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润为（《求是》杂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我们的文学，理应表现这样的光荣的人物和这样光荣的历史。但是，这个使命不是谁人都能承担的。你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事业本来就不感兴趣，甚至对他们领导穷人反抗剥削、压迫的实践采取仇视态度，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呢？只有在心灵上与老一辈革命家相通的人，才有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光有这一条还不够，还要有其他条件：一个是陕北地域文化的熏陶。如果你对陕北的风土人情不了解，对这里革命的来龙去脉不熟悉，例如我们这几个从北京来的同志，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的。另一个就是必要的文学素养。这就是说，写出这样的作品，需要思想感情、文化熏陶、文学素养这三个条件。培元同志对老一辈革命家非常崇敬，慨然以继承他们的事业为己任，而且历经十几年的风雨不动摇；他生长在陕北这块土地，血管中涌动着的是这块土地的热血；他刻苦自励，艺术感觉好。我在《光明日报》时发过他的几篇散文，写得都不错。他恰好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所以写出了这样的好作品。 这部作品所传达的那种革命、反抗的精神，说到底是一种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勇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谁都知道，起来革命，起来反抗，就要承担被杀头的危险。杀头对于人来说，这个牺性是很大的。因此，在压迫之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揭竿而起的。像贾桂那样的奴才，即使主人要他坐他都不肯坐，还振振有词地说：“奴才站惯了”，坐着不舒服。这样的人怎么会起来造反呢？与贾桂相反，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是一群顶天立地的人。这“地”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苦百姓，这“天”就是穷苦百姓们向往的那片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乐土。《诗经·硕鼠》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可以说，这样的乐土，中国的穷苦百姓起码向往了两千几百年。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他们就是要用自己的牺牲奉献，带领穷苦百姓们把这个向往变成了可感可触的现实。于是就有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让那些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硕鼠们胆颤心惊的革命事业。今天，中国搞起了市场经济。有人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那种精神已经失却了存在的依据，成为一种精神垃圾。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反对这种论调，不然我们为什么耗费时间在这里研讨这部作品呢？其实，这个论调是和现在流行的市场万能论一脉相通的。那个市场万能论离谱得很哪！在它看来，一旦实行了市场经济，便是满天钱雨、满地财货，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当然是《天方夜谭》般的神话。时下有一个很时髦的词——“误区”。我们说，神化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误区。同志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多：治安问题，假冒伪劣问题，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失业问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下降问题……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陕人的光荣》之第二部分第53章：“噢，欢迎你呀，马文瑞同志。”周恩来热情地大步迎上前来，这热烈的情景，他始料不及 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当时住在瓦窑堡水沟坪的一座石窑院里。这家地主的宅院，眼下是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 这天上午，马文瑞踩着镇街上的石板路，朝水沟坪走去。他说不清曾经有多少次从这条古老的镇街上走过了，唯有今天的感觉格外不同。街道两边的商店和卖绿豆凉粉、荞面煎饼和羊杂碎的小摊、饭铺那种独有的地方特色和风味是他所熟悉的，如今看着却格外新鲜。站在门首笑迎顾客的穿着长棉袍、头戴瓜皮帽的店铺小伙计似乎显得较平时更有趣，像穿梭一样旋转于顾客之间的性情活泼的饭馆跑堂的肩上搭着毛巾腰间系着围裙，显得特别精神。瓦窑堡的绸缎布匹和风味小吃是方圆百里有名气的。不知道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可尝过瓦窑保的绿豆凉粉、荞面煎饼？马文瑞心中想象着即将见面的周恩来，猜测着这次谈话的情形，走上前面的小坡，就要到水沟坪了。当他望见那窑院街门上站着的哨兵时，心情突然变得复杂起来，脚步也开始有些迟疑。脚脖儿上被铁镣磨破已经结痂的伤疤和手腕子上被麻绳勒出的伤痕似乎又开始隐隐作痛。这些日子已经平息下来的愤懑和委屈不知怎么又一齐涌上心头。整人也不是这么个整法呀！特别是想起刘志丹，想起他被折磨得瘦弱不堪的那样子，除了一双眼睛，几乎变得叫你认不出来。马文瑞就这么低头想着心事，一直走到大门口。哨兵问明情况，通报进去。就见一个穿戴像普通战士一样的人，由门里迎了出来。 “噢，欢迎你呀，马文瑞同志。” 离着老远，周恩来便伸出手臂，热情地大步迎上前来。这热烈的情景，是马文瑞所始料不及的。此刻他的思绪尚未从那令人痛苦的情绪中完全摆脱出来，双手已经被周副主席有力地握住了。他感觉到那手很瘦，但却很温暖有力。当周恩来那有力的手臂连同整个上身都很投入很有个性地大幅度摇动着时，那其中传导出来的真诚，就仿佛有一根火柴，点燃了对方心中的热情。是的，他觉得面前这个人，当他和你握手时，你感觉到他周身全部的热情都集中到了那只瘦削的大手上。那是真诚而含义丰富的一握，是有意要敞开胸襟，使你感到心中踏实的一握。当你同他握着手时，你感到如同春风拂面般的舒畅，感到如沐冬阳一样的温暖。你像面对一条清澈见底的碧流，像身临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绿洲。总之，你觉得很惬意，却又很难准确表述那种情形，总觉得这不同寻常的一握，是这个人极富有魅力的一举。你只要同他握过一次手，便会回味无穷，永远难以忘怀。这个人，就有这样的魅力，他使每一个同他初次见面的人，在与他握着手的那一刻，会突然感慨万端，甚至感到自己的精神得到了升华一样的兴奋，不无深刻地体察到这顷刻之间的礼节那完全脱俗的含义和分量，倒往往忘记了关注他这个人。与周恩来初次见面那一瞬间，他留给人的往往倒不是视觉方面的印象，而是感觉上的记忆。那天，那只紧紧握着马文瑞的手，有好一阵没有松开，一直握着他走上窑外的台阶，走进窑门，这才慢慢松开来。 “马文瑞同志，请坐下来谈吧。你们陕北的窑洞可是一个奇迹，据说它冬暖夏凉，住在里面，人会长寿的。” 周恩来以他那特有的轻松愉快情绪说着话，热情地把客人让到一把柳木圈椅上坐下来，自己伸手拉过另一把椅子坐在他的近前。他们脚下不远处生着一只火盆——喇叭口形的铜盆中，燃烧着木炭。新添的木炭劈啪爆响着跳蹿起紫红色的火苗。窑窗上阳光明亮，窑里气氛暖融融的令人惬意。周恩来敏捷地用铁筷子拨动一下木炭，火苗立刻扩大了，跳蹿得更加踊跃。他放下火筷，并不急着开口说话，只是微歪着头，目光和蔼地注视着面前这位年轻的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前两天，他同刘志丹谈话时，听到了关于马文瑞的情况，就很想见一见这位同志。西北苏区和红军的存在，对于困难重重的中国革命简直是太重要了。周恩来对这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长期艰苦奋斗创造了这片苏区和这支红军的人们，有一种超越一般同志的特殊感情。一见面，仿佛早就相识一样，感觉特别的亲近。加之面前这位年轻同志，又是这样的显出稳健持重和谦虚谨慎。说真的，他见多了那种血气方刚、热情奔放，甚至锋芒毕露的年轻的同志，他们的坦诚和直率令人高兴，但总担心那种年轻人的性情能否适应极其复杂残酷的斗争环境。而望着眼前这位年轻人，却令他有另外的感觉。革命事业虽是轰轰烈烈，但并非单凭几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就能搞起来，倒是更需要一大批脚踏实地的同志。周恩来独具风采的微笑与和蔼可亲的目光，很快便使马文瑞消除了初进门时的那一点拘束。他开始用敬仰和好奇的目光，大胆地注视着这位外表看着比实际年龄要大出许多的长者。他发现自己面前这位年约40岁的人，大胡子好久没有理了，脸庞显得瘦削憔悴，但那浓黑的眉毛下一双聪慧而深沉的大眼睛，仍然炯炯有神。这独特的眉毛和眼睛，很容易使人想到“胸怀坦荡”、“忠贞不渝”这一类成语。在不识字的老百姓眼里，这样的眉毛和眼睛组成的是一副忠实相，是“好人”模样。这是周恩来留给细心的马文瑞最初的直观印象。然而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辛劳困顿的折磨，使得面前这个人面色黑黄，疲惫而憔悴。穿的衣服也很破旧……“他果真就是周副主席？”是不是有些过于平凡，过于朴素了？又好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马文瑞同志，听说你曾在这安定县担任过县委书记，抵制了‘立三路线’，巩固发展了这一带的党组织，是当时陕北幸存下来的唯一的一个组织健全的县。”马文瑞没想到，周副主席会讲这件事，更没想到他对陕北革命的情况了解得如此深入，便说：“那主要是因为这一带党的工作基础好。早在大革命时期，谢子长同志就在这个县发动群众，搞农民运动，许多党员同志，都是在那个时期涌现出来的斗争骨干。” “与你们县委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当然也分不开嘛。” 马文瑞不好意思地说：“那倒也是。” “马文瑞同志，这回把你们整错了。”周副主席说这句话时，表情突然变得格外严肃，显得心情很沉重，目光中透出的感情复杂而真挚。 马文瑞听得低下头，心中感到很温暖，像严冬刚刚过去，领略到了一阵扑面而来的和暖的春风。他不知道该说怎样一句话来回报这驱寒送暖的春风。 “我听刘志丹同志讲了，你和许多同志在陕北搞武装，对创造苏区有贡献，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这些情况，中央都了解。” 周恩来的话很简短，但很明了，很有针对性。马文瑞听着，感到这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绝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当面搪塞。说着话，周恩来停下来，又像起初那样热烈地望着马文瑞，目光专注而殷切，显然是等待他说点什么。 马文瑞抬头望了望周副主席，似乎想说什么，终于又低头不语，大约是觉得没什么好说的。窑里一阵沉默。周恩来又说：“现在‘肃反’问题解决了，过去的事情结束了。要向前看，有许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你休息休息，就准备参加工作。噢，对了，文瑞同志，你愿意到哪里工作？” 马文瑞没有立即回答。回想起“肃反”中的冤情，他此刻的心情有些复杂。无凭无故，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当他面对着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领导人，有许多许多的话想说，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又觉得不该因个人的小事耽误周副主席的时间。此刻，火盆里的木炭完全烧红了，加之外面阳光的照射，窑里的温度显得有些过高。马文瑞感到穿着棉衣的上身有些燥热。他沉吟了一小会儿，轻声说：“周副主席，工作由组织确定吧。”不料周副主席没有回答。当他抬起头时，发现疲劳过度的周恩来坐在圈椅上睡着了。马文瑞一扭头看了一眼桌上堆放的那些电报和文件，心想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实在太忙太劳累了。他不忍心再占据他的宝贵时间了，便轻轻站起来，小声地，也是自言自语地说：“你先休息，以后再谈吧。”不料他还没退到门口，周恩来突然醒了，显得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噢，对不起，文瑞同志。你谈，咱们接着谈。”他们又谈起来。马文瑞发现，只是打过一个小盹的周副主席，像刚睡了一大觉似的，精神较前好了许多，谈吐得体，话锋机敏，那双睿智的眼睛显得越发诚恳专注，越发光彩照人、富有魅力。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突然窑门被人很响地推开来，由外面大大咧咧进来一个人。马文瑞看见，此人个子很高，黄头发，蓝眼睛，尖鼻子。周副主席站起来介绍道：“文瑞同志，这位是李德同志。”两个人有些不大自然地握一握手。李德最初给马文瑞的印象是：面孔冷漠，满手都生着黄毛。李德心神不安，好像有什么话急着要谈。马文瑞便说：“周副主席，你们谈，我走了。”周恩来说：“那好吧，咱们以后找时间再谈。”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刘润为（《求是》杂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从北京到延安，到榆林，一路看到陕北的风光，陕北的地貌，就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在这里诞生马文瑞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出现《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这样的作品。我以为，这是陕北特定地域文化、革命传统和陕北特有的群众基础所决定的。 我是第一次到陕北来，第一次看到黄土高原。这里的雄浑、苍莽、粗犷给我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我的感觉就像禅宗的顿悟一样，一下子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这种感觉微妙得很，真可以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由此我也明白了陕北的“信天游”等民歌，何以是那样一种风格、那样一种曲调。从地理的意义上说，正是陕北大地的这种磅礴大气，造就了陕人独特的气质，造就了陕北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或根。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谈到陕北的穷，刚才肖云儒同志就讲了一只羊为了吃悬崖上仅有的一株草而粉身碎骨那样悲惨的事。中国自古就有一句熟语：“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当然不是穷苦百姓们说的，而是饮甘饫肥者流造出来的。不过，它也从反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越是穷的地方，就越是容易发生反抗、发生革命，因为这样的地方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最为深重的地方。由于土地贫瘠，生存条件本来就很艰难，你还剥我身上衣，夺我口中粟，钩爪利牙食人肉，我能不造反么？对剥夺者进行反剥夺，本是天经地义，怎么能说是刁民呢？陕北人民反抗压迫的革命，至少可以追溯到闯王李自成。李自成是一位真正的农民领袖，在他的纪念馆，就有毛主席的题词：“陕人的光荣”。李自成这样伟大的人物出在陕北，的的确确是陕人的光荣啊，在座的陕北同志们的光荣啊！那么，陕北的革命传统是怎样传下来的呢？谁是这个传统的载体呢？就是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群众。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的陕北党史专家高中哲同志，曾对我讲：像马文瑞同志这样的革命者，在当年无论走到哪里，老百姓就是热忱接待、舍命保护，从来不问姓甚名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说，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这样的人物出在陕北，也是陕人的光荣，而且是比出现李自成更大得多的光荣。然而，这样光荣的人物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这片光荣的土地、这种光荣的传统和这些光荣的人民孕育、培养的。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陕人的光荣》之第一部分第52章：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前往瓦窑堡，“要他们刀下留人！再不要抓人了！” 正如1930年秋天的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给陕北地下党的工作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一样，1935年冬天，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像远方飘来的一团乌云，刹那间遮天蔽日，给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根据地以刘志丹为首的许多地方和红军负责同志被错误地划定为“肃反”对象关押起来，他们有的被杀害，有的备受折磨，连准备活埋的土坑都挖好了。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给事态的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历史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首当时的民歌至今流传西北民间：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甘； 满天的乌云风吹散，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一杆杆红旗迎风展， 苏区军民好喜欢。 然而当时，被关押在瓦窑堡的人们并不知道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吴起镇，更不知道在毛泽东亲自布置指挥威震西北的直罗镇战役的同时，张闻天、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李维汉等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率领党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已经进驻瓦窑堡。 马文瑞事后得知：就在党中央到达吴起镇时，张明科、刘锦瑞、龚逢春等人找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苏区和红军负责人被抓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听，觉得情况紧迫，立即派王首道、李涛、贾拓夫、刘向三等前往瓦窑堡找有关领导处理此事。王首道等人临出发前，毛泽东特别叮咛：“要他们刀下留人！再不要抓人了！”这几位同志接受任务后，星夜兼程赶到瓦窑堡。戴季英一伙正在磨刀霍霍、杀气腾腾，情况万分紧急。他们立刻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停止抓人，立即审理释放被关押的同志。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干预，陕北错误“肃反”的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一百多人。就这样，马文瑞枕着的砖头尚未画满三十条线时，便被出乎意料地打开脚镣释放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他舒展着解放了的四肢，迈步走出“牢”门，望着蓝天白云，深深吸一口气时，心中还莫名其妙地问自己：“难道果真是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了？” 马文瑞被放出来，暂时住在保卫局的窑院里，同李涛住在一起。他很快就感觉到自己由“囚犯”一下成了“贵宾”，处处都受到令人有些不大舒服的过分的“礼遇”。前几天还暴戾恣睢的保卫局长戴季英突然变得像漏气的气球一样，蔫头耷拉脑地仰不起脖子了，腰间的短枪和手中的马鞭也不知去向。事态的发展充满了戏剧性，一切变化又来得过分突然，令人思想上一下还有些反应不过来。窑院的大门口依然有哨兵站立着，但那不是为了看守“犯人”，而是为了保卫首长和“贵宾”的安全。住在里面的人进出自由，许多在瓦窑堡工作的陕北同志听说马文瑞住在这里，都纷纷前来看望他。马文瑞每天出来进去，看到前几天还持枪看守过自己的穿着灰色军服打着裹腿的战士们很庄严地举起右手向自己致礼时，简直有些处在梦境之中的感觉。同样是这些战士，他们突然变得英俊可亲起来。他们显然已经明白过来，过去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不该发生的一场灾难。 马文瑞出牢的第二天，刘嫂子就带着刘力贞来看望他。一见面，见他被折磨成那副衰弱的样子，未曾开口说话，眼泪早流下来了。马文瑞见状，急切地问：“志丹怎么样？”刘嫂子说“人也放出来了，被折磨得不像样子。”“人在哪里？”“在窑里，叫我来喊你吃剁荞面哩，走。”说着拉了马文瑞的衣袖，不由分说就往外走。到了米粮山半坡上他们住的窑里，一进门，马文瑞见刘志丹裹着他那件老羊皮袄，斜仰在炕上，头发老长，面色苍白，全失了以往的精神。刘志丹见了马文瑞，挣扎着把他迎上炕，两人双手紧握着，老半天相对无语。过了一阵儿，习仲勋、张秀山几个相继来了。大家都没有多说什么，但都知道彼此心中想着什么。不一会儿，刘嫂子端上了香喷喷的酸菜剁荞面，大家也只是埋头吃饭。马文瑞发现志丹吃得很少，只吃了几口，便满头冒汗，停下来，用拳头压着肚子。知道他的胃病又犯了。看他那痛苦的样子，真想象不来，不久之后，他竟能率部出征，真是钢铁的汉子。昨天的“罪人”马文瑞，今天同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派来解决错误“肃反”问题的负责人之一的李涛住在一起。从李涛处处表现出的敬重和热情里，他体会到了同志式的平等、信任和温暖。每天晚上一盘烧得滚热的土炕上，并排睡着他们口音不同、素昧平生的两个人，但他们却相互感觉很亲近。窗外是陕北寒冷而漫长的冬夜，越发衬托出了窑里土炕的绵绵温情。他们吹灭了炕桌上的小油灯，却依然大睁双眼，瞅着弧形的窑顶，毫无睡意。此刻，他们——李涛和马文瑞，并不像南梁军政干校时的马文瑞和吴岱峰，围坐在通红的木炭火盆旁轻唱《国际歌》。他们躺在热炕上，起初虽然默不作声，却因为各自都十分熟悉的《国际歌》的旋律，感觉到了同志心灵的相通。于是，一种同志加兄弟的亲热，洋溢在这孔小小的窑洞里。真诚而绝少顾忌的交谈，像小溪流水，把两颗滚烫的心连接为一体。马文瑞介绍着陕北和陕甘边党的组织、地方革命政权建设和红军的发展情况。李涛详细地叙述着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光辉历程，讲了五次反“围剿”，讲了遵义会议，讲了令人肃然起敬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马文瑞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关一、四方面军会师和“分家”的情况，这虽然是长征路上的“插曲”，但却闻所未闻，惊心动魄。使他第一次比较清醒地意识到，革命的敌人和绊脚石，不光是白军和反动政权，不光是地主老财和种种反动势力，还包括革命阵营内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行为。这些错误思潮和行为的蔓延滋长以致泛滥成灾，往往抵消削弱革命力量，甚至断送革命事业。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恶果，往往又是外部任何穷凶极恶的反动势力所难以办到的。有一个问题，马文瑞有些不大明白，便问李涛：“毛主席、党中央怎么能一下就看出我们这里的‘肃反’是错误的？”李涛说：“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有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教训，因此一下就看清了问题的本质。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搞‘肃反’就抓了不少好干部，也杀了不少无辜者。你们这里的情况同鄂豫皖十分类似。为了尽快解决陕北错误肃反的问题，毛主席派我们四个人来，随后周副主席又亲自赶到瓦窑堡，坐镇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认为，把你们抓错了。为此，专门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纠正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并且研究成立了党务委员会，董必武同志为书记，李维汉等同志参加负责审理此事。” 听了李涛的话，马文瑞很受感动。通过这件事，他感觉到毛泽东、周恩来是英明的领导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实际上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西北革命。要是没有党中央的干预，任凭那些人折腾下去，不光苏区保不住，就是红军内部也可能出现分裂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隆冬腊月里的瓦窑堡夜话，充满了融融的春意。1936年的春天，仿佛提早来到了依然被冰雪覆盖着的旁延河畔。眼前虽然是一片冬天的景象，但是人们的心间却已明显感觉到了春天的温暖。寒冷的西北风突然变得并不那么凶猛严酷，阳光倒显得格外温暖起来。避风向阳的山湾里地椒草和白蒿芽子悄悄冒出了地皮。据拦羊的老汉说，这是往年没有过的新奇事儿。 此后，过了几天，马文瑞接到通知，说周恩来找他谈话。周恩来这个名字，对于马文瑞来讲并不陌生，许多年了，经常在党内会议上和党的文件上听到和看到这个亲切而熟悉的名字。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名字和朱德、毛泽东是一样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魅力。这个名字，在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和八一南昌起义中被人们叫得最响。未曾见面之前，周恩来这个人就像一棵在风雨雷电中巍然挺立的大树，耸立在马文瑞心间。因此，接到周恩来亲自邀请他谈话的通知，他心中十分高兴。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阎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原副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贤也有过，马、恩、列、斯、毛无一例外。“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我始终觉得，为贤哲或名家立传，完全将缺憾、弱点、过失、错误甚至严重的罪错有意遮掩，而要既真实、又深刻、又富于人情味、亲切感、可信性宣传之“传”，传主之神将不堪设想。在这一方面，爱因斯坦、罗丹等科学家艺术家的新传记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当然，不写缺点错误不等于不存在缺点错误；有缺点错误不一定非写缺点错误不可；我国有个不成文的惯例，活着的一般不写传记，因为还不到盖棺定论，有时盖棺不能定论，自然不便于涉笔缺点错误。说到底，在这个问题上作家有自己选择的充分的自由，而且都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传记文学出来。至于文学性，我以为传记文学的人物描写就是文学的人物描写；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同时应是优秀的小说作家，具备小说创作刻画典型的一切有效的艺术手段，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例如尊重历史真实，戴镣铐跳舞的传记作家比小说作家更难。《群山》表现了陕北时期马文瑞同志的真实形象。这位陕北农家子弟半辈子和羊肚子手巾热土炕头山窑崖畔羊肠小道丘陵沟壑风沙吼鸣打交道，滚在农民中，沿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主线轨迹一路“闹”将起来。黄土高原的群山赋予他艰苦卓绝的高大；他带领的群众聚拢而起，像一座拔地出世的峦峰置身群山之林。一位陕北农民的儿子兼陕北农民的领袖令人敬仰。马文瑞同志的将近50多年的后半生比前半生更长、更深邃、更富色彩，好戏还在后头。47.9万字的《群山》远远没有写完，培元同志，何时再见？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长篇传记文学的佳作》之第二部分第51章：高朗亭扶着马文瑞走回“牢”里，从军衣襟子上撕下一大片布，细心为他缠到脚镣紧贴脚腕处 整天坐在阴暗潮湿的窑洞里，外面的阳光透不进来，寒冷的西北风倒从门缝儿和气孔中不断地灌进来，直吹进每个人的骨头里面去。肚子里每天咽下去的那一点变质的食物，除了充饥，产生不了多少抵御风寒的热量。而脚上冷冰冰的铁镣，还贪婪地吸收着那一丁点儿维持生命的体温。每个人的脸色都因饥寒交加而变得灰白，嘴唇发暗。人们白天抱着膝，缩成一团坐等那放风的时刻。只有那一小会儿时间，才能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到院子里去，晒晒太阳，活动一下冻僵了的筋骨。阳光和自由啊，只有经历了牢狱之苦的人，才能体味到你的温暖和宝贵。一个人，为了信仰而吃苦以致牺牲，也许是无所畏惧、毫不遗憾的事情，唯独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失去了阳光和自由，那该有多么痛苦！如今，在充满阳光的院子里多待一分钟，都可能使一个生命勉强维持着活下去。因此，一到了放风的时间，人们就相互搀扶着走到院子里。人们在院中仰头望着那一块天空，像瞅着期盼已久的亲人。陕北的冬季，天空多是晴朗的。湛蓝的天幕，总有几朵淡淡的云彩飘着。太阳仿佛总是固定在头顶上，总像专意要照顾他们这些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沉冤苦牢的人们。四周都是一人多高的围墙，墙脊上还密密麻麻栽着枣刺荆梢。外面的消息完全被高墙隔绝了。马文瑞两腿蹒跚地走在难友们中间，望着高远的天空默默地想着心事。老刘他们不知道怎样啦？他的身体本来就瘦，撑得住这份折磨吗？他们就这样把人关着，也不问你青红皂白、是非长短。这些人，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把这么多地方和军队的负责同志都抓起来，苏区和红军眼下不知成了什么局面？白军、地主豪绅和反动民团会不会乘机反攻倒算，把老百姓再度推入水深火热之中？经过千辛万苦从敌人那里争取过来的武装，会不会掉头反水，或沦为土匪？……当院子里的阳光驱散了困扰人的寒气之后，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就又像一只只小虫子，撕咬着他的心，使他感到忧心忡忡，精神负担很重。每天放风的这段时间，他总是一边走，一边全神贯注地反复思考着这些问题，从各种可能性出发，推导出各种结果来，然后又一一地把它们否定推翻，重新再想。他像揉面团一样，反复地在头脑中揉着这些问题。长期的秘密工作，使他养成了走路思索问题的习惯。即使在坐“牢”的这段日子，他也还保持着这种习惯。然而这眼下已经不合时宜的习惯，可把他整苦了。近乎机械地戴着脚镣行走，铁镣磨破了他的脚腕，居然毫无觉察。一天，他正蹒跚地走着，却听身后高朗亭惊呼：“唉呀，文瑞的腿磨烂了！”他低头一看，果然见自己双脚腕子上的皮磨破了一圈，殷红的血一滴一滴地渗滴着，在院子里滴下了一大圈。眼睛里看到了血，才觉得钻心地疼来，顿时，无论他怎么咬紧牙关，也走不动了。高朗亭立即扶着他高声报告带哨的看守，要求给马文瑞把脚镣下了。那看守显得很为难，说这要请示戴局长。马文瑞一听要请示戴季英，心中便来了气，说：“算了，脚磨掉了，我还可以爬！”正说这话时，戴季英来了。他趾高气扬，腰间挎着枪，手里照例提着一根马鞭。据听说这个保卫局长经常随意用皮鞭打人，马文瑞还没领教过。见“犯人”们都围着马文瑞，戴季英厉声喝问：“怎么回事？”看守说：“他们要求给马文瑞把脚镣去掉。”“凭什么去掉？”高朗亭忙说：“他的脚腕子被磨破了，血流不止。”“磨破了又怎么样？”他一手叉腰，一手用鞭柄指着众人说：“你们可知道，什么人才给他戴脚镣？”见没人答复，他又说：“既然戴上了，还管他什么磨脚不磨脚，只要脑袋没掉，就够宽大了！”他随即转身又对带班的看守说：“不能去掉，这是上面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违抗！”突然，人群里像什么东西被憋破一样，发出一个声音：“你娘的，法西斯！”大家的目光一齐朝那声音望去，见是一位穿着破旧红军军服的瘦羸不堪的难友，极度的愤怒，使他的脸色变得铁青。这个人，马文瑞以前本来认识，但眼下他被折磨得失了形，听他说话，才知他是张琴甫。马文瑞印象中，他原先很胖，都叫他张胖子，可眼下……大家发愣时，戴季英突然疯狂地举鞭朝那人扑过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鞭子。张琴甫先是咬牙不做声，最后也许实在耐不过，突然抱着头，大喊起来，一边喊一边还骂道：“你娘的，法西斯！你娘的，法西斯！”戴季英的淫威，终于激怒了所有的“犯人”……“你娘的，法西斯！”一个人的喊声终于变成了大家的怒吼。在这惊雷一样的怒吼声中，戴季英提着马鞭的手到底战栗着垂落下来，随即气急败坏地退后几步，说：“你们等着瞧！”就赶紧溜走了。 高朗亭扶着马文瑞走回“牢”里，一句话不说就从自己的军衣襟子上撕下一大片布，细心为他缠到脚镣紧贴脚腕的地方。马文瑞很感动，站起来试着走了几步，果然不磨了。他慢慢地走到刚才被鞭打的张琴甫身边，见他躺在那里，脸色苍白，显得很衰弱，衣服上渗出一溜一溜的血渍，几个难友正帮他解开衣扣，查看伤情。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从刚才开始，马文瑞已暗暗敬重着这个很有骨气的同志。张琴甫见了他，双肘撑着地铺挣扎着要坐起来，马文瑞忙俯下身子按住了他。两个难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闪着泪水的目光对视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其实这种时候，也不需要说什么，同志间的心灵，通过刚才院中的那一幕，早已像电闪雷鸣一样，把天地的灵性连通了。仅仅凭着相互间这种理解、同情、信任和感激的目光，也就足以表达一切了。就这样，他们默默地注视了一两分钟，马文瑞终于看见，那张因由胖变瘦而显出许多皱纹的布满痛苦和忧郁的脸，终于浮现出了一丝儿苦涩的微笑。眼见那紧咬着的、透着坚定与刚强的嘴唇，终于张开笑了，马文瑞立即回报以同样的微笑。这时，却听张琴甫说：“马文瑞同志，我早就听说他们也要抓你。你是西北革命中的一个很坚定、很有贡献的同志。他们这样对待你们，实在令人寒心！”马文瑞没说什么，也不好说什么。他心想，这房里关押着的每一个人，包括这个由上海来到陕北的张琴甫在内，谁又不是为革命出生入死过来的？此时，当他握着这个坚强的同志的手，他才明白自己进了这个房子，何以突然觉得不孤独了。这里其实是一个战斗的集体，意想不到的厄运把大家归拢到这里，其实倒是一个绝好的相互了解和学习的机会。张琴甫见马文瑞沉默不语，便以一种神秘的口气小声说：“听说中央红军快到陕北了，只要中央红军一来就好办了。我认识周恩来，到时候，我要向周恩来同志告戴季英这个法西斯分子！”马文瑞听了他的话，突然眼睛一亮，小声问：“这消息可靠吗？”张琴甫有些神秘地说：“可靠。”马文瑞有些不大相信，可又希望这是一个确切的消息。第二天放风时，大家惊奇地发现院子四周挖了许多土坑。大伙都觉得蹊跷，就相互偷着打问：“他们挖这坑干什么呢？”被问的人心情沉重地摇一摇头，大家突然语塞，问题的答案各人心里早已猜得明白，只是谁也不愿意说罢了。马文瑞心细，他不动声色，一边慢慢散着步，一边偷偷数那些莫名其妙的土坑。不多不少，刚好同他们“牢”里的人数相符，每人一个土坑。显然，他们预备对“犯人”下毒手了。他早先听说，鄂豫皖苏区错误肃反中，许多人就是被活埋的……这么盘算着，眼前这些深坑，突然变得像一只只饥饿的怪兽的血盆大口，狰狞可怖地觊觎着这些蓬头垢面、戴着铁镣的人们。他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和不安，感到有一种愤懑的火焰在胸中燃烧起来，感到想极力寻找一种发泄的方式。但当他举目四望，除了栽着枣刺荆梢的高墙和靠着墙根站立着的哨兵，便是那些褐色的尚在太阳光下散发着湿气的可憎的土坑。这时，他听到一个声音：“挖这些坑，看来是要活埋咱们。”是张秀山，他故意站着，等马文瑞走过来，便凑到身边小声说。马文瑞扭头看着他，见那双深陷在眼眶中的大眼睛，因极度的愤怒和惊愕而有些鼓凸。马文瑞故意避开他的问话说：“不知老刘他们怎样？”“不知道嘛！”“咱们得想办法同外面取得联系。不然，等哪一天夜间被偷着活埋了还没人知道。”“嗯。”马文瑞发现一个哨兵的目光注视着这边，便用肘子挨了挨张秀山。两人不再说话，只是慢慢地朝前移动脚步，心里盘算着如何同外面的同志联系。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临了感觉到也只有束手待毙一条路。等到收风回到“牢”里，脑子里猛地空白一片，眼前立刻变得漆黑一团。一种绝望的痛苦噬咬着每个人的心灵。马文瑞备感痛苦的是，近十年了，一直同凶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周旋，到头来没倒在敌人的屠刀下，而是……他不愿意再往下想，觉得此刻想这些太沉重、太痛苦，他突然想到了母亲和祖母，想到了米脂事变中英勇就义的六位亲密的战友……这些亲人和同志，正在另一个世界里等待自己，可见了他们，又该怎么解释眼下这一切？……就这么想着想着，居然睡着了，梦境居然还充满了欢乐。 头下枕头上的细线画到二十多条，一块砖头即将画到头了。马文瑞估计着，剩下的日子也许不会很多。他很镇定，手中时常捏着衣角的那个圆圆硬硬的东西。那是一块银元。还是离开陕北到三边搞兵运时，马明方亲手交到他手中做路费的两块银元中的一块。一块请老刘和张达志、贺晋年他们吃了鸡蛋，这一块看来只能留下来交最后一次党费了……他盘算着，得找一张纸或一块白布，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交纳最后一次党费的留言，用这纸或布把银元包着藏到墙缝或是地铺下面。这也许是他唯一的一个心愿，也是仅能做到的最后一件事情，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他因此考虑得很周密，要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即使最后的时刻，他仍然冷静地保持着以往的作风，对任何一件事，只要是决定要做的，就要一丝不苟地做好。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阎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原副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谢诸位的厚意。《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读后甚喜，比我预想的还要厚重。那天（1996年12月3日）人民大会堂的会上，老同志们那样称赞这部作品，足以见得您对于马文瑞同志自“红”之日起至离开延安前担任西北局常委和西北局党校校长这一历史时期的记述已被历史所认同，而且事态的发展、人物的行止、性格的演变、历史的氛围、时代的气息、地域的特点等等水乳交融，将陕北当时红火世事艺术的再现；活灵活现，娓娓动听。砖头厚的一大本，沉甸甸的，堪称长篇传记文学佳作。谁让您本来就是位妙笔生花的传记文学作家呢！三年辛苦非同寻常，培元同志，向您表示祝贺！传记文学创作的成败在于真实性与文学性的能否统一。这是最高标准，但是真实性与文学性本身又有各自的标准，这方面往往被论者忽略或者简单化。例如真实性，什么是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什么是历史真实以及历史真实中的人物真实（传主的真实）、个性真实、人性真实？什么是历史真实与历史评价的深刻结合？你说真实我说不真实；你说本质我说表象；你说全面我说片面；你说是新观点我说已陈旧过时；你说应该以史带论我说必须以论带史；你说六经注我说我注六经；你说是多数人的看法，历史教科书上的看法，我说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评价。“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女起解》老解差的话）你说你真实，我说我真实，真实不真实，传记文学作家（何妨、理当）好为人师。人物的真实即人物的是非功过。不可是非颠倒，不可夸大缩小，不可隐恶扬善为贤者讳，不可隐善扬恶过苛于古人或诋毁于今人。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长篇传记文学的佳作》之第一部分第50章：到了瓦窑堡，马文瑞才知自己是被抓较迟的。刚松了绑，就又被戴上十多斤重的土制脚镣 被抓的人们，一路押解步行，到达甘泉县城附近，早已口干舌燥，人困马乏，却没有一口水喝，也不得停下来休息。绳索捆绑着的身子早已麻木，两条腿机械盲目地朝前迈进，心胸中装着一大堆问号。甘泉城里尚被白军占着。城外有红军部队正在周围攻城。头顶上不时有敌人的飞机轰炸扫射。炸弹就在身前身后轰然炸裂，充满火药味的浓浓的硝烟呛得人咳嗽不止。呼啸着的流弹像受惊的麻雀一样从头顶、身边飞掠而过。马文瑞真担心会伤了同行的同志们。奇怪的是并没有一个人受伤。队伍终于穿过了炮火连天的战区。黄昏时分，他们这支不伦不类的队伍绕过敌军占据的甘泉城，拐进朝北的一条小川。正走着，马文瑞由眼前的小洞，看见由南边的一条小路上过来几个人也押着被抓的人，“犯人”头上也套着同样的黑帽筒子，他便明白是怎么回事。果然，一会儿，两支队伍会合到一起，谁也不说什么，继续闷头朝北走。当晚，这支奇怪的队伍在甘泉北边一个叫稻草铺的村子过夜。黑暗中，抓来的“犯人”才被除去头上的帽套，分别关进几孔窑洞里。窑里不许点灯，黑咕隆咚像大张着口要吞噬一切的怪物。马文瑞和另外一个人被强推进一孔窑里，立即闻到一股霉沤的气味儿。随即，窑门哗啦一阵响，锁上了。起初，窑里的陈设是什么也看不见，只隐约瞅得见小窗外的山影和一小块天空中的星星在忽闪着。脚下胡乱丢着些谷草，霉沤味儿大约是由那谷草上散发出的。两个人谁也不说什么，各人就地蹲坐下去，默默地瘫在谷草上，缓歇着已经僵硬麻木的腿。过了好一阵儿，渐渐能相互看得清脸的轮廓。马文瑞觉得同窑的这一位似乎有些面熟，正想着却听那位压低嗓门问：“这不是马文瑞？你怎么也在这里！”声音好耳熟，马文瑞往前凑着身子，正要搭腔，那边又说：“我是张仲良。”“张仲良？你不是在南地区中宜县担任苏维埃主席吗？”“唉，听说把你们这些负责人都抓了，开始对我们下手了。”黑夜里，两个“犯人”凑在一起小声地拉着话，互相都急切地希望从对方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但到头来谁也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人便背靠着背，不再说话。窑里再度陷入了沉默。窗外天边的星光，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大约被乌云遮住了。两人的心间也像眼前一样，完全是一片漆黑。黑暗中，人的感觉显得特别灵敏。深夜的严寒使得被麻绳紧勒着的双臂开始钻心地疼。绳索就像刀刃一样，直往由麻木变得有了知觉的肉里割进去，使人连一刻也难忍耐。两人的身子便不由自主地依靠得更紧，仿佛这样可以由对方身上得到一种宽慰和解脱。然而，两人很快便发现，这办法并不能丝毫减轻绳索勒捆的痛苦。马文瑞死死地咬牙忍着。不忍又有什么办法呢？从早上被捆打的那一刻起，他一直这么忍耐着。他下决心再不向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们讲什么道理，也不乞求什么。在这貌似突如其来、其实也有一定精神准备的变故面前，他很理智也很镇定。到了后半夜，他们仍然疼痛得难以入睡。张仲良终于忍耐不住，咬牙切齿地夹带着哭声说：“文瑞，胳膊疼得受不了啦，你给我松一松绑。”马文瑞没说什么，扭头望了望窗外，只有风吹着那棵不知名的树叶子沙沙响着，岗哨的脚步声听不见了。估计已经到了后半夜。于是他回转身子，低下头去，摸黑用牙齿咬着绳头，好容易替张仲良把绑松开。不料绑一松，并不能立即消除痛苦，反而比捆着更疼——那些因捆扎而麻木的毛细血管突然充血，恢复知觉，简直比刀割还疼。难怪张仲良咬牙呻吟着，倒在谷草上打滚。马文瑞起初有些害怕，过了一会儿，张仲良镇定下来，吃力地爬到马文瑞这边，动手为他松绑。两人偷着互相松了绑，倒在谷草上睡了一小会儿。鸡刚叫，怕岗哨发现，就又把绳子相互捆束到身上去。第二天一早，照例戴着黑帽子上路。一直走了两天，到达安定瓦窑堡。以戴季英为局长的保卫局把抓来的人都分别关押在这里，审理处置。到了瓦窑堡，马文瑞才知自己是被抓较迟的。他一到那里，刚松了绑，就又被戴上十多斤重的土制脚镣，关入一孔较大的平房。这房子原先是一户财东开办的店铺，名叫“汇川通”。眼下只留门，封了窗，墙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口透气。房中黑糊糊关押着几十号人。狭窄的土炕上，用砖头垒出许多矮墙，每人一格，仅能坐卧。虽是隆冬季节，气味也很污浊。马文瑞刚进房，就听见几个人几乎同时喊道：“马文瑞也来了！”虽然都是些老战友，但他一时看不清。想走过去，脚下绊着镣链，很不自由。“马文瑞，这里有个空位子，你就睡这儿吧。”这回，他听清了，说话的人是老红一支队的高朗亭。他慢慢朝那个声音走去，见高朗亭又黑又瘦，头发胡子老长，衣服又脏又破，双脚也同自己一样戴着脚镣，心想，好端端一个人，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他正替高朗亭难过，高朗亭咧开雪白的牙齿笑着说：“这砖巷子里睡觉可不好受，睡到半夜想翻身了，你得向门外的哨兵报告，得到准许再翻，不然，铁镣一响，他进来要拿刀背子砍人！”高朗亭说得很风趣，把众人都逗乐了。一个难友说：“咱们这等于是人埋了还没死，瞪着眼窝活受罪哩。”这句俏皮话，却没有引起笑声。马文瑞会心地摇摇头，此刻他的确不知道该说什么，只不过原先那种孤独的感觉倒是没有了。他敢断定，这些被抓的人，都是好同志。“好人为啥会遭这罪？”正这么想着，却见一个人拖着脚镣走过来。此人个子较高，胡子头发也像高朗亭，茅草一样乱蓬蓬竖在头上脸上。本来就大的一双眼睛因眼眶深陷而显得更大。瞅了足有两三秒钟，马文瑞才认出张秀山。突然之间，两双颤抖着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心中纵有千言万语，一时也说不出来，只得化作说不清是愤懑还是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在极其复杂的心境下沉默了片刻，马文瑞轻声问：“老刘怎么样？”“早抓起来了，”张秀山气恼地说。“咱陕甘边大部分负责人都被抓起来了。刘志丹、习仲勋、刘景范、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果然是这样，老刘他们现在怎样？”“听说也被关押在瓦窑堡，哎，文瑞，你知道张邦英怎么样？是不是也被抓了？”“不知道，我在甘泉碰见他们把张仲良也抓来了。”“张仲良？他们连县一级负责人也不放过？！”张秀山控制不住自己的大嗓门了。这句失控的话，显然被窑里的“犯人”们全听到了，大家一齐把吃惊的眼睛对着他俩。高朗亭说：“你两个坐下来慢慢拉，操心看守听见，保卫局长戴季英又要抡着鞭子打人了！”张秀山正在气头上，一边蹲下身，嘴里还骂道：“什么保卫局长，完全是法西斯那一套！”他的葭县本腔，无意间给他的愤怒增添了几分幽默。这时候，只听门锁一阵响，门开处，看守把头伸进窑门说：“开饭！”随即进来一个做饭的老汉，手里提着两只冒着热气的木桶，一声不哼，把桶往房脚地上一蹾，便转身退出去了。房门立即又被锁上。奇怪的是一看见饭桶，大家并没有一个人显出高兴的样子。有人原先本来坐着，见送饭的来了，反倒唉声叹气地躺进砖格子里去了。赶了一天路，马文瑞早饿了，见有热饭可吃，心里总觉得有点欣慰。这时，只见黄子文走上前去，用铁勺敲着桶沿子说：“哎，开饭了，你们怎不积极？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嘛！快来。”仍然不见有人动。张秀山说：“饭不吃不行，把咱饿死，有人才高兴哩。”说着端起一只粗瓷碗，呼啦呼啦地拖着铁镣走过去，对黄子文说：“马文瑞刚来，多打点菜吧。”人们这才开始懒洋洋地往饭桶跟前挪动。马文瑞接过张秀山递给他的饭菜，肚子饿得也顾不得客气，端起就要吃，却被一股扑鼻而来的霉沤味儿呛得直闭气，这才看清那米饭是用存放多年的沤谷米做的。所谓的“菜”，也只不过是几片发黑的干土豆叶子之类煮的汤，这在早先，是农民用来喂猪的东西。难怪大伙对吃“饭”毫无兴趣，“这种东西，怎么下咽呢？”马文瑞硬着头皮，抄起一块黏糊糊的米饭，填进嘴里，一股难闻的气味儿，逼得他嚼也不嚼就匆忙咽下去了。这样过了几天，他才明白，即使这样的饭食，每人也只给一点儿，根本吃不饱。有时连那宝贝“干菜汤”也没有，只好硬着头皮嚼霉米饭。由于营养严重缺乏，每个人都被折磨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加之蓬头垢面，个个失了形，熟人见了面，都有些认不出来。这样的日子实在难熬。马文瑞每天用指甲在头下枕着的砖上画一条细线，等画出七条线的时候，却感觉像过了好久好久的日子。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涂途（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原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马文瑞在瓦窑堡初次见到毛泽东，是在街头偶遇。两人互不相识，只是擦肩而过。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他已感到毛泽东像一个精明而胸有成竹的读书人。等到第二天听毛泽东演讲（主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时候，马文瑞便“情不自禁地被卷入了激动不已的昂扬的情绪波澜之中”，“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从未有过的面对一个人而如此敬佩不已，而如此心悦诚服”。在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成立的集会上，马文瑞又一次听毛泽东讲话，他觉得毛泽东的话很能抓住要领，很有号召力，很能鼓舞士气。当敌人进攻瓦窑堡，中央决定主动撤离的最后时刻，大家知道毛泽东还未出城正十分焦急之时，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地骑着马由城门洞里走出，并对大家说：“莫慌，莫慌，敌人从东边来，我们由西边走，他来他的，我走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嘛。”一场虚惊，烟消云散，马文瑞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这么乐观而幽默。最为感人的是胡宗南匪军进入延安的前夜，马文瑞与彭德怀、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等一道，前往毛泽东住的窑洞向他告别和汇报撤退情况的一幕。当马文瑞询问毛泽东怎么还不动身时，只见毛泽东笑着从容地说：“只要大家都撤了，我一个人好办，轻装上阵，没有负担嘛。大路朝天，各占一边，也叫做井水不犯河水嘛。我眼下考虑的，倒不是胡宗南的几个虾兵蟹将，那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只是担心，对于这次战略撤退，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像你们这些党政军高级干部，思想上一定要明白我们的战略意图。”寥寥数语，画龙点睛般显示了一代伟人的雄才大略、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挥洒自如。 周恩来留给细心的马文瑞最初的直观印象，是那浓黑的眉毛下一双聪慧而深沉的大眼睛，它们立即使人想到“胸怀坦荡”、“忠贞不渝”这一类成语。周恩来与马文瑞的有力握手，更使他感到如同春风拂面般的舒畅，如沐冬阳一样的温暖；似乎像面对一条清澈见底的碧流，像身临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绿洲。这虽然写的是马文瑞个人的印象和感受，但同时又是每一个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的同感和共识、共鸣。周恩来与马文瑞第一次交谈，就充分肯定了刘志丹和他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在陕北搞武装斗争、创造苏区根据地的贡献。这时正是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肃反”运动、马文瑞被无端关押20余天得到释放后不久，本来有满肚子的冤屈的苦水想吐泻出来，可周恩来说的“过去的事情结束了”，“要向前看，有许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这几句话，便使得马文瑞不知从何说起。他正等待周恩来给他分配工作，不料疲劳过度的周恩来却坐在圈椅上睡着了。马文瑞刚想离去让他好好休息，走到门口，周恩来突然醒过来不好意思地又将他留下来。又一次，马文瑞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后，周恩来留他共进午餐。在吃饭时周恩来一句话不说，嘴里嚼着饭，眼睛却瞅着文件，手里还不停地从菜碟中准确迅速地夹着菜，“说不清他是附带着处理文件还是附带着吃饭”。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真实朴实的细节勾画，周恩来亲切热情、雄才大略、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活生生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久久难忘。 在《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中，我们还看到朱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王震等一大批叱咤风云、戎马倥偬人物的不同风采。有的虽然着墨不多，但淡淡几笔，挥洒自如，却生动而鲜明地描绘出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伟岸风范。这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的历史伟人，那不朽的精神魅力将代代相传、永垂史册。历史是延续而不能忘却的。列宁说：只有机会主义不能了解“昨天”和“明天”的联系；我们重寻革命风流人物深厚的足迹，就能得到众多认识今日现实的启迪，也能更加明白“昨天”与“明天”的联系。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黄土峰峦“马前卒”——初读《群山》印象之第二部分第49章：朱仰兴宣布所谓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朱理治、聂红军等人关于开展“党内肃反”的指令 时令进入冬季。陕北山区的气候异常阴冷，穿着棉衣在山区活动，也冻得受不了。马文瑞像当地农民一样，时常在黑粗布棉衣的外边，套一件光板山羊皮袄。可别小看这件皮袄，白日翻山越岭，可以遮雨雪、挡风寒，夜里若要在山窑子里宿营，它又是被褥和毡毯。无论天多冷风多寒，只要蜷起手脚，裹着皮袄往枯草上面一躺，漫长的冬夜也就扛过来了。这件老山羊皮袄，还是刘大才的老伴给他做的。刘大才见他只穿一身单薄的棉衣顶着刺骨寒风整天在冰天雪地里四处奔波，心里过意不去，就叫婆姨挑最好的皮板缝了这件皮袄。一连几十天里，马文瑞都穿着这件看着十分土气的光板儿皮袄穿梭于红泉、赤川两县。渐渐地，许多人都熟悉了这件皮袄，就像熟悉他那农民一样拢在头上的白羊肚手巾。人们时常看见，马主席远远地拉马走过来。在村庄附近他很少骑马，总是牵着走，为的是同群众拉话方便。人们记忆中，文质彬彬的马主席，端庄严肃的脸总是被寒风哨得泛红，领口和袖口露出的黑山羊毛特别显眼，头上的手巾两头穗穗不停地在前额上抖擞着，显得格外精神。这老山羊皮袄和羊肚子手巾，使得这个马主席在老百姓眼里显得更加可亲、可信。 天气虽然寒冷，东地区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却是空前高涨。这天，马文瑞和土地部长胡自禄一道，由金盆湾回临镇机关去，路过麻洞川，但见川野里到处是红旗和红缨枪，到处是热情高涨忙着丈量、分配土地的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分配土地，这在农民看来，可是革命工作中顶重要的一项，是革命斗争中最彻底深刻的斗争。远远地，听见有人一边拉着绳子丈量土地、埋设地界，一边嘴里哈着白气，唱着群众口头流传的民歌： 1935年呀， 东地区大发展， 地主老财保甲民团统统消灭光。 成立新政权， 分地又分田， 跟上马主席， 咱们闹共产呀。 胡自禄也是个淳朴的农民同志，他很理解农民的心情，便说：“老马呀，你在咱东地区老百姓心里可不简单！农民从前敬土地山神，这阵儿敬你马主席哩。”唱歌的人们，认出了大路上牵马走来的马主席，便丢下手中的活，纷纷跑过来，围着马主席问长问短。这种情形，每过一个村庄都要遇到。 马文瑞见了群众，总是笑嘻嘻地问：“老乡们，土地分配得怎么样了？还有什么问题？” 有个倔脾气老汉翘起下巴上的花白胡子问：“给地主分地，马主席你说这对不对？”“没收了地主的好地，分给贫雇农，再给他分点坏地，这也合情合理。地主也要吃饭，你不给他分地，他要么饿死，要么就得跑到敌人那边反对我们。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 众人异口同声说：“马主席说得对。” 倔老汉的花白胡子垂下来了。 马主席讲出的道理总是那么朴素，农民能听进去，往往简简单单三两句话，就叫你听得心服口服。到了临镇，通讯员打来一盆热水，要马主席洗脸。马文瑞呆呆地望着窗外的远山，心情有些沉重。刘志丹和特委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这使他感到有些焦虑。正在这时，胡自禄进门，小声对他说：“老马，不对劲儿呀，老刘他们消息打问不上，该不是出事了？” “嗯，是有些不正常。”马文瑞说。“不管出什么事，我们还是要一个心眼儿干革命，全心全意为党工作。” 话虽这么说，但心里总是感到很不安。他预感着眼下这无声的“寒流”过后，要来一场“风暴”。早就听说鄂豫皖苏区在“左”的路线影响下，“肃反”扩大化，错抓、错杀了许多好同志。难道这股风刮到西北地区来了？他突然记起那个从北方代表处来的人，刚一到陕北，就批评特委搞“富农路线”，是“右倾”……该不是……他不愿意毫无根据地再往下想了，只是告诫自己，无论如何，工作不能受影响，更要注意稳定周围同志们的情绪。想到此，他问胡自禄：“其他同志情绪如何？” 胡自禄说：“人心有些不稳，还有谣言说红25军搞‘肃反'，把刘志丹、习仲勋都捉起来了，接下来就要捉你马主席。” 马文瑞听了，沉吟着，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几天，马文瑞接到一份要他到洛河川的陕甘边特委所在地开会的通知。马文瑞是细心人，一看那个通知就产生了疑虑。“通知”并非油印文件，也不是像从前那样由特委书记亲笔书写，而是一封字体陌生的信。是什么人召集特委的会议？马文瑞手里拿着那个“通知”，思前想后，觉得凶多吉少。但他还是决定服从调遣，前去开会，好亲眼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一晚，他整夜没有合眼，把身边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清理一遍，又找出那套平时总舍不得穿的新棉衣换上。第二天一早，机关的各位部长闻讯不约而同前来送行。见大家都沉默着，心情显得很沉重，马文瑞故意轻松愉快地说：“我去特委开会，你们怎么个个愁眉不展？各自把分管的工作抓紧，等我回来还有新任务哩。” 大家听了，还是低头不语。唯有胡自禄一直走在前面，依依不舍地牵着马缰送他出了镇街。许多老百姓听说马主席要出远门，也都纷纷前来送行。马文瑞怕干部们的情绪影响到群众，便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随即翻身上鞍，只身催马奔腾上路，直到跑出数里，方才勒马缓行，等着通讯员的马气喘吁吁由后面赶上来。 “马主席，哪去呀？”“马主席该不是出远门呀？”一路上，不断有去临镇赶集的农民朋友用农民的方式亲热地同他打着招呼。马主席新换的一套新棉衣，在农民兄弟眼里只显得比平时更精神，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马文瑞不时也停下来，同熟识的人拉一拉手。他心事重重，很想对他们说几句告别的话，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或许就是最后一次见面吧？”外貌温和而性格极为刚强的人，此刻感到自己很悲观、很脆弱，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懑和委屈堆在心头，憋得喘不过气。见到这些真诚的农民朋友，仿佛见到了亲人，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但他还是努力掩饰着内心的感情，脸上尽量显出像平时一样的微笑。 当大路上只剩下他和跟在他身后一声不响地走着的小通讯员时，他又突然感到一种久未有过的孤独。出现这种奇怪的心境，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回想从前在陕北山区搞秘密工作，常常黑夜里只身在空无人迹的山道上奔波，也绝少感到过孤独。眼瞅着早晨的阳光把自己和坐骑的影子拉扯得老长老长，那孤独感便越发强烈起来。其实有好些天了，只要一有静心独处的时候，这种孤独的感觉便隐约地涌起在心头。胡自禄前两天提出的问题，其实细心的他早已有所觉察。以前志丹和红军的情况随时都能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东地区来。突然好些日子没有了他们的消息。他知道八九月间，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在延川文安驿召开了军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中央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做了长篇政治报告，要求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打延安、清涧、绥德等敌人重兵防守的重点城镇，刘志丹及许多同志进行抵制。早就听说鄂豫皖苏区由于错误肃反，把许多人抓起来杀了……想到此，他的心猛烈地一缩，眼前突然一片漆黑。他下意识地扯紧马缰，站稳脚跟，才没有跌倒。他努力使自己镇定片刻，接着朝前走，双腿却像绑着石头一样沉重。……个人的安危，其实算不得什么，投身革命那一天起，就没有想过平平安安……只是苏区和红军不能没有刘志丹。谢子长走了，刘志丹可不能……张秀山、习仲勋、杨森、杨琪他们的情况也不知怎样？但愿这一切都是自己毫无根据的担忧，但愿明天一到洛河川就能见到他们个个安然无恙，一切都云消雾散，完全是一场误会。这么想着他又突然感到几天来从未有过的轻松，赶赴洛河川的心情突然变得急不可耐。他一转身对通讯员说一声：“上马！”便双手依鞍，跃上马背直奔西去。路过麻洞川村，也没下马。眼看要到金盆湾了，却见迎面来了一支穿灰军装的队伍。走近了，才见是一支红军。与陕北红军不同的是，每人背上还背一个大竹草帽(斗笠)。马文瑞觉得奇怪，疑惑不解，就见为首一个挂盒子枪的干部操着外路口音问：“这个骑马的，你是不是马文瑞？”马文瑞这时已经猜出来者是些什么人了，反而更加镇定，故意说：“我是马文瑞，你们是什么人？” 那个干部突然态度缓和地自我介绍道：“我们是红25军的，我叫朱仰兴，保卫局侦察科长。” 马文瑞说：“噢，久仰大名，我是接到特委的通知，前去洛河川开会的。” 朱仰兴显得有些尴尬，支吾着说：“是这样，情况有些变化，你不要去了，回临镇把工作交谈了以后再走。” 马文瑞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心中更加气愤，随即勒转马头，心中痛苦地想：“看来光我马文瑞一条命还交不了差！下面的干部也要遭殃。” 果然一到临镇，朱仰兴立即命令开会。东地区各部部长及红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大才等，和马文瑞一起被强制集中到一间小会议室。朱仰兴宣布所谓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朱理治、聂红军等人关于开展“党内肃反”的指令，同时宣布在场的人被捕受审。话音刚落，早已等在周围的几个壮汉纷纷从腰间扯出事先准备好的麻绳，上来就捆。小通讯员见来人要抓马主席，急忙高喊：“不许你们胡来！”结果连他自己也给捆起来了。马文瑞只感到手腕被勒得刀割般剧痛，咬牙强忍着一声不吭。“唉呀，疼死人啦！唉呀，疼死人啦！”身体单薄的许克昌到底忍不住哭叫起来。“叫你再喊！”一阵拳脚重重地落在许克昌的身上。马文瑞眼看着自己的部下遭受不白之冤，心如刀绞，便说：“你们要抓，就把我抓走得了！我担保，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对革命有贡献，并没有什么错误。”话尚未说完，倒招来劈头盖脸一阵打。马文瑞的心中涌起一阵痛苦的悲哀，暗自解嘲道：“唉，这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说不清呀！”看来志丹他们一定也难逃同等的厄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疑团：从北方代表处派来的人一到陕北，就批评他们“实行富农路线”、“右倾保守”，这一回，看来事有源头……马文瑞不愿再往下想，觉得形势很严峻，西北革命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危机和灾难，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和灾难，远比国民党军队的反革命围剿还可怕。仿佛晴朗的天空，突然升起一团乌云遮住了太阳，他眼前顷刻变得黑暗一片。 所有的人都被结结实实地五花大绑起来，每个人头上都强行戴上一顶事先缝制的黑布套子。整个头部齐脖子都被筒在里面，只在眼睛处留指头粗两个小洞看路。 “我宣布纪律，”朱仰兴手里提着枪厉声说。“上了路，谁也不许吱声，不然，当心脑袋搬家。” 马文瑞问：“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大家挨个儿被押解出门。虽然头上戴着黑圪筒，还是有许多群众从衣着上认出了他们。人们聚集到街道两旁观看，眼中流露出不解的目光。消息很快传开来，说“一队白军假装成红军，把马主席他们抓走了！”霎时人心波动，谣言四起。没过多少日子，边境地区有人开始偷偷往敌占区跑。敌人那边也有话说：“苏区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在土改中被没收了财物的地主老财，也探头探脑，流露出伺机反攻倒算的罪恶企图。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涂途（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原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马文瑞的名字，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在国内外的许多重大社会活动中，我们仍然时时看到他那腰板挺直的高大身影。可是，关于这位老党员、老战士、老革命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一般人却不甚了解。不久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一书，真实而又生动地记叙了这位革命老人的斗争生涯，并且围绕着他在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艰难征程，展示了一幅西北地区绚丽多彩、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 出生于陕北偏僻山村的马文瑞，不满三岁丧母，自幼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年仅14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便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从此，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默默无闻地全身心地投入到陕北和陕甘边的“闹红”（当地群众对地下革命活动的昵称）活动中。当中共陕北特委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之际，16岁的马文瑞已走进职业革命者的行列，先后担负了共青团绥德县西区区委书记和绥德县委书记的重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看似文质彬彬、不苟言笑的小后生马文瑞，竟然乔装哑巴只身赶着毛驴闯进戒备森严的米脂县城，从敌人的眼皮底下取回了特委的一批重要文件，表现出特殊的沉着和机灵。在革命洪流的滚滚浪潮中，在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无数革命同志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也有不少意志薄弱者退缩动摇，投敌叛变;而马文瑞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开弓没有回头箭!就是粉身碎骨，也只能奋力前进。”马文瑞像许许多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在半个多世纪漫长曲折、充满惊涛骇浪和激流险滩的中国革命征途中，一步一步、铿锵有力地迈过了第一次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每一个人的历史，应当说都是整个中国革命斗争史的组成部分;他们每个人创立的可歌可泣、叱咤风云、可敬可佩、日月经天的丰功伟绩，如同一砖一瓦，建造了万古流芳、永世长存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丰碑。马文瑞便是他们中的“这一个”。 与有些传记作品不同，《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一书并不囿于描写个人的身边琐事，更不热衷追求奇闻怪事、隐私隐秘。正如书的标题所点出的那样，在广阔的视野和时空延伸的背景下，传主的个人命运和前途，与整个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波澜和起伏紧紧相连、息息相关。跟随传主的脚步，通过传主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西北黄土高原无穷无尽的群山和一组组光照人间、永世长存的群雕。刘志丹、谢子长、慕嘉绩、白乐亭、蒲子华、任志贞……这些数不完的烈士，都像高高耸立的大山那样巍峨峻拔、顶天立地，永远铭刻在人民群众的心底。还有不少热血青年和进步学生，他们很早便自觉地充当了革命的“马前卒”，积极投身于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经过千锤百炼、风吹雨打，最终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中，众多领袖的群像真切鲜明、栩栩如生，读后久久难忘。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黄土峰峦“马前卒”——初读《群山》印象之第一部分 第48章：刘志丹见到马文瑞，相互看着都瘦了。残酷紧张的斗争，使他们经受着同样的磨砺和煎熬 革命的烈火，在红泉县的沟壑丛林中，在赤川县的南塬、北塬上熊熊燃烧起来了。带头点燃这火种的人，此刻坐在临镇远离街区的一孔窑洞的炕上，显得异常平静。年轻的党代表，像很有经验的黄河艄公，在风浪中搏击风雨，从容镇定。眼下由“红泉号”和“赤川号”共同组成的“东地区”这支初具规模的船队，已经在一番惊心动魄的努力之后，冲破阴霾重重的惊涛骇浪，驶出险象环生的激流险滩，进入顺利的航程，革命发展的形势令人鼓舞。但此刻，坐在炕桌前的马文瑞，却依然是一副静如止水、沉着遐思的表情。炕桌上摆着墨盒纸张，他正挥笔给陕甘边特委写工作报告。他的思路清晰，半年多来做过的工作，包括那些生动感人的事例和反复核准过的统计数字，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他的语言却又是概括而简洁的。他属于那种思索得多而讲得较少的人。他的语言总显得沉甸甸的，就像大海上一座座小岛，露出水面的，只是它们实际体积极小的却往往是突出的那一部分。因此他的话，总显得那么有分量而耐人寻味。他习惯上总是亲自动笔来写的报告，也显得内容充实而言简意赅。眼下，他要求自己用三页纸概括反映半年多的工作，每一句话、每一段意思都是经过反复斟酌，力求没一句可有可无的话。他自己也时常觉得，当自己坐下来写东西的时候，思维就变得格外严谨。他很喜欢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在周围同志们的眼里，他这个人除了严谨，似乎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人们看到他穿衣服，从来没有一个衣扣是咧开着的。哪怕是一件再破旧的衣服，穿在他身上，都会奇迹一样地显出整洁。同他一道工作的同志，没有看到他随便斜仰或歪躺着。无论是立坐行走，他都严谨地挺直着腰板，很少左顾右盼。他处处表现出的严谨，使得他原本温和宽厚的性格中，产生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和令人心悦诚服的威信。 也许是过分追求“严谨”的缘故，使得他写得很慢。短短三页纸的报告，他竟然一动不动地伏在炕桌上写到夜深人静。他不觉得盘着的双腿渐渐失去了知觉，面前的灯光，也有些恍惚朦胧。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坐着写作的时间太久了。他总是这样，工作起来就忘记一切。直到窑门咯吱一声打开来，恍惚之中瞅见通讯员小李双手捧着一碗热米汤开门进来，这才回过神来。通讯员的身后跟着房东大娘。满头苍发的老人双手端着一碟干菜，是把腌萝卜切丝晾干后用水渗软的那种很好吃的咸菜，平素绝少吃到，是特意制作了给坐月子的妇女就饭的。马文瑞见他们一老一少走进来时，才感到肚子早空得咕咕响哩。昏暗的灯影中，老人布满皱纹的慈祥的脸，使他想起了已经过世的祖母，不禁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在这一瞬间突然意识到，火热的革命斗争已使自己同人民群众形成了比血缘关系还要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他急忙跪起身子，感动地说：“干妈，怎还没歇着？”“你窑里灯不吹，干妈睡不着嘛。”老人说着，把咸菜碟子放在党代表面前，又亲手接过米汤碗，递到他手里，说：“趁热喝了这碗米汤，赶紧就睡，明儿个不是听说要开大会吗？”马文瑞接过饭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嗯，喝了你老这碗米汤，我就睡。”虽是在夏天，山区的夜深了还是有些凉意。他就着咸菜喝了一口，米汤很香甜，咸菜像好久没闻到过的肉丝一样可口。这一碟咸菜、一碗米汤中，饱含着人民群众深长的情意。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党代表深知这种情意的珍贵。此刻，在这千山沉睡、万籁俱寂的静夜中，当他独自一个人坐在一盏小油灯下，慢慢地喝着房东大娘半夜里拉着风箱专意给自己熬的小米汤，就着大娘精心洗泡过、又拌了韭菜花、调了香油的咸菜，心中便涌起无限的感慨和激情。他细嚼慢咽，品味着那一份深情，觉得那一丝儿菜、一粒米，都代表着一份情、一颗心。“人民用小米和咸菜，不，是用生命和心血哺育着革命，革命者永远都不能忘记这小米和咸菜……” 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的那个夏夜是平静的。远远近近，听不到赤卫军和老百姓围攻“土围子”的枪声和呐喊，看不到像火龙一样蜿蜒盘旋的愤怒地燃烧着的火把的世界。仿佛一切都沉睡着，一切都在激越之后需要平静地缓口气儿。为了迎接这辉煌的一天，人们连续不断地努力奋斗了许多许多个白昼与夜晚。当它即将来临的时候，仿佛很需要一个庄严的平静。 然而，统领指挥着人们创造着这一切的党代表的心情却很难平静。已经取得的成绩，并没有使他感到丝毫的轻松愉快。人民群众明显流露出来的感恩戴德，反倒使他备感不安。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对于苏区的开辟工作来讲，只是前进中的一步。进一步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做好。他深知，光组织“农会”不行，还得组织“贫农团”，使阶级阵线更加分明起来；光有群众组织也还不行，得在每一个县、区、乡，在每一个村子里发展党团员，普遍地建立党团组织，加强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光有带着群众自发性质的“红枪会”和“游击小组”不行，得经过整训，组织赤卫军、游击队，才能增强群众武装的战斗力；光打土豪分浮财不行，得分配土地，实行深刻的土地革命……这些问题，没完没了，像行军路上的山峰一样重重叠叠地摆在他面前。无论征途上潜伏着多少艰险，他得像过去一样，从没有路的地方寻找前进道路。他得要一步一步地率领群众征服这些山峰。此刻的马文瑞，不是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中，而是沉浸在对未来斗争的思考中。第二天，1935年7月5日，是临镇有史以来最红火热闹的一天。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此隆重举行。镇街上处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东西南北，每一条通往镇街的大路上，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红泉、赤川两县远处各区、乡、村派来参加会议的军民代表提前一天赶到了。镇子上的几家客店哪里住得下，好在是夏季，许多人裹着老山羊皮袄睡在树底下、屋檐下。方圆数十里的农民是连夜赶来的。金色的阳光映照着人们，映照着红缨枪、红袖标和白羊肚手巾，把一张张受苦汉的脸衬托得红光满面，格外精神。这是新政权诞生的节日，是共产党领导东地区革命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政权公开宣战的一个誓师大会，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对即将灭亡的旧政权的宣判。在这庄严而隆重的大会上，人民热情地举手投票，选举党代表马文瑞为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同时选举土地部长胡自禄、劳动部长许克昌、内务部长贺文郁、文教部长白彦博、肃反委员会主任张彦福、粮食部长奚玉山。新当选的马主席，登上讲台讲话，他的声音洪亮而坚定，充满了革命的豪情。数千人的会场，突然变得一片沉静。人们高仰着头，远远地望着马主席，生怕有一个细小的举动没看清。人们小心翼翼地屏声敛气，倾听着一个亲切而充满力量的声音在四山间回荡，生怕有一句没铭记在心里。东地区的人民仰望着他们的马主席，就是仰望着率领他们闹翻身的共产党。像暗夜里望着指引方向的北斗星，祖祖辈辈受尽苦难的人们目光里充满了信赖、敬仰和感激之情。由这目光里，马文瑞获得了一种鞭策的力量。多么可亲可敬的人民！自觉自愿地把命运同“革命”这个神圣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把一切，包括身家性命，都交给你……这个令他激动不已的念头，在他同各县、区、乡的代表坐在一起合影留念时达到了极致，终于化作滚烫的泪水，模糊了眼睛。 正当马文瑞率领数万人民，开拓着这片新的红色区域时，刘志丹(谢子长作战负伤后已于1935年2月21日光荣牺牲)指挥着红26军和红27军同长期盘踞在陕北的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方民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消灭了大量敌军，取得了许多胜利。七八月间，红军攻打延长县城。刘志丹得知东地区开辟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连续行军打仗的红军需要休整一下，刘志丹也很想见见分别已经好几个月的马文瑞。于是红军打延长之后，刘志丹连夜率领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翻山进入东地区，来到临镇。 一夜之间，临镇街道里外、周围各村到处都是身着灰布军服的红军战士。刘志丹见到马文瑞，两人都有些吃惊。半年多不见面，相互看着都瘦了。残酷紧张的斗争，使不同战线上的革命者经受着同样的磨砺和煎熬。但是当他们目光对视着双手紧握的那一瞬间，又相互感觉出了对方心中燃烧着更加旺盛的革命激情。斗争的间隙里战友重逢，一声亲热的“老刘”和“老马”，似乎所有的问候与情谊也就尽在其中。红军到临镇来是短期休整。日理万机的老刘和披星戴月奔波不止的老马，却是毫无倦意。在红军休整的两三天里，一有空儿，他们就在临镇老街上那间普通小屋里亲热地交谈着。一切疲劳和困苦的记忆，都在这交谈中消失了。战友重逢的欢乐浸润着一切。 “老刘，我提个建议，你看怎么样？” “你提吧。” “红军休整完，能不能打宜川县城？如果宜川和甘泉这两根钉子拔了，我计划立即向东南、西南扩大，再成立两个县，争取把东地区的人口再扩大十来万，把面积扩大到方圆四百里。” “老马，你的这个想法很有魄力。不过马上打宜川，我还没有把握。宜川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地形比较复杂。要打，得先派人进去把敌情摸清，然后再打。按原定计划，红军下一个攻打的目标是安塞。眼下，北边保安、安定、延川、延长这四座县城已经拿下，再打下安塞和靖边，可使敌人无喘气之机，以巩固已拿下的几座县城，陕甘边和陕北也就连成一片了。这样再返回来从容攻打宜川、甘泉两城，对延安之敌形成包围之势。你考虑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 “嗯——”马文瑞听得，心悦诚服地点着头。他心里暗暗地佩服着老刘的远见卓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觉得还是老刘胸中有全局，具有战略眼光。而自己只是从东地区的发展来考虑和提出问题。马文瑞感到，同刘志丹一起交谈，常常能得到某种启示。能在志丹直接领导下工作，无论多么艰辛，他都感到快慰。 这天，老刘和文瑞又在一起拉谈开来。突然房门“吱”的一声开了，进来的是红军的供给部长刘约三。他见马文瑞在场，便说：“马主席，部队给养有些困难，你们东地区能不能支援一下？”马文瑞立即说：“可以。你要多少？”“至少也得三百块大洋。”马文瑞说：“三百块怕不够吧，我给你五百块。”这位长期随刘志丹转战的供给部长一听，喜出望外，一下拉住马文瑞的手说：“马主席，我代表红军全体官兵感谢地方的支援。”马文瑞笑着说：“要是没有红军在北边钳制敌人，我们也很难开创眼下这个局面。”刘志丹说：“依我看，咱红军就像猛雷猛雨，一扫过来，能把地上的枯枝败叶腐朽之物统统冲刷干净。但真要让土地长出庄稼苗子，还得靠地方党政方面来做工作。老马，我看你们的工作就像春天里的毛毛雨，不吼雷，不打闪，悄悄下来，渗进泥土里，把每一颗种子都催发出来，成了一片片绿汪汪的好庄稼。每一个庄户人，都像一棵庄稼苗。没有你们做工作，可不行呀！所以我反对有的同志轻视地方工作。拿眼下这件事来说，没有地方工作的支持，红军也就无法打胜仗。” 刘志丹一席话，使马文瑞觉得很感动，却又有些不好意思，心想刘志丹同志看问题是全面的，他是懂得马列主义辩证法的。 就在刘志丹率领红军总部到达临镇的第二天，张达志、杨琪、贺晋年等也带领后续部队来到临镇。他们是在离临镇很近的一段大路上同马文瑞不期而遇的。当时担任红27军红一团团长的贺晋年回忆说：“那是打完延长不久的一天，红军开到临镇川，路上碰见一哨人马，为首的一个人，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拉马走在前面，我下马一看是马文瑞，顿时喜出望外，就问，你怎么在这里？他说我在此开辟新区。我这才知道赤川、红泉两县，就是文瑞搞的。他当时也挎着枪，也带着队伍，武器、衣服虽然很杂，但士气很高。我心里便想，文瑞原先是搞地方工作的，其实是文武双全，听说他上神府组建过红军游击队，到三边搞过兵运，眼下干脆也带起兵来了。” 杨琪是当年晋西游击队刚过河，带领保镖队来到安定县和红军游击队合作的。张达志是马文瑞的老战友。几个人都是好久没见面了，各自都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得以平安重逢，真是喜出望外。大家拉手拥抱，亲热得不得了。张达志还是那么好开玩笑，他搂住马文瑞的肩头，不轻不重地捣了一拳头，小声说：“文瑞，想不到你还活着！”马文瑞说：“能见到你，也是个意外呀！”两人的对话，惹得大家一同乐开了。于是，大伙同行，一路相互问长问短。到了临镇见到刘志丹，大家就吵嚷着要马主席招待吃餐饭。马文瑞说：“临镇本来是个富足地方，这些年叫白军搞得很穷。不过管你们一顿饭我还管得起。”说着从衣兜里摸了半天，摸出一块白洋，让通讯员到街上买来一篮子鸡蛋，吩咐灶上全煮了，端上来，大家盘腿围坐在炕上，正中蹾一只盐碗，煮鸡蛋蘸盐，大家亲亲热热，边拉边吃。每人吃到三个鸡蛋时，刘志丹突然用手捂着放鸡蛋的盆子说：“哎，大家手下留情，剩下这些鸡蛋，我全包了。”随即扭头对警卫员说：“我命令你把这些鸡蛋送给卫生队，让他们发给重伤员每人一个。” 大家听得，先是面面相觑，随即都停止了咀嚼，每个人的眼圈都有些发红。刘志丹却说：“下来咱们熬砖茶喝，光吃干的不喝汤不行呀！”马文瑞说：“老刘说得对，临镇这一带的老百姓，可是讲究喝茶哩。”屋子里的气氛重新活跃起来。 刘志丹说：“今天这个聚会，一来庆祝这一段时间战斗的胜利，二来祝贺东地区开辟工作取得的突出成果。马文瑞他们年初来到东地区，一面组建游击队、搞武装斗争，一面开展地方工作、开辟苏区。你们都看到了，经过半年的努力，这片新开辟的根据地已迅速扩展到东至黄河西岸，南至韩城以北，西至洛川边界及英旺、牛武和甘泉城郊，幅员纵横二百余里。这个成绩不小，功劳不小，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张达志、贺晋年、杨琪他们纷纷端起茶碗向马文瑞和各位部长们祝贺。马文瑞红着脸说：“应当归功于特委的领导、红军的支援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 贺晋年说：“文瑞同志，你不要谦虚，开辟东地区的功劳是你们的；打安定、打延长的功劳是我们的嘛！”他的大白话，把大家全逗笑了。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长篇·连载·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