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润为（《求是》杂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在这里，我想对两极分化问题和腐败问题多说几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硕鼠”的问题。现在的硕鼠可真的不少哇！有的个头已经大到了惊人的地步。它们的确是先硕起来、富起来了，但不是靠辛勤劳动硕起来、富起来的，也不是依据市场规则靠合法经营硕起来、富起来的。他们是靠盗窃国有资产、出卖国家利益硕起来、富起来的，也是靠吸工人、农民的血硕起来、富起来的，这些硕鼠的一部分是由我们的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变成的。像王宝森那样较大的硕鼠，其大宗盗窃行径诡秘得很，一般很难为平头百姓察觉。但是他们的一些小勾当以及一些小鼠的小打小闹，例如大吃大喝、搞“三陪”等等，却是尽人皆见、尽人皆知的。这次到陕北来，听几位同志讲一个故事：一位老农怀揣20块钱，牵着一头毛驴进城。在路上，毛驴啃了人家一株苞谷，被罚款10块，走了一程，毛驴又啃了人家一个苹果，又被罚款10块。就这样，老农还未进城，身上的钱便全光了。20块钱对大款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贫困的陕北农民来说可就不是一个小数。无端地丢掉这么多钱，老农不禁恼怒交加，于是扬起鞭子打驴，一边打一边骂道：“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领导干部啊？可以随便吃喝不花钱啊？”从美学上说，这个故事可以归入黑色幽默一类。什么是黑色幽默呢？说白了就是悲哀的笑、带泪的笑。当年那么舍生忘死地保护我们党的陕北人民，而今却是这样认识我们党的干部，这怎能不让我们感到辛酸呢？当然，不能说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是这个样子。即使是一小撮罢，几颗老鼠粪也足以坏掉一锅汤啊！很明显，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市场经济是不行的。怎样来解决呢？办法当然很多，但是其中必要而又重要的一个，就是继续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那种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勇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过去主要表现在不怕牺牲上，现在则主要表现在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上。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实行怎样的经济体制，这一条也动摇不得。不仅一百年动摇不得，一千年、一万年也动摇不得。动摇了，我们就失掉了根本，就要被老百姓唾弃，就会留下千古骂名。“载舟之水也覆舟”，这是李世民说的。令人悲哀的是，我们党的某些干部对于老百姓的认识，还远远达不到这个封建帝王的水平。在他们眼里，这个“水”只会傻乎乎地载舟，而不会覆舟。谁才有可能覆舟呢？唯有官场的同僚。因此，他们对老百姓是不屑于一顾的，而只把精力集中在官场倾轧上，集中在修炼纵横捭阖的权术上。我建议这样的领导干部牺牲一点去歌厅、舞池的宝贵时间，也来像我们在座的同志们一样，认真地读一读《群山》。倘能由此开出一条反省的路，则于已于民、于党于国，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同志们听得出来，我在这里强调了精神的作用，先进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承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不能说是唯心主义，因为这也是客观事实。我们可以想一想，马老他们闹革命时，物质生活条件何等菲薄！但是他们硬是创造了那么辉煌的业绩。这难道不是精神的作用？只有否定物质的第一性地位，把精神看成是可以离开物质基础的独自立足的存在，才是唯心主义。不错，过去我们确曾将精神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样的口号。这当然是十分荒唐的。但是，在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时，我们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精神万能论走到了拜物教。请看，放纵物欲、放逐精神，迷信金钱、鄙夷崇高，在今天是何等时髦啊！为了强调物质，经常有人援引“仓廪实而民知礼义”这句儒家名言。我认为，对此话不可作出机械的理解。诚然，礼、道德、精神不可能超越一定的物质发展阶段，我们不能要求封建社会里出现雷锋那样的人物，但是物质并非时时处处都把精神捆得死死的。物质对精神的制约虽有一定的圈子，但是这个圈子并不算小。在这个圈子之内，精神是可以自由驰骋的，这就是受动性与主动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仓廪很实的人并不怎么知礼知义，而很多阮囊羞涩的人却非常知礼知义，例如不受嗟来之食的人。事实上，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人能够实现精神对于物质的超越。如果精神永远跟在物质后面亦步亦趋，那么人和动物就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只看重物质和物质享受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我们越想现代化，越想快一些富起来，就越要重视民族精神的建设。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陕人的光荣》之第三部分

第54章：周恩来要保卫局长周兴派人护送马文瑞回陕甘边东地区，随即又把一套洗干净的军服递给他

 1935年11月，毛泽东、党中央移驻瓦窑堡以来，这座古老的小镇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平时孤寂的小镇，空前热闹起来。一天黄昏，刚刚担任瓦窑堡市委书记的崔田夫来看马文瑞。老战友劫难之后重逢，心情格外激动，也备感亲热。话别叙旧一番，两人相约上街去吃羊杂碎。走在街上，见到处是穿军装打裹腿的红军战士。商店铺门大开，生意空前兴隆。正走着，迎面过来几个人，其中有一个瘦高个子，留着长发，面色和蔼清秀。崔田夫小声说：“这就是毛主席。”

 正说着已走到近前。大家互不相识，只是擦肩而过。走过去了，马文瑞还回头望着毛泽东的背影，见那穿着灰色棉军服却没戴军帽的人身材显得很高。他留着长长的头发，走路迈着轻捷的方步，双手从容地前后摆动着。听说过多少次的“毛委员”，今天终于见到了。想不到，他和周恩来一样，穿着打扮也是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只是在那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他隐约觉得，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和周恩来不大相同的东西。他一时还想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只觉得他很严肃，目光冷峻而深邃。当他在镇街上散步的时候，仍然好像在思索着问题。如果说，初次见面的周恩来像是一个军人，那么毛泽东给他的印象，倒更像一个精明而胸有成竹的读书人。

 第二天，各机关单位在南门外操场上集会。毛泽东亲自登台讲演。马文瑞站在台下，很认真地听。可惜，毛泽东的湖南乡音太重，开始有些话听不明白。也难怪，他是头一次听南方籍的领导人讲演。但毛泽东站在台上，目光炯炯、昂首挺胸的神情，使他领略了一个革命领袖的风采。毛泽东讲话很简短，不时地在胸前打着手势，显得果断而有力。时而幽默风趣喜笑颜开，时而又双目炯炯居高临下，特别是将原本叉在腰间的右手，高举过头有力地挥下，身子随之朝后一仰，便有一种藐视一切的气派传递给人们，令人觉得那一只大手挥下去，能扫除一切妖魔鬼怪。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台下不时地响起掌声、笑声和口号声。那演讲有神奇的力量，不断地在人群中掀起感情的波澜，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把人们的情绪鼓舞起来。毛泽东讲演的主题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有一段话，听着很令人觉得痛快：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泽东的讲演不停地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被震撼山岳的欢呼声淹没。马文瑞也情不自禁地被卷入了激动不已的情绪昂扬的波澜之中，也随着人群欢呼着，热烈地鼓着掌。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简明、精辟而又充满激情和诗意的论述。这些话，似乎在自己心中埋藏了好些年了，今天终于听人讲了出来，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从未有过的面对一个人而如此敬佩不已，而如此心悦诚服。他感到，自己和会场上的每一个人的革命热情都被点燃起来了。许多人忘记了是站在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的旷野里。人们的脸兴奋得发红，有人解开衣领挽起袖子，仿佛是准备着立即行动起来。米粮山回荡着那鼓舞人心的洪亮的湖南口音，整个秀延河川都沸腾起来了。毛泽东的演说轰动了小小的瓦窑堡，他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很快传遍了陕北、陕甘边苏区，传遍了全中国，成为抗日战争的伟大纲领。

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由秦邦宪任主席。划分陕北、陕甘边根据地为陕甘省、陕北省、关中地区和神府地区四个行政区域，统归西北办事处领导。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为朱理治，李富春为副书记，中共陕北省委书记为郭洪涛。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办事处，由周恩来兼任主任，刘志丹任副主任，统辖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和红军后勤工作。遂将西北各地革命武装编为红28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红29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和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另外还组建了神府、关中两个独立师。从此，西北革命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不久，周恩来第二次约马文瑞谈话。

 这一次，周副主席一见马文瑞就风趣地说：“文瑞同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非你这个‘马主席’出马不可!”

 马文瑞觉得有点奇怪。

 周恩来接着说：“前两天，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同志找我诉苦，说他那里的工作很不好做。”

 马文瑞听到“朱理治”这个名字，便有些不舒服。说老实话，西北的许多同志，对“肃反”问题解决后，仍然让这样的人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有看法，但中央已经决定的事情，也不好提什么不同意见。周恩来一下便看出了马文瑞的思想，故意又说：“朱理治同志告诉我，”他故意把“同志”两个字咬得很重，“说你被错误地关押以后，陕甘边东地区的老百姓很不安，谣言和误解不少，有人认为是白军把他们的马主席抓走了，靠边境地区的许多老百姓干脆跑到苏区以外去了。‘肃反’问题解决后，那里的老百姓仍然不信任红25军。尽管他们一再讲‘马主席已经被放出来了’，老百姓没有亲眼看见，就是不相信，思想情绪很不稳定，陕甘省委工作很不好搞呀。”

 周恩来说到这里，停下来，注视着神情异常严肃的马文瑞。他发现马文瑞表面依然很平静，但由那紧咬的嘴唇和微微皱着的眉心，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很不平静。这种心情他很能理解。他深知，每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都充满着血与火的斗争，充满了坚忍不拔的奋斗和牺牲。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在群众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冲杀过来的。他们和那里的群众建立了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和血肉联系，他们在那里群众的心目中，就像高高耸立着的大山一样峻拔，一样受人尊敬、令人敬仰。这种情况，就连当初下令抓走马文瑞的朱理治，也不得不承认：“他在那一带的老百姓中威信很高，许多人一提起‘马主席’就动感情，请求派马文瑞同志去东地区安民，不然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他也知道，这种情况下，提出让马文瑞去东地区有些强人所难。因为“肃反”问题虽已解决，但一手造成这场灾难的人并没有被查办。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再三，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还是采取了慎重态度。他也知道目前这么处理，许多受迫害的同志是会有些想不通的。周恩来正沉吟着，却听马文瑞恳切地问：“周副主席，你看我什么时候动身合适?”

 “当然是越快越好呀!”周恩来显出很高兴的样子，亲切地拍了拍马文瑞的肩膀，说：“文瑞同志，你辛苦一趟吧。你去了，见了老百姓随便唠一唠，让群众亲眼看到你这个‘马主席’果真还平平安安，大家也就放心了，好吧?”

 马文瑞说：“那好吧，我一两天就动身。”

 周恩来立即着人找来西北保卫局局长周兴，要求他派人护送马文瑞去陕甘边东地区，随即又取出一套洗得很干净的军服递给马文瑞，风趣地说：“去时，穿上这身衣服，群众就会相信他们的‘马主席’和红25军原本是一家人嘛。”周副主席考虑问题细致入微，使马文瑞很受感动。

 两天以后，马文瑞在西北保卫局的刘子义陪同下骑马进入陕甘边东地区。他穿着周副主席送他的那一套军装，外面套着那件老羊皮袄，头发刚刚理过，骑在一匹枣红马上，容光焕发，显得格外精神。一路上老百姓迎来送往，问寒问暖，气氛十分热烈。这天到达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临镇。

“马主席回来啦，马主席回来啦!”

正是阳光温暖的冬日的中午。当他们牵着马从镇街上走过时，远远地就认出马主席的老百姓奔走相告，镇街两边转眼之间聚集了许多群众。

“马主席，咱老百姓可把你盼回来了!”

“马主席，你该好着哩吧?”

“马主席，这回回来可再不走了吧?”

“马主席，到底是些什么人把你们带走了?”

男女老少，一个又一个他叫起姓名的和叫不起姓名的老乡，从人群里挤过来，亲热地同他们盼望、惦念了许多日子的马主席握着手，使马文瑞很感动。他事先并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一带老百姓心目中，竟然这样重要。他由那一双双粗糙有力的紧紧握着自己的手上，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感受到的真挚的敬仰和爱戴。这种真挚的情感，使他激动，却又有些不安，觉得东地区的工作，才刚刚打开局面，许多事情还只是打下一个基础，开了一个头，便被迫停了下来。还有许多群众居住在敌我时常“拉锯”的游击区，受着白军、土匪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困扰，苏维埃政权也还没有最后建立……

群众自发欢迎马主席的队列越拉越长，几百米的街道，拥挤得只剩街心一道细巷。马文瑞牵马走着，走了老半天，也走不出热情洋溢的人群。同行的刘子义也很感动，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热烈的场面。他从马文瑞手中接过马缰替他牵着，好让他腾出手来接受群众的欢迎。群众的情绪像海潮一样不断地高涨。那位在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的夜晚，曾经给马主席送去一碗热米汤和一碟干菜的老婆婆，自从马主席被人不明不白地抓走后，她心焦得一连好几天吃不下饭。以后的日子，她像思念自己的亲人一样地思念马主席。眼下听说马主席回来了，她不顾一切地拨开人群扑到马文瑞面前，拉住马主席的手，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她是眼看着马主席被人捆起来戴上帽套拉走的。如今，她看见了马主席穿得整整齐齐，脸色也还好看，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老妈妈终于破涕为笑了。老人说：“天晴了，灾害过了，走，还住咱窑里。你盖过的铺盖我谁也没叫动，见天黑里烧着炕，总算把你盼回来啦!”

就这样，马文瑞不由分说地被房东大妈拉着手引进了他原先住的那孔窑里。一连几天，这个普通的窑洞里，像过喜事一样热闹。人们带着连夜赶做的鞋袜和鸡蛋、红枣、金梨等当地土产的各种吃喝，从几十里路外赶来看他们的马主席。这些天，临镇街上就像遇集一样红火。

赤川县各区乡的代表们来了，红泉县各区乡的代表们来了，临镇附近的农民自发地来了，不需要通知，也不需要组织，人们是闻讯受成千上万老百姓的嘱托来的。这两县革命委员会在临镇召开一个座谈会，请马主席给各地的代表们讲话。大家冬末寒天远道而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亲眼见一回马主席，回去好给老百姓有个交代。马文瑞的讲话，实际上是同大伙面对面地拉家常。他急切地想知道自己被抓以后，各地的情况。土地分配完了没有?地主老财有没有乘机反攻倒算?赤贫的农民过年有没有白面猪肉包饺子?贫农团是不是真正在村子里挺起了腰杆子?有没有发展新党员?党团组织是不是仍在坚持活动?靠边境地区跑出去的群众有没有回来的?……这些在他“坐牢”时，日夜萦绕在脑子里的问题，全都一气儿涌出来了。那个原本是欢迎马主席的座谈会，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研究总结和布置工作的会议。

临镇座谈之后，这次东地区之行的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按照计划应返回瓦窑堡去了。但马文瑞得知宜川靠近边境一带跑了不少群众还没有回来，他坚持要到当地走一趟。刘子义看他态度坚决，便只好同意。他一路走去，又接触了许多老百姓。在宜川的北池镇，召开了群众大会，马文瑞亲自讲话。躲在宜川县城里的敌人都知道他到了北池镇。跑出去的群众在几天之内，纷纷返回苏区。这次奉周副主席之命的东地区之行，使马文瑞再次体会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深情厚谊。朱理治有一次对周恩来汇报说：“马文瑞的到来，对于稳定东地区群众的思想情绪，巩固苏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