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润为（《求是》杂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从北京到延安，到榆林，一路看到陕北的风光，陕北的地貌，就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在这里诞生马文瑞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出现《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这样的作品。我以为，这是陕北特定地域文化、革命传统和陕北特有的群众基础所决定的。

 我是第一次到陕北来，第一次看到黄土高原。这里的雄浑、苍莽、粗犷给我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我的感觉就像禅宗的顿悟一样，一下子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这种感觉微妙得很，真可以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由此我也明白了陕北的“信天游”等民歌，何以是那样一种风格、那样一种曲调。从地理的意义上说，正是陕北大地的这种磅礴大气，造就了陕人独特的气质，造就了陕北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或根。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谈到陕北的穷，刚才肖云儒同志就讲了一只羊为了吃悬崖上仅有的一株草而粉身碎骨那样悲惨的事。中国自古就有一句熟语：“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当然不是穷苦百姓们说的，而是饮甘饫肥者流造出来的。不过，它也从反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越是穷的地方，就越是容易发生反抗、发生革命，因为这样的地方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最为深重的地方。由于土地贫瘠，生存条件本来就很艰难，你还剥我身上衣，夺我口中粟，钩爪利牙食人肉，我能不造反么？对剥夺者进行反剥夺，本是天经地义，怎么能说是刁民呢？陕北人民反抗压迫的革命，至少可以追溯到闯王李自成。李自成是一位真正的农民领袖，在他的纪念馆，就有毛主席的题词：“陕人的光荣”。李自成这样伟大的人物出在陕北，的的确确是陕人的光荣啊，在座的陕北同志们的光荣啊！那么，陕北的革命传统是怎样传下来的呢？谁是这个传统的载体呢？就是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群众。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的陕北党史专家高中哲同志，曾对我讲：像马文瑞同志这样的革命者，在当年无论走到哪里，老百姓就是热忱接待、舍命保护，从来不问姓甚名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说，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这样的人物出在陕北，也是陕人的光荣，而且是比出现李自成更大得多的光荣。然而，这样光荣的人物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这片光荣的土地、这种光荣的传统和这些光荣的人民孕育、培养的。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陕人的光荣》之第一部分

第52章：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前往瓦窑堡，“要他们刀下留人！再不要抓人了！”

 正如1930年秋天的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给陕北地下党的工作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一样，1935年冬天，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像远方飘来的一团乌云，刹那间遮天蔽日，给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根据地以刘志丹为首的许多地方和红军负责同志被错误地划定为“肃反”对象关押起来，他们有的被杀害，有的备受折磨，连准备活埋的土坑都挖好了。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给事态的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历史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首当时的民歌至今流传西北民间：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甘；

 满天的乌云风吹散，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一杆杆红旗迎风展，

 苏区军民好喜欢。

 然而当时，被关押在瓦窑堡的人们并不知道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吴起镇，更不知道在毛泽东亲自布置指挥威震西北的直罗镇战役的同时，张闻天、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李维汉等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率领党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已经进驻瓦窑堡。

 马文瑞事后得知：就在党中央到达吴起镇时，张明科、刘锦瑞、龚逢春等人找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苏区和红军负责人被抓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听，觉得情况紧迫，立即派王首道、李涛、贾拓夫、刘向三等前往瓦窑堡找有关领导处理此事。王首道等人临出发前，毛泽东特别叮咛：“要他们刀下留人！再不要抓人了！”这几位同志接受任务后，星夜兼程赶到瓦窑堡。戴季英一伙正在磨刀霍霍、杀气腾腾，情况万分紧急。他们立刻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停止抓人，立即审理释放被关押的同志。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干预，陕北错误“肃反”的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一百多人。

就这样，马文瑞枕着的砖头尚未画满三十条线时，便被出乎意料地打开脚镣释放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他舒展着解放了的四肢，迈步走出“牢”门，望着蓝天白云，深深吸一口气时，心中还莫名其妙地问自己：“难道果真是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了？”

 马文瑞被放出来，暂时住在保卫局的窑院里，同李涛住在一起。他很快就感觉到自己由“囚犯”一下成了“贵宾”，处处都受到令人有些不大舒服的过分的“礼遇”。前几天还暴戾恣睢的保卫局长戴季英突然变得像漏气的气球一样，蔫头耷拉脑地仰不起脖子了，腰间的短枪和手中的马鞭也不知去向。事态的发展充满了戏剧性，一切变化又来得过分突然，令人思想上一下还有些反应不过来。窑院的大门口依然有哨兵站立着，但那不是为了看守“犯人”，而是为了保卫首长和“贵宾”的安全。住在里面的人进出自由，许多在瓦窑堡工作的陕北同志听说马文瑞住在这里，都纷纷前来看望他。马文瑞每天出来进去，看到前几天还持枪看守过自己的穿着灰色军服打着裹腿的战士们很庄严地举起右手向自己致礼时，简直有些处在梦境之中的感觉。同样是这些战士，他们突然变得英俊可亲起来。他们显然已经明白过来，过去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不该发生的一场灾难。

 马文瑞出牢的第二天，刘嫂子就带着刘力贞来看望他。一见面，见他被折磨成那副衰弱的样子，未曾开口说话，眼泪早流下来了。马文瑞见状，急切地问：“志丹怎么样？”刘嫂子说“人也放出来了，被折磨得不像样子。”“人在哪里？”“在窑里，叫我来喊你吃剁荞面哩，走。”说着拉了马文瑞的衣袖，不由分说就往外走。到了米粮山半坡上他们住的窑里，一进门，马文瑞见刘志丹裹着他那件老羊皮袄，斜仰在炕上，头发老长，面色苍白，全失了以往的精神。刘志丹见了马文瑞，挣扎着把他迎上炕，两人双手紧握着，老半天相对无语。过了一阵儿，习仲勋、张秀山几个相继来了。大家都没有多说什么，但都知道彼此心中想着什么。不一会儿，刘嫂子端上了香喷喷的酸菜剁荞面，大家也只是埋头吃饭。马文瑞发现志丹吃得很少，只吃了几口，便满头冒汗，停下来，用拳头压着肚子。知道他的胃病又犯了。看他那痛苦的样子，真想象不来，不久之后，他竟能率部出征，真是钢铁的汉子。

昨天的“罪人”马文瑞，今天同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派来解决错误“肃反”问题的负责人之一的李涛住在一起。从李涛处处表现出的敬重和热情里，他体会到了同志式的平等、信任和温暖。每天晚上一盘烧得滚热的土炕上，并排睡着他们口音不同、素昧平生的两个人，但他们却相互感觉很亲近。窗外是陕北寒冷而漫长的冬夜，越发衬托出了窑里土炕的绵绵温情。他们吹灭了炕桌上的小油灯，却依然大睁双眼，瞅着弧形的窑顶，毫无睡意。此刻，他们——李涛和马文瑞，并不像南梁军政干校时的马文瑞和吴岱峰，围坐在通红的木炭火盆旁轻唱《国际歌》。他们躺在热炕上，起初虽然默不作声，却因为各自都十分熟悉的《国际歌》的旋律，感觉到了同志心灵的相通。于是，一种同志加兄弟的亲热，洋溢在这孔小小的窑洞里。真诚而绝少顾忌的交谈，像小溪流水，把两颗滚烫的心连接为一体。马文瑞介绍着陕北和陕甘边党的组织、地方革命政权建设和红军的发展情况。李涛详细地叙述着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光辉历程，讲了五次反“围剿”，讲了遵义会议，讲了令人肃然起敬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马文瑞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关一、四方面军会师和“分家”的情况，这虽然是长征路上的“插曲”，但却闻所未闻，惊心动魄。使他第一次比较清醒地意识到，革命的敌人和绊脚石，不光是白军和反动政权，不光是地主老财和种种反动势力，还包括革命阵营内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行为。这些错误思潮和行为的蔓延滋长以致泛滥成灾，往往抵消削弱革命力量，甚至断送革命事业。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恶果，往往又是外部任何穷凶极恶的反动势力所难以办到的。有一个问题，马文瑞有些不大明白，便问李涛：“毛主席、党中央怎么能一下就看出我们这里的‘肃反’是错误的？”李涛说：“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有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教训，因此一下就看清了问题的本质。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搞‘肃反’就抓了不少好干部，也杀了不少无辜者。你们这里的情况同鄂豫皖十分类似。为了尽快解决陕北错误肃反的问题，毛主席派我们四个人来，随后周副主席又亲自赶到瓦窑堡，坐镇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认为，把你们抓错了。为此，专门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纠正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并且研究成立了党务委员会，董必武同志为书记，李维汉等同志参加负责审理此事。”

 听了李涛的话，马文瑞很受感动。通过这件事，他感觉到毛泽东、周恩来是英明的领导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实际上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西北革命。要是没有党中央的干预，任凭那些人折腾下去，不光苏区保不住，就是红军内部也可能出现分裂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隆冬腊月里的瓦窑堡夜话，充满了融融的春意。1936年的春天，仿佛提早来到了依然被冰雪覆盖着的旁延河畔。眼前虽然是一片冬天的景象，但是人们的心间却已明显感觉到了春天的温暖。寒冷的西北风突然变得并不那么凶猛严酷，阳光倒显得格外温暖起来。避风向阳的山湾里地椒草和白蒿芽子悄悄冒出了地皮。据拦羊的老汉说，这是往年没有过的新奇事儿。

 此后，过了几天，马文瑞接到通知，说周恩来找他谈话。周恩来这个名字，对于马文瑞来讲并不陌生，许多年了，经常在党内会议上和党的文件上听到和看到这个亲切而熟悉的名字。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名字和朱德、毛泽东是一样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魅力。这个名字，在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和八一南昌起义中被人们叫得最响。未曾见面之前，周恩来这个人就像一棵在风雨雷电中巍然挺立的大树，耸立在马文瑞心间。因此，接到周恩来亲自邀请他谈话的通知，他心中十分高兴。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