，一处没有围墙破败的小院里，爬满青藤的崖面下有两孔陈旧的土窑洞，左边窑洞的门窗看上去快要腐朽，门开着；右边窑洞没有门窗，里面除堆放柴草，一头驴拴在料槽前的木桩上。 院子的主人钟胜利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他躺在左边窑洞的土炕上，不住地咳嗽着。 一个穿着白衣的小伙儿手提药箱走进院子，叫道：“中央军，打针喽！”旋即走进钟胜利躺着的窑洞里。 “麻烦你们了！”钟胜利又咳一下，从炕上爬起来，抹了把昏花的老眼，望着白衣小伙儿，叹口气，道，“拜托你们别叫我‘中央军’，这‘中央军’的称号，好让我伤心。” 那么当地人为什么称钟胜利为“中央军”呢？ 钟胜利1909年生在西北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父母早亡，他20多岁时，被国民党中央军抓壮丁，成为中央军的一个士兵。在抗日战场上，钟胜利击杀日本鬼子，英勇顽强，打过一些胜仗；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开战，钟胜利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一见“共军”，立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解放军给他发放路费，他就回到家乡务农。可家乡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复转退伍军人有各种优待，而对加入过国民党中央军的钟胜利却没什么照顾，尤其在“文革”中，有人还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给他家的门上贴大字报。钟胜利为人老实木讷，不善言谈，几十年来，逆来顺受，与世无争。他没结过婚，中年时在山里打柴，捡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含辛茹苦将她养大。他年过花甲时，养女嫁到距这儿几百里的一个地方。虽然养女比较孝顺，但交通不便，一个月也难得回来看他一次。                                                      已载《中国作家网》 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            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2022-08-03 21:51:04 作者:程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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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占功：长篇小说《往事》第二十一章

   北欧的美丽小国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朗厄里尼海湾岸边的长堤公园里小美人鱼铜像前，身着休闲服的宁丫丫与西装革履的拓科望着“小美人鱼”聊天。拓科看上去不到三十岁，身材高大，英俊帅气。 “丹麦是个童话王国，我从小喜欢安徒生的不朽童话名作《海的女儿》，早就想来看看根据《海的女儿》主人公雕塑的这座小美人鱼铜像，今天终于如愿以偿！”拓科感慨地说。 “是哇！小美人鱼忠于爱情，美丽善良，全世界无数人对她充满向往。”宁丫丫亦道。 宁丫丫在竹青上了江河水利学校第二年，就被推荐上了北大，成为北京大学外语系一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某部门，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丹麦大使馆任秘书。拓科是宁丫丫北大外语系同班同学，天津人，北大毕业后，现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担任商务参赞。拓科对宁丫丫一见钟情，从上北大开始就追求她，虽然宁丫丫欣赏拓科的帅气豪爽和懂几门外语的才华，但对他并无爱慕的感觉，只是友好相处，一直未答应作他的女友。 “我们都离三十而立不远了，个人问题总得解决呀！”拓科望着宁丫丫，叹口气，接着道，“我希望我的追求，不会落个小美人鱼的结果。” “唉，不要拿我们跟小美人鱼与王子的爱情相比，完全不是一回事。”宁丫丫叹口气，看着拓科，“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我们真的不合适。为了不耽误你的事，我再次重申，你应该去追求更适合你的女孩儿。” “可我放不下你，希望你再考虑考虑。”拓科有些无奈，稍顿又道，“我不想去追别人，还想等你。倘若你与别人结了婚，我再说吧！” “我真拿你没办法。”宁丫丫苦笑道，“那你只好打光棍了！” “男光棍跟女光棍经常见见面，也不失为乐事！”拓科笑道。   “别逗笑啦，我问件事，听说，我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对阿方不珍惜我方的援助物资，随意浪费，非常气愤，便将这一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已经决定，不再对阿尔巴尼亚进行援助。是吗？”“对。”拓科有些激愤地说，“阿尔巴尼亚是个人口不足300万的小国，可我国却在自己人民节衣缩食的情况下，多年来给他们援助了100亿人民币。他们的浪费，的确伤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心。对他们停止援助，理所应当。” 已载《中国作家网》 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            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2022-08-03 21:49:48 作者:程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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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载|忽培元：《群山》第91章

  【编者按】师银笙（延安市委原宣传部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传记文学是历史和文学的结合。写传记主要目的不是为某人立传，而是透过传主的命运折射历史。应当说，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是表现了时代精神的，一切不朽的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带有鲜明的历史印记。读《群山》，给我感受最强烈的是宏阔和大气，它不仅仅揭示了传主人生的轨迹，而且描绘出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陕北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以历史重大事件为情节框架，以巨大的篇幅铺叙了历史场景，运用写实型的笔法精雕细琢地刻画了马文瑞和他的战友们的真实形象。陕北以至后来的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概念，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是举足轻重的。当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南方的红色根据地损失殆尽，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陕北，作为全国唯一保留的红军根据地成为长征的落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为这块红军根据地立下不朽功勋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马文瑞们，确实为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以来，描写这段历史的军事文学较多，使人们了解了刘志丹、谢子长，可是描写陕北党发展的作品却是风毛麟角。也可能是自己孤陋寡闻，我认为《群山》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把陕北革命的全景“复活”在读者面前。厚重的陕北背负着厚重的历史。作为民族的圣地，它养育了轩辕黄帝以及他的后世子孙秦皇汉武及诸多猛士勇将；作为革命圣地，它又养育了魏野畴、李子州、刘志丹、谢子长和后来成为领袖的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这是一块充满血与火的土地，是神圣与苦难并存的土地，奔腾澎湃的历史江河和丰富多彩的陕北大地，给了作家是美妙的灵感和最开阔的美学空间，使他创作出雄豪壮伟、情思隽美、气象浑厚的篇章。书名《群山》，是对马文瑞和他的战友们的肯定和歌颂，也是对这块土地的肯定和歌颂。《群山》确实是气势非凡的画卷，把马文瑞和陕北革命的基石反映出来。我觉得《群山》这个书名太贴切了，多重喻义大大加重了作品的分量。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激情燃烧的大作汗水浇出的史诗》之第三部分第91章：“请速派习仲勋负责绥德地区，马明方负责延属地区，马文瑞负责三边、陇东、关中地区……”米脂县杨家沟，是陕北三四十年代很独特也很有名的巨富村庄。村里有大小七十多户财主，大都姓马。村庄像一座森严壁垒的山寨，坐落在一面向阳而凸起的山包上。村里的建筑以石窑为主。窑院的构造十分讲究也格外别致。一色的黄褐色石料，依山垒砌起高大的窑洞，配合以砖木结构的门楼椽廊，前后院，中堂耳屋，雕梁画栋，石刻鸟兽，一户胜似一户地整齐排列在“之”字形盘山而上的石阶庄道两旁。盖造的规模和门楼的高低，标志着主人富有的程度。而这几十座富丽堂皇的地主庄园，就组合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建筑群落，强烈地展示着陕北民居独树一帜的风姿风采，使这个隐没在黄河西岸沟壑深处的村庄，具有了十分典型的文化意韵。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村庄的最高一层，有一座题名“新院”的庄园，如同鹤立鸡群，特别引人注目。这是在东洋留学学建筑设计的马醒民回归故里后自行设计修建的一座中西式结合的建筑。庄院高大的围墙就像西方古城堡的城墙。宽敞的门洞可进出马车。院内主建筑是一排高大的石窑，却有着哥特式的门窗和雕饰。窑洞坐北朝南，背山面沟一字排开，一色的细石精砌，中间八孔凹进，两边四孔凸出，又充分体现着东方建筑九九归一的对称风格。“新院”于1939年（民国28年）落成，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昆仑纵队”来到这里，一直居住到1948年3月21日方才离开。从此，“新院”——这座盖造格外考究的地主庄园，同中国革命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永远联系到了一起。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它仍是作为革命旧址被完好地保留着。1947年12月中央扩大会议后的一天，毛泽东又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了一夜。早晨，他照例迎着初升的太阳在院子里散步。“新院”从院门外面看，似乎是一座四周被高墙封闭着的院落，其实靠南临沟的一面，却没有围墙。人在院子里散步，可以望得见对面远处波涛起伏似的黄土山峦，视野十分开阔。时令进入了冬季，每天早晨，当东方升起的太阳驱散着山沟的雾气，伏案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喜欢站立在崖边上，遥望被朝阳映红了的远山。这时候的空气是潮湿而清新的。他仔细观察，发现山坡上远远近近的枯草和酸枣树上挂着白花花的霜芽子。眼瞅着阳光渐渐由山梁上往坡下移动着，那霜芽儿便在一片金红色里化作青烟般的雾气升腾起来，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酸枣树的枝头上，只剩下一群欢乐的麻雀在翻飞歌唱。远处近处，开始缓缓升起了青白的炊烟。陕北山沟里冬季的早晨就是这样的美，静谧与安详的美。这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月，更显得难得。毛泽东喜欢在这样的氛围中使自己放松下来。他那像机器一样整天紧张地运转思索着问题的大脑，也似乎只有在这一刻，才能松弛下来。这天，他照例站立在那里，耳畔却不停地传来愤怒的呐喊声和人群发出的嘈杂声。毛泽东感到奇怪，便转身问窑脑畔上站岗的哨兵：“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哨兵说：“报告首长，村里的农民正在开大会斗争地主。”“噢!咱们去看看吧。”毛泽东说着同卫士一道迈着从容的步子出了大门。门外不远处，有一座打谷场，场上黑糊糊聚满了各村来的穿破棉袄子戴毡帽或拢羊肚子手巾的农民。需要说明的是，杨家沟的几十户地主，拥有周围百里之内几乎所有的土地。也就是说，周围百里之内诸村的大多数农民，都是杨家沟地主的佃户。马文瑞曾回忆说，他当年在杨家沟一带开展秘密工作时，秋冬季节时常在山间碰到浩浩荡荡的驮骡队。每个牲口的脖项都挽着一颗大铁铃，驮骡队走在山路上，丁零当啷的铃声威风八面，十里开外都能听见。百里之内农民的血汗和辛苦，就是随着这骡铃的响鸣，会集到杨家沟地主的仓窑里去了。眼下，毛泽东站在离场不远的土峁上，居高临下地瞅着那来自方圆百里各村的佃农。激愤的人群，正围着圈子批斗那些世代骑在他们头上、靠剥削压榨他们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这是大快人心事。开始，农民们还算规矩，手指着地主的鼻子尖儿，同他论理。农民问：“你们老老少少一年四季穿绫罗绸缎，吃白米细面，凭谁哩?”地主说：“凭你们哩。”农民问：“你们祖祖辈辈起楼盖房，念书留洋，凭谁哩?”地主说：“凭你们哩。”农民来了火：“说得好听，为甚一听说土改，把粮食细软、金银财宝转出去？”地主们低头不语。“说，把东西转到哪里去了?”一个尖利的声音质问道。众人看时，原来是区上来的土改工作团员杨俊喜。他的喊声，像是给一堆干柴上投了一支擦着的火柴，熊熊的火苗立刻在人群里跳蹿起来。低头站在人围里面的是地主马革成、马润民、马忠业、马思光和新院的主人马醒民，还有他们的眷属。“地主不老实交待行不行?”杨俊喜的声音较刚才更尖利了。“不行!”众人回应着。“狗财主不老实怎么办?”“打!”有几个年轻的农民喊着就往前拥，一只只拳头高高地举起来，喊打声顷刻连成一片。到后来，就有人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阵，显然还不解气，又有人提议：“把狗日吊起来!”于是地主被五花大绑着吊在场边一棵老槐树上。激愤了的农民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们把吊起来的人衣服扒光，用水蘸麻绳，拼命抽打。马润民的老母亲很快昏死过去了。毛泽东看着看着，脸色变了。这叫什么斗争会，这些被批斗的地主，在抗战中都还表现不错，并不属于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嘛，怎么能如此对待呢?毛泽东起先曾经透出过喜色的脸，开始变得非常严肃起来，随即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小李，你赶紧下去对主持会的那个人讲，就说我李得胜命令他立即把人放下来，斗争大会要讲究说理，不许搞法西斯的一套!这是政策!”说罢，一转身，大步返回窑院里，来到中窑自己的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文件，摆在桌上，认真地批阅起来。这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1月4日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毛泽东已仔细地看过，并请周恩来、任弼时传阅过了。大家都觉得其中反映的问题极为重要。但作为大的方针政策调整，特别是对于已经确定、并且正在较大范围内开始实行的政策，毛泽东历来是十分慎重的。近些天来，他一直在想，西北局同志的这份报告，谈的是土改问题，这项与解放战争同步进行的后方工作，在当前是极为重要的一项事业。搞好了，可以赢得几亿农民的拥护，胜似千军万马。相反，如若出现偏差，也会造成后方工作的混乱，给支前和统战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障碍。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分清政策界限，做到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又要区分对象，把握分寸，防止来自右和“左”的干扰。方才目睹了杨家沟斗争大会的一幕，使毛泽东突然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西北局的这份报告中有许多情况和意见是重要而正确的。看得出是在充分掌握实际情况、又经过集体讨论后提出来的较为成熟的意见。毛泽东一边思忖着，一边往下看，不时地在重要的段落下面打上波折线：“……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8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的农民定为地富……”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反复地阅读着这一段，心中琢磨着方才被吊打的房东马醒民，他的情况又属于哪一类呢?接着，往下看，又有一段话，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由于义合会议潜伏着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出现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现象……”看完了报告，毛泽东放下笔，起身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这时，卫士长李银桥进来说：“主席，早饭好了。”毛泽东说：“请稍等一小会儿。”随即复又回到桌前，提笔草拟一封电报稿：贺龙、习仲勋及中共中央西北局诸同志：同意习仲勋关于老区土改工作的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请速派习仲勋负责绥德地区，马明方负责延属地区，马文瑞负责三边、陇东、关中地区，深入各县检查指导，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大理河川的冬季是严酷的。山野一切的色彩都复归于黄土丘陵的苍凉。鄂尔多斯高原无情的寒流裹挟着毛乌素大漠的沙尘，不厌其烦地蹂躏着黄土高原，给四野留下一派萧森荒寒。然而这一切，又伴随着战乱的祸害：胡匪撤离如同洪水退去，所经村庄如遭狼烟洗劫，不少农户被抢掠一空。天刚放亮，马文瑞便上马启程。这一回可称得上是轻装简行了。仅他与警卫员高宜堂两人两骑（高宜堂骑的是一匹骡子），在落满晨霜的土道上走着。好一向没行远路的枣红马，也仿佛从主人庄严的神情里猜出了此行的意义，迈开四蹄儿走得格外卖力。四野沉静一片，马蹄声的震响显得十分清脆。颠在马背上的人渐渐陷入了沉思。马文瑞此刻想着的，依然是那封语气急迫的电报。“……深入各县检查指导，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他仿佛看到毛泽东草拟电报时的严肃的面部表情。那仿佛能穿透一切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语言，透着少有的严峻，俨然是布置一场举足轻重的战役。“习仲勋负责绥德地区，马明方负责延属地区，马文瑞负责三边、陇东、关中地区……”那果断威严的湖南口音，此刻仿佛响起在他的耳畔。纠正边区土改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终于亲自下决心来解决问题了。这对于马文瑞来讲，是早有精神准备的。关键时刻亲自调兵遣将，这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紧要关头采取非常措施，这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能够在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下工作，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英明和远见卓识，已经使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心领神会，心悦诚服。在马文瑞看来，这种无可取代的威信是一个领导着亿万民众进行革命运动的伟大政党的领袖人物所必不可少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曲折、考验和筛选、较量中，最终选择了领袖毛泽东。这标志着革命的进步和党开始步入成熟。马背上颠着的人信马由缰，任思绪在脑际飞腾。一些平时仅仅偶然闪现过一下的模糊不清的念头，此刻却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线索穿缀起来，形成了逻辑分明的较完整的思想观点。这是一个人思想认识过程中质的飞跃。马文瑞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努力深入地思索一些问题。作为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艰苦磨炼的党的高级干部，他有着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观念，但他也对一切事物一切问题又都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特别是对于党在各个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他都努力在执行中不断加深理解和领会。对于那些脱离实践、不切实际的东西，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加以抵制的。然而，这次奉毛泽东主席之命，只身北上，他心中像有一面镜子照着似的透亮，心情也是格外的轻松愉快。坐下的枣红马，真是善解人意，它那起初稳健有力的步点，突然变得欢快轻捷起来。这轻快的节奏，恰巧同主人的心情合拍。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阳光驱赶着荒寒，橘红取代着青白。阳光里消融着的晨霜，化作乳白色的雾气，由山沟河川里缓慢地散布着，于严冬时节透出大自然的生机。阳光是从背后照射过来的，早起行路的人感觉到了温暖。阳光把人与马的影子拉长了铺展在散发着湿气的道路上，使人不时地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及其奋发前行的使命。猛然记起了那个葭县的农民老汉李有源唱的新民谣《东方红》来，就又想起了杨家沟住着的毛泽东。于是，不由得扭回头瞧一眼光芒四射的太阳。太阳正是由杨家沟那个方向冉冉升起来的。这种自然巧合使得马文瑞再次感到一阵发自内心的兴奋和喜悦。他知道彭总率领的西北野战兵团打完清涧和瓦子街之后，正马不停蹄地向渭北挺进，直逼西安。三边、陇东一带城镇虽仍有敌军，但广大农村已回到人民手中，土改工作得加紧进行。在绥德吃饭时，听说绥德敌人退走的时候，当地有几百人跟上敌人跑，连李子洲的弟弟李登霄都跟上敌人跑了!这种现象暴露出以往地方工作中的问题。这个教训值得各地在工作中认真吸取。就这样，在1948年元旦过后春节将临的隆冬时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马文瑞奉毛泽东之命，一路餐风饮露，风尘仆仆，直奔塞上三边而去。

  2022-05-29 20:41:55 作者:忽培元 来源: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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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载 | 忽培元：《群山》第79章

  【编者按】权海帆（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原副厅级巡视员，陕西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喜剧美学研究会会长、文联委员，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所谓史诗，总应该是诗，是以诗的语言、诗的情韵表现的历史或者说是历史的诗化，是再现曾经对于民族的生存发展产生过重大意义的史实的诗，是在历史记叙中交融着作者的激情和生命体验的诗。很显然，《群山》的作者是怀着对那“一段不寻常的历史”、那一段“艰辛悲壮的火烈生活”无限神往的深情，怀着对黄河西岸的群山，那一段“至今仍然不曾有过令人信服的破译”和“奇特而颇具神秘色彩的土地”的无限怀念的深情，怀着对马文瑞等在这片土地生活和战斗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敬慕的深情，而确定他的创作题材和主旨、立意的。他是要沿着马文瑞的足迹“去探寻曾经使那片土地辉煌到极致的秘密”。而神往的深情、怀恋的深情、敬慕的深情交汇为一种强烈而深刻的激情，使他的探寻穿透冷静地研究、取舍、组接史料的理性层面，而进入激情的、情史交融的诗化叙事境界。这不仅表现在自然风景和事件场景的描写常常情景相映，情理相谐，如诗如画，尤其表现在对生活细节和人物心态的描写，常常溶入作者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想象，绘声绘色，真切入微，富于诗的韵味和韵致。在纪实性作品中，如果说人物的行为可能从某一史料中找到根据，或从本人及相关人物的回忆中了解本相，而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心态、情感神态及生活细节等，则须从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去身临其境地体验、揣摩、想象，并从而形诸于文字。此种功夫，表现着作者的素养与才华，也体现着作品的造诣与品位。《群山》在这方面达到的水准是令人赞叹的。譬如，描写刘志丹在寨子湾请马文瑞吃剁荞面那段文字，简直就是一首融人情、战友情、地方风情于一体的叙事诗。譬如，马文瑞出狱后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那段描写，一个握手，写出了周恩来的人格力量，更写出了马文瑞丰富而细致入微的情感体验，诗的情韵，盎然其中。又譬如，作品表现任志贞对马文瑞萌动的恋情，描摹孙铭与马文瑞的恋爱，都无不刻画入微，富于人性的深度。这些诗味浓酽的细节和心理心态描写，镶嵌入剑拔弩张、如火如荼、严酷紧张的情节或事件叙述之中，使整个作品舒缓相间，张弛有致，富于诗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诗美。《群山》无愧于以诗笔激情地叙说历史辉煌的评价。其旨宏，其事壮，其文美，以其可靠的文献性和强烈的史诗性为当代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宝库增添了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也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一部富于感人魅力的党史教材、革命传统教育读本。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诗笔激情写辉煌》之第五部分 第79章：毛泽东高兴地说：“地委书记马文瑞同志写信来，要我题写校名。”朱德接过信看了又递给刘少奇 1940年夏季某一天，延安杨家岭半山坡上一孔凉爽而阳光充足的土窑洞里，毛泽东惬意地坐在书桌前一把没上油漆的柳木圈椅里。昨晚又是写作到天明，上午休息得很好。中午时分，周围静悄悄的。院子的槐树上有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叫着，更显出夏日正午的静寂来。桌上有几封刚送来的信件。他随手翻翻，发现有一封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的来信。他历来很关注来自实际工作中的信息，更重视下面领导同志反映的各种情况。每次西北局召集各地同志来开会，会议期间，毛泽东总要抽时间把马文瑞、习仲勋、张邦英、张德生、王世泰等几位地委书记叫到一块座谈。毛泽东每次请他们座谈，都是不厌其烦地随身带上笔墨纸张，边询问，边记录。正是这样的座谈会，使他了解许多来自实际工作的新鲜情况，及时发现那些需要通过调整政策解决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他曾询问各地文化教育工作的情况，发现文化教育落后是边区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马文瑞对陇东各地教育状况了解透彻，给毛泽东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毛泽东拆开那封来信读起来。马文瑞这封简短的信，写得字迹工整，语句简明。毛泽东很喜欢听或看这些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报告或信函。由于工作需要，使他们养成了说话写文章简明、准确的习惯。写出的东西，往往言之有物，持之有据，深入浅出，令人信服。眼下这封信，概括地反映了陇东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状况，并讲到准备创办一所“陇东中学”，请主席题写校名。 毛泽东看完这封信很高兴。陇东地区的反“摩擦”斗争刚刚取得胜利，马文瑞在领导生产运动的同时，还不忘发展教育。在庆阳城里创办一所中学，培养边区所需要的文化人才，着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这显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他这么想着，便兴致勃勃地研墨铺纸，提笔按照马文瑞信中的要求，为“陇东中学”题写了校名。恰在这时朱德和刘少奇来了。毛泽东刚刚题好了“陇东中学”四个字，朱德一见，欣喜地问：“怎么，陇东创办了一所中学?” “是呀!”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不，地委书记马文瑞同志写信来，要我题写校名。”朱德接过毛泽东递给他的信，很快看了一遍，又递给一旁的刘少奇，高兴地说：“陇东地区生产运动搞得不错，这回又注重发展教育事业，创办中学，这可又是一件大事情。马文瑞这个同志我听贺龙同志讲过，平时不动声色，很能顾全大局，搞起工作来，心中倒挺有数的哟!对于他们办学，主席应当题字支持鼓励嘛。” 毛泽东说：“我题了校名，你们两个也应当题词鼓励呀!”说着笑嘻嘻地站起来，把自己题好的字推到一边，重新铺上一张麻纸，请朱德、刘少奇为陇东中学题词。 此前不久，毛泽东同志刚刚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等朱德和刘少奇题完词后，毛泽东兴之所至，又欣然提笔为陇东中学题写了“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横匾。这是陇东中学的殊荣，是历史瞬间激起的永远值得纪念和回味的浪花。 几天之后，马文瑞收到毛泽东寄来的题词。展读之时，感动不已。面对那遒劲飘逸的字体，不禁想到了当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握笔写下这几幅横额时，他们该是怀着怎样的一种期望，怎样的一种信任和热情呀。仿佛面对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生命，仿佛面对一株在解放区新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上滋生出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萌芽，那种喜悦和爱怜之情充分展现在他们那自由奔放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之中。几位革命领袖的题词分明像是欢呼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分明像是号召着一种新创造的开始。在陇东创办一所中学，这是马文瑞心怀已久的意愿。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是陕甘宁边区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在陇东表现得尤为突出。对这方面的问题，马文瑞曾经做过调查研究，可以说是胸中有数的。1940年前后，文化相对还比较发达的庆阳县，全县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有许多乡村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农民过年贴对子是用碗底蘸上墨在红纸上盖圆圈儿。写封信、立个契约什么的，都得到几十里路以外去求人。直到四十年代初期，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升学率就更低。1939年全陇东地区有初小学生一千零二十名，升入高小的仅有二十七名。加之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影响，在校女生仅占学生总数的不足百分之十。一次，马文瑞到华池县一个村子下乡，正遇上村里民主选举农会主席。村里几十户，百多口人，竟然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投票时，只得采取一个土办法：让两名候选人各自手中捧着一只老碗，站在众人面前。然后将一升黑豆放在两人中间，投票的人挨个儿走上前来，同意谁个当农会主席，就由升子中捡一颗黑豆放进谁手里的碗中。这种选举办法，很容易闹出笑话。有的农民，怕得罪人。在他们心目中，农会主席是很了不起的角色，谁个落了选脸上都不光彩，因此趁“监票人”不注意，捡两颗黑豆，给每人碗里都丢一颗。这样的人一多，选举结果便成问题。反复好几次不行，最后还是以举拳头的办法解决问题。 这样的事例在陇东其实很普遍，对地委书记马文瑞思想上震动很大。他想，要在边区人民群众中有效地推行民主政治，必须首先改变农民的愚昧落后状况。此后，他向各县提出要求，至少要在各县县城创办一所高等小学。每个区力争开办一所初等小学。有条件的乡村，也提倡私人办学。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和地委、专署的重视支持下，全区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到40年代初期，仅庆阳一县已有三所完全小学，两所中心小学，七所普通小学，在校学生六百余人，还有私立小学十七处，学生近三百人。基本上达到了乡乡都有一所小学，有的地方每个行政村就有一所民办小学。加之侧重于成人教育的冬学、半日制学校和轮学的普及，陇东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全区最高学府“陇东中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办的。 陇东中学校址选定在庆阳城南街路东一所宏伟的古建筑——文庙院内，这是马文瑞亲自选定的。改建工程于1940年2月(旧历正月初一)动工。首先将文庙大成殿、棂星门改造成教室，又将“名宦祠”、“乡贤祠”改修成教职员办公室兼宿舍，并把大成殿东西两侧的十八间庵房改为学生宿舍，将原有“文庙”二字的木牌坊改建成校门，将院内棂星池辟为花园和学生活动场所。 1940年9月1日，由地委书记马文瑞亲自兼任校长的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人们看见，旧貌换新颜的文庙大成殿里，聚集着学校的师生。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校牌和横匾，分别悬挂在大门口和大成殿门首的显著位置上。人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庆祝这空前的大喜事。地区和庆阳县党、政、军负责人都前来出席。首届学生100多人，精神抖擞地列队高唱校歌：  在动荡的时代里， 荒漠的原野上， 像开堤的环江水， 我们成长， 我们欢唱。 穿过山野， 穿过海浪， 我们是一群天聪的孩子， 我们要开辟荒凉， 像碧流波浪， 文笔峰的朝阳……嘹亮豪迈的歌声，使整个凤城都欢腾起来了。校务主任陆为公宣布开学典礼开始，由校长马文瑞讲话。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马文瑞在讲话中，阐述了创办陇东中学的意义，明确提出陇东中学的教育方针和训导方针分别是：“实现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抗战建国人才；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并且提出生活指导方针为：第一发扬民主作风，提高学生自治能力；第二养成自觉学习、遵守纪律的习惯；第三理论与实践统一；第四师生一致，教师以身作则。 他这个兼职校长，不是挂名的，学校的重要工作他都要亲自过问。这些指导方针，是在他亲自主持下，按照上级有关精神，结合陇东实际情况提出来，又经过各方面反复讨论才确定下来的。 学校开办以后，师生工作和学习的热情极高，教学工作搞得既轰轰烈烈，又井井有条，但也遇到不少困难。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匮乏、粮食不足和管理干部缺少。从1940年9月到1941年1月，半年之内学校仅领到边区教育厅发来的三个月经费。为了保证教学开支，所有教职员工津贴分文未发，公杂费只发三分之一，棉衣亦全未发。特别严重的是，不仅没有钱花，没有衣穿，而且没有粮食吃。马文瑞针对这种情况，亲自批示由地区财政和仓库，给陇东中学拨款两千元，并负责供应所需粮食，同时调配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学校的管理工作。学校当年的总结中写道：“陇东党委负责人马文瑞同志亲自兼我们的校长，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指导我们，帮助我们，在干部方面、经济方面给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 陇东中学办得有声有色，很快引起了西峰镇敌人的注意，认为这是共产党“营造共产主义”的重要一举，便采取反对破坏措施，马上在西峰镇开办了一所中学（以前只有一所师范），和共产党唱对台戏，并制造谣言，污蔑我们的学校，争取边区青年，特别是庆阳、合水、镇原的青年到西峰去上学。结果有一百余名学生被敌人拉了过去。马文瑞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宣传部门、各级党政干部都要做好宣传陇东中学和动员争取学生的工作。他自己也在各种场合和各类会议上针锋相对驳斥敌人的反面宣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陇东中学声誉的罪恶目的。在他的带领和号召下，全区各方面都热情支持陇东中学的工作，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诋毁挤垮陇东中学的阴谋。学校创办第二年，学生由原先的一百二十二人猛增到二百四十人，加上地方干部训练班，人数近三百人，挤垮了敌人在西峰镇办的那所中学。马文瑞至今回忆起那所自己亲手创办的学校仍然充满了感情，说：“那其实是我们陇东的干部学校。”这所在抗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不仅先后为陇东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培养了两千七百多名革命干部，而且在贯彻边区教育宗旨和战争时期教育方案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被誉为陇东文化教育的中心和陇东解放区革命干部的摇篮。 1994年10月，年过八旬的马文瑞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庆阳，访问了他亲自领导创办起来的陇东中学。他坐在热情的师生们中间，背靠新建的教学大楼合影留念时，思绪又回到了当年那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校长请马老为学校题词，他欣然挥笔写道：“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而努力奋斗。”马文瑞今天对这所中学的要求同半个多世纪以前毛泽东对该校的殷切期望是一致的。

  2022-03-03 23:16:22 作者:忽培元 来源: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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