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润为（《求是》杂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我们的文学，理应表现这样的光荣的人物和这样光荣的历史。但是，这个使命不是谁人都能承担的。你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事业本来就不感兴趣，甚至对他们领导穷人反抗剥削、压迫的实践采取仇视态度，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呢？只有在心灵上与老一辈革命家相通的人，才有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光有这一条还不够，还要有其他条件：一个是陕北地域文化的熏陶。如果你对陕北的风土人情不了解，对这里革命的来龙去脉不熟悉，例如我们这几个从北京来的同志，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的。另一个就是必要的文学素养。这就是说，写出这样的作品，需要思想感情、文化熏陶、文学素养这三个条件。培元同志对老一辈革命家非常崇敬，慨然以继承他们的事业为己任，而且历经十几年的风雨不动摇；他生长在陕北这块土地，血管中涌动着的是这块土地的热血；他刻苦自励，艺术感觉好。我在《光明日报》时发过他的几篇散文，写得都不错。他恰好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所以写出了这样的好作品。

 这部作品所传达的那种革命、反抗的精神，说到底是一种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勇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谁都知道，起来革命，起来反抗，就要承担被杀头的危险。杀头对于人来说，这个牺性是很大的。因此，在压迫之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揭竿而起的。像贾桂那样的奴才，即使主人要他坐他都不肯坐，还振振有词地说：“奴才站惯了”，坐着不舒服。这样的人怎么会起来造反呢？与贾桂相反，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是一群顶天立地的人。这“地”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苦百姓，这“天”就是穷苦百姓们向往的那片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乐土。《诗经·硕鼠》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可以说，这样的乐土，中国的穷苦百姓起码向往了两千几百年。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他们就是要用自己的牺牲奉献，带领穷苦百姓们把这个向往变成了可感可触的现实。于是就有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让那些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硕鼠们胆颤心惊的革命事业。今天，中国搞起了市场经济。有人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那种精神已经失却了存在的依据，成为一种精神垃圾。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反对这种论调，不然我们为什么耗费时间在这里研讨这部作品呢？其实，这个论调是和现在流行的市场万能论一脉相通的。那个市场万能论离谱得很哪！在它看来，一旦实行了市场经济，便是满天钱雨、满地财货，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当然是《天方夜谭》般的神话。时下有一个很时髦的词——“误区”。我们说，神化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误区。同志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多：治安问题，假冒伪劣问题，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失业问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下降问题……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陕人的光荣》之第二部分

第53章：“噢，欢迎你呀，马文瑞同志。”周恩来热情地大步迎上前来，这热烈的情景，他始料不及

 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当时住在瓦窑堡水沟坪的一座石窑院里。这家地主的宅院，眼下是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

 这天上午，马文瑞踩着镇街上的石板路，朝水沟坪走去。他说不清曾经有多少次从这条古老的镇街上走过了，唯有今天的感觉格外不同。街道两边的商店和卖绿豆凉粉、荞面煎饼和羊杂碎的小摊、饭铺那种独有的地方特色和风味是他所熟悉的，如今看着却格外新鲜。站在门首笑迎顾客的穿着长棉袍、头戴瓜皮帽的店铺小伙计似乎显得较平时更有趣，像穿梭一样旋转于顾客之间的性情活泼的饭馆跑堂的肩上搭着毛巾 腰间系着围裙，显得特别精神。瓦窑堡的绸缎布匹和风味小吃是方圆百里有名气的。不知道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可尝过瓦窑保的绿豆凉粉、荞面煎饼？马文瑞心中想象着即将见面的周恩来，猜测着这次谈话的情形，走上前面的小坡，就要到水沟坪了。当他望见那窑院街门上站着的哨兵时，心情突然变得复杂起来，脚步也开始有些迟疑。脚脖儿上被铁镣磨破已经结痂的伤疤和手腕子上被麻绳勒出的伤痕似乎又开始隐隐作痛。这些日子已经平息下来的愤懑和委屈不知怎么又一齐涌上心头。整人也不是这么个整法呀！特别是想起刘志丹，想起他被折磨得瘦弱不堪的那样子，除了一双眼睛，几乎变得叫你认不出来。马文瑞就这么低头想着心事，一直走到大门口。哨兵问明情况，通报进去。就见一个穿戴像普通战士一样的人，由门里迎了出来。

 “噢，欢迎你呀，马文瑞同志。”

 离着老远，周恩来便伸出手臂，热情地大步迎上前来。这热烈的情景，是马文瑞所始料不及的。此刻他的思绪尚未从那令人痛苦的情绪中完全摆脱出来，双手已经被周副主席有力地握住了。他感觉到那手很瘦，但却很温暖有力。当周恩来那有力的手臂连同整个上身都很投入很有个性地大幅度摇动着时，那其中传导出来的真诚，就仿佛有一根火柴，点燃了对方心中的热情。是的，他觉得面前这个人，当他和你握手时，你感觉到他周身全部的热情都集中到了那只瘦削的大手上。那是真诚而含义丰富的一握，是有意要敞开胸襟，使你感到心中踏实的一握。当你同他握着手时，你感到如同春风拂面般的舒畅，感到如沐冬阳一样的温暖。你像面对一条清澈见底的碧流，像身临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绿洲。总之，你觉得很惬意，却又很难准确表述那种情形，总觉得这不同寻常的一握，是这个人极富有魅力的一举。你只要同他握过一次手，便会回味无穷，永远难以忘怀。这个人，就有这样的魅力，他使每一个同他初次见面的人，在与他握着手的那一刻，会突然感慨万端，甚至感到自己的精神得到了升华一样的兴奋，不无深刻地体察到这顷刻之间的礼节那完全脱俗的含义和分量，倒往往忘记了关注他这个人。与周恩来初次见面那一瞬间，他留给人的往往倒不是视觉方面的印象，而是感觉上的记忆。

那天，那只紧紧握着马文瑞的手，有好一阵没有松开，一直握着他走上窑外的台阶，走进窑门，这才慢慢松开来。

 “马文瑞同志，请坐下来谈吧。你们陕北的窑洞可是一个奇迹，据说它冬暖夏凉，住在里面，人会长寿的。”

 周恩来以他那特有的轻松愉快情绪说着话，热情地把客人让到一把柳木圈椅上坐下来，自己伸手拉过另一把椅子坐在他的近前。他们脚下不远处生着一只火盆——喇叭口形的铜盆中，燃烧着木炭。新添的木炭劈啪爆响着跳蹿起紫红色的火苗。窑窗上阳光明亮，窑里气氛暖融融的令人惬意。周恩来敏捷地用铁筷子拨动一下木炭，火苗立刻扩大了，跳蹿得更加踊跃。他放下火筷，并不急着开口说话，只是微歪着头，目光和蔼地注视着面前这位年轻的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前两天，他同刘志丹谈话时，听到了关于马文瑞的情况，就很想见一见这位同志。西北苏区和红军的存在，对于困难重重的中国革命简直是太重要了。周恩来对这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长期艰苦奋斗创造了这片苏区和这支红军的人们，有一种超越一般同志的特殊感情。一见面，仿佛早就相识一样，感觉特别的亲近。加之面前这位年轻同志，又是这样的显出稳健持重和谦虚谨慎。说真的，他见多了那种血气方刚、热情奔放，甚至锋芒毕露的年轻的同志，他们的坦诚和直率令人高兴，但总担心那种年轻人的性情能否适应极其复杂残酷的斗争环境。而望着眼前这位年轻人，却令他有另外的感觉。革命事业虽是轰轰烈烈，但并非单凭几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就能搞起来，倒是更需要一大批脚踏实地的同志。周恩来独具风采的微笑与和蔼可亲的目光，很快便使马文瑞消除了初进门时的那一点拘束。他开始用敬仰和好奇的目光，大胆地注视着这位外表看着比实际年龄要大出许多的长者。他发现自己面前这位年约40岁的人，大胡子好久没有理了，脸庞显得瘦削憔悴，但那浓黑的眉毛下一双聪慧而深沉的大眼睛，仍然炯炯有神。这独特的眉毛和眼睛，很容易使人想到“胸怀坦荡”、“忠贞不渝”这一类成语。在不识字的老百姓眼里，这样的眉毛和眼睛组成的是一副忠实相，是“好人”模样。这是周恩来留给细心的马文瑞最初的直观印象。然而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辛劳困顿的折磨，使得面前这个人面色黑黄，疲惫而憔悴。穿的衣服也很破旧……“他果真就是周副主席？”是不是有些过于平凡，过于朴素了？又好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马文瑞同志，听说你曾在这安定县担任过县委书记，抵制了‘立三路线’，巩固发展了这一带的党组织，是当时陕北幸存下来的唯一的一个组织健全的县。”马文瑞没想到，周副主席会讲这件事，更没想到他对陕北革命的情况了解得如此深入，便说：“那主要是因为这一带党的工作基础好。早在大革命时期，谢子长同志就在这个县发动群众，搞农民运动，许多党员同志，都是在那个时期涌现出来的斗争骨干。”

 “与你们县委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当然也分不开嘛。”

 马文瑞不好意思地说：“那倒也是。”

 “马文瑞同志，这回把你们整错了。”

周副主席说这句话时，表情突然变得格外严肃，显得心情很沉重，目光中透出的感情复杂而真挚。

 马文瑞听得低下头，心中感到很温暖，像严冬刚刚过去，领略到了一阵扑面而来的和暖的春风。他不知道该说怎样一句话来回报这驱寒送暖的春风。

 “我听刘志丹同志讲了，你和许多同志在陕北搞武装，对创造苏区有贡献，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这些情况，中央都了解。”

 周恩来的话很简短，但很明了，很有针对性。马文瑞听着，感到这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绝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当面搪塞。说着话，周恩来停下来，又像起初那样热烈地望着马文瑞，目光专注而殷切，显然是等待他说点什么。

 马文瑞抬头望了望周副主席，似乎想说什么，终于又低头不语，大约是觉得没什么好说的。窑里一阵沉默。周恩来又说：“现在‘肃反’问题解决了，过去的事情结束了。要向前看，有许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你休息休息，就准备参加工作。噢，对了，文瑞同志，你愿意到哪里工作？”

 马文瑞没有立即回答。回想起“肃反”中的冤情，他此刻的心情有些复杂。无凭无故，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当他面对着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领导人，有许多许多的话想说，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又觉得不该因个人的小事耽误周副主席的时间。此刻，火盆里的木炭完全烧红了，加之外面阳光的照射，窑里的温度显得有些过高。马文瑞感到穿着棉衣的上身有些燥热。他沉吟了一小会儿，轻声说：“周副主席，工作由组织确定吧。”不料周副主席没有回答。当他抬起头时，发现疲劳过度的周恩来坐在圈椅上睡着了。马文瑞一扭头看了一眼桌上堆放的那些电报和文件，心想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实在太忙太劳累了。他不忍心再占据他的宝贵时间了，便轻轻站起来，小声地，也是自言自语地说：“你先休息，以后再谈吧。”不料他还没退到门口，周恩来突然醒了，显得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噢，对不起，文瑞同志。你谈，咱们接着谈。”他们又谈起来。马文瑞发现，只是打过一个小盹的周副主席，像刚睡了一大觉似的，精神较前好了许多，谈吐得体，话锋机敏，那双睿智的眼睛显得越发诚恳专注，越发光彩照人、富有魅力。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突然窑门被人很响地推开来，由外面大大咧咧进来一个人。马文瑞看见，此人个子很高，黄头发，蓝眼睛，尖鼻子。周副主席站起来介绍道：“文瑞同志，这位是李德同志。”两个人有些不大自然地握一握手。李德最初给马文瑞的印象是：面孔冷漠，满手都生着黄毛。李德心神不安，好像有什么话急着要谈。马文瑞便说：“周副主席，你们谈，我走了。”周恩来说：“那好吧，咱们以后找时间再谈。”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