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巨才（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著名作家）这是一部大作。一首气象万千、恢宏激越的世纪交响曲。思想意蕴的博大与厚重自不待言。此外，在艺术上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成功探索。突出的是恰当处理了人物与时代、个人与群体及纪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作品通过马文瑞等老一辈革命家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涯，逼真地再现了三四十年代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时代风貌，唤起人们对火红年代的向往和崇高人生的追求；引发对革命必然性与历史主动性等重要哲学命题的深入思考。作品在着重描写马文瑞同志人生历程、精神境界和奋斗业绩的同时，也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和许多仍然健在的革命先辈的英雄群像，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事业其所以屡经挫折而立不败的力量所在；对“领袖是一个集团”等经典定义有了形象而生动的理解。作品文字洗练，富于激情；语言鲜活，意趣盎然；对事件的记述把握得体，分寸感强；对人物的描摹细致入微，形神俱备，西北特别是陕北方言土语的老到运用，民情习俗的熟练铺陈，自然风光的大笔渲染，都有效地突现了地域特色，增强了真实感和吸引力；其中不少精彩的篇章令人灵犀相通，击节赞叹。所有这些，都为革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积累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作品在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之际问世，无论对带动反映时代主旋律的文学创作，还是加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群山>笔记——代序》第41章：刘志丹展读密信，完全同意与文瑞的意见，也认为是个打击敌人、发展红军的好机会 陕北定边，安边、靖边一带，属黄土高原与毛乌素大沙漠的衔接过渡地带。沙丘连绵，人烟稀少，地处旷野，实乃偏远蛮荒之地。但由于是甘、宁、陕、内蒙古交界处，军事地理位置显得十分重要。历代兵家必争，统治者多以重兵扼守。其战略地位之重要，由地名中的“定”、“安”、“靖”三字便可见得。 马文瑞长途跋涉来到三边，设法找到打入谷连舫旅的同志们。其中有共产党员薛毓瑞、张宗孝、杨彩霦、薛振昌、师发直、姬正业、王治岐、李登瀛、赵福祥、刘毅民等。这些同志，多数是他在安定任县委书记时就认识的，有些还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因此，大家见面后，都显得十分亲热。同志们听说陕北特委派人来领导兵运工作，都很高兴。马文瑞认为，以往兵运工作归于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队的同志没有同地方党建立密切联系，孤立无援，很难成功。 为了避免以往的失误，马文瑞没有住在军营，而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他并不以军人的身分打入敌军，却有效地领导着兵运工作。在他指导下，首先在敌军中秘密建立党团支部，指定薛毓瑞、王治岐、师发直为负责人，又设法同当地地方党取得联系。像苗从式、杜嗣尧等，即为地方党员，也参与军队中的兵运工作。这样，便把兵运工作和地方党的活动联系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秘密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马文瑞还注意同军队中的中上层军官建立联系。譬如在该旅任参谋主任的杨国栋，原先曾担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眼下脱党了。经过巧妙接触，马文瑞发现他仍然同情革命，便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努力团结他，通过他来了解掌握许多情况。经过一段时间努力，马文瑞对谷连舫旅的情况大体弄清了，得知谷连舫本人原本并不是行伍出身，只是个跑买卖的商人，因为和杨虎城个人关系好，才得此一职。军中之事主要由各团处置。该骑兵旅共有三个团。第一团团长段佑庵，第二团团长张廷芝，第三团团长张廷祥。这二张本是户家弟兄，家住吴起镇附近的金佛坪，是地方上的恶棍强人。马文瑞经和同志们研究，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三团张廷祥部。这是因为除神木来的王治岐等少数几个同志在一团、二团外，安定来的十多位同志都在张廷祥团。并确定一切行动都在马文瑞和党团支部的领导下秘密进行。 当时段佑庵部驻定边，张廷芝部驻安边，张廷祥部驻靖边柠条梁一带。马文瑞除各处奔走外，多数情况下住柠条梁指导工作。 1934年三四月间，孙殿英部攻打宁夏。孙部是国民党的杂牌军，约有四五万兵。蒋介石排除异己，命其开至西北屯垦。到了宁夏地区，孙殿英想打下宁夏称王。由于兵力不足，便派人来三边联络。当时孙殿英部有共产党员南汉辰、葛纪运等在活动。孙殿英部派来的两个人中，艾稚卿是共产党员，刘天民虽不是党员，但同情革命。他们的目的是联络谷连舫部和孙殿英部联合攻打宁夏，同时要找红26军，希望也与孙殿英部秘密合作。为此，艾稚卿找到过去便相识的杨国栋。 这天，杨国栋找到马文瑞说：“孙殿英部派人来了，想找红军，你看能不能同他们见面谈谈?” 马文瑞心想这是一件好事，便表示同意。 当晚，杨国栋领着一个穿着长袍的人来见马文瑞，这人即是艾稚卿。谈话中得知他的父亲早些年曾在绥德当过县长。 艾稚卿说：“孙老殿为了打宁夏，想同咱们红军联系。” 马文瑞说：“想联系可以，一个办法是你们自己去找，另一个办法是我想办法找。” 艾稚卿说：“我找也行，你得告诉我们路线。” 马文瑞想了想说：“你自己去，行走不便，很难找到。还是由我给刘志丹写封信，派人去联络。”艾稚卿表示同意。 当晚，马文瑞伏在房东的小炕桌上，以党内书写密信的方式写道： 志丹同志： 米脂相别，不觉已数年，甚念。我受陕北特委派遣来三边谷连舫部搞兵运。适逢孙殿英部派人来，想同红26军合作打宁夏。我以为此举有利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亦可乘机扩大红军，补充给养，促进兵运工作。请你接信后，考虑可否派人来三边见我，以便同孙部来人取得联系。 顺致革命敬礼!马文瑞 这封用毛笔蘸着米汁写在黄裱纸上的密信，等到干了，便任何痕迹也不留在纸上。收信人接信后，把纸在火上一烤，字迹便显示出来。 信写好后，马文瑞派两位由神木来的农民(一个姓刘，一个姓高)去送信，并安顿说：“此信事关重大，望你们务必送到。” 两位忠实的信使昼夜兼程赶到南梁，见到红军指挥员刘志丹。刘志丹展读后，完全同意马文瑞的意见，也认为是个打击敌人、发展红军的好机会，立即派曹士荣(保安人)为代表赴三边同马文瑞接头。 三边这面，马文瑞派出信使，立等刘志丹派人来联络，等来等去不见人来，心中很焦急。不料，曹士荣奉命出了南梁，路过保安时，上旦八寨子探家，被敌人发觉，逮捕杀害。还有个说法是曹士荣到了三边，找不到马文瑞，才返回保安的旦八寨子。反正是这边等了好久，终没见刘志丹派来的人。直到孙殿英打宁夏失败退了兵，也没见南梁有人来联络。后来，马文瑞到南梁见到刘志丹谈起此事，刘志丹说：“曹士荣是动摇了，才上的旦八寨子，不然他不会牺牲。”看来，这个人很可能根本没到三边找马文瑞。 孙殿英失败退兵之后不久，杨虎城命令谷连舫旅开进西安整编。这个情况来得突然，将马文瑞他们原定的工作部署完全打乱了。当下举行起义，把队伍拉出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这种情况下，马文瑞完全可以离开三边，返回特委。但他考虑到谷连舫旅中有那么多党员同志，也有相当一些经过做工作思想趋于进步的兵士。如果他一走，前一段的努力便付诸东流。随军开拔，又是凶多吉少。最后，他还是下决心跟随部队去西安，打算到了西安后，设法找到当地党组织，做一交代，以便继续开展工作，自己则可返回陕北特委。 于是部队一开拔，马文瑞就跟着走。塞外边关的五六月间，清晨太阳尚未出山，寒气逼人。路边旷野一片霜白，人畜呵出的气，也像内地的冬天一样发白。部队穿着棉衣行军，也不觉得燥热。到中午，烈日当顶，又晒得人焦渴难耐。当地谚语云：“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抱住火炉吃西瓜。” 部队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发，沿长城线朝西南行进。一路上净是明沙碱滩，往往走大半天也见不到一户人家，甚至看不到一棵树、一丛草、一片小水洼。加之多日天旱无雨，大风吹扬起官道上的黄尘，遮天蔽日，落得人满脸满身。尘土和着汗水变成了一层泥巴，伸手在脸上一搓，便是一堆泥卷。无论兵士官长，个个都变成了土神爷、泥猴子。除了眼睛是黑的牙是白的，全身都是黄的。就这样，部队的灰色军衣被沉沉的黄尘裹着，远远望去，像一团雾腾腾的黄云，在高原上滚动着。马文瑞和十多名党团员以及几十名已经开始倾向革命的士兵，被这黄云裹着朝西南方向漫移过去。部队行军的第一阶段是由三边到甘肃庆阳，其间有千里之遥，要穿越茫茫无际的鄂尔多斯高原，跃过蜿蜒的长城线，翻越绵绵子午岭。这是一支骑兵，大部分人骑着马行军，速度可想而知。好在道路崎岖，有些路段骑兵也得拉马步行。马文瑞没有马，凭着两条腿同谷连舫的“马队”展开了一场旷目持久遥遥无尽的“马拉松”赛跑。起初，他是随薛毓瑞连行走的。每天拂晓，部队尚未开拔，他就抢先出发了。晚上等他赶到宿营地，人家早已睡着了。很难想象，他孤独一人，是怎样迈开双脚，一步一步由那漫漫长途上行进过来的。开始一两天，是劲头十足，快步如飞，坚信自己的双腿是经历过千锤百炼的。他并没想过，人的脚板再硬，也比不过钉着铁掌的马蹄。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催着自己跟上，跟上。三四天后，脚掌上打起许多血泡，一着地就钻心地疼。他便坐下来用路边的柠条刺儿挑泡放血，然后咬紧牙关，继续上路。到五六天以后，双腿肿起来了，像灌了铅一样沉。 这天拂晓，当东方天际刚刚透出微弱的亮光时，马文瑞便习惯性地一跃从蜷缩着的荒草窝中惊坐起来。他使劲用双手揉着困倦不堪的眼睛。这才感觉自己的双腿完全失去了知觉。他用手摸摸胀满了裤管的浮肿的双腿，就像摸着两段倒在地上的树桩。他用拳头使劲捣一捣膝盖，也不觉得有什么感觉。他想动一动露在张了口的破鞋子外面的脚趾，起先竟然也没有办到。他顿时急得冒了一身冷汗。这该怎么办呢?他茫然四顾，周围依然是荒山旷野的黑暗与死寂。没有一户人家，甚至连一只鸟一个别的什么活物也不曾发现。由于双腿肿得厉害，昨日他没有赶上队伍的宿营地。有一阵子上山，他几乎是手脚并用着爬过来的。好几天没吃上一顿热饭了。野菜嚼糠炒面，把他的嘴和喉咙完全抗烂了。想喊一声也没有力气，甚至发不出声音。这时候，远远地传来几声乌鸦的叫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再也站不起来，永远留在这空无一人的荒山旷野。他突然觉得有些悲伤，觉得很思念亲人，思念已经不在人世的母亲和祖母，恍惚中觉得她们在朝自己招手。这是过去从未出现过的幻觉。他又突然想起无定河畔英勇就义的六烈士，觉得他们正并排站立在前面那道在晨曦里显现出轮廓的山梁上，顿时觉得身上又有了力气，挣扎着竟然站立了起来。这时，天色已亮，远远看到有青白的灶烟升起来，才知队伍就在前面，于是他拼命拉扯着双腿往前挪。 正午的太阳很毒。每走一步，都得咬紧牙关，付出全身的努力。看到路边有一片阴凉，他多么想坐下来歇一小会儿呀。但他警告自己，不能停下来，不能停。他明白，一旦坐下来，自己会没有力气爬起来。坚持，只有坚持才是胜利。在最后两三天里，一到宿营地，他连东西也不想吃，就躺倒了。过度的劳累，连续不断的精神疲惫，使得睡眠已经无法恢复他的体力。每天，从一躺下直至第二天出发，他都处于昏睡状态。噩梦不断，痛苦不已。多亏部队中的同志们用热水替他烫脚敷腿，才使他在第二天不至于站不起来。那些日子，他觉得从未有过的艰苦，觉得自己很可能支持不下去，时常走着走着，就会眼冒金花，或是眼前漆黑一片，双腿打颤，几乎要昏倒。但他头脑很清醒，就是死，也要站着死，不能倒下。一路上，也多亏了老百姓的救助。他翻山越岭走了十多天，终于追上在甘肃庆阳城驻扎下来短期休整的队伍。 这次长途急行军，给马文瑞留下了终生腿疾。“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说马文瑞是“反党分子”，派人到西北地区调查，企图罗织罪名。当派去的人坐着汽车经过了这一段路，了解了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很吃惊，也很感动，回来逢人便说：“就凭马部长为了搞兵运跟着敌人骑兵由三边走到庆阳的行动，也看得出他是豁出命来干革命的。”1994年秋天，笔者实地采访，曾带足干粮、饮水，驱车由靖边经陕西定边、宁夏盐池、甘肃环县去庆阳，千里之遥一路所见，荒原茫茫，沟壑绵绵。敌人的骑兵经过了这一段行军，也还要休整，可见其艰辛。简直想象不来，马文瑞当初在没有后勤保障，甚至没有最起码的给养，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只身一人是怎样从这漫漫长途上挣扎过来的。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最后，我们还是回过头来，把问题引回到世纪之交。我们现在正处在中华民族振兴的关键时刻，百余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这样的机遇，这是一个世纪之交的大好时期，美国最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最近写的《亚洲大趋势》中说，下一个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是东亚的世纪，而在这个东亚的世纪的预测中，他特意写了日本的衰落。他不会看不到日本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我们的3倍，但他已经看出了日本在走下坡路的一系列微象。因此，东亚的世纪乃是中国的世纪。这是美国的未来学家的预测，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预测。另外，我们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的“软着陆”成功，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而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还保持在10%的两位数上，这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我们的外汇储备现在是12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增长的劲头还很强劲;香港顺利回归，一洗百多年来的国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中华民族腾飞的世纪之交，我们来讨论培元同志写的这本非常好的书，我以为应当用跨世纪的眼光来看它所取得的成绩和它的价值。具体作品的分析，上边的同志讲得很好，下边许多同志都会讲。我无意于把《群山》这本书说的完美无缺，事实上它还有许多可以改进之处，如，篇幅过于长了些，选材偶见不够精当之处，章分得过碎，未加标题等。但它却从一个特定角度写出了陕北革命的风神。 我觉得我们的民族是振兴有望的，在漫长的振兴的历史行程中，我们陕北人，陕北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毛泽东三十年代在陕北就讲过“中华民族有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名言，当我们以一个巨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时候，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的奋斗，不能够忘记陕北的父老兄弟、陕北的人民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如果要立一块参天的丰碑的话，那么这块丰碑就不能不记下他们的功绩。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关于<群山>及其它》之一点期望第40章：郭洪涛由太原出狱不久，本来瘦弱矮小的身体，显得越发单薄。但他目光精神，说话很有力量 岁暮的天空，阴沉沉的。村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影。凄厉的寒风在山沟呼啸，夹杂着枯枝败叶和星星点点的雪霰。沟畔上落光了叶梢的红柳条在风中瑟缩地抖动着。成群的麻雀在枝头叽喳，越发显出阴霾笼罩着的山村冬日的冷清。 这样的日子，马文瑞一个人待在柳沟阳洼半坡上的土窑里。窑里做饭烧的一把黄蒿火早已熄灭，炕上和地下一样冰冷。他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取暖。这一幅景象使人觉得，革命者的生活简直是苦行僧式的孤独和清苦。但他们自己并不觉得丝毫的孤独和清苦。每当觉得斗争艰难、生活艰苦时，他们总会想起那些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同志，想到他们的不幸和亲属的悲痛，想到他们献身精神的崇高和伟大，想到先烈未竟事业的任重道远，心头就有一种热烈的激情涌起。另外，马文瑞还养成一种习惯，这就是当他独处时，喜欢读书，或反复阅读上级的文件。这能使他感觉到内心充实和增添一种无形的力量，也能使他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冷静地思索许多问题。 眼下，他慢慢地踱着步子，手中攥着一份文件，是北方局发来的《目前陕北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这份文件，他反复阅读过了，其中对陕北党的工作的一些无根据的批评意见使他不能接受，特别是说陕北特委贯彻的是一条“富农路线”，更是令他难以理解。读了这份文件，他感到有些委屈。快过春节了，别的同志都先后回家过年去了，家里情况不明，他不能贸然回去。特委机关也需要有人处理日常工作，他便主动留下来。有一阵儿，他很思念亲人，甚至想到了去世多年的母亲。可无论怎么回想，也想不清晰母亲的容颜，只是模糊不清，只是同祖母慈祥的面容重叠着，令人难以辨认。大哥大嫂他们也该忙着准备过年了吧。他很想念马家阳湾村和乡亲们，想峁上那棵老槐树，想对面庙屹上的小山神庙，想自家龙门楼上小阁楼里堆积着的那些母亲吃过的药渣……一切都是那样的亲切，一切都是那样的令人向往。多么温暖的村庄，多么温暖的窑洞，多么温暖的土炕，他真想回一趟马家阳湾村。可是不能，上级随时都可能派人来，得有人及时接头。从上面最近发来的一些文件看，他们对陕北的实际斗争情况了解很不够。特别是对这里斗争环境的残酷与复杂，对陕北党内多数同志的忠诚和坚定，都了解不够。不知道陕北反动军事统治的严酷，不清楚陕北的同志们是在怎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境况下坚持斗争的。没有活动经费，没有交通工具，没有掩护工作的公开身分，甚至连个栖身之地也没有。他很不理解，上级党组织为什么只是根据个别人的书面汇报来指示工作呢?为什么不能经常派人下来巡视指导工作?加之陕北党组织的负责人，也很少有外出受训的机会，像自己，参加革命近十年了，一直都是在斗争中学习、工作中摸索。他很想有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他就把一切献给了党。他心中的共产主义信念是绝不会动摇的。但革命斗争的艰难，特别是被上级的误解，又常常使他感到苦闷困惑。那天，就是在这样一种纷繁的思绪下，他悄然无声地一个人在土窑里度过了一个岁末阴沉寂寞的黄昏。过了几天，北方局派郭洪涛、李铁伦来了。 马文瑞原先并不认识他俩。当采用党内联络的秘密暗号接上关系后，马文瑞十分高兴，终于盼到上级组织派人来了! 那时，郭洪涛由太原出狱不久，本来瘦弱矮小的身体，显得越发单薄。但他目光精神，说话很有力量。给马文瑞的初步印象是一个思维敏捷、处事果断的人。同行的李铁伦是陕南人，一口接近四川腔的乡土话，有些叫人听不大懂，但他性情温和，对工作充满了热情。郭洪涛显然是个急性子，一见面，就对马文瑞说要开个特委会，传达“陕北党团联席会议”精神。马文瑞当下通知马明方、崔田夫、张达志、高长久等前来曹家开会。 过了几天，大家都到了。过去开会之前，人们见了面，总少不了要开一阵玩笑，各说各的有趣见闻，欢声笑语伴着老旱烟的呛味，充满了平日冷清的窑洞。但这一回，北方局派来的郭洪涛，李铁伦传达上级指示，气氛显得格外严肃。 特委书记崔田夫宣布开会。 郭洪涛传达北方局指示。 他从容不迫地传达“陕北党团联席会议”精神。听了传达，马文瑞这才明白，所谓“陕北党团联席会议”，陕北方面其实是未经特委同意擅自跑到天津、已被特委决定开除党籍的崔逢运、鲁贲和特委派去汇报工作的常学恭参加的，郭洪涛、李铁伦二人和北方局负责人的秘书李华生也参加了。李华生在会上讲了许多。郭洪涛将李华生的谈话也传达了。听他传达的同志心里都想，这个会实际上不能叫“陕北党团联席会议”。崔逢运、鲁贲二人临危擅离陕北，他俩当然不能代表陕北党团。常学恭虽是特委派去，但后来留下了，再没回来。郭洪涛传达得津津有味，但大家已经听得有些不大耐烦。主持会议的崔田夫，干脆靠在窑墙上呼噜呼噜地打开瞌睡来了。这个农民同志真有意思，你开会争论问题，开上一夜他也不打瞌睡，只要有人一念文章，他就像听到催眠曲一样，必睡无疑。同志们瞪起眼睛看他，张达志忙推他一把，小声说：“老掌柜，老掌柜，快不敢睡了。”他却像没听见一样，照样打他的呼噜。 “……陕北特委右倾，搞‘富农路线’，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郭洪涛在传达中这样讲道。 崔田夫的呼噜声突然终止。马文瑞听着觉得有些不对劲儿，等他讲完，忍不住说：“这些批评，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郭洪涛听得，显出有些吃惊。他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竟然敢否定北方局的指示精神。 不料，马明方也说：“说我们搞富农路线，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有什么根据?” 郭洪涛开始毫无精神准备，有些张口结舌，随后，很不高兴地说：“无论如何，也是上级的指示精神。” 马文瑞说：“这批评是随意戴帽子，我们难以接受。” 马明方也说：“我们搞不清楚，什么叫‘富农路线’?也不明白，我们对武装斗争怎么‘消极怠工’?” 郭洪涛当时很不理解，甚至认为这些同志不够虚心。在座的多数同志却很清楚，一年多来，事实上一直在主持陕北特委工作的“二马”，并不仅仅是为自己个人的工作辩护，而是为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为那些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为在白色恐怖下冒死拥护支持革命的人民群众辩护。 正争论着，崔田夫突然出人意料地插话道：“谁说我们是‘富农路线’?如果是‘富农路线’，为什么还让我这个老粗长工汉当特委书记?论文化，论资历和水平，马明方、马文瑞都在我脑浮起，为甚还要叫我当?” 郭洪涛接着传达别的内容：“北方局指示，第一，由郭洪涛同志担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组织工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党的组织工作搞好了，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因此列宁说‘我们的工作，第一是组织，第二，第三还是组织……’第二，开展游击战争，应当搞兵运、拉兵变，有了兵运工作的配合，武装斗争才能更好地开展。” 前一条，讨论中大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这后一条，大家认为是正确的。当前开展武装斗争，一是缺少武器，二是缺乏懂得军事的干部。这两条通过开展兵运工作，就可以得到解决。但复杂的斗争环境和“立三路线”的影响，使陕北地区以往的兵运工作几乎都失败了。马文瑞对全区兵运工作情况是了解的，他介绍情况说：“高志清骑兵旅，我们派进去不少人，过了一段时间都跑回来了。井岳秀部队有个教导营，我们也派进去一些同志，后来被敌人发觉，多数被抓、被杀。目前，就是三边驻扎的杨虎城的新编警备骑兵旅，旅长名叫谷连舫，不久前有我们的一部分同志打进去了。那些同志大部分是安定人，有的我也认识。” 会后，马文瑞服从特委决定赴三边指导兵运工作。特委给他的任务是领导打进去的同志加紧工作，必要时把队伍拉出来。马文瑞接受任务，立即动身去三边地区，投入新的更加艰险的斗争。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第四点，我想从地域文化传统的角度谈点想法。这个作品陕北味很浓。培元的祖籍是大荔，大荔在陕西关中，但他是生在延安的，如果要说故乡的话，延安是他的故乡，而大荔则是他爸爸的故乡。所以他对陕北这块土是很有感情的，他笔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经过了感情的烘染。我觉得陕西这块土地，秦地，包括延安在内，是有其特殊的文化传统的。延安以上过去叫上郡，秦代的上郡，再往北就是塞北了。当时蒙恬就是在这一带统兵二十万北拒匈奴的。这块土地有一种地域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是很深厚的。前一段我到山东参加他们的一个座谈会。有的朋友说他们山东是邹鲁儒者的故乡，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发祥地，文化传统非常深厚，并说你们那秦人只知道打仗。我当时就说，孔夫子提出“克己复礼”，他要“复”的那个“礼”是哪个“礼”?是不是“周礼”?周在什么地方?孔夫子睡觉连梦不见周公都深感遗憾，周公故里在何处?儒家经典的《易》，相传是文王姬昌演出来的，所以叫《周易》。孔夫子读易，韦编三绝。《易》的故地在周秦，而不在齐鲁。我这样说，似乎有一点文化地方主义的味道，其实不是。我只不过想澄清一点事实。中国文化的传统当中，齐鲁文化也是带有起源性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说秦人只知道打仗，却显然有点贬义，且与事实不符。中国礼文化有一个由西向东推进的历史过程。秦以暴戾而覆亡，但秦文化也不仅仅就是暴政，就是暴虐，就是杀人，就是焚书坑儒。这些当然都是事实，秦始皇确有这样的问题。但秦是短暂的，秦始皇没有想到在东巡的时候会暴死，所以后事没有安排。其实他并非没有一个长远打算，他让他的儿子扶苏做监军，随蒙恬三十万大军北守长城。他认为他的扶苏贤智，只是过于宽仁。他的暴死，使他万世帝业的梦想落了空，没有实现。分身后，曾被他信用过的李斯机诈而软弱，为了保自己，与赵高相勾结立了秦二世胡亥，然后矫旨杀了蒙恬和扶苏。秦的宗族先是自己杀，然后是别人杀，项羽杀，终于绝祀。另外，秦还是藏有大量文化典籍的，项羽的一把火烧光了。而推翻秦的是汉，因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写秦的多是暴政。其实秦在当时实行的是一种开放的政策，比如说它有客卿，李斯就是客卿嘛。对秦的改革起了关键作用的商鞅，商是他封的地方，其实他是卫国人，叫卫鞅，他也是客卿。张仪朝秦暮楚，在楚国做过宰相，但在秦也做过相国。吕不韦起过很大影响，他是蜀人。秦以后，许多建立了帝业的大朝代，都是从秦地发展起来的。项羽先打进来，刘邦后打进来，鸿门宴后项羽骄傲了，撤军到山东去了。后来刘邦就以三秦为根据地，东向而来，把项羽在楚汉相争中灭掉了，逼死在乌江。刘邦是从西往东建立了刘汉帝业的。东汉西汉加起来近四百年。李唐起家是在太原，但秦王李世民是唐打天下建帝业的最主要的人物。杜甫说他“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正是他在据有秦地之后亲率大军，推进到函谷关以东，一统天下。所以，在秦地，秦虽然亡了，却留下了一种非常强劲的东出函关的进取意识和开拓精神。你看兵马俑博物馆的那些兵俑都是面向东方的，要出函谷关，要开放。这是一种决不可以等闲视之的地域文化传统。所以，这个地方的精神就是开放的精神。延安精神从地域文化上讲，不能说没有包容这种精神。其实在历史上很多人也懂得这一点。比如明亡后在复明的潮流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叫顾炎武。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居吴越故地。但他后来到关中，提倡“实学”，实事求是，讲经世致用，这是明末清初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思想动向。谁能说在我们革命根据地延安由毛泽东提倡的发展起来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就没有一种渊源关系呢?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文化上的承传关系。陕北这地方有走西口的传统，所谓的走西口，就是到内蒙、宁夏、新疆等地去闯荡，去寻求发展。走西口多在民间，与东出函关的精神相似。在秦地，不管是走西口，还是出函关，都是一种开拓，一种进取。应该说，《群山》是写出了陕北作为秦地，作为塞上的某些地域文化特色的。不过，我觉得在这部作品当中，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在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表现上，还不够充分，这很可能与作家的自觉和文化蕴积有关。地域文化特色不仅表现在山川地貌等自然景观的把握上，更表现在人文景观、地域风俗、人物性格、心态、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语言等方面。这些方面如果能写得更充分的话，就会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文化立体感也会更强一些，这当然是一种更高的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际上是很难的。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关于<群山>及其它》之第四点感想——地域文化特色第39章：按照特委集体的意见，马文瑞提议由崔田夫的哥哥崔文运担任县委书记。大家一致举手通过 1933年冬，马文瑞由神府南区回到特委机关所在的葭县南。马明方已经早些日子回来了。等分头出去组建红军的四路人马聚齐，便召开特委会议，分别汇报各区贯彻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发展建立武装的情况。马明方首先谈红一支队的情况。原来去年9月，红一支队南下，配合红26军作战，攻打枸邑县张洪镇和甘肃省合水县城，取得胜利，增强了战斗力。今年8月，部队返回安定，在枣树坪、温家坡两次战斗中失利。队长强世清负伤，后被敌人逮捕杀害。政委魏武牺牲。部队返回安定北区，由白德胜代理队长，划为两个分队，分别到绥德、吴堡及延川两路游击作战，终因兵力有限，又没同地方党及时取得联系，孤军行动，遭敌围追堵截，后被打散。白德胜、任志贞被捕后遭敌杀害，其余人员只好压枪隐蔽。马明方在前去安定的路上，听说游击队已经失败，只得返回特委。 马文瑞紧接着谈了神府南区的情况。 随后，崔田夫说：“绥德、清涧的情况是这么个，我们8月5日在清涧王家山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他把游击队的全称念得很响，语气中充满了自豪。“队长罗永宽，政委高朗亭，眼下有二十多人。游击队一成立，头一刀就镇压了绥德南区的反动区长薛运统，把那狗日的财产都没收了。我们也是和神府一样，注意依靠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员多数都是党团员。铁茄坪、王家沟的年轻党团员半数都参加了游击队。” 张达志说：“葭县、吴堡的武装，眼下尚未建立，但正在积极做工作。各堡垒村的党组织都动员起来了，联络的人不少，就是没武器，看来只有打民团的主意。” 听了各方情况，讨论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时，马文瑞说：“我看眼下最大的问题是各地党的组织还不够健全。特别是‘立三路线’导致县委垮台后，目前各地党的领导机构基本都还是区委。这种状况，很不适应建立红军，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我的意见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尽快恢复县委，以便加强对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领导。” 崔田夫、高长久都赞成马文瑞的意见。马明方不仅表示同意，还客观分析了各县党的基层组织状况。会议最后决定，先恢复葭县、绥德、清涧等县的党县委。 会后，马文瑞首先负责组建葭县县委。在神堂勾召开党内会议，确定高长久担任中共葭县县委书记。随后，他又同张达志一道，前去组建绥德县委。 这天，两人一道由南出发去绥德铁茄坪。陕北十一月的天气，已是霜叶满地，冷风飕飕。他们途经义合镇时，意外地遇到敌人。原来前些日子，红一支队在这一带活动过一次，敌人就派一个连的兵力驻防义合镇。两人事先都化装成商人，头戴瓜皮帽，上身穿着小皮袄，肩头上搭着褡裢子，好在文件没在褡裢里装，而是裹在裤管里，用腿带儿扎着。 他们冒着寒风一进义合镇，就见满街灰不溜秋全是敌人，本想退出镇子绕道而行，又怕引起怀疑，张达志小声问：“你看咋办?” 马文瑞不动声色。两人继续若无其事地朝镇街里走。快走到十字街口，有几个敌人背枪同他们擦肩而过，并没丝毫引起敌人注意。马文瑞一边走，一边想，眼下情况不明，冒冒失失在街上走很危险。恰在这时，他看见前面不远处有家小饭馆，便对张达志说：“肚子饿了吧?咱们进饭馆吃饭。” 张达志明白马文瑞这是故意进去避一避，好静观动向，便答应着，两人进了小饭馆。 小饭馆刚开门，还没有人吃饭。两人每人要一碗豆腐粉条烩白菜，慢慢坐在靠窗一张桌子上吃。一边吃，一边小声商量对策。正说着话，就见几个流里流气的白军进了门。其中一个黑胡麻碴、肥头大耳的家伙说：“噢，‘驴’掌柜，给老子们每人好好煎一碗粉汤，多放清油粉条，不要再把那烂尸白菜帮子漂上一碗!” 说着话，这几个人便在他们坐的近旁一张桌子上坐下来，笑骂逗狂。 他俩见状，也不说话，低头只是吃。那个黑胡麻碴的胖子问：“味道怎样嘛?” 张达志说：“可以。” 几个兵士听得全都怪笑起来。原来张达志的葭县方言，把“可以”念成了“康以”。 此时，跑堂的伙计把烩菜端上来。几个家伙就像三天没吃饭，狼吞虎咽吃起来，再没人注意那两个吃饭的葭县小商人了。 由此，他俩看出敌人很麻痹，吃完饭就大着胆子穿过镇街。临出西城门洞时，见有站岗的盘查过往行人，他俩迟疑了一下，交换了一个眼色，就大摇大摆走过去。果然，敌人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放行了，并不搜身。 两人出了义合镇，眼看天色不早，大步朝前赶路。不料刚到铁茄坪村外，又遇上了敌人。后来才知是崔田民他们率领红二支队和当地群众一道，袭击了解家沟的反动“土围子”，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大土豪、恶霸地主和走狗衙役九个半(一人杀而未死，戏称半个)。敌人闻讯出动，前来铁茄坪搜捕。不巧的是，他俩刚进村，敌人就来了。村中不可留，他们拔腿就往脑畔山上跑，一口气爬到山顶上，才喘着粗气停下来。见敌人并没有追，这才松了气儿。每人脱一只鞋垫着，坐在地上，眼瞅着敌人在村里，吆鸡打狗，捣门袭窗，折腾了一整天。他俩只好饿着肚子在山上坐了一天。 马文瑞坐着看书。张达志一个劲儿地说：“狗日的，今儿咱们真倒霉。” 马文瑞忍不住笑他。到了后晌，义合镇吃的那一碗素粉汤早消化完了。两人又冷又饿，就在阳畔上探着摘干酸枣吃。他们却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拦羊的日子里，手里摘着，嘴里吃着，倒觉得是一种逍遥的回味。 天将黑时，敌人撤走了。他俩才摸黑进村，悄悄来到村中崔家沟崔田夫的家里。崔田夫的婆姨一见马文瑞，便逗笑说：“唉呀，马文瑞，果然是你来了，怪不得白军造了一整天。夜黑里我梦里还对死老崔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马文瑞到咱家。’大概是你把白军给我们引来的吧?” 马文瑞说：“谁说是我引来的?白军走了，我们才来的，是白军把我们引来的。” 说得大家都笑了。 崔田夫说：“你听她胡嚷，白军今儿来，我们早有准备，杀了人家九个半人，人家来造咱一天，也是应该。” 张达志问：“怎还有半个?” 崔田夫说：“有一个家伙挨了一刀，没死，所以算半个。” 逗得大家又笑了。 在场的区委书记刘汉武，虽是知识分子，却满口农民语言，说起话来十分风趣生动。谈起区里当前的工作，他说是“人手虽不少，但作用发挥不够，好比是十个哈巴狗拉一辆车，只见狗头摇，不见车动弹”。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自己却绷着脸不笑。 马文瑞笑着，心想我们的同志真好，斗争环境如此残酷，每个人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但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们总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这样好的同志和自己一起并肩战斗，他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 张达志逗趣说：“嘿，田夫，我们向你们学。不过杀一半，留一半，这技术可不好掌握。” 大家见面，谈笑了一会儿，便开始召集会议，讨论成立中共绥德县委。 按照陕北特委事先商量的意见，马文瑞提议由崔田夫的哥哥崔文运担任县委书记。大家一致举手通过。同时选出组织委员张家修，宣传委员王士英等。 崔文运已40多岁。这个农民同志虽然没有文化，但同弟弟崔田夫一样是雇工出身，苦大仇深，革命意志很坚定。他是1926年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涌现出的农协骨干。1928年秋入党。他给马文瑞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特委活动经费十分困难时，受党组织派遣，冒死背着游击队上缴的一千块白洋，巧妙地躲过敌人哨卡，送到了特委。1929年春至1933年秋，在斗争最艰苦时期，他担任村党支部支委，不久又任中共绥德南区区委书记。在崔德权、崔正岭、崔正冉、崔正杰等人协助下，努力开展工作。他谦虚谨慎，组织观念强，担任绥德县委书记后，更加积极努力，忘我工作。1934年6月26日，他主持召开一次党的会议，遭敌偷袭，不幸被捕。他面对敌人宁死不屈。敌人为了折磨他屈服，将另一位同志的头铡下来血淋淋地装进驴笼头中，挂在崔文运脖子上游乡。当晚又押回敌连部驻地薛家峁，由敌连长亲自审讯：“说，你是共产党员吗?”“你们不是说抓住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吗?当书记的人，能不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又怎么样?” “那好，说，你手下的人手都是谁?” “全县老百姓都是我的人手!” “你杀过我们的人吗?” “杀过!如果把你捉住，也是个杀!” 敌连长脸色气得乌青。 这时，敌“肃反会”头子、叛徒李牛走过来，假惺惺地劝说：“崔文运，你不要硬。家有老人兄弟、老婆娃娃，你该为他们想想!” 文运一见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叛徒，怒火填膺，咬着牙骂道：“只有你这个叛徒，才是不要老人兄弟的独子子！” 凶残的敌人抽出烧红的铁条，刺穿文运的锁骨，又穿入麻绳吊在房梁上毒打，妄想用酷刑征服这个硬汉。 “哼，我倒要看你能硬多久!”敌连长跷着二郎腿，坐在他对面，面目狰狞地说。 “老子从入党那天起，就准备为革命去死!我活着，要和你们拼到底。我死了，红军也要和你们拼到底!” 敌人从精神上无法战胜崔文运，拷打的手段更加残忍了。随着一声惨叫，他们把崔文运放下来，用烧红的铁链子和烙铁，随处烙烧，想从肉体上摧残这位坚强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直烙得他浑身的衣服都冒起浓烟。不料，崔文运说：“等一等，待我把衣服脱了由你们烙吧!” 敌人愣呆了，老半天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崔文运等得不耐烦，大声喝道：“看什么，衣服我还要穿，肉总是个烂，油炸火烧随你们的便吧!” 崔文运的钢骨铁胆，反倒使行刑的敌人胆战心惊。敌连长虚张声势，挥着拳头叫喊要用刀砍开崔文运的头骨点“天灯”。 崔文运说：“来吧，把血口子开到前面，老子也要看天灯是怎么个点法!” 敌人看酷刑征服不了这条年近半百的硬汉，只好乖乖收场。 第二天，1934年6月28日，遍体鳞伤的崔文运，被押到绥德城游街示众。行至城南门外，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被敌杀害。敌人割下他的头，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凡耳闻目睹崔文运烈士英勇就义的群众，无不为之恸哭。 那天，绥德铁茄坪建立县委的任务完成后，马文瑞、张达志动身返回特委。走到一个叫吴合家畔的村子，天黑下来，两人肚子也饿了，马文瑞记起村里有个农民党员叫刘九功，便对张达志说：“这村里有个党员我认识。” 张达志高兴地说：“能不能到他家里吃顿饭，住一晚上?” 马文瑞望着漆黑的山沟，想了想说：“好吧。” 两人摸黑来到刘九功家，不巧本人没在。他的老婆是个不识字的糊涂农妇，本来也认识马文瑞，但见两人进了门，就噘起嘴不高兴。 “刘九功在吗?” “不在。” “哪去了?” “不知道。” 两人这才看出来，这婆姨大概是害怕来人吃她的饭，拉长了脸，连半句客气话也没有。加之那一阵儿，“米脂事变”给人们造成的恐怖尚未平息，也许是怕招惹是非吧。没奈何，两人只好空着肚子上路。 走在路上，张达志不停地说：“这他妈怎这么个样儿!这他妈怎这么个样儿!” 逗得马文瑞一路不停地笑。 两人摸黑走到绥德四十里铺拐沟的雷家村，见村里灯火通明，也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决定进村搞点东西吃。村里一户地主家养一班晋剧，正在唱戏。戏场周围有些卖吃食的，有炸油糕、炸麻花的，有卖包子蒸馍的，也有卖羊肉粉汤的。这些都是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的好东西，离着老远，就闻见香喷喷的，禁不住直咽口水，肚子更是饿得直叫唤。两人来到吃食摊子前，身上只搜出几个铜钱，买别的都不够，只好各买一碗酸菜和杂面将就着吃了点儿，连夜赶回特委。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读了《群山》我想到的第三点是，人民群众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是中国革命的父母。我觉得这一点在培元的这本书当中是得到了非常鲜明的强调。这既是这本书的特点，也是这本书的优点。在《群山》的描写中，我们看到，每当马文瑞碰到困难，遇到危险的时候，总是在人民群众的救助、掩护下，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早期，他曾化妆成收帐的先生，背着褡裢，走村串乡。那次走得非常疲倦非常累的时候，敌人在追捕，在通缉，天在下雨，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看到远处的一点灯火，老人把自己吃的东西给他吃，哪怕是很粗糙的食物，但文瑞却吃得极香，每到这种时候，作者的笔墨都很带感情。还有在文瑞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抓走前给他送稀饭喝的那个老妈妈，他重新被放回来后又碰上这位老妈妈。他叫她干妈，那份相互之间的深情，写的十分感人。写到动情处，培元常有一些议论，都是精彩的。比如写马文瑞对这位老妈妈的感情时这样说:“人民用小米和咸菜，不，用生命的心血哺育着革命，革命永远都不能忘记这小米和咸菜……”。写人民群众对马文瑞的爱戴时则说:“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在群众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冲杀过来的。他们和那里的群众建立了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和血肉联系，他们在那里群众的心目中，就像高高耸立的大山一样峻拔，一样受人尊敬，令人敬仰。”这些议论，真正出自作家自己的内心感受。 写马文瑞，写陕北“闹红”，而又强调写人民群众，这既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又是作家的自觉。就是说在作家看来，没有陕北的人民群众就没有陕北革命的发展，即使后来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如果没有陕北人民的全力支持，也是很难发展的。人民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父母，这不仅在当时，在我们共产党人最早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是如此，而且应该永远如此。当年马文瑞见到比他年龄大的群众，常常是老妪叫干妈，老头叫干大，诚心诚意的认他们为父母。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把我们党的干部由“公仆”叫成了“父母官”?我是很不赞成这个叫法的。“父母官”，它最初的出处是“为民父母”，始于《诗经》，是说那些治民的君子、王者。直接称父母官，大约在汉代北宋时王禹《谪居感事》里有“万家呼父母”的话，所以也有人认为“父母官”的称谓始于宋。汉也好，宋也好，都是封建观念，都视老百姓为“子民”。在共产党人的眼里，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母亲和父亲。邓小平同志在他的《邓选》英文版序言中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刻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是儿子，可我们有好多同志，作了基层干部就自称:我这个父母官怎么怎么长，怎么怎么短。奇怪，这个封建性很强的东西，完全颠倒党群关系的性质，竟能堂而皇之地畅行无阻。说明一种宝贵传统的被忘记。 我们的党，党员和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儿子，什么时候这一点都不能忘记。某些干部为什么腐败?腐败是利用职权把应当给人民的东西弄到了他们家，应当给人民吃的肉，弄到了他碗里，你的碗里肉多了，老百姓就少了。在一定时期，社会财富总量是个定量，是一个常数，你的多了，他的就少了，这就有了腐败。想想看，我们最早在陕北这块土地上闹革命的老一代，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是怎样对待人民的?我觉得这一点培元在他的书中强调得非常突出。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而最大的忘记和背叛就是忘记人民。你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忘掉了人民，想的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们家的事情，只想乌纱帽，只想你小集团的利益，而不是革命的未来，不是天下，不是民族的未来，就是真正的背叛，还能指望不腐败吗?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当年柳青同志所写的《铜墙铁壁》，其扉页上印了毛泽东讲的一段话，作为卷首题辞:“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千万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动派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真正的铜墙铁壁，中国革命才从胜利走向胜利。以陕北1947年的情况而论，与当时进攻边区的全部美械装备的20多万蒋胡匪军进行周旋，而我们的彭副总司令和留在陕北的毛泽东率领的军队也就三四万人，不到他们的六分之一，装备不如他们。而在这种众寡悬殊的情况之下，毛泽东毅然留在陕北，不过黄河，就是觉得这地方安全，有老百姓护着我们，山梁那边是国民党大军，山梁这边就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军委机关，还在办公，毛泽东还幽默地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敌人到了哪儿，都有群众报信，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而我们的行踪，敌人却懵然无知，就在眼皮底下，他们也发现不了。毛泽东把在陕北我们的战术称为“蘑菇战术”，为什么叫蘑菇?因为敌强我弱，敌大我小。为什么能蘑菇得起来?全靠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于是，经过“蘑菇战术”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垮，一个个打掉。我觉得《群山》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和启示就在这一点:就是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了人民。我们的根本宗旨，党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你想，这个作品中描写的马文瑞连谈恋爱都不会，一见面就脸红，跟孙铭谈恋爱，写得非常传神，写马文瑞的呆，可孙铭就爱这呆劲。但马文瑞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上马可以管军，下马懂得管民。作为英雄，他的力量乃至智慧，均来自人民群众。 在培元的笔下，马文瑞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像描写几百个自卫军哗变的事，他们受了敌人的煽惑，然后把我们的五六个干部绑起来要杀，我们军队又把他们围起来。马文瑞害怕出大事，不愿干部和不明真相的自卫军流血，就策马赶去，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那时候如果他想的只是我比你们高得多，你们哪有我官大，就不会有勇气冒那个险。事实上，陇东地区他的官最大，而他最不顾个人的安危。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就对着他，然而他镇定若常，硬是说服了那些自卫队有革命良心的队员。很快就听到里边“打呀，打呀”的喊声，把那几个挑拨煽动的家伙绑了起来。我们在外面围着的部队没有动枪，便平息了事态。这在兵法上也是很高的，“不战而取人之兵，上之上者也”。兵不血刃，把问题解决了。当年的马文瑞就是这样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间去，一心一意为人民的。所以，我觉得是应当好好提倡这样一种精神，应当让我们的干部，全国我不敢说，至少是我们陕北的干部，陕西的干部，都应当读读这一本《群山》，作为一个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来读。因为这不是培元个人有多大本事。他上午讲得很好，这是很多同志朋友帮他一起搜集来的材料。更主要的是因为有了这些革命前辈们的感人事迹，首先是他们做到了，做得漂亮，然后才是作家写得好看。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关于<群山>及其它》之第三点感想——人民群众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父母第38章：马文瑞说：“搞枪虽然当紧，依我看最重要的还是人。要有地方党组织的有力支持和配合” 陕北八月天，是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季节。风沙收敛了，酷旱过去了。一场透雨初霁，满沟坡绿茵茵的庄稼，把喜悦和欣慰带到田野里劳作的每一个受苦人的脸上。不远处阳坡上掏苦菜的女子，也许是有些燥热，左右瞅瞅无人，遂解开肩头打着补丁的蓝花大襟衣衫，亮出贴身子穿着的绣了莲叶荷花的大红裹肚儿。不料对面山峁上拦羊的后生好眼尖，看在眼里，慕在心头，禁不住手张在嘴上，扯展嗓子吼出两句酸曲：“山丹丹开花心心红，掏苦菜的个干妹子哟爱煞你个人。” 那捣蛋鬼后生，把“爱煞人”三个字扯拉得老长长。歌声落下了，回音还好一阵儿缭绕在山间，逗得附近锄地的人哈哈大笑。阳坡上掏苦菜的女子脸呼地一下直红到耳根凹里，忙把衣襟按住，一边扣着纽纽，一边小声哂骂道：“灰鬼，脸皮比树皮还厚!” 马文瑞走在山间小路上，面对着老百姓充满了情趣和欢乐的劳动场面，沉重的心情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寨子沟会议一结束，大家按照分工，立刻分头行动。敌人的通缉令并未消除，村镇路口盘查极严。为了蒙骗敌人，马文瑞在出发时，剃了光头，又化装成小商人。 那天清早，六个人一道出了寨子沟村。大家在村子对面的高山梁上恋恋不舍地分了手，分作两拨儿走出几步远，都觉心中有些空落，扭回头，看见对方也正回头望着自己。彼此笑着挥挥手，这才上路。不用说，谁也明白，那苦笑中的挥别意味着什么，那是平安的祝福。征途上处处充满凶险，今日分别，明日很难说能否相见。 多数人朝西南，奔绥德、安定方向而去，张达志和高长久留在葭县，马文瑞单独朝东北，奔神府南区。起初，当马文瑞独自走在山间小路上时，周围是一片静寂。晨风轻摇着路边的蒿草和庄稼，阳光在沾满露珠的叶片上跳跃闪烁。无论人间发生多少悲剧，大自然总是这般安详恬适地以它特有的规律交替运转着，展示着自身的美。革命者所追求的，也许就是让苦难的人群挣脱奴役和压榨，尽情地享有这大自然所布施的恩惠和美好吧。这充满诗意和哲理意味的念头，很自然地涌现出来。他又一次感到自己使命的神圣。他突然很担心马明方过无定河时会遇凶险。这个叫怕而又过于现实的沉重的念头，破坏了心境，使他因山间独行而刚刚开始飞腾起来的思绪，忽然间沉重呆滞起来。也就在这时，听到了拦羊后生的酸曲。他顺着那山峁上发出的虽有些露骨，但却是真诚大胆的歌声，看到了阳坡上掏苦菜的那个俊俏的女子。也许是同龄人的关系，他自己也觉得脸颊有些发热。他突然想起了任志贞，觉得不远处那个掏苦菜女子健康瓷实的背影，很像性情泼辣爽直的志贞。想起她，那种近些日子一直折磨着他的不安又涌起在心头。“今后也许永远见不到她的来信了!”他的心灵，开始被一种很少出现的缠绵悱恻的惆怅折磨着。 一直沿着黄河西岸的山路朝北走，偶尔停下脚步，站在山巅，看得见山下黄河渡口上有持枪的白军在盘查过往行人。前面不远处，就是有名的白云山。山上庙宇鳞次栉比，高耸云端。白云山过去不远，就是葭县县城葭芦镇。这是一座真正的山城。古老结实的石头城池建造在黄河西岸的悬崖峭壁上。居高临下，岿然高耸，形势壮观险要。城东门外有一座建在孤岩陡壁上的庙宇。远远望着，像葭芦镇外的一只大香炉，孤立于黄河岸边，故名曰“香炉寺”。 马文瑞由香炉寺下经过，像所有往来的行人一样，深为山城的险要而惊叹不已。正对香炉寺的官道下面，是通往山西的渡口。凶神一样的白军，正吆喝着盘查过往行人。他下意识地伸手摸摸肩上的褡裢，里面带着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的文件。好在往前的路上，尚不见白军的哨卡。黄河流到葭县城这一段，绕了一个大弯。人走在这一段的山湾里，一边是壁立千仞的峭崖，一边是汹涌奔流的黄河水，前后便什么也望不见了。不料，当他刚一转过这段河湾，就见一队白军迎面开过来了，想回避已经不可能。敌人约有一个排，士兵背着枪步行，当官的腰里挂着木套盒子枪，骑在一头毛驴背上。那驴子显然是强拉过路脚夫的，驴后有一个年迈的脚夫，哭丧着脸步行跟在后面。既然躲避不及，也只好硬闯“鬼门关”了。两者相向走着，距离越来越近。身边的悬崖和黄河仿佛都不存在。空气也像突然之间凝固了一样紧绷绷的令人窒息。越来越响的队伍行进的脚步声，像擂鼓一样惊心动魄。马文瑞表面依然镇定自若地朝前走着，但心中却明白，这每走出一步，都像是朝着刀刃迈进。地狱的入口终于到了。当他同这支不知奉命开往何处搜捕所谓“共匪”的敌人擦肩而过时，就像步入了魔鬼群中。每一双凶恶的眼睛都狐疑地注意着他，注视着那藏有文件的褡裢。有一个瘦得像猴子一样的烟鬼兵，眼睛瞪得像牛卵子他盯着文瑞肩头的褡裢，分明是怀疑其中有银元。多亏瘦小的毛驴子被胖排长压得走不快，骑驴落在后面的排长最后同马文瑞照面时，只是用目光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便急忙吆喝着毛驴子赶路。走出好远了，马文瑞往后一看，见那骑驴的排长还扭头朝这边看。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刚才背着褡裢不慌不忙走过去的这个人，会是他们兴师动众通缉捉拿的“共党头子”——马文瑞!许多年之后，马文瑞回忆起这件事还说：“当时一慌，就完了。” 山根下的官道一直沿着黄河朝北。正值雷雨季节，说不清上游什么地方就会下一阵暴雨。浊黄的河水汹涌澎湃。河面上不时有赤身露体的艄公摆着桨橹唱着号子同风浪搏斗。木船从上游飞流直下，那压倒一切的气势动人心魄。岸边逆水拉船的纤夫，赤脚光背，被太阳晒焦了一样。低沉而压抑的嗨嗬声，更像由地心深处发出的怨恨和愤懑。这情形使他联想到自己投身革命的苦斗经历。从奔腾的大理河川，走到咆哮不息的黄河岸边，这七八年间，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激流险滩。好在信念不倒，行进的脚步并未停顿下来。 黄河在神府一带，较之下游的河面开阔，河水也较平静。渡口上航船骤然增加了许多。多数是两岸往来运送货物和旅人的，也有运煤和运皮货的木船停靠在岸边烧火做饭，准备一鼓作气冲过下游的险滩。上拉的船只也停下来，等待由陆路运来的货物装船。马文瑞这才发现，许多船工的妻儿老小也随之生活在船上。他们是把身家性命全都交给了木船和黄河，交给了命运。他看着那些蓬头垢面的船工婆姨用沉淀过的黄河水淘米煮饭。隐约有炊烟伴着米香随着一阵河风飘溢过来，他才意识到肚子饿了。碰巧有一只船上正开着饭，主人见有行路人，便招呼上船吃饭。这是陕北古朴民风的体现，在神府一带的黄河船夫中更甚。他们声言：“烟酒不分家，饭菜不分家”，意即谁碰上了，都可以享用。这大致算一种朴素而原始的共产主义思想。马文瑞也不客气，上去坐在船帮上，接过热情的女主人舀的一碗顶着炒山芋条儿的小米干饭吃着，听那精瘦乐观的男主人谈他们在黄河中行船的趣闻故事，随即打问：“此去盘塘镇还有多远?”那主人一听，反问道：“你找喷腾?”马文瑞忙说：“不，我找盘塘。”“对么，喷腾离这里也就二十来里。”他这才明白，当地人把盘塘念作“喷腾”，便觉十分好笑，同时意识到，在这一带工作，口音也得变一变。此后再问路，便也把盘塘读作“喷腾”。 这时候，由上游下来一艘重船。船上的白胡子老艄公，安详地把着舵，用高亢苍凉的嗓子，唱着那不知唱了多少代的古老豪迈的歌谣： 你知道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几十几座滩， 几十几个艄公把船摆? 我知道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九十九座滩， 九十九个艄公把船摆……那精瘦乐观的主人，见马文瑞听得失了神，便不无自豪地把嘴里的烟锅在船帮上磕一磕，眯眼瞅着下游的远处说：“我们船工在黄河里行船，最怕的就是过湾渡滩。我们艄公的本事，也就在这湾里滩里才显出来。” 他的话，使文瑞理解了这首古老的歌谣何以如此豪迈，又何以如此一代又一代久唱不衰。原来其中饱含着船工的世代血泪和绝不向生活和大自然屈服低头的豪情。望着这些性情粗犷豪放的人们，马文瑞想道，在神府南区组建革命武装，苦大仇深的黄河船工，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傍晚时分，马文瑞风尘仆仆来到神府南区盘塘镇。按照接头暗号，在一家小杂货铺里，找到了王善吉。盘塘镇紧靠黄河畔，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较大的村镇。王善吉开的杂贷铺子很小，货架上空空荡荡没有多少货物。马文瑞坐在铺子里同他拉话，也没见有人来买货。这家很不起眼的生意冷落的杂货铺，其实是党的秘密联络站。陕北特委派人来工作，都是由王善吉负责接头，然后再介绍到区委。像许多党内联络员一样，王善吉是个性格内向、政治上很可靠的农民同志。他原先并不是商人，只是因为工作需要，才开个杂货铺子，掩护工作。他见了特委负责人马文瑞，自然很高兴，拉了一阵家常话，就锁了店门，领着他到五里路外的温家川去见乔钟灵。中共神府南区区委委员乔钟灵一见马文瑞便握着他的手说：“唉呀，可把你盼来了!”当晚就在乔钟灵家住下。第二天一大早，乔钟灵带着马文瑞去二十里路外的贺家川后面的贾家沟见了区委书记贾怀光。 贾怀光是个大个子，约有30多岁，外表给人的印象是很老成。他虽然识字不多，但人很精干，说话办事注重实际。贾家沟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思想有些守旧，人很胆小。像所有老实本分的农民一样，他承继了世代顺民的家风，得知儿子“造反”、“闹红”，老汉坚决反对，劝说不过，又气愤不过，便举着棍满村追着打儿子，扬言要把他的“坏脑子”挖出来。贾怀光不顾父亲反对，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当他在家中见到马文瑞时，“米脂事变”的消息已经传到神府一带。敌人公开枪杀六烈士的噩耗，在地方上引起了很大震惊。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土豪劣绅也更神气起来。敌人的血腥镇压，使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人民心头又加上一层阴影，区委的同志们心中也很不安。马文瑞的到来，使大家感到心中有了主心骨。 当时，神府一带已有特委预先派来开展武装斗争的马万里、韩大杰、高家德等人。这三位见到马文瑞，都十分高兴。特别是马万里，他曾经同马文瑞一道去安定追赶过红一支队，深知马文瑞是一个很有决心和能耐的领导人。马文瑞奋不顾身、坚忍不拔的精神曾经使他深受感动。打那以后，他时常对党内同志讲：“你别看马文瑞文质彬彬，他对开展武装斗争可是毫不含糊。”韩大杰是崔田民同村的一个同志，个子高，生一双特别大的脚。马文瑞在绥德工作时就认识他，一见面，便亲热地唤着他的外号“韩大脚”。老韩憨厚地笑着，握着马文瑞的手说：“你一来，我们几个心里就踏实了。”大家正坐在炕上亲热地拉长问短，贾怀光已叫婆姨给大家每人打了一碗凉粉，放上油盐酱醋，芝麻辣子端了上来。大家也不客气，端起来就吃，心里却想，热情的区委书记是用最好的饭食来款待大家，更是为远道而来的中共陕北特委巡视员接风洗尘哩!马文瑞顶着烈日步行了几天，一路餐风饮露，也的确有些上火。陕北的荞面凉粉，是最适于败火的饭食。他低着头，不说话，一气儿吃了两大碗。当他端起第三碗时，才发现别人都已放下碗筷，一个个都笑眯眯地看他吃凉粉。正有些不大好意思，贾怀光早把那碗凉粉捧到他面前，说：“老马，你可不要学他们做假，我姓‘假’的可是真心实意给你们吃凉粉哩。”一句话，逗得大家直笑。 吃罢饭，贾怀光主持召开区委扩大会，听马文瑞传达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和葭县寨子沟特委紧急会议精神。当大家得知敌人杀害六位同志的消息属实后，都十分难过。贾怀光、贾怀智更悲痛万分。大革命时期，王兆卿曾在神木南乡积极开展建党工作，贾怀光、贾怀智两位，就是由他介绍入党的。他还主持成立了神木南乡第一个党小组。王兆卿是最早在陕北最北部的穷乡僻壤播下了革命火种的人。 马文瑞见大家沉默不语，便说：“敌人杀了我们六个人，欠下的血债，一定要加倍偿还。重要的是尽快拉起一支武装，同敌人展开真刀真枪的较量。先谈谈你们最近的工作情况。” 马万里说：“我们几个来到神府，感到开展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枪，眼下带人打了几户土豪，筹集了一笔款子，打算买几枝枪。”马文瑞说：“枪可以买，也可以想办法搞民团的枪。”“这个主意好，”贾怀光说。“怀智，你哥贾怀德带着民团，能不能想办法给咱弄几枝枪?”贾怀智开始面有难色，随后说：“等我找他试试看。我们虽是一母同胞，可走的不是一条路呀!”马文瑞说：“搞枪虽然当紧，依我看最重要的还是人。要有地方党组织的有力支持和配合，要有得力的军事指挥干部，还要争取发动群众，建立可靠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发展武装力最才有了前提条件。不然，掏钱买了枪，还可能被敌人夺走;拉起队伍来，也可能站不住脚。”听得马文瑞强调“人”的问题，贾怀光说：“听说王兆卿的弟弟王兆相从红26军回来了，还带了两个人。”乔钟灵说：“就是，住在后王家家里。他刚回来那天，我在路上碰见了，带有红26军的党组织关系介绍信。”马文瑞说：“那太好了，看来军事干部不用发愁了。”贾怀光又说：“说起人，还有一个，也是红26军南下失败后来的，这人叫李成兰，本是绥德人，他当红军在绥德名声太大，不好待，就来到咱这里。”“这些同志对咱们建立革命武装都很重要，”马文瑞说。“建立革命武装，首先要有军事骨干和强有力的军事指挥员。王兆相的情况我了解一点，他在红26军任过党的军支委员，又是警卫队长。我看拉起队伍，可以由他来指挥。”一直坐在炕角低头不语的高家德插话道：“就怕人家不愿干。你想，亲哥哥被杀了，本人又从南山死里逃生回来……”他后面的话咽回去了，但谁也听得出其中的意思。敌人枪杀六名共产党员的消息，把他吓得够呛。这个高家德，不久以后，就跑回家乡自首叛变了。在革命的阵营中，这种人最可耻，下场也是最可悲的。会后不久，马文瑞专程来到后王家村，见到了王兆相。两人在他家的土窑院里一见面，彼此心中就涌起一股难以自禁的悲痛，马文瑞看到眼前这位高个子方脸盘的王兆相，就想起了壮烈牺牲的王兆卿，过去交往中的许多细节一时都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王兆卿为人忠厚，也较有学识，文瑞和他很能谈得来。过去，常听王兆卿谈起自己的弟弟，知道兄弟两个感情最深。眼下哥哥牺牲了，可怎么对弟弟讲呢?他正为难着，却见王兆相把他让到土窑炕上，然后闭上门，满脸悲凄地小声对他说：“马文瑞同志，我知道你跟我哥哥好。我回来时，刚走到保安，就听说敌人在米脂杀了六名共产党员，有没有我哥哥?”文瑞被他突然提出的问题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见王兆相瞪圆眼睛，期盼着，同时在他脸上飞快地捕捉着什么。最后王兆相紧握着他的手松开了，几乎是哭诉着说：“你不要说……不说我也知道……我哥哥不在了!”说着瘫坐在炕棱上，痛苦地小声哽咽着。马文瑞不知该说什么，更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他得到安慰。他自己也还为失去亲密的战友悲痛万分。这时，却见王兆相用衣袖抹去泪水，打开一只小箱子，取出哥哥的照片、信函、文件和书刊，一样样翻出让文瑞看，说：“这些，是我哥哥留在家里的遗物。”文瑞捧着这些遗物，像又见到了兆卿一样亲切，心中像刀割一样难受。此刻，王兆相痛苦地哽咽着，目光呆望着窑门缝里透人的一束惨白的阳光，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哥哥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担心他受苦不行，盘塘镇有个教私塾的尚老先生，精通中医，就送他到盘塘念书、学医。我哥哥聪明好学，学习成绩很好，不久考入神木县高小。高小毕业后，1925年又考入绥师，在李子洲、王懋廷引导下，加入共青团……”王兆相在痛苦失神的情况下说出的这一段话，使马文瑞大为感动，便说：“你哥哥他们六个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屈服，在敌人的枪口下毫不畏惧，高喊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这时，忽听门外有人说话：“兆相，听说来客人啦?” 原来是王兆卿的父亲回来了。王兆相忙用衣袖擦了擦眼睛，一边很快收起兆卿的遗物，小声对马文瑞记：“我哥哥牺牲的事，先不要给我爸说。”文瑞会意地点点头，见王父已推门进来了。 “爸，这是和我哥哥一搭的马文瑞。” “噢，你来了，快宽宽坐下咱拉话。” 说着王父也上了炕，盘腿坐在马文瑞对面。文瑞这才看清，王父大约还不到50岁，由于是长年累月在山中受苦，看着已是个老年人了。他见到马文瑞那种发自内心的亲热，就像见到王兆卿一样。他把自己的烟锅装满烟，点着吸了一口，递给文瑞，眼瞅他吸着，就开始打探起儿子的消息来：“我们兆卿在外面不知怎样?听说米脂枪打了六个学生，我很操心。这一向了，黑里睡不安稳，老梦见他回来了。这下他没回来，他的相好同志倒来了。你来时，他也没给窑里捎句什么话?婆姨娃娃丢下，彻年不着家。” 马文瑞低头，拼命地抽着旱烟，把烟雾吐得满炕。王父的问话，对他就像万箭穿心。他不知道如何回答面前这位善良热情的老父亲的问话，更觉得对不住正在地下为自己做饭的兆卿的媳妇。看得出，她虽在低头擀面，却一心听着男人那里来的人跟公公拉谈些什么。那急促的擀面声，在他听来，就像是那年轻媳妇的一颗狂跳不安的心。他实在不忍心编造一段假话来蒙哄他们，只得大口大口地吸烟，企图用烟雾掩饰自己的痛苦表情，怀里紧紧地搂着兆卿3岁的儿子小黎明，忍不住眼里聚满了泪水。王兆相见状，一面递给他一块毛巾擦脸，一面接过他怀里的小黎明抢着替他回答说：“没有事，我哥哥到红26军去了。” 文瑞在兆相家吃罢饭，就相约一道回贾家沟。路上，马文瑞问：“王兆相同志，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 “我原本是回来找我哥哥的，早就听说他在军委负责，现在他不在了，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说着又伤心起来。 马文瑞说：“你回来得正好。特委决定在神府南区成立一支红军游击队，需要人指挥开展游击战争，你就留下来参加吧。” 王兆相沉思片刻，说：“好吧。我哥哥他们牺牲了，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党组织叫到哪就到哪。只是怕在神府南区的家里受连累。” 马文瑞说：“你可以改个名字，隐蔽活动。” “改名字?你说我改个什么名字?” “老大牺牲了，你就叫王二吧。” 王兆相一听，认真地点了点头。 两人一路说着话，来到贾怀光家里。 一见面，马文瑞就说：“老贾，我把王二同志给你们引来了，你看怎么样?” 贾怀光先是一愣，随即明白这“王二”指的就是王兆相，便说：“王二同志留下，我们热烈欢迎!” 从此，“王二”这个名字，在神府南区一带叫得很响。敌人只知道有个王二，并不知此人便是后王家王兆卿的弟弟王兆相。 六十年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的王兆相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流露出感激的神情。他说：“马文瑞同志对我在神府搞游击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信任我，是他给贾怀光同志说，叫我担任‘特务队’(即游击队)领导人的。” 贾家沟离贺家川二三里路，那里驻扎着反动民团。当晚，为防止贺家川的敌人发现，文瑞他们就转移到康家山。有两三天时间，文瑞和兆相住在一起，谈了许多问题。马文瑞详细地了解了红26军南下失败的情况。在此期间，马文瑞还见了由红26军回来的李成兰、温治恭等人，同他们分别谈了话，一起探讨了如何在神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并特别强调要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同敌人斗争。 几天后，贾怀智终于在他哥哥那里搞到一枝八音子手枪，送到区委交给贾怀光。贾怀光当下来到康家山，把手枪和五发子弹交给马文瑞。值得一提的是，贾怀智以后又先后在山西为游击队搞过几批枪支弹药。1934年3月底，在山西临县白文镇盐务局买枪时，被事先埋伏的敌人抓去，严刑逼供，宁死不屈，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这天晚上，李成兰，温治恭二人走后，窑里只剩下马文瑞和王兆相了。乡村的夜晚是宁静的，但两个人的心里却很不平静。他们熄了灯，躺在炕上拉话。王兆相情不自禁地又讲起了自己的哥哥。他回忆了哥哥带着他参加红军的过程，谈他第一次见到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吴岱峰的情形，也谈了杜衡和高岗。他说杜衡个子很小，满口葭县话，这个人是先“左”后右。高岗是个老高大个子，脸色铁青，还生着满脸大麻子，发起脾气眼一瞪，很有几分杀气。 就在这天夜里，马文瑞决定将区委书记贾怀光交给自己的八音子手枪留给王兆相，希望他带着这枝枪，把神府游击队建立起来，把武装斗争开展起来。几十年后，王兆相回忆说：“那枝枪，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它随我参加了数不清的战斗，直到抗战期间我担任警备六团团长时，仍然带着那枝枪。每逢看到这枝枪，我就会想起党组织的信任和关怀。1935年，我的父亲被‘左’倾错误路线打成‘反革命’而误杀，我想不通，在家中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想自杀。当我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时，突然想到了这枝枪的来历，想到了马文瑞同志把枪交给我时那种信任的目光和嘱托，便放下了枪，丢掉思想包袱，继续革命。” 此后不久，马文瑞到采林村、沙峁头一带活动，同地方党组织的同志见面，参加他们召集的党员会议，了解情况，传达特委指示。这次他到神府南区，工作近两个月时间，指导当地党组织组建起一支革命武装，开始叫“特务队”，以后改名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由王兆相担任政委，李成兰任队长。游击队按照特委指示精神，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这支部队一直没有失败，以后发展为红三团，又发展为红军独立师，团长、师长都是王兆相。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我想谈的第二点是，我们仍然需要延安精神。什么是延安精神?我认为所谓延安精神就是中国的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传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的精髓所在，不仅仅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在陕北保留下来的这块根据地上，站稳了脚跟，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行了总结。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最辉煌的一个成熟期就在陕北。他的哲学，他的军事学，他的军事哲学，他的经济学说和关于建党建政的学说，总之，他的整个一套革命学说，即毛泽东思想体系，都是在这里形成框架，走向成熟的，并且首先是在这块根据地上去实践，去推广，最后推行到全中国。所以，诸如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三大作风与愚公移山的精神等等，都是在这里总结出来的，都是在这里得到发扬光大的。这些，都是延安精神。宝塔山下的延河，是流入黄河流入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正是靠了延安精神的发扬光大，而将革命从胜利推向胜利的。所以，延安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它不是固守陕北一地，更不是延安这一个地方，它只不过是因为在延安地方发展、成熟、系统化，所以叫做延安精神。以延安来命名的这种精神是这块土地的光荣和骄傲。但是，它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人格精神和道德精神。 现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很多负面的现象，如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等等。这种状况，颇令有识之士担心。关于道德状况的评价，有所谓“滑坡论”，有所谓“爬坡论”，我倾向认为是一种艰难的“爬坡论”。不要否认，当前的社会道德情况，的确有颓落，甚至可以说有局部的沦丧。譬如说以干部的作风为例，无论是就整体来讲，还是就个别的表现来讲，跟马文瑞同志他们当年在陕北活动的那个时期我们党的干部作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相比，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这是社会变革时期常常难以避免的问题。有人把干部作风的颓落，完全归结为市场经济造成的恶果，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当然不能不看到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的文化效应。但是干部队伍中瘟疫一样蔓延的腐败，特点是权钱交易等，却主要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旧体制造成的，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够完善，权力缺乏有效的来自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的结果;还有文革浩劫对正常的人际关系，对共产党人的优秀道德传统的破坏等，其苦果现在才露出来。包括反腐败问题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必须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在积极地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在建设新道德的时候，我们应当把传统道德与现代西方其它民族的道德作为借鉴的资源。当我们谈到道德传统的时候，有人往往只讲五千年来古文明的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传统，这当然并不错，但是单讲到这一点是不全面的，人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共产党人自己的道德文化传统，自己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精神传统、道德传统。讲传统，应当包括这部分。如果我们对青少年，也包括我们这些成年的，中年的，老年的，各个年龄段的人进行精神文明教育，道德教育，无疑应当把我们共产党人的优秀精神传统，延安精神的传统，作为自己学习的一个资源，但这点常常被人遗忘。因此，培元这本书写出了延安精神，延安传统的书，它的出版就能够让我们重温一下早期共产党人以献身精神为主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这样的道德传统，人格传统和风范。跟当时马文瑞同志他们比较起来，如今革命的任务不一样了，我们要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走上富强，走上文明，走向民主，这个任务与当年的推翻三座大山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延安这块土地上总结出来的延安精神，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作为这种精神的核心的开拓进取的意识，到任何时候都是用得上的，不会过时的。延安精神应当是不朽的。而《群山》这本书，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马文瑞他们那一代革命家，既是延安精神的创造者，体现者，实践者，同时又是在这些精神的薰陶下，变成精神的群山的。物换星移，革命具体任务会有变化，但到了什么时候，革命党人都不能销蚀了开拓、进取的延安精神。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关于<群山>及其它》之第二点感想——我们仍然需要延安精神第37章：战士在痛苦中变得更加坚强。也有人吓破了胆，有人退缩动摇了。崔逢运、鲁贲见事不妙，不辞而别 震惊陕北的“米脂事变”，是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活动，敌人实行白色恐怖，并公开大批枪杀共产党人的头一次。敌人想通过公开的大屠杀，来扑灭在艰苦奋斗中发展壮大着的革命烈火，破坏以至终止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活动。 六位亲爱的战友和同志壮烈牺牲的噩耗，使马文瑞陷入极度悲痛之中。那一夜，他彻夜难眠。天亮了。在一片麻雀的喧闹声中，阳光照耀到窑窗上。光明顷刻之间驱散了黑暗。心胸中肆虐了一夜的狂风暴雨终于平息下来。郁积在胸中的痛苦的乌云，开始慢慢消散。身边，杨树梁正在熟睡，那均匀的呼吸声，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身边同志平安的鼾声，使他想到了马明方、崔田夫、崔田民、张达志、高长久，想到了那些依然平安的同志和战友，想到了任志贞……他开始有些后悔，后悔前些日子写给她的那封信中所讲的“闹革命东奔西颠，不好成家”一类的话。这些也许是客观的话，她看到了，该有多么失望啊!他此刻有些后悔，后悔不该那样粗心，那样直截了当地讲那些极敏感的、容易使姑娘产生误解的话。他有些怨恨自己，想立即写一封信，向她说明一切，又觉得在眼下这种情况下，不该沉溺于个人感情的泥淖中，应当振作起来，对付严酷的现实。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他开始冷静地思考。死者，永远地倒下去了；生者，应当更加坚强机智地投入战斗。过分地放任痛苦和眼泪，会消沉战士的斗志。 敌人的残暴，像晴天霹雳。人民在震惊中觉醒，战士在痛苦中变得更加坚强。也有的人吓破了胆，有的人退缩动摇了。崔逢运、鲁贲见事不妙，不辞而别，离开了血雨腥风的陕北。敌人并不甘休。他们在姜家兴庄没有抓住马文瑞他们，就到处张榜通缉捉拿，在各个路口设立关卡，加紧封锁，企图乘势把陕北地区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敌人抓不住马文瑞，就派兵来到马家阳湾村，向他的父亲、叔父要人。敌人搜遍了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之后，就把他的叔父和大哥五花大绑押到周家镇公所关押起来，诱逼他们悔过自首。马文瑞得知这个消息，心中很焦虑，但他革命到底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他时常在心中暗暗对自己讲一句话：“开弓没有回头箭!就是粉身碎骨，也只能奋力前进。” 外面风声很紧，不能轻易行动，马文瑞只得暂时住在杨树梁家里。当时，“知情不报，窝藏共匪”是要满门杀绝的。但敌人的残暴，并不能使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屈服。杨家这一户农民，在儿子杨树梁的带动下，不畏强暴，铁心拥护革命。在敌人四处通缉捉拿、风声很紧的情况下，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保护了危难之中的共产党人。马文瑞怕住得时间久了，走漏风声，连累他们，几次提出要走，都被这一家人真诚挽留下来。长期的奔波劳累和营养不良，加之失去战友的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使马文瑞身体十分虚弱。杨树梁的父亲就吩咐家里人把正在下蛋的一只母鸡杀了，炖肉，烙饼，给他做最好的饭食滋补。吃饭时，杨树梁的母亲把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来，文瑞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么好的饭食，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了。 “吃，趁热里吃。”杨树梁的父亲，见文瑞不动筷子，便抄起一条鸡腿放进文瑞面前的小瓷碗里说。 这不是普通的鸡肉，这是人民群众对革命和共产党的深情。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领受，他还能说什么呢?在革命遭受重大挫折、自己身处困境的日子里，是铁心拥护革命的人民，给予他精神的支持和物质的力量。正是这种支持与力量，使他在日后的漫长的征途上，始终保持着百折不挠的革命斗志。一次吃完饭，马文瑞说：“杨干大、树梁，我该走了。” “不行呀，好娃娃。”杨父焦急地说。“尔格正在风头上，你这时候出去太危险。” “可我也不能老是躲藏下去。” 杨树梁也说：“那可不行，外面的情祝不明，万一误入人家的圈套……” “不怕，我小心就是了。” “要不这么办，让我老汉到米脂城里打探一回消息，如果风头不大紧了，再走也不迟。” 马文瑞说：“不用了，你老人家也上了岁数，我这一带地形熟悉，敌人捉不住我。” 杨家父子无奈，只好由他。杨母找来一双给儿子做的新鞋让他穿着。杨父又给他几块白洋做路费。趁着天黑，一家人悄悄送他出村上路。 马文瑞告别杨家，一路避开川道，翻山越岭，直奔黄河岸边的葭县而去。 盛夏时节，阳光暴烈。酷旱磨难着黄土群山。炎热、焦渴、饥饿、疲劳，这一切令人痛苦难耐的感受，都已经被他忍受到了习惯成自然的程度。此刻召唤他的，是群山东边那条奔腾不息的母亲河。那是英雄的河，令人欢欣鼓舞的河。黄河西岸的山中，有自己亲爱的战友和同志，有秘密坚持革命斗争的党团组织，也有千千万万像杨树梁的父母那样冒死拥护革命的父老乡亲。这一切，是他忍受无数艰难险阻的原动力。身上的衣衫被汗水浸湿又晒干，头上的汗珠被烈日烤干又渗出。有好久没有开口说话了，喉管像干裂了一样，连他自己也怀疑是否还能开口说话。有一阵儿，他极想朝着空无人迹的山崖高喊一声，但伸长脖子努力了几次，也没能喊出声来。路边长着一丛丛耐旱的苦艾，他便不时地揪扯一把苦艾的芽叶，放进嘴里嚼着，凭借那一丁点苦辛的汁液润一润仿佛快要冒烟着火的嗓子。一个人，一个确定了远大目标的人，在某一时刻，他生理上最最渴求的东西，往往却不是他精神上最向往的。正是这种情形，使他能够在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极大威胁时，仍然能够坚持朝着精神的目标奋进。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的脚步总是那样坚定而有力。有相当长的一段山路一直在山巅绕行。他走在这段总能遥望群山的路径上，心情感觉格外舒畅。当他坚持着来到山间一条远处看不见的岩隙下面，听到泉水丁冬，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口渴难耐。他不顾一切地飞奔过去，丢掉手中拄着的木棍，伸开双臂，像拥抱久别重逢的亲人，匍匐在湿漉漉的岩石上，伸出舌尖，让森凉甘甜的泉水滴进大张着的嘴里。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喝足了水，他离开阴湿的石崖，在对面向阳的土坡上躺下来，让太阳晒着身子。大约因为喝了水，他的生理感觉变得灵敏起来，他感觉到饥饿，想着得尽快搞点吃的。连日绕开村镇在荒山里跋涉，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他提醒自己，再不设法弄点吃的，就一步也走不动了。他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衣袋里，摸着那几块冰凉的白洋，就记起了杨树梁的父母。他觉得自己此刻就像一条搁浅在黄河岸边的鱼挣扎着想回到河水中去。他实在太累了，恍惚之间，竟然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扯拉自己，猛地惊醒，睁眼看时，竟是几只嘴子尖利血红的乌鸦落在自己身边。这种丑陋不堪的鸟，显然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猎物。天色已近黄昏，此地不可久留。于是他拖着沉甸甸的双腿，继续朝前走去。 几天之后，马文瑞来到葭县寨子沟，这是那天同马明方约定好的会合地点。这个紧靠黄河西岸的小村子，周围山大沟深。村里有党的秘密支部，群众基础很好。马文瑞进村等了两天，崔田夫、马明方到了。三个人一见面，彼此紧紧握手，相对无语，心情极为复杂，当下商量决定，召开特委紧急会议，针对形势变化，研究对策，立即派秘密交通送出通知。届时，常学恭、张达志、高长久几位准时到来。唯崔逢运、鲁贲二人到处找不到。当时大家都很气愤，觉得特委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却临危出走，去向不明。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开除崔逢运、鲁贲党籍。后来才知他俩去了天津。马文瑞回顾这段往事，觉得当时对崔逢运、鲁贲的处理有些过火。会议在一孔老乡的土窑里召开。崔田夫宣布开会。有好一阵儿大家沉默不语。整个村庄是一片死寂，一片漆黑。在这寂静的夏夜，一切的光明都似乎被黑暗吞没了。在黑暗主宰着一切的世界里，寨子沟这孔小土窑的灯光，该显得多么微弱，多么纤小。围绕在灯光下的六个人，小声地拉扯着什么。那一刻，井岳秀那老贼也许正高枕无忧地搂着他的姨太太睡得正香。刚刚屠杀过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们大概也丢下屠刀，进入“太平梦乡”。总之，革命的敌人万万不会料到，他们连日来四处通缉捉拿的“共党头子”马明方、马文瑞等，竟然会在这里开会，研究如何重整旗鼓，推翻他们。 葭县寨子沟中共陕北特委紧急会议上，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愤慨。但这不是表现为痛斥和悲哀，而是加倍冷静地筹划着未来的斗争。亲爱的同志和战友被敌人杀害了，这使每个人心中都很难过。但是幸存者心里更明白，革命本身就意味着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是要把脑袋提在手里，随时准备奉献出去的。每个投身革命的人，当他举拳向党宣誓，他就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了。这种献身精神，是反动派难以理解的。敌人更不会相信，前边的六个刚倒下，后面紧跟着又上来六个。当生命还属于他们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革命理想，都是一团燃烧着的火；当他们走向原野，就会点燃山山洼洼，照亮黑暗的世界。 马文瑞在会上针对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先躲一躲”的观点发言说：“叛徒的出卖，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这丝毫也不应该阻止我们前进。这种情况下，应该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但最重要的是必须继续贯彻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按照既定的规划，坚定不移地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我完全同意马文瑞的意见，”性情直戆的崔田夫说。“不要敌人一开枪，我们就趴在地窖里不敢动弹了，那还叫什么闹革命!‘革命’，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事情。你狗日杀我们六个，我们就要想办法杀你们六十个、六百个。” 马文瑞很喜欢听这个长工出身的农民同志讲话。他说出话来，就像用老头掏地，句句都沉甸甸得结实。 张达志也说：“‘老掌柜’说得对哩，就这么个道理。看来，不赶紧搞枪杆子，还会吃大亏。” 马文瑞的意见，在紧急会议上形成了共识。会议决定：继续贯彻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按确定的区域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决定会后马明方去安定，马文瑞去神府，崔田夫、崔田民去绥德，张达志、高长久在葭县一带分头贯彻落实，同时决定派常学恭去北方局汇报工作。 会议开了一整夜。天亮时，六个人精神振奋地走出窑门。但见千山万壑一派雄浑苍茫，一轮鲜红的太阳，正由黄河东岸的逶迤山峦中冉冉升腾起来，把殷红的光泽染遍西岸的群山。站在山巅的六个人，都被这高原日出的动人景象吸引着。马文瑞突然联想到，太阳那普照大地的光辉，任何阴暗和邪恶都无法阻挠抵御。共产党人，就应当像阳光一样永不退缩地发热发光，照彻寰宇，熔炼出一个光明美好的新世界。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我们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末尾，到了新世纪的门前。学术界、思想界、文艺界，都在谈跨世纪，都在谈世纪之交的话题，以致有位随笔作家，写随笔，题目就叫《街上流行跨世纪》。意思是“跨世纪”这个词，你也用，我也用，都要用滥了。但这也恰好反映了当代中人国，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思考着的一群，即专门思考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 本世纪，我们走过了一条血与火的道路，这是一段充满了灾难，充满了奋斗与牺牲的悲壮的历史行程。 培元在《群山》中所描写的西北革命史，陕北“闹红”史，就是这些悲壮行程的一部分。人们到了一个历史阶段的交接点或者是转折点时，都要回过头来看看所走过的路，同时对未来也抱有这样或那样的预测、期望。走过的路上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脚印;瞻望新世纪，瞻望未来的道路，人们还要点燃自己思想的、灵智的明灯。《群山》所面对的正是来路和来路上的脚印，而它的立足点却在现在，并且向着未来。 现在，在思想文化界，在学术界，也包括文学界在内，有一个世纪反思的大潮流。这种反思在文学界来说，可以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反思的文学算起。反思文学实际上是这场大的历史反思、文化反思的先行部分或叫潮头。它对整个文化思想界的意义即在于此。反思文学是对已往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省。带有再思考、再认识、再评价的意思。反思文学产生的契机是文化大革命，是绵延十年的浩劫。浩劫过后，当人们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会走到这样一个绝路上来的问题时，便产生了反思文学。人们在想:是个别人的责任吗?个别领袖、领导人的责任吗?但我觉得，至少巴金不完全这样认为。巴金《随想录》应当说是他晚年相当辉煌的一部著作。巴金在他的五卷《随想录》中，并不把自己在文革期间的被批斗的责任仅仅推给历史，而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也应该忏悔。他被揪斗，做检讨，做不完的检讨。他受到别人的批判，有人在文革后向他致歉，他说早忘了，当时不揪斗我的话，我也会去批判别人，我不能原谅我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巴老，尚能够以这样高的精神境界，把自己摆进去进行反思。至于那些曾给他人造成不幸的人，将何以自处呢? 就在这种反思的大潮中，几代知识分子，普遍地出现了一种良心的、良知的和理性的觉醒。当我们把自己走过的道路，把自己的作为和心灵的历程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时，我们就把自己置于中华民族世纪反思的大潮中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法国的启蒙运动时，说那一代思考着的头脑，都是一些非常伟大的人物，他们把现存的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来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那次从伏尔泰开始，以狄德罗、卢梭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以及他们所张扬的理性，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与理论上的准备，哺育了这次革命的一批巨人，如马拉、丹东、罗伯茨庇尔等。 我国在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文学界的反思，带动了整个思想界的反思。这个反思，既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更是它的发展和延伸，进入九十年代，则蔚为气势磅礴的世纪反思。像当年法国的启蒙运动一样，世纪的反思将为中国的崛起，中华的腾飞，准备思想的、文化的条件。 文学界的反思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这在报告文学以及其它叙事文学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报告文学而论，先是出现了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对三十年代西路红军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打通河西走廊到新疆到苏联的战略通道而全军覆没那一段历史作了重新评价。作者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换一个角度看，看那些人，看那些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澄清了许多历史是非。这个作品面世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解放军文艺》曾以整个一期篇幅，刊发了钱钢的《海葬》。这是对上一世纪后半叶近代历史的反思，写了大清国北洋水师，当时远东最大的一支海军从创建到在甲午海战中“樯橹灰飞烟灭”的悲壮历史。在时限上，已经不仅仅是现代，而是向前延伸了一百余年。在这个作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李鸿章的评价。钱钢比史学界还要早地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李鸿章，不是简单地把他看成一个卖国贼。他是两句话:一句是“李鸿章是上一世纪后半世纪中国历史的柱石”，但是接着一句又说他是上一世纪后半世纪中国历史的罪人”。这个作品写的虽是历史，其立足点却是当代的历史变革。到了九十年代初，麦天忸、王先明创作了《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这部报告文学。他们查阅并重新梳理了中英鸦片战争的有关史料，不再仅仅从侵略和被侵略，从划分清廷投降派和主战派的角度来看待那次战争的胜负，而是从东西两大文明对撞的大视野中，进行了重新审视，也不再主观地划分主战、主降。由于变换了审视的角度，对于许多人和事的评价，也与过去有所不同。他们的观点影响了最近很轰动的电影大片《鸦片战争》。接着，还有张健伟的《世纪晚钟》。最近，还有以程童一为首的几位部队作家花了数年时间写的《开埠——南京路一百五十年》。我以为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注意的学术含量颇高的报告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以一条路的历史，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透视，来把握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读了这本书，我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上来看，我们必须承认，上海是中国百余年来牵动现代化进程的火车头。这不只是一个死的历史结论，而是一种传统，一种现实的资源。当我们思考跨世纪现代化战略时，这是不能不加注意的。 那么，在另外一些文学样式中，情况又如何呢?以陕西而论;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我认为最有影响的，是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反思的时限长达半个世纪左右。如果还按过去那种模式来写的话，就不一定有多少看头，因为已有《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在前。他换了一个大文化的角度，超越某些历史事件之上，来鸟瞰这些事件的发展，所以这本书写得相当有厚度。可以代表陕西长篇小说在本世纪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也可以反映世纪末中国长篇小说所达到的水平，当然也有的同志对这部小说提出这样或那样一些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认为写得很好，真正写出了三秦文化厚度的一本书，有的人认为并不好，大家可以争论。《白鹿原》涉及了三十年代陕北革命的历史，但不多。在坐的高建群的《最后一匈奴》，也涉及到陕北大革命的历史，特别是上部，涉及较多，也是换个角度看人物，看事件的。这本书的成功的篇什，有浓厚的陕北地域文化特色。从全国的小说创作来说，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近期赵政发的《缱绻与决绝》等，都是值的注意的文化反思性的作品。 我认为把培元的这本《群山》，放在我们民族这个大的世纪文化反思的历史背景上来看、来评价，来给它定位，是很必要的，书里面涉及到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问题，涉及许多与陕北“闹红”有关的重大历史是非。刚才王维玲同志专门讲到了关于刘志丹的评价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群山》充分展开描写了西北革命，陕西革命，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做出了贡献。中央红军在陕北找到了立足点;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们只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到来才获救。王明左倾路线把一百多个陕北红军领导和地方领导干部，包括刘志丹、马文瑞等作为“肃反”对象抓了起来，进行摧残，连活埋的坑都挖好。如果毛主席“刀下留人”这个加急命令晚来那么一天半天，刘志丹、马文瑞他们或许就被埋掉了。埋掉了，就不是埋掉几个人，而是埋掉了一个阶级的历史，埋掉了这块土地上哺育起来的革命。所以说，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到来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千钧一发的时刻，拯救了陕北革命和陕北红军。 刘志丹被搞错了是明显的，明白的，但从《群山》的描写中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尾巴，这就是追悼刘志丹时，马文瑞写简传，发现档案的空白角批着“此同志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而这要一直等到1982年，才得到了解决，才由党中央重新做了结论，有了一个公正的评价。这已经是刘志丹牺牲的几十年以后，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多艰难!大家都知道，关于陕北红军和陕北党的问题，六十年代初，曾经有李建彤的《刘志丹》一个大的文字狱。“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那一段著名的话据，说是康生的一个条，由毛主席在会上念了，后来就成为最高指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要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我后来在八十年代的报上看到一个材料，据那上面统计，单是《刘志丹》一案，被株连的陕北这块土地上培育出来的县处以上干部，即数以千计。所以，我觉得站在今天高度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那一段曲折而又辉煌的历史，写一部马文瑞的传，决不是个人的事。以马文瑞的革命经历和个体性生命体验为主，并从这一点辐射开去，写了陕北闹红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也写了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任弼时等重要中央领导干部。所以，培元把书的题目叫《群山》很好，一方面是山，中国人讲高山仰止，是对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们的人格，对他们的风范，对他们的业绩的礼赞，说他们像高山一样。另一方面给予某些历史是非以重新的正确评价。“千秋功罪，谁人曾予评说”，这是毛泽东诗词里的话。而这本《群山》就有一个重新评说的问题。怎样看这本书?这不是一些“土丘”，这是“群山”。陕北当时的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等他们这一批老革命家就是群山。他们的贡献，如果有“陕北救中央”的话讲，评价也许过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中国的革命根据地南方丢光了，而在这个地方，在陕北，还有唯一的一块。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有了一个落脚点，有了这个落脚点，才有直罗镇的胜利，才有那个奠基礼。而《群山》就是写这个地方的共产党人的贡献和他们的业绩的。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本简单的传记文学来看，我们应当把它放地纪实文学在近一、二十年间取得长足发展这个大背景下来看。我说应该把这本书放在世纪之交，中国人的文化反思大历史背景之下，来进行评价，这样我们就不会所见者小，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大价值，就可找到一个历史的当代的坐标点。这是我想到的第一点。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关于<群山>及其它》之第一点感想——在世纪反思的大视野中看群山第36章：高禄孝、崔明道、王兆卿、毕维周、王守义、高庆恩……被敌人押着，五花大绑着，朝自己迎面走来 无定河涨水了。暮色里，满河槽黑糊糊的洪水汹汹涌涌很有些吓人。马文瑞孤立河畔，突然记起那年在大理河畔观潮的情形。那个暴风雨后的下午，那悬挂着彩虹的碧空和万马奔腾一样的洪流，使他联想到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那一次，山洪留给他的是欢欣和鼓舞，是希望和勇气。可眼下的洪水，带给他的是阴森可怖的新的困难，是威胁和挑战，是黑暗和孤独。但是，他心中明白，眼下只有前进，只有奋力拼搏和征服困难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么想着，并不会浮水的他，毅然把衣服脱下，举在手里，摸索着下水了。也许是上游下了冰雹，河水冰得刺骨，又是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当他在水中挣扎着迈着步子，顿觉两腿发软，身子轻飘飘直往上浮。他开始有世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征服洪水的力量了。往前去，水更深，流更急。他开始意识到，面前横着的这条河，同持枪追捕的敌人一样凶残，弄得不好，转眼工夫儿就会被冲走、被吞没。他有些胆怯地停下来。水已经齐腰深了。他的周身都在颤抖。风浪像是故意朝他示威，卷着柴末子在他周围翻卷打旋。 黑暗中，他似乎看见有无数黑色的可怕的手，从水中伸出来，贪婪地肆虐着，仿佛要捕捉自己。此刻，即使想退回去，也是不可能了。远处的山川村落全看不见，更不见一个犬影儿，只是黑糊糊的水，一片风浪的世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疲惫衰弱的身子，像是被绳索捆绑着一样僵硬。眼下如果是两个人，手拉着手过河该多好!眼前出现了同马明方分手时的情形。另外的几个熟悉的人影也隐约闪现出来：高禄孝、崔明道、王兆卿、毕维周、王守义、高庆恩……被敌人押着，五花大绑着，朝自己迎面走来……他突然一怔，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处境，身上不知从何而来的那么一股勇气和力量，迈开双腿，奋不顾身地朝前冲去。想到被捕后生死不明的同志们，他完全把个人安危丢到了脑后，心想，眼下就是火海刀山也得冲过去!他左手高举着衣服，右手奋力划着水，深一脚浅一脚朝对岸涉去。好几次一脚下去，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往前冲，心中只念叨着：“冲过去，冲过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些被捕的同志们，等着组织营救；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还需贯彻；各地秘密联络站得尽快通报事变情况，以便设法防范……水越来越深，水流越来越急，他的身体开始朝着下游倾斜，脚下有些失重的感觉。“马文瑞呀，你不能却步!”他心里对自己说。“你不能倒下，许多重要的事情还等待着你去做呢。多少人流血牺牲，千辛万苦点燃的革命的火焰不能被敌人扑灭!” 就这样，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对革命的忠诚，凭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同洪水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有好一阵儿，他的口鼻已被淹入水中，只能凭着脚尖奋力一跳才得以呼吸一口充满泥腥味的空气。退后一步是生，前进一步，也许就是死亡。但他不能却步，不能后退，一直咬紧牙关朝前走。他在黑暗中估计着河床的宽度，知道最艰难的主河道不会太宽。哪怕是遭灭顶之灾，也要奋力冲过去!临危不惧、坚强不屈的革命者终于征服了无定河洪水的淫威。马文瑞挣扎着走上对岸，无力地瘫倒在冰冷泥泞的河滩上。他喘息了一阵儿，挣扎着爬起来，穿上衣服，摸索着过了四十里铺，进入去葭县吉镇方向的一条拐沟。实在饿得走不动了。远远瞅见山坡地里有灯火，就朝那边走过去。是一片西瓜地，看瓜人的马鞍形庵棚门口点着一盏马灯。记得小时候在家乡，这种夏夜里飘绕着瓜香的庵棚，是娃娃们最向往的去处。不光是可以饱吃一顿甜如蜜糖的西瓜，更因为看瓜人的肚子里总装着永远讲述不完的动人故事。眼下的他，却完全是另一种心境。他摸着黑走进瓜地，小心地顺瓜蔓间种瓜人踩出的那条隐约发白的小道朝瓜庵棚走去。离着有五六步远，听见庵里有人咳嗽了一声，和蔼地问：“来的是谁个?” “我，走路的。”马文瑞站在黑暗中说。看得见那个头上挽羊肚子手巾的老人，弯腰盘腿坐在庵棚里的草铺上安详地抽旱烟。灯光下面，他那赤红脸上密密麻麻的皱纹，像山川里的大小沟壑一样，掩饰着他面部细微的表情变化，只留下皮实、本分、宽厚、和善这样一些固定着的神情。这种类型的老人，是马文瑞所熟悉的。每每当他面对着这样的脸，望着那刀刻般的纹理中隐约透出的麻木和无可奈何的苦涩，就会意识到自己使命的神圣和历史责任的重大，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鞭策着自己，推动着自己朝着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前行。 “快进来坐嘛，外面露水危险哩。” 老人移动一下身体，用手里的烟锅指指身边空出的地方说。他显然看出这个过路的后生冷得够受。干燥的庵棚内很温暖。马文瑞不客气地坐在老人身边。老人那双因眼睑松弛而只露出灰色且有些浑浊的眼球的小眼睛，像他的面貌给人的印象一样。老人和善而恬适地看了一眼客人，便说：“是从无定河蹚水过来的吧?”“嗯。”“听说河里发了大水，你不该今儿过河。”老人说着，装起一袋旱烟递给马文瑞，然后朝前探出骨节粗大的手，抓一把柴草，填进门口的小泥灶。马文瑞这才注意到，灶口上坐着一只小陶壶，四周被柴烟熏得乌黑。灶膛里的火焰腾跃起来，亲热地舔着壶底儿，壶嘴儿立刻吐着白汽，发出吱吱的叫声。马文瑞缓缓地抽着旱烟。被冰冷的河水和森凉的夜气浸透的身子开始回暖着。一会儿，水煎了。老人用手抹抹灶台上那只粗瓷碗，又用口吹吹，才倒满一碗水，递到客人手里。“夜气凉，喝碗滚水暖和暖和。”马文瑞赶忙接过水碗，浑身都感觉温暖。先前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早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碗开水喝下去后，这才觉得肚子饿得厉害。看瓜老汉像是会算卦，他接过空碗，也不说什么，就从灶后的小铁锅里，抄起一碗冒着热气儿的蒸洋芋。马文瑞接过那盛满芋头的碗，就好像当年接过祖母端给他的荷包蛋一样感动。他大口大口地吃着蒸洋芋，起初并没留心，老人抽着旱烟笑眯眯地瞅着自己。当他偶然抬起头，同那亲切的目光相遇时，发现那其中包含着一种来自人民的信任和力量。他知道，这一带党团组织工作基础很好，许多老百姓都是暗中拥护革命的。他想眼下这位老人也许看出了自己的身分。但是老人始终没问他一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话。严酷的斗争环境下，革命者与人民之间仿佛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第二天，刚近拂晓，马文瑞就告辞上路了。他一直朝东。雾气很浓。等到太阳刚闪面，已经离开山峁老高老高了。赶吃早饭的时候，他来到一个叫阎家畔的村子。他认得村里有个党员叫杨树梁。好不容易打问到杨家，不巧人不在。杨树梁的父亲，一个乐观而有几分豪爽的老人，正躺在窑炕上，见有客人来，忙坐起来，一看是个不相识的年轻人，便问：“你大概是找我们树梁吧?” “嗯，我是杨树梁的同学，也是好朋友。” “噢。”老人听得，急忙跳下炕，赶忙叫老伴端茶倒水。两人坐下来拉话。 “树梁没在，你先住下，他立马也就回来啦。” 马文瑞点点头。杨树梁的父亲，从头到脚打量着马文瑞，压低嗓门说：“唉，不用问，我也解开你是做什么的。听说米脂捉了你们几个人。人家有队伍、有枪。你们没势力，硬碰不过人家呀!” 马文瑞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把话岔开，说：“树梁到哪里去了?” “绥德城里办点儿事情。” 两个人坐着，有好一阵儿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杨树梁的父亲才说：“不然让我到绥德城里走一趟。一来找树梁，二来也好打探一下你们那几个人的消息。” 马文瑞说：“不必了，我还是等树梁回来。” 热心肠的老人也不再坚持，忙让老伴招待客人吃饭。 第二天下午，杨树梁回来了，意外地见到马文瑞，真是又惊又喜。等到夜深人静，两人在小套窑炕上躺着，还没说上几句话，杨树梁就说：“唉，这次咱们损失真惨重!”“你在绥德听到什么了?”杨树梁说：“被捕的六个人被敌人杀害了。”“什么?”马文瑞惊得一下子由炕上仄起身，瞪起一双眼睛盯着杨树梁。他不相信这个消息会是真的。他感到脑子里顿时乱成一团麻。他怀疑是杨树梁说错了，又怕是自己没听清。“你说什么?”杨树梁说：“是真的。开始他们被关押在米脂城里。敌人反复审问，严刑拷打，要他们交出陕北党组织的名单。六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开口。敌人无奈，准备押解绥德再审。押到半路里，井岳秀的团长姜梅生突然下了一道就地枪毙的密令……” 马文瑞听得，仿佛有人当头给了自己一棍，脑子轰隆一声，就觉眼前发黑，胸中一片空白。等他回过神来，见杨树梁也痛苦地呆愣着。他突然意识到，这几天来，自己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自己孤身冒险奔波，还日夜思谋着设法营救，难道一切都晚了?一个革命者，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听到自己同志牺牲的噩耗，莫过于失去战友那种从天而降的孤独与空落。那一夜，直至天明，马文瑞都难以入睡。王兆卿、高禄孝、毕维周、王守义、高庆恩、崔明道六烈士无定河畔英勇就义的情形，总在眼前浮现着，无论如何也难以消失。 崔明道是米脂县城北街人，1906年10月出生，1927年参加革命。他以班家沟小学教员的身分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镇川堡离米脂较近，却属榆林管辖，是由米脂到榆林的交通要冲。镇上店铺不少，商客众多，除有长年街市外，三六九遇集，较一般偏僻小县城还要热闹。崔明道的家，原先住在米脂县城，后来特委决定建立秘密联络点，才由米脂移住到镇川堡。高起家会议结束后，王兆卿、毕维周和高禄孝三人，由葭县赴安定途经镇川堡，天色已晚，就住在崔明道家里。那一晚，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所部署的开展武装斗争的规划和任务，使大家欢欣鼓舞。从此，在敌人白色恐怖下，秘密开展地下工作的陕北特委，将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带领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同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展开真枪真刀的斗争。这是多么重大的转折呀!直至深夜，大家躺在炕上，拉谈得格外起劲，仿佛会议并没有结束，仿佛讨论仍在进行。 “这次会议太重要了，”新当选的特委军事委员王兆卿说。“以前我们东躲西藏，开展地下工作，好比是春播下种，这回可到了收获的季节了。我们这些年辛辛苦苦播到人民心里的火种，可要跳蹿出来，烧他个天地通红。” 他身边躺着的毕维周说：“唉呀，这五六年，一天偷偷摸摸，可把人受坏了。今后发展起咱们自己的武装，可要结结实大干一场。” “等咱们有了自己的队伍，开辟了红色根据地，咱这联络站也不用害怕啦。门口挂上招牌，放上两个岗，那是个甚阵势!” 老实巴交的崔明道话刚说完，高禄孝说：“看把你美的。要是建立了红色根据地，还要你这联络站做甚哩，得建立起苏维埃政府，那阵势才叫大。” “唉，你们快不要抬死杠，我看现在最当紧的事情是搞武器。光有人，没有枪不行。听说山西那面，阎锡山的兵工厂有偷着卖枪的，咱们得想办法筹一笔款子买枪。”王兆卿说着，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分开来比画着，仿佛手中已经握着一枝八音子手枪似的。小油灯的红光，把他的手影映在墙壁上。他闭上一只眼睛，做出瞄准射击的姿势，手一举一点，脸上的神情像小娃娃一样认真着迷。自从离开游击队，他有一年多没摸到枪了，一提到枪，双手就有些发痒。 高禄孝止住笑说：“老王，你那要真是一枝手枪，那我们还愁什么哩，每人都是双枪，还怕他井大人不投降?” 王兆卿说：“高禄孝同志，你尽管放心，别看眼下咱还赤手空拳，要不了多久，我保证叫你们人人腰里别上一条‘鸡大腿’!”一句话，更提高了大家的兴致。崔明道说：“咱联络站目前还有点经费，可以先买几枝枪嘛。” 王兆卿说：“这是大事情，得特委开会定。不过这次咱们到了安定就有办法。哎，对啦，毕维周同志，你是特委新派任的安定游击队政委，搞枪的事，你得多操心，最好给特委负责人每人先搞一枝。没有枪，不好领导武装斗争嘛。随后有机会，还得开展军训，今后的斗争，光会做群众工作不行了，还得懂军事，要会指挥打仗。” 温馨愉快的夏夜，战友相聚，有拉谈不完的话题。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直拉到深夜方休。黎明时分，大家刚刚入睡，敌人突然包围了联络站，始料不及的事变发生了。 当下，敌人将六人关押在驻军连部所在的米脂城内财神庙里，昼夜挨个儿审讯无效，又押送县收府看守所，继续威逼利诱，仍无一人开口。敌人凶相毕露，动用酷刑逼供。烙铁烙，杠子压，跪火铁绳，灌辣椒水。几天之内，用尽了各种酷刑。六壮士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无奈，便以枪毙威胁。面对豺狼般凶狠的敌人，六名共产党员众口一词：“要吃张口，要杀开刀！要我们背叛共产主义，办不到!” 敌人眼看从这几个硬骨头“共党分子”嘴里得不到什么，又害怕游击队劫狱救人，便决定以押往绥德为名，阴谋在路上枪杀。 1933年8月3日早晨，大约也就是马文瑞告别看瓜老汉后的那一刻，米脂城里大雾迷漫。敌人突然增岗加哨，戒备森严。不一会儿，天下起了小雨。在一派凄苦悲壮的气氛中，王兆卿等六人，穿着血迹斑斑、破烂不堪的衣衫，被五花大绑着出现在街道上。两边押解的敌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六人昂首挺胸，镇定自若地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子，走在当街上。王兆卿走在前头。两三天时间，他已经被折磨得变了另一个人，黑瘦的脸上，被烙铁烙出两片焦皮，衣袖肩头撕裂着，渗出殷红的血，双膝被老虎杠压得红肿，每迈出一步，都觉钻心地疼。但他脸上并不流露出丝毫的痛苦。高禄孝在一旁扶着他。街道两边，很快聚满了群众。男女老幼，每个人脸上都透出惊愕、痛苦的神情。小城里的人们，祖祖辈辈还没见过人被折磨成这样。人群中发出一片唏嘘叹息声。除了王兆卿和高禄孝，其他四人人们都认得。王守义的老母亲哭喊着要扑上去夺儿子，被两个白军用枪刺架住了。她便扑倒在地，拼命哭喊。王守义回过头，看着自己的母亲说：“妈，我没事，过几天就回来看你。”许多人都哭了。 六个人，就这样走过长街，走出米脂城，沿着无定河川，向绥德方向走去。走到米脂县南十里铺官家湾路口，敌人突然强迫他们离开大路，折向西边，沿一条田间小路走向无定河畔。不远处的村庄里、畔上站满了老百姓。六人见状，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大伙互相使个眼色，突然一齐奋力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敌人见状，急忙举枪射击。六人纷纷中弹倒下。王兆卿、高禄孝受伤倒下后，还互相扶着强挣扎站起来，把满嘴的鲜血喷了面前的敌人一脸，随即高呼：“打倒刮民党!”四五个穷凶极恶的敌人，一齐扑上去，同时举枪射出一串罪恶的子弹…… 恶魔般的枪声，震颤着山川。长天摇落冷雨，无定河放声哭咽。凄风苦雨，拼命地抽打揪扯着旷野的庄稼。“老天爷睁眼，保佑好人呀!”附近村庄的老百姓不顾一切地哭喊着，从每一孔窑洞，每一户畔上冲下来，潮水般涌向烈士就义的地方。穷凶极恶的敌人，万万没料到，平日的顺民百姓，竟然会像疯狂的牛群一样怒不可遏，勇不可挡。手持钢枪的匪兵，个个被惊得呆若木鸡。山洪暴发般的人群，顷刻淹没了行刑的敌人。人们不顾一切，抱起倒在血泊中的烈士，痛哭失声。这时候，指挥行刑的匪首李子宜狗急跳墙，举起手枪，啪啪朝天放了两枪，喊道：“放开!谁敢替共匪收尸，满门杀绝!”不料，他的话反倒提醒了人们。大家不顾敌人枪刺的阻拦，抬起烈士的遗体，就往村子方向冲。敌人无奈，只得动手争夺。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在无定河畔展开。呐喊声、哭叫声、诅咒声和枪声乱成一团。结果，毕维周、崔明道、高庆恩三位烈士的遗体被人们抢回，当晚秘密装殓安葬。王兆卿、王守义、高禄孝等人的遗体，被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抛入无定河中，随水漂去。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无定河水。沿涂许多群众，追逐着烈士的遗体，号啕大哭。愚蠢的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哭咽着奔涌向前的无定河水，托浮起三烈士的遗体，带着血光，带着仇恨和声讨，带着抗议和示威，穿过沿途千百个村庄，从千千万万人民的眼前和心头流过，控诉着敌人的残暴，震撼着正义的土地和不屈的心灵，呼唤着更多的人们起来斗争。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长篇·连载·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