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权海帆（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原副厅级巡视员，陕西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喜剧美学研究会会长、文联委员，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所谓史诗，总应该是诗，是以诗的语言、诗的情韵表现的历史或者说是历史的诗化，是再现曾经对于民族的生存发展产生过重大意义的史实的诗，是在历史记叙中交融着作者的激情和生命体验的诗。很显然，《群山》的作者是怀着对那“一段不寻常的历史”、那一段“艰辛悲壮的火烈生活”无限神往的深情，怀着对黄河西岸的群山，那一段“至今仍然不曾有过令人信服的破译”和“奇特而颇具神秘色彩的土地”的无限怀念的深情，怀着对马文瑞等在这片土地生活和战斗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敬慕的深情，而确定他的创作题材和主旨、立意的。他是要沿着马文瑞的足迹“去探寻曾经使那片土地辉煌到极致的秘密”。而神往的深情、怀恋的深情、敬慕的深情交汇为一种强烈而深刻的激情，使他的探寻穿透冷静地研究、取舍、组接史料的理性层面，而进入激情的、情史交融的诗化叙事境界。这不仅表现在自然风景和事件场景的描写常常情景相映，情理相谐，如诗如画，尤其表现在对生活细节和人物心态的描写，常常溶入作者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想象，绘声绘色，真切入微，富于诗的韵味和韵致。在纪实性作品中，如果说人物的行为可能从某一史料中找到根据，或从本人及相关人物的回忆中了解本相，而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心态、情感神态及生活细节等，则须从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去身临其境地体验、揣摩、想象，并从而形诸于文字。此种功夫，表现着作者的素养与才华，也体现着作品的造诣与品位。《群山》在这方面达到的水准是令人赞叹的。譬如，描写刘志丹在寨子湾请马文瑞吃剁荞面那段文字，简直就是一首融人情、战友情、地方风情于一体的叙事诗。譬如，马文瑞出狱后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那段描写，一个握手，写出了周恩来的人格力量，更写出了马文瑞丰富而细致入微的情感体验，诗的情韵，盎然其中。又譬如，作品表现任志贞对马文瑞萌动的恋情，描摹孙铭与马文瑞的恋爱，都无不刻画入微，富于人性的深度。这些诗味浓酽的细节和心理心态描写，镶嵌入剑拔弩张、如火如荼、严酷紧张的情节或事件叙述之中，使整个作品舒缓相间，张弛有致，富于诗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诗美。

《群山》无愧于以诗笔激情地叙说历史辉煌的评价。其旨宏，其事壮，其文美，以其可靠的文献性和强烈的史诗性为当代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宝库增添了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也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一部富于感人魅力的党史教材、革命传统教育读本。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诗笔激情写辉煌》之第五部分

 第79章：毛泽东高兴地说：“地委书记马文瑞同志写信来，要我题写校名。”朱德接过信看了又递给刘少奇

 1940年夏季某一天，延安杨家岭半山坡上一孔凉爽而阳光充足的土窑洞里，毛泽东惬意地坐在书桌前一把没上油漆的柳木圈椅里。昨晚又是写作到天明，上午休息得很好。中午时分，周围静悄悄的。院子的槐树上有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叫着，更显出夏日正午的静寂来。桌上有几封刚送来的信件。他随手翻翻，发现有一封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的来信。他历来很关注来自实际工作中的信息，更重视下面领导同志反映的各种情况。每次西北局召集各地同志来开会，会议期间，毛泽东总要抽时间把马文瑞、习仲勋、张邦英、张德生、王世泰等几位地委书记叫到一块座谈。毛泽东每次请他们座谈，都是不厌其烦地随身带上笔墨纸张，边询问，边记录。正是这样的座谈会，使他了解许多来自实际工作的新鲜情况，及时发现那些需要通过调整政策解决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他曾询问各地文化教育工作的情况，发现文化教育落后是边区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马文瑞对陇东各地教育状况了解透彻，给毛泽东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毛泽东拆开那封来信读起来。马文瑞这封简短的信，写得字迹工整，语句简明。毛泽东很喜欢听或看这些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报告或信函。由于工作需要，使他们养成了说话写文章简明、准确的习惯。写出的东西，往往言之有物，持之有据，深入浅出，令人信服。眼下这封信，概括地反映了陇东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状况，并讲到准备创办一所“陇东中学”，请主席题写校名。

 毛泽东看完这封信很高兴。陇东地区的反“摩擦”斗争刚刚取得胜利，马文瑞在领导生产运动的同时，还不忘发展教育。在庆阳城里创办一所中学，培养边区所需要的文化人才，着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这显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他这么想着，便兴致勃勃地研墨铺纸，提笔按照马文瑞信中的要求，为“陇东中学”题写了校名。恰在这时朱德和刘少奇来了。毛泽东刚刚题好了“陇东中学”四个字，朱德一见，欣喜地问：“怎么，陇东创办了一所中学?”

 “是呀!”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不，地委书记马文瑞同志写信来，要我题写校名。”朱德接过毛泽东递给他的信，很快看了一遍，又递给一旁的刘少奇，高兴地说：“陇东地区生产运动搞得不错，这回又注重发展教育事业，创办中学，这可又是一件大事情。马文瑞这个同志我听贺龙同志讲过，平时不动声色，很能顾全大局，搞起工作来，心中倒挺有数的哟!对于他们办学，主席应当题字支持鼓励嘛。”

 毛泽东说：“我题了校名，你们两个也应当题词鼓励呀!”说着笑嘻嘻地站起来，把自己题好的字推到一边，重新铺上一张麻纸，请朱德、刘少奇为陇东中学题词。

 此前不久，毛泽东同志刚刚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等朱德和刘少奇题完词后，毛泽东兴之所至，又欣然提笔为陇东中学题写了“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横匾。这是陇东中学的殊荣，是历史瞬间激起的永远值得纪念和回味的浪花。

 几天之后，马文瑞收到毛泽东寄来的题词。展读之时，感动不已。面对那遒劲飘逸的字体，不禁想到了当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握笔写下这几幅横额时，他们该是怀着怎样的一种期望，怎样的一种信任和热情呀。仿佛面对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生命，仿佛面对一株在解放区新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上滋生出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萌芽，那种喜悦和爱怜之情充分展现在他们那自由奔放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之中。几位革命领袖的题词分明像是欢呼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分明像是号召着一种新创造的开始。

在陇东创办一所中学，这是马文瑞心怀已久的意愿。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是陕甘宁边区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在陇东表现得尤为突出。对这方面的问题，马文瑞曾经做过调查研究，可以说是胸中有数的。1940年前后，文化相对还比较发达的庆阳县，全县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有许多乡村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农民过年贴对子是用碗底蘸上墨在红纸上盖圆圈儿。写封信、立个契约什么的，都得到几十里路以外去求人。直到四十年代初期，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升学率就更低。1939年全陇东地区有初小学生一千零二十名，升入高小的仅有二十七名。加之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影响，在校女生仅占学生总数的不足百分之十。一次，马文瑞到华池县一个村子下乡，正遇上村里民主选举农会主席。村里几十户，百多口人，竟然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投票时，只得采取一个土办法：让两名候选人各自手中捧着一只老碗，站在众人面前。然后将一升黑豆放在两人中间，投票的人挨个儿走上前来，同意谁个当农会主席，就由升子中捡一颗黑豆放进谁手里的碗中。这种选举办法，很容易闹出笑话。有的农民，怕得罪人。在他们心目中，农会主席是很了不起的角色，谁个落了选脸上都不光彩，因此趁“监票人”不注意，捡两颗黑豆，给每人碗里都丢一颗。这样的人一多，选举结果便成问题。反复好几次不行，最后还是以举拳头的办法解决问题。

 这样的事例在陇东其实很普遍，对地委书记马文瑞思想上震动很大。他想，要在边区人民群众中有效地推行民主政治，必须首先改变农民的愚昧落后状况。此后，他向各县提出要求，至少要在各县县城创办一所高等小学。每个区力争开办一所初等小学。有条件的乡村，也提倡私人办学。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和地委、专署的重视支持下，全区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到40年代初期，仅庆阳一县已有三所完全小学，两所中心小学，七所普通小学，在校学生六百余人，还有私立小学十七处，学生近三百人。基本上达到了乡乡都有一所小学，有的地方每个行政村就有一所民办小学。加之侧重于成人教育的冬学、半日制学校和轮学的普及，陇东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全区最高学府“陇东中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办的。

 陇东中学校址选定在庆阳城南街路东一所宏伟的古建筑——文庙院内，这是马文瑞亲自选定的。改建工程于1940年2月(旧历正月初一)动工。首先将文庙大成殿、棂星门改造成教室，又将“名宦祠”、“乡贤祠”改修成教职员办公室兼宿舍，并把大成殿东西两侧的十八间庵房改为学生宿舍，将原有“文庙”二字的木牌坊改建成校门，将院内棂星池辟为花园和学生活动场所。

 1940年9月1日，由地委书记马文瑞亲自兼任校长的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人们看见，旧貌换新颜的文庙大成殿里，聚集着学校的师生。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校牌和横匾，分别悬挂在大门口和大成殿门首的显著位置上。人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庆祝这空前的大喜事。地区和庆阳县党、政、军负责人都前来出席。首届学生100多人，精神抖擞地列队高唱校歌：

 在动荡的时代里，

 荒漠的原野上，

 像开堤的环江水，

 我们成长，

 我们欢唱。

 穿过山野，

 穿过海浪，

 我们是一群天聪的孩子，

 我们要开辟荒凉，

 像碧流波浪，

 文笔峰的朝阳……

嘹亮豪迈的歌声，使整个凤城都欢腾起来了。校务主任陆为公宣布开学典礼开始，由校长马文瑞讲话。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马文瑞在讲话中，阐述了创办陇东中学的意义，明确提出陇东中学的教育方针和训导方针分别是：“实现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抗战建国人才；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并且提出生活指导方针为：第一发扬民主作风，提高学生自治能力；第二养成自觉学习、遵守纪律的习惯；第三理论与实践统一；第四师生一致，教师以身作则。

 他这个兼职校长，不是挂名的，学校的重要工作他都要亲自过问。这些指导方针，是在他亲自主持下，按照上级有关精神，结合陇东实际情况提出来，又经过各方面反复讨论才确定下来的。

 学校开办以后，师生工作和学习的热情极高，教学工作搞得既轰轰烈烈，又井井有条，但也遇到不少困难。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匮乏、粮食不足和管理干部缺少。从1940年9月到1941年1月，半年之内学校仅领到边区教育厅发来的三个月经费。为了保证教学开支，所有教职员工津贴分文未发，公杂费只发三分之一，棉衣亦全未发。特别严重的是，不仅没有钱花，没有衣穿，而且没有粮食吃。马文瑞针对这种情况，亲自批示由地区财政和仓库，给陇东中学拨款两千元，并负责供应所需粮食，同时调配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学校的管理工作。学校当年的总结中写道：“陇东党委负责人马文瑞同志亲自兼我们的校长，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指导我们，帮助我们，在干部方面、经济方面给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

 陇东中学办得有声有色，很快引起了西峰镇敌人的注意，认为这是共产党“营造共产主义”的重要一举，便采取反对破坏措施，马上在西峰镇开办了一所中学（以前只有一所师范），和共产党唱对台戏，并制造谣言，污蔑我们的学校，争取边区青年，特别是庆阳、合水、镇原的青年到西峰去上学。结果有一百余名学生被敌人拉了过去。马文瑞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宣传部门、各级党政干部都要做好宣传陇东中学和动员争取学生的工作。他自己也在各种场合和各类会议上针锋相对驳斥敌人的反面宣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陇东中学声誉的罪恶目的。在他的带领和号召下，全区各方面都热情支持陇东中学的工作，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诋毁挤垮陇东中学的阴谋。学校创办第二年，学生由原先的一百二十二人猛增到二百四十人，加上地方干部训练班，人数近三百人，挤垮了敌人在西峰镇办的那所中学。马文瑞至今回忆起那所自己亲手创办的学校仍然充满了感情，说：“那其实是我们陇东的干部学校。”这所在抗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不仅先后为陇东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培养了两千七百多名革命干部，而且在贯彻边区教育宗旨和战争时期教育方案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被誉为陇东文化教育的中心和陇东解放区革命干部的摇篮。

 1994年10月，年过八旬的马文瑞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庆阳，访问了他亲自领导创办起来的陇东中学。他坐在热情的师生们中间，背靠新建的教学大楼合影留念时，思绪又回到了当年那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校长请马老为学校题词，他欣然挥笔写道：“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而努力奋斗。”马文瑞今天对这所中学的要求同半个多世纪以前毛泽东对该校的殷切期望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