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严昭柱（《文艺报》原副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关于思想政治路线的历史教训上。马文瑞作为在西北土生土长、长期在西北从事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对西北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经验有特殊的感受和领悟。他曾感到：“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不仅在于敌人的强大，更在于革命阵营内部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在于某些革命者自身的不坚定和不成熟。”他与这种组织不纯、思想不纯现象进行了坚决斗争。1929年他调到绥德县任县委常委兼县团委书记。县委书记周发源以掩护身份为名，开了一家商店，“整天点头哈腰，拱手作揖，肥吃海喝，忙于生意应酬，县委的工作反倒丢在一边顾不得过问了”。马文瑞感到“这个周发源，开始由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浑身散发着铜臭气味的买卖人”。他当面严肃地批评周发源说：“你整天忙着做生意，三天两头跑山西进货。你身为县委书记，不下去巡视工作，这难道还不是不务正业吗?”这种批评的锋芒和勇气，完全来自他对革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又曾清醒地意识到：“革命的敌人和绊脚石，不光是白军和反动政权，不光是地主老财和种种反动势力，还包括革命阵营内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行为。这些错误思潮和行为的蔓延滋长以至泛滥成灾，往往削弱革命力量，甚至断送革命事业。”他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从实际出发去决定工作方针和行动。1930年年中，立三路线传到陕西，主观主义地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盲目地要求“地方暴动”、“武装起义”，结果使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由于马文瑞从实际出发，对立三路线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所以他所在的北区党团组织的各外围群众组织都完好无损。但是到1933年冬，“从上面最近发来的一些文件看，他们对陕北的实际斗争情况了解很不够……不知道陕北反动军事统治的严酷，不清楚陕北的同志们是在怎样一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斗争的……他很不理解，上级党组织为什么只是根据个别人的书面汇报来指示工作呢?为什么不能经常派人下来巡视指导工作?……他心中的共产主义信念是绝不会动摇的。他革命斗争的艰难，特别是被上级的误解，又常常使他感到苦闷困惑。”终于在1935年冬，刘志丹和包括马文瑞在内的西北主要军政干部，统统被当作“反革命”给抓起来了，他们被关押，被折磨，有的遭到杀害。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了陕北，才把他们解救出来。了解西北革命的这个沉重教训，读到马文瑞同志的亲身感受和深入思考，对我们今天是有启发和警示意义的。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共产主义思想，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媚俗、不谋个人私利，才能抵制错误思潮的侵蚀，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胜利前进。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民族复兴的华彩乐章》之第二部分

第61章：群众见红军派来的人这么威风，胆子也壮了，一阵连骂带奚落，把个白军一连人弄了个大红脸

1936年冬季，即争取东北军停战抗日的任务基本完成后，马文瑞又奉命前往陕北东地区（延川、延长、宜川一带）做杨虎城的西北军工作。临行之前，周恩来说：“你们安塞东北军工委任务可以讲已经圆满完成了。这次派你去陕北东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即西北军）经过我党的多方努力，双方上层已经达成了‘互不侵犯’、‘消除经济封锁’和‘建立军民联系’的三项协议。但驻防部队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一些下级军官思想上、政治上并没有完全接受我党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你们的任务，主要是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在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做宣传争取工作，以保证‘协议’的付诸实施。”其实，这次派他前去，还有一个重大使命，也许需要保密，周副主席当时没有讲。这是后话。

陕北东地区，处在黄河西岸的山区。山大沟深，交通很不便利。土地革命前期，作为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之一，马文瑞曾经长期奔波在这一带山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当地许多村子他都去过，许多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都认识他。因此，他在这一带开展工作，有许多便利条件。当时的情况是，多数城镇驻扎着杨虎城的部队，并设有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县政府，乡村仍是苏区。中共党的县委和县苏维埃政权多数设在农村。马文瑞奉命率领新组建的陕北东地区西北军工作委员会，来到东地区，立即投入工作。

延长县城这天逢集。天很冷，太阳刚冒花，把冻实了的河滩里的水汽赶起来，再经风一吹，更是冷飕飕令人缩骨难耐。延河川大路上走着些进城赶集的老乡，每个人嘴里呼出来的霜气，把眉毛胡子都染白了。为了避免麻烦，马文瑞和几位同志一道儿穿着老百姓的烂袄子，头上拢着羊肚子手巾，走在赶集的人群里。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很苦焦，老乡们进城去，主要是采购食盐和煤油一类生活必需品。人们也没有多少东西可卖，大多数背上背着几捆红葱或一点药材，要么手中的筐筐里装着十来个鸡蛋或梨子、红枣。这些土特产，在城里也卖不了几个钱。人们也不敢多带，弄得不好，碰上白军的军需，便要拉去“充公”，那可就惨了。红军和西北军，上面虽已商定了协议，老百姓和持枪驻防的士兵却并不清楚什么“协议”不“协议”。西北军的士兵，多数是关中人，在他们眼里，陕北的老百姓都是些穷烂杆“北山狼”，是属核桃的，只能压榨着打着吃。而老百姓的眼里，这些穿着“二尺五”的灰皮，说话操声咕乱就像狗咬仗，手里端个“七斤半”，专门欺侮老百姓，不是些东西，统统称之为“白狗子”。马文瑞走着路，看出点儿问题来，便问身边一个进城卖葱的老汉：“你老走城呀?”“嗯。”老汉抬起头，打量他两眼，继续低头走路。“赶集的怎净是些老汉娃娃、婆姨女子?小脚老婆儿们为啥连个毛驴子也不骑?”“唉，后生怕抓壮丁，吆驴刚赶上给白狗子支差。”老人说着，伸出一双干柴般的手搓了搓冻僵了的脸颊和耳朵。他的下巴上的一撮胡子，吊着冰凌珠子，在阳光里闪着光，更增强了他生气的表情。

马文瑞明白了。他心里盘算着进了城如何做工作。他事先已派人摸清了情况：延长城里住着西北军一个连，连长姓孙，好嫖女人抽大烟，部队的纪律很涣散，时常在城里敲诈勒索，在四乡抓鸡扰民，群众对他们很反感。由于山高皇帝远，红军与西北军达成的“三项协议”，并没有在这里得到实施。通过与西北军士兵初步接触，马文瑞感到，西北军士兵看起来都是本乡本土的，但争取工作并不好做。因为这些士兵，多数抱着“吃粮当兵”的雇佣思想，并没有多少政治觉悟，有些流氓成性，恶习满身。你给他讲道理，往往就像对牛弹琴。你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嬉皮笑脸说：“文魁武魁，不如半个锅盔（关中人做的大面饼）。”你说：“当兵的不应该欺侮老百姓。”他反问道：“不欺侮老百姓，那让我们欺侮谁呢?”整得人软硬不行，哭笑不得。工委的同志们都说，这工作真难做，整天受的是窝囊气。有人主张干脆给他们点儿颜色，像红军开始打东北军那样，等到枪一响，他们就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了。马文瑞对大家说：“争取工作难，动武容易，我们可不能避难就易呀！”

马文瑞一路思索着进了延长县城。城里仅有的一条街道，两边的店铺、民房破破烂烂，街上稀稀拉拉也没有多少人。他们一打听，说驻军的连部设在城隍庙里，就直奔连部驻地。

那个西北军的连长还没起来，正抱着个女人在大殿的耳房里面睡大觉，勤务兵端着烟盘子在外面伺候着。等了老半天，他才吸足了烟，趿拉着两只鞋，打着哈欠出来见客人。马文瑞看见连长那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很生气，心想连长这么个模样儿，怎么带兵去抗日?便说：“天都快晌午了，你怎么才起床?”那家伙三楞眼一瞪说：“我们几时起床，你们共产党管不了。”马文瑞说：“你们杨司令和我们毛主席定了三项协议，你知道不知道?”那个连长说：“听说有那么几条条，具体怎么讲，咱也不清楚。”马文瑞说：“这话是你讲的，那好，我要致电杨虎城，说驻守延长县城的孙连长不知道三项协议是什么。”他听了，态度顿时软下来，挤眯着一双小眼睛说：“三项协议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马文瑞说：“这可以，只是你得把全连士兵集合起来，带到十字大街上去，我要当众宣传。”孙连长迟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吧。”

队伍集合起来，带到十字街上。十字街口坐北面南有一座戏楼，马文瑞就站在戏台上面讲话。赶集做生意的老乡，见平时凶神恶煞的白军破天荒地站着队听一个穿烂袄子的人讲话，都觉得好奇，便围着看热闹。戏台下面很快围了许多人，个个瞪着眼睛侧耳听。好在马文瑞讲的是本地话，老百姓句句都听得懂：“……西北军弟兄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狼烟四起，哀鸿遍野，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烧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房子，强奸我们中国妇女，把我们中国儿童活活用刺刀挑起来丢进火坑里面……西北军兄弟们，你们说，面对这样的侵略者，我们中国军人应当怎么办?”

“打，打他个挨慆货！”

“对，打狗日的！”士兵中有人高喊了一声，其他几个响应道。看热闹的老百姓中有人声音不高不低地说：“指你们那个慆样儿，还能打日本！?”人群哄地一声笑起来，那个孙连长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马文瑞说：“对，这几位士兵兄弟的主张同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一样，也和你们杨司令的主张一样。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愿与十七路军携手战斗，打击日本侵略者。因此前不久，我们的毛主席和你们的杨司令达成了‘三项协议’。这头一条就说要‘互不侵犯’，要求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这包括要求你们驻军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联系。这一条你们这个连执行得怎么样?”问这话时，马文瑞故意把目光转向看热闹的老百姓。只见工委的其他人，也都穿着烂袄子，混在老百姓中。

“执行个屁来，他们就解开买东西不给钱，拉驴支差不讲理！”

“对，还有那个孙连长，吃喝嫖赌数他行！”

“这号儿军队，招不住日本人一耳光！”

群众见红军派来的人这么威风，胆子也壮了，一阵连骂带奚落，把个白军一连人弄了个大红脸。包括孙连长本人在内，个个低头不说话。

马文瑞挥手压下了群众的议论，说：“你们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吧。你们这么个样子，可是和协议精神相反的。要是叫杨司令知道了，撤职是小，有人说不定要掉脑袋！你们杨司令这个人，我知道，是个穷苦人出身，他最恨当兵的欺压老百姓。你们自己说今后怎么办?”

只见连长看士兵，士兵瞅连长，大眼瞪小眼，到底没有言声。过了老半天，那个孙连长说：“按着协议办，我们整饬纪律。”

马文瑞说：“那好吧，限你们十天之内整顿好。到时候，咱们再听听老百姓怎么说。”

事后，四乡的老百姓都说这出“三娘教子”唱得好。西北军驻延长县城那个连，再也不敢欺侮老百姓，每天操练队伍。孙连长抽大烟嫖女人的毛病也收敛了许多。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