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润为（《求是》杂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进行民族精神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保卫我们民族的优秀人物。同志们知道，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化界刮起了一股翻案的歪风。凡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有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凡是在亿万人民中树有丰碑的人物，都在他们掀翻、打倒之列。鲁迅不是伟大么？他偏说没有那么伟大，那是“鲁祸”，中华民族的祸害；屈原不是高尚么？他偏说没有那么高尚，他经常搞女人，他的死也没有那么壮烈，根本不是为爱国而死，而是因为搞到楚怀王的宏妃头上而被楚怀王派人杀死的……至于对中国的发展进步产生过划时代影响的老一辈革命家，则更是首当其冲。中国穷人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他们的笔下，简直成了恶魔；中国穷人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也被泼上很多污水……那么，这股风是从哪里刮来的呢？是从西边刮来的，风源就是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众所周知，西方的那些大亨寡头们是一批霸权主义者。他们不但要在经济上、政治上谋求霸权，而且要在文化上谋求霸权。谋求文化霸权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花样繁多的形式向第三世界渗透他们的文化，用他们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来给第三世界人民换脑：一个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消解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其核心是摧毁支撑第三世界人民独立、主权的那一套价值观念。而要消解第三世界的文化，首先就要搞臭这个文化的象征——为本民族发展进步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优秀人物。这就是说，搞臭第三世界的优秀人物，是西方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既定政策。既然洋大人们有这个导向，就有第三世界的民族败类趋之若鹜。小题大作呀，无中生有呀，歪曲丑化呀，深文周纳呀，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个呢？因为这里边有不小的实惠。可以出国风光，可以获大奖，如果干得再“好”，则可以在西方捞到一个终身的什么职位……当然，不是说所有反传统的人都是甘当大亨寡头的帮凶或者帮凶的奴才，其中有很多人是为了赶时髦，尤其是一些小青年，学历浅薄又急于成名，于是就玩起了邪门歪道。这就更加令人痛心。有人或许会说，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物确有缺点呀。有缺点就应当糟踏么？在这一点上，我看我们到应当学一学西方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对于自己的代表人物，从来就没有糟踏过。岂但没有糟踏，简直是百般呵护的。拿破仑有没有毛病呢？不但有，而且大得很。他干了多少没德行的事？杀了多少无辜？侵略了多少国家？除了这些之外，还干了当皇帝那样倒退的事。但是西方资产阶级从来不因为这些而否定他对发展资本主义的伟大贡献，一直对他的错误采取宽容的态度。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要把我们的优秀人物搞臭、打倒呢？毋庸说宽容，不再无中生有、造谣栽赃好不好呢？从这个角度看，《群山》是一本反潮流的书。它以对马文瑞、谢子长、刘志丹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驳斥了群小的无耻谰言，回答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这对于我们民族的现在和未来，都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有更多的文艺家觉醒过来，振作起来，投入捍卫民族文化的战斗！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陕人的光荣》之第四部分

第55章：董老穿着很不讲究，一件米黄色长袍，好像是寺庙里出家人的衣服，穿着很宽大显得臃肿

 许多日子，马文瑞的心情不能平静。回到瓦窑堡，他还沉浸在东地区人民的深情厚谊之中。作为一名坚定不移的职业革命者，他从人民的火辣辣的情绪中，感觉到反动派的末日不远了，也预想到了革命事业的辉煌前景。这是一种来自人民的特殊力量，对于他那颗刚刚受过创伤的心灵，是莫大的慰藉。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戴又像一阵强劲的风，吹散了错误肃反留在他心头的最后几丝阴影。绳索和镣铐留下来的伤疤尚未痊愈，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个人的冤屈。此刻，毛泽东亲率红军主力挥师东征，后方诸机关的工作也是非常的热烈而紧张。他焦急地等待组织分配工作。从14岁投身革命开始，他几乎每天都是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从临镇被抓至今已经近两个月没有工作了，他感到了一种新的痛苦。这种闲散的日子，甚至比囚禁的日子还要难熬。这天晚上，他一个人在窑里看书，但却怎么也看不进去。灯光里，眼前的字迹，恍惚之中化作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那是刘大才、黑志德，是房东大娘……是与他日日夜夜同甘共苦的同志和朝夕相处、时常嘘寒问暖的农民朋友们。他渴望着组织能派自己重返东地区，他将按照原先的设想，再开辟两个县……

 他正想着，突然听到院子里有人说话。窑门开时，进来的是郭洪涛和贾拓夫两人。他们的随行人员手里提着一盏马灯，一起带着一股寒气进来，马文瑞感觉有些突然。

 两人一进门便高声说：“文瑞同志，我们看你来啦!”

 马文瑞跳下炕，同他俩握了手。三个人坐下来。一小会儿，谁也没说什么。马文瑞抬眼看了一眼郭洪涛，郭洪涛也在此刻打量着马文瑞，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郭洪涛显然很敏感，他从马文瑞的目光里隐约看出了一种情绪。但他毕竟是善于处理微妙场面的人，立即用那特有的高嗓门对贾拓夫说：“我刚回陕北那阵儿，多亏文瑞同志帮忙，才避免遭祸……”

 “是吗?”贾拓夫莫名其妙地问：“我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马文瑞也被他的这句话给闹糊涂了，瞪起眼睛等待他的下文。

 郭洪涛笑着问：“文瑞同志，你做过的好事，难道忘记了吗?”

 “什么事情，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

 郭洪涛说：“忘了吧?我刚到陕北时，回了一趟家，消息很快传开了，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你离开特委要到三边搞兵运，我想了个办法，写了好几封报平安的家信，要你带上，过一段时间给我家里寄一封。你办得很认真，寄的信家里全收到了。有一封信还是从西安寄出来的，连我家里都以为我不在陕北了。”

 马文瑞听得，这才恍然大悟，便笑笑说：“信是我替你发了，但你能在陕北站住脚可主要不是因为那几封信，而是因为有党组织，有那么多拥护革命的老百姓呀!”

 郭洪涛连声说：“那当然，那当然。”

 贾拓夫说：“文瑞同志，你对工作问题，有什么考虑?”

 郭洪涛听得也接过话茬儿说：“对，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

 马文瑞说：“工作问题，我给周副主席已经表过态了，由组织决定吧。”

 二人听得，相望一下，郭洪涛说：“你能不能到陕北省委来工作?”

 马文瑞听得，看看郭洪涛，又看看贾拓夫。发现两人都用同样期待的目光望着自己。他想，郭洪涛是陕北省委书记，他们两人来，一定是省委事先在会上已经商量过了。郭洪涛见马文瑞沉吟不语，又说：“省委眼下的情况是，拓夫任宣传部长，王达成任组织部长，李坚真任妇女部长。你来担任省委秘书长吧?”

 马文瑞听罢他的话，随后才说：“关于工作，我服从组织分配。”

 郭洪涛听了对贾拓夫说：“文瑞同志担任秘书长一定能搞好。”

陕北省委机关设在米粮山上。这是整个瓦窑堡镇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巅的关帝庙前，全镇的东西南北大街小巷一览无余。瓦窑堡在当时的陕北，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城镇。特别是在军事上，这里东南距延安不足一百公里，西北距绥德也不过百多公里，像一颗钉子，钉在敌人的两眼之间，又像一把虎钳，夹在老虎的首尾之间。进可以东渡黄河，直捣阎锡山的老巢，退可以越过靖定，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乃至内蒙古草原的广阔地域里。更重要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大革命时期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以后又在中共地下党县委领导下，发展党团组织和贫农团等革命团体，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当时正是红军东征期间，扩红支前、开展经济工作的任务很紧急、很繁重。马文瑞一到陕北省委，便责无旁贷地同大伙一道进行这些工作。不久，他到安定农村去搞扩大红军的工作，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下病倒了，重感冒，发高烧。人已昏迷不醒，当地政府派民夫用担架抬着往瓦窑堡送。走到半路，遇白军飞机轰炸，抬担架的农民没有见过那阵势，怕得把担架丢在当路上跑到路边沟渠、树丛中躲藏起来。敌机发现了路上放的担架，接连反复俯冲扫射，还投下几颗炸弹。马文瑞迷迷糊糊躺在担架上，听见爆炸声就在耳边，震得地动山摇，枪弹在周围打得土花飞溅，惊醒过来，却无力爬到路边隐蔽，只得硬着头皮躺在担架上听天由命。好在敌人的枪弹打得不准，才使他大难不死。

 一次省委开会研究支前、扩红工作，周恩来也来参加会议，同来的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看着很有精神的同志。他和周副主席一样，穿着一身普通灰军服，只是腰间未扎皮带，裤脚也敞开着，看着有几分文气。马文瑞过去没有见过这位同志。趁着还没有开会，周恩来指着那个同志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一位是罗迈同志，我们党中央的组织部长，中央确定他帮助你们陕北省委工作。”从此，他们时常一起开会，研究工作。马文瑞发现，曾经到过苏联的罗迈读了不少的书，有实际工作经验，觉得和这样的同志共事，有助于自己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

 过了一些日子，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刘少奇也来参加省委会议。他穿着便服，戴着一顶深色工人帽，由于身体瘦削，面部颧骨和牙床骨显得突出。当有人发言时，他总是严肃而目光专注地望着发言的同志。由于一支接一支地不停地抽烟，他的周围便总是弥漫着烟雾，越发显出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领导者。当马文瑞发言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格外的关注。马文瑞由于长时期搞地方党和群众工作，他讲的许多情况和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的主张，在刘少奇听来，既新鲜又很实际。他开始用钢笔往自己面前那个摊开的小本上简明地记录几笔，还不时地提出问题，要他谈得更具体翔实一点。刘少奇似乎对数字特别感兴趣，许多原本很抽象、甚至有些模糊的情况，被他几经追问，便用一个较为确切明了的数字（包括百分比）表现了出来。他的提问方式既简明却又很巧妙，叫你一下便能抓住要领，把你原先掌握的那些零散的东西像卤水点豆腐一样地点化出来，形成集中的意见。马文瑞发现，刘少奇是一位很善于调查研究的领导者，而这种本领对于党的领导者来讲，又显得十分重要。他当时的一些提问，对马文瑞很有启发。譬如谈及苏区的土地改革问题，有的同志提出，土改分配土地，只能分给贫雇农，地主富农的土地统统没收，不能再分给他们。马文瑞说：“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应该，但没收之后，不给他们地种，有问题。他们也是人，也要吃饭穿衣。你不给他土地，他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冻饿而死；另一条就是逼迫他们跑到敌人那面去。我们在东地区采取的办法是，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后，也按人口分配给他们一份土地。只是把握一个原则，只分给差点的土地，不分给好地。让他们通过劳动，自食其力，改造成守法农民。”刘少奇点头称是，问道：“东地区多少户，多少口人?像这样的地主、富农有多少户?你们分了土地后，他们是不是自己动手干活?贫雇农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提出的一连串简明的问题，一下子把讨论深化了，也量化了。把一个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上升到了理论探讨的高度，使它有可能成为一条新的重要政策产生的依据。此后不久，中华苏维埃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发布命令，公布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对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在阶级成分划分与土地财产处置等方面“左”的偏向进行了纠正。那次会议，刘少奇给马文瑞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一天，马文瑞正在办公室起草文件，郭洪涛领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同志来找他。一进门，郭洪涛说：“这位是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同志。”马文瑞一听，赶忙站起来迎接。早就听说了参加红军长征的四位备受尊敬的老同志：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人称“四老”。不料其中的董老，如今就站在自己面前。只见董老穿着很不讲究，一件米黄色长袍，好像是由寺庙里搞来的出家人的衣服，穿着很宽大，举止显得有些臃肿。董老也不客气，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马文瑞给他倒的白开水，然后说：“党校普通班多数是你们陕甘地方的干部，我们想请省委负责人去讲党的建设问题，郭洪涛同志让你来讲。”马文瑞一听，先红了脸，说：“我怕讲不好。”郭洪涛说：“你去讲比较合适。”马文瑞无奈只好答应下来。他考虑了一番，第二天就去中央党校讲课。董老对他讲课很重视，亲自搬一把椅子坐在前排听。普通班三个班的学员都来听课。当他登上讲台时，起先的确还有些紧张。后来发现那一百多人个个很诚恳而殷切地看着自己，便消除了最后一点顾虑，大胆地讲起来。他讲的内容很注意联系陕北党建工作的实际，有理论，也有实际情况，讲经验，也讲教训。大家听得很认真，许多人还不停地做笔记。那一次讲课，长征来的同志破旧的衣着和瘦羸的身体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暗暗下决心要努力工作，和大家一起，尽快改变党中央和红军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境况。讲完了课，董老拉着他的手，连声说：“马文瑞同志，你讲得很好，你们这些同志虽然年轻，但是从革命最基层最具体的事情做起的，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套呀!”马文瑞说：“董老过奖了，我也是奉董老之命，勉为其难呀。”董老遂留马文瑞一道吃午饭。他们一边就着咸萝卜喝小米稀饭，一边拉谈得很热烈。马文瑞的印象中，董必武很有学问，但却又是很虚心、很注重学习的人。他问了许多西北革命的情况，有些问题是马文瑞平素并不关注的，经董老一提，对他很有启发。在此期间，马文瑞还认识了在中央党校任教的成仿吾、冯雪峰。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同志都是很有学问的大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中共陕北省委实际上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使马文瑞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层中的一些同志。这段经历，对于一直在西北地区坚持斗争的马文瑞来讲，显得很重要。他感到自己仿佛是上党校深造一样，那些领导同志，更像是自己的老师。他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和实际斗争中难以学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大大开阔了他的政治视野。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