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那一夜，在崔田夫家那孔破烂的窑洞里，马文瑞同闻讯前来串门儿的穷苦农民一直拉谈到深夜 铁茄坪村，绕川而行，距离绥德城约四五十里路，是无定河上下川里一个较大的村庄。村里近百户人家，多数姓崔。无定河在这一带河床平缓，两岸淤积了不少平坦的川地，但绝大多数川地都属于几户财主。穷人多为佃农和长工。因此，村中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同是姓崔，也分为财主和穷人，姓崔的穷人照样得给姓崔的财主揽工。譬如财主崔正强、崔田武，他们雇的长工，多数也姓崔。这铁的事实，把村子里的阶级阵线分得很清。后来“闹红”了，村子里的人又分成“红”、“白”两派。红派跟着共产党，白派跟着国民党，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这是后话。崔田民(崔逢吉)家在村里属于自耕农。有几亩川地，还有十几亩山地。家口大，劳力也较充足，风调雨顺的年份，打的粮食还能维持生计。若遇灾荒年景，就免不了勒紧裤带，吃糠咽菜了。文瑞进了村，看到深秋时节了，富人家的娃娃都穿着新衣衫新鞋袜，穷人家娃娃却还赤脚露体。这种鲜明对比，就像村中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他一路看一路想着，朝村办小学校走去。崔田民同马文瑞年龄相当，也是自小念书，平日一副严肃认真、文质彬彬的样子，言谈举止，同他的户家哥哥崔田夫形成很明显的对照。1921年，绥德城内文庙东院创办了一所民众小学，后改称平民小学，专门招收贫寒子弟入学。1928年崔田民由文庙学校(绥德高小)毕业，回村办起这所小学。办学其实是掩护身分，他此时已是共青团绥德县南区区委书记，并在铁茄坪村秘密组建了第十个团支部。教员刘汉武是共产党员。文瑞找到仅有三孔石窑的铁茄坪小学时，学生已经放学。崔田民正在学校同刘汉武交谈。团县委书记的到来，使他俩喜出望外。田民是个急性子，一见文瑞没顾得寒暄便说：“蒋介石叛变革命，井岳秀动手‘清党’，地主老财们在乡里又猖狂起来了。我们村里的地主老财放账赊粮，打骂长工，欺压穷人，有的甚至伙同土匪掳女人、绑票。而咱们见天只能偷偷摸摸开会，暗地里搞宣传，这顶甚哩！闹革命，闹革命，再这么闹下去，相信我们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文瑞听得，沉吟片刻，态度严肃地说：“崔田民同志，你谈的这个现象很普遍，也的确是个问题。不论反动派多么猖狂，我看还是得想办法把穷人组织起来，坚决同他们斗。我在来时的路上遇见崔田夫，从他和他的长工伙伴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贵的斗争力量。这力量就像是地壳中的烈火，虽然眼下还埋得很深，但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连年的旱灾和地主老财的猖狂，他们对于穷人更加深重的剥削压迫，我看正是这种地火爆发的一种外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团组织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巧妙地坚持斗争，不能只停留于开会、做宣传，要更加扎实地深入民众，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把农民群众中潜伏着的反抗烈火点燃起来，把分散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崔田民听得兴奋了，站起来在窑地上来回走着，说：“文瑞，咱们的想法完全一样！党团工作转入地下，隐蔽活动，并不是说不要工作，不要斗争呀！”文瑞点点头继续说：“去年是个灾荒年，今年又是个灾荒年。我刚才还想，表面看起来灾荒带给穷人的是苦难，带给富人的是发家致富的机会，但是也要看到，穷人忍耐苦难也是有限度的，当他们被生活逼迫得无路可走，就会起来反抗，‘地火’就会冲破地壳，喷射出烈焰，把这个黑暗的、不合理的社会烧毁。我们党团工作，主要就是要搞好组织引导；譬如组织饥民同有钱人斗争，向他们要粮食吃，要衣服穿。等到春荒时节，饥荒闹起来，我们还可以组织更大规模的斗争，给反动军阀政府、贪官污吏们一点颜色看看。”崔田民听得有些激动，用右拳狠狠砸了一下左掌，压低嗓门说：“你想的这事，咱这里好办。随后我和文运、文宪(田夫)他们私下再商议一下。咱们这一带有义仓，里面有许多存粮，到时候可以组织群众上义仓要粮，逐步扩大斗争。”文瑞说：“我看这个想法很好。只是按照上级精神，要尽量努力把农民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让农民在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加强团结，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受到打击和破坏。”崔田民点头同意。文瑞问：“哎，你方才提到的文运是谁?”“你是说崔文运?他是田夫的亲哥哥，也在党，革命精神像田夫一样坚定，只是比田夫说话办事更稳当。他们弟兄俩都很可靠……”两人正说着，就听门外有人喊道：“窑里有人没?咋黑灯瞎火价?”他们这才注意到，光顾了说话，天已经快黑了。崔田民急忙把灯点上。崔田夫已经推门进来。他身后紧随着一个人，看样子老成持重，进了门，很有礼貌地朝马文瑞点一点头。崔田民说：“这就是崔文运。”文瑞起身同他握了握手。文运显然对握手这样的新式礼节还不大习惯，双手捧着文瑞的手，像作揖打躬一样地摇了几摇。崔田夫在一旁打趣说：“人家我哥那礼数可是土洋结合哩。”逗得大家都笑了。窑里气氛顿时热闹起来。大家拉了一阵话，天就完全黑下来了。崔田民说：“走，都上我窑里吃饭，走。”崔田夫忙拦住说：“哎，兄弟，你这又成马后炮啦，你嫂子早把香喷喷的酸菜麻汤饭给咱马书记做好啦，这才打发我请人来啦。你有那份儿心思，赶明日绥德街上割上二斤肥猪肉，再请人家不迟。”崔田民说：“猪肉咱割不起，黄米干饭炒洋芋条条明早起管饱！”大家说笑着离开学校，一路来到崔田夫家里。这是一孔老祖上传下来的碎石头石窑。窑壁早年裹的泥皮全脱光了，露出的石碴子被柴烟熏得乌黑。眼下窑里点着油灯。马文瑞走进门，见崔田夫婆姨背上背着娃娃，正在灶前忙活。一见客人进门，她忙说：“咋上炕去。咋看我们家脏成什么啦。”文瑞答应着，就要脱鞋上炕。崔田夫把他推一把说：“脱什么哩，你看不见咱炕上穷得连张席子也没铺，上炕跟坐在地下一样，不用脱鞋。”文瑞只得连鞋上了炕。大家围着一张炕桌坐定。文瑞这才借着灯光打量起这窑里的陈设来。他吃惊地发现，这个长工汉的家里真是一贫如洗。便沉默着，心里很有些难过。崔田夫看出了他的心思，故意轻松地说：“你照，咱这可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除了这三个娃娃，一个老婆，再就什么也没了。咱不革命怕慆哩些！”崔田夫家婆姨性情也很开朗，她听丈夫嘴里又带出了粗话，便说：“见来个人，你那二圪梁劲气又上来啦！”田夫假装生气说：“你解开什么，我们内部拉话，你不要插嘴。”婆姨并不相让，说：“你能解开，咋连个字也不识?”田夫急了眼，说：“谁说我不识字?不识字我当校长哩?二娃，你把爸爸的写字本本拿来，叫你叔们看。” 文瑞这才听田民介绍道，崔田夫眼下果真自告奋勇地担任着本村小学校的校长哩。 二娃把父亲的写字本本不知从什么地方翻了出来，文瑞好奇地接在手中。这是一个用粗麻纸钉的小本子。他一页一页地翻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满了字，像刚学写字的小学生写的一样：“共产主义”，“闹革命”，“穷人翻身”，“分土地打土豪”……看得出，这些字写得很认真，也很费劲。他能想象得出，那双握了几十年锄柄镢把的长工汉的手，捏着那一截细细的铅笔，像掮着一口袋粮食一样沉重而吃力。每一笔，每一划，都显得那样艰难。然而也看得出，写下这些字的人，他是怀着多么远大的志向呀！文瑞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他渐渐觉得，那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农民同志的革命激情。当他偶尔抬起头时，发现那双平时好像总是在笑的长工汉的眼睛，正一本正经地瞅着自己的脸，那认真的神情就像一个刚刚报名念书的学生娃娃，眼巴巴瞅着先生批阅自己的作业。文瑞被这目光深深地打动了，心想面前这位长工，他该是一个多么忠诚可爱的同志呀。革命要是有了千千万万这样的好同志，何愁不能取得成功！崔田夫见文瑞看完了自己写的字，便不好意思地问：“你……你看咋的个相嘛?”文瑞说：“写得好，将来革命公开啦，你都可以写标语，搞宣传啦。”田夫一听，一双眼睛立即恢复原先的笑意，朝着做饭的婆姨说：“哎，我说三娃他妈，你可听见了没?这马文瑞可是个文筒子，人家都说我好字眼，你瞎字不识个婆姨，还敢说我不识字！”众人听得都笑起来。他的婆姨说：“哎，人家给你脸面面，就卷起高帽帽各自戴上啦。”田夫也不计较，忙着对文瑞说：“这些都是田民的功劳，他让我一天至少要认一个字。我这脑子不争气，认下的字爱忘，夜黑里刚认下，今早起见了，看着面熟熟的，就是叫不起名字。”他的话，把灶火圪做饭的婆姨和炕圪里的两个大娃娃全都逗笑了。田夫瞪起眼窝对两个娃娃说：“你巫们笑什么哩?操心跟上你田民叔叔学认字。不要像老子这号，记起识字就迟了。”那一夜，在崔田夫家那孔破烂的窑洞里，马文瑞同闻讯前来串门儿的穷苦农民一直拉谈到深夜。在那充满旱烟味和汗腥气的热烈气氛中，他了解着他们的疾苦，体察着他们的处境，也从他们身上感受着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也启发他思考着革命深入发展的道路。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6章：崔田夫小声说：“文瑞，我常听田民念叨你，说你岁数不大，文化高，胆头大，办事稳当……” 井岳秀的反共干将姜梅生，得知米脂抓到了杜衡、焦维炽两名共党头目，同时搜出陕北各地党团组织“名单”(有姓无名)，如获至宝，立即迫不及待地亲自押送榆林城，请井岳秀亲审过目。他原以为井大人一高兴，必定下令重赏。一路上，心中难免有些踌躇满志。不料，井岳秀听了汇报，竟然无动于衷，只是随便问了问二人的情况，又拿起那份有姓无名的所谓党团“名单”，草草溜了几眼，便置之一旁，还一反常态地说：“几个学生娃们，赤手空拳，真要造起反来，也扬不起多大黄尘，更抵不住一枪一炮。”听他这么说，周围人一个个大眼直瞪小眼，连一贯自以为了解井大人的姜团长，也大惑不解。旁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井岳秀说了那句令左右费解的话，就心事重重地在砖地上踱来踱去。老半晌儿，突然停下来，问姜梅生：“姜团长，你知道当前我们的心腹之患是什么?”姜梅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陕北各县潜伏下来的共党分子。”“错错错。好我的姜老弟，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认为‘剿共’容易，‘敬神’难呀！”“敬神?”“对呀，老弟，冯玉祥、宋哲元这两尊神不好敬呀！”真正是好鼓不要重槌敲，只须点到即可。姜梅生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早就听到西安方面有可靠消息说，共产党策划的渭华暴动被平息后，陕西政局暂趋稳定，冯玉祥、宋哲元便想利用这个有利形势将长期掌握在井岳秀手中的陕北的财、政、军等大权收归省上统管起来。这意味着井岳秀的“土皇上”气数快要尽了。想到此，姜梅生意识到问题严重，立即闪烁其词道：“依愚弟之见，冯、宋二位将军，对师座您还是格外器重……”“唉，人心莫测呀。古人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已经拿定主意通电下野。军队的事情嘛，我打算交由高双成代理。你们今后要好自为之呀！”姜梅生原本怀着领赏的动机乘兴而来，听得井岳秀垂头丧气一席话，不仅大扫其兴，而且顿生兔死狐悲、前程未卜之虑，哪里还有心思追究什么“共党案”。井岳秀本人更是无心过问此事，只叫他的政治处秘书王圣域代其办理。他万万没料想到，随他多年的乡党王圣域，竟然也是共产党员。王圣域立即找打入井部搞兵运的共产党员马云泽一道商议。结果，两人做样子到各地走了一遭，乘机将“名单”烧毁，以防更多的同志被捕。在此期间，中共陕北特委也通过各种途径多方营救。等到井岳秀放了杜、焦二人，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不仅在于敌人的强大，更在于革命阵营内部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在于某些革命者自身的不坚定和不成熟，在于那些不称职的领导人天真幼稚所致的右倾投降主义、“左”倾盲动主义、主观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悲观主义、骄傲自满、流寇思想等等，举不胜举。这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综合征”，往往加大了革命前进道路的曲折，使斗争屡遭失败，损失极大。伟大的中国革命，正是在同凶顽的敌人和自身的不成熟的困苦相搏中，一步步地艰难前行。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历史，也不例外。“中秋节事变”之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即由米脂县城迁往清涧折家坪、老君殿一带隐蔽开展工作。杜衡、焦维炽获释不久，中共陕西省委遭敌破坏。省委主要负责人潘自力、李子洲被捕入狱。杜衡奉调回西安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一职。临行之前，他指定特委军事委员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杨国栋是陕北安定人，长得人高马大，黄埔军校毕业，和刘志丹是先后同学。他出身富裕家庭，自小没吃过苦，养成了大手大脚的阔少作风，好穿长袍，时常下馆子吃喝，有时上路还雇坐驾窝子，加之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甚至动手打人。他在同志中间威信不高，但同杜衡倒是很能谈得来，故得器重。杨国栋代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后，尾巴翘得更高，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次，特委机关同志在一起争论问题，一句话不顺耳，杨国栋便野蛮地操起炕炉子上的火盖打人。他还时常说刘志丹军事上如何无能，言外之意，无非暗示他自己能行。同志们对杨国栋的作风很有意见。大家认为，靠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担负起革命的领导工作呢?这么一来，特委工作中又潜伏着新的危机。马文瑞担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兼中共绥德县委常委后，布置完机关的日常事务，就背着挎包下各区、村开展工作。正值陕北秋高气爽的九月天，离开森严可怖的绥德城，来到乡间，行走在阳光照耀着的羊肠小道上，大胆地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他感觉到了一种精神解放的滋味。农村的天地是多么广阔呀，革命就应该到这样的天地中闹腾。自从十年前结束拦羊生涯走进学堂，已经好久没像今天这样轻松愉快地走在山间小路上了。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有思想有个性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志趣和爱好。文瑞喜欢安静，常常独自一个人带着一本书找个僻静地方去读，但他更喜欢在空无一人的山间旷野小路上行走。顶着蓝天白云，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他的思想便会沸腾起来。平时积存在脑子里面的种种想不分明的问题都会闪现出来。走在黄土山路上思索某一个问题，这对于年轻的团县委书记，是一种别人很难体会得来的精神享受。当他思考着一个问题时，脑子里有时会出现两个互不相让的辩论者。此刻，他考虑的是如何在白色恐怖下，更积极有效地带领党员、团员同敌人展开斗争，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积极有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又是他一时还想不清楚的问题。这或许应该由陕北特委负责人来考虑，但他觉得这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由工作在基层的同志考虑更现实。于是他头脑中的“两个人”便争论起来。争辩的结果，后者占了上风。他还是认为，作为党团组织的基层负责人，不能只限于埋头做眼前的具体工作而忽视斗争的方向和策略。一个清醒的革命者，应当对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有自己清醒的认识。经历了“解散绥师”和米脂“中秋节事变”以后，马文瑞深深感到，在敌人实行反革命白色恐怖情况下，把工作重点由城镇转入农村的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文瑞意识到，这个起初只是被敌人逼迫出来的“方针”，其意义却是极为深远的。工作重点转入农村，许多优秀学生党团员离开学校深入到农村，同民众打成一片，在农民中间发展党团员，建立完善党团组织，这便使得革命工作由过去的浮在表面，深入到了民众中间。他记起了大表兄冯文江关于“白草”的议论。他认为工作重点转入农村，这是革命工作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正是收秋的季节。由于天旱，庄稼长得很矮小，耐旱的糜谷、黑豆，也刚能把地皮盖住。他走到一道山梁上，远远看得见无定河弯弯曲曲无声地躺在那里。他寻思着，翻过这座梁，就是要去的铁茄坪村。前面坡上，有几个农民割谷子。其中有人用嘶哑的嗓子吼喊着唱一首现编的山曲儿。那歌声起起伏伏地回荡在山间，苍凉而凄婉： 九月里九重阳，唉呀收呀收秋忙；谷穗穗那个糜穗儿，摊呀摊上场；掌柜的开口笑，长工好惶；“打的粮食都归你，我们饿断肠！”掌柜开言道：“穷富命注定，谁叫你们是‘苦命’，心强命不强。”“放你巫狗臭屁，没有老子们受死苦，饿断你驴板肠！” 曲子唱到后边，渐渐变得高亢有力，充满了幽默风趣和掩饰不住的愤怒。什么人编的这么好的歌谣?文瑞被这首歌完全吸引住了。他感到这首《收秋歌》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反抗意识，比仅仅诉说苦难的《揽工人儿难》深刻得多。于是情不自禁地离开山路，朝谷子地里走去。这时，先前那个光着膀子唱曲儿的人，正手搭凉棚朝这边张望，显然是看见来了一个人，随即用他那嘶哑的嗓子吼道：“噢——来的是谁个?”“过路的。”“有什么事哩?”“没事，就想听你唱歌。”一搭干活的人全都笑了。说话中，马文瑞已经来到劳作的人们中间。大伙都停下来，好奇地打量他。见他穿着农民一样的蓝土布衣裤，剃着光头，只是衣服洗得干净，肩头背着个学生娃们用的挎包。那个唱曲儿的人便细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他问：“小兄弟，你哪去呀?”“铁茄坪去呀。”“找谁哩?”“找……走亲戚去呀。”文瑞话到嘴边又改了口。“嗯，解开啦。”那人自信地说。“该不是找我们户家兄弟?”“你兄弟是谁?”“崔田民嘛。”“那，你就是崔田夫?”“嗨呀，直叫你这个人说对咧！你是?”“我是马文瑞。”“唉，我头一眼看见你，就猜想怕是田民常念叨起的那个马文瑞！”两人意外巧遇，如同老熟人相逢，当下亲热地拉着手，相互打量着。马文瑞发现自己面前这个憨厚淳朴的受苦汉，性情乐观幽默，很有个性。他大约还不到30岁，脸上黑胡麻碴，显得要比实际年龄老面得多。像陕北许许多多老实巴交的受苦农民一样，他的脸上布满深刻僵硬的皱纹，浓缩着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磨难的印痕。给你的印象，他似乎总是在笑。只是当他不咧开嘴憨厚地笑着的那一小会儿，他的面部表情便将固执和坚毅的神情暗示给你。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那么强烈，使你一见到他，就觉得他是那种不时地用笑声冲淡忧郁和苦痛的人，是那种在人生的艰难困苦中绝少唉声叹气的乐观主义者。然而他的形体与精神又仿佛是毫无必然联系，截然分开的。他戴着那顶破了边的草帽，立在那里就像一尊粗糙的泥塑。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塑造了他一个长工畸形的体格：腰腿坚硬变曲，手脚关节硕大，脖颈、胸脯、臂膀和鼓凸着青筋的小腿，每一处平时暴露在阳光下的棕色的异常发达的肌肤，都令人感到聚合着劳作的激情和力量。这是长时间在山野里躬耕，在山道上负重前行的典型的陕北农民的体格，是一个长年累月为生存而挣扎的受苦人的标准形象。马文瑞仔细地打量着自己面前这位庄稼汉，心想“田夫”这个名字，对于他实在太确切了。当他直立行走时，他就像一座普通的山峁，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一切压迫磨难、风霜雨雪；当他终于躺下了，就像一掬黄土消失在连绵的群山中，把有限的生命，融入永恒。这难道就是一个陕北农民生活的全部意义和唯一归宿吗?文瑞很动情地想到这些，突然意识到自己小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些过于悲观。面前这位“田夫”，他的精神世界，已经挣脱了传统观念的羁绊，他要努力地改变农民悲惨的命运，他的心灵已经觉醒。他方才扯圆了嗓门，纵情吼喊出的一曲《收秋歌》足以证明，他已经看清了，在土地背后，有一张贪婪的血盆大口，那便是财主量粮食的斗。他已经意识到，穷人的汗水，不是渗进了土地，而是流进了财主的钱柜和粮仓。这种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觉悟，以及势必产生的反抗意识，使他变成一个觉醒的农民。虽然眼下在长工汉眼里，他还是一个同样穷得丁当响的长工头，但他已经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方才唱的歌，是他自己编的。别以为他是在逗狂发牢骚，他是巧妙地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罪恶，宣传革命的道理呢。马文瑞深情地打量着崔田夫，田夫小声说：“文瑞，我常听田民念叨你，说你岁数不大，文化高，胆头大，办事稳当……”两个人说着话，走到地畔上坐下来。文瑞有些不好意思地打断他的话说：“你的情况我也早听说了，咱陕北大革命前后加入党组织的农民党员，就你们绥德县有几位，有李仰勋，有丁精业，还有霍维德，还有你。事实证明，你们都很坚定。你们受的剥削压迫深重，虽说不识字，可比我们学生党团员的革命性强。”崔田夫说：“我看‘学生派’，也分几等几样。有的那巫纯粹是投机分子，墙头草，蒋介石一反革命，他们就转了向。还有些胆小鬼，一听见敌人拉枪栓子，就调转尻子逃跑了。再一号，就是你和田民们，死心塌地，坚决革命！听说米脂出事后，你吆个驴驴进城给特委取文件，走到城门口，敌人盘问，你装成哑巴，只摇头不说话，把巫井大人的兵哄得晕头转向。我就爱你这种人，说革命就革命！你就是套上三头牛两匹马，也休想把老爷扯回头。你把老爷脑割了，老爷也不说话！”田夫说着，动了感情，先前压得很低的嗓音，几乎变成了高喉咙大嗓门，惹得山洼里割谷子的其他三个长工扭头直瞅他。其中一个说：“你们听，崔老二又说开他‘闹红’那一套套了。”文瑞很喜欢这个爽直而坚定的农民党员。他虽然不识字，讲不出多少深刻的革命道理，但他的阶级觉悟不低，对党和革命事业怀着毋庸置疑的赤胆忠心。“哎——敢问过路的先生一句吗?”一个老实巴交的红脸长工远远地喊道。“他是谁?”文瑞小声问。田夫说：“揽工汉崔国祯嘛，瞎字不识的粗人，今儿倒文文雅雅。”文瑞说：“你有什么话，尽管说。”“我们打头的(指崔田夫)常给我们说，跟上共产党闹革命，穷人翻身，分土地，这都是真的吗?”“你信不信?”文瑞故意反问。“我们都说他瞎说哩，世上哪有那号价事?他还硬说，‘你们不信，等着看！’”文瑞说：“他说的全是真话。”“真话?！”长工们听得都很吃惊。“我们还当他好逗笑，又是逗笑哩些。”田夫生气说：“唉，这号当紧事，谁和你们逗笑哩些！你叫人家说，看我崔老二说的是实是虚。”还没等文瑞开口，一个长工故意抢着说：“怕是鸡蛋碰碌碡，自寻倒霉哩！”田夫急了眼，说：“你巫们不要瞎嚷，鸡蛋碰碌碡咋啦？至少碰他驴日一身黄水水。碰家多了，渗也把它驴日渗倒灶啦！”逗得长工们哄笑起来。文瑞也禁不住嘿嘿地笑了。田夫却不笑，生气地提起自己的烂袄子，趿拉起两只没屁股鞋，就要随文瑞回村里去。文瑞把他挡住了，又对长工们说：“你们打头的讲的对着哩。常言道，不怕筷子细，就怕心不齐。人心齐，泰山移！”随即又把话岔开说：“今年可旱得不轻呀。”“可旱日塌咧！”田夫说。“你照那谷子，长得一慆高，穗穗刚吐出来，有壳壳没颗颗，割回去也只能喂牲灵。”“那，人吃什么呀?”“吃什么?吃风屁嗑！”文瑞的心情随之沉重起来。穷人没饭吃，财主照样逼租讨账，井大人还要收税征款，这日子可怎过呀?“他巫的，天灾人怨，官逼民反！到时候没吃的，就都到财主窑里要饭吃！有他狗们吃的，就有咱穷人吃的。”文瑞一路走着，耳边还老响着田夫临了说的这句话。连续两年的大旱，给贫苦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财主带来了发家的机会。闹灾荒的结果，必然是农民破产卖地，财主放粮买地。土地将更多更快地集中于少数大地主手中，许多自耕农迅速沦为雇农。这种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上的变化，必将进一步激化农村阶级矛盾，但也把反抗的火种播进了千家万户农民的心中。他仿佛感到，有一团看不见的地火正在地下运行。总有一天，这无形的地火会喷涌而出。文瑞预料到，来年四五月间，青黄不接时，穷苦农民与财主的矛盾冲突，会变得异常激烈，这对于革命来讲，或许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机遇。他想着，感觉自己胸中有一股激情涌起来，迈步走在山路上，感到格外急切。有一种斗争的紧迫感，压迫着他，脚步开始变得坚实沉重起来。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5章：白乐亭与马文瑞见面后，伸手摸摸炕是冰的，又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干苦菜和黑豆钱钱 1928年8月间，马文瑞担任了共青团绥德县西区区委书记。有一天，文瑞兴冲冲地来到绥德城，准备到团县委汇报请示工作。离开绥德半年多了，城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城门口布了岗哨，来往行人都要搜身检查。城墙上，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伴随着枪刺的寒光，格外刺眼。平日繁华热闹的街市，变得冷冷清清。许多店铺关闭了，有开业的，也只是胆颤心惊地开启一两扇铺板，刚能挤进一个人去。街上不时地就有全副武装巡逻的兵士列队走过。几十双皮鞋踏在石板街上，发出的声音，像警笛一样，令人不寒而栗。街上行人很少。连野狗都知趣地夹着尾巴躲在角落里，轻易不敢露头。整个绥德城就好像是井岳秀的一座兵营。不时地就见有人被五花大绑着从街上押过去。按照井岳秀的命令，绥德要在“清党剿共”中给全陕北做出样子。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共产党闹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区变成他井岳秀反革命的屠场。目睹这一切，文瑞心情很沉重。他躲躲闪闪，好不容易找到秘密接头的地点，却没见到要找的人。团县委机关也许已经转移了吧。他只得返回西区，暂时独立开展工作。绥德西区，包括苗家坪、周家一带，是他熟悉的地方。农村中，有许多青年都认识他这个当年的高小学生领袖。在“黄云”肆虐的日子里，能回到故乡一带工作，他感到很亲切，也很欣慰。这一次，人们见到的马文瑞，外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剃了光头，穿起农民的衣裤鞋袜，说话时也完全是一副受苦人的腔调。白天他悄悄躲在堡垒户的草窑或猫在山野庄稼地里同团支书们研究工作；夜里就在光棍汉或长工住的有一股子汗腥味的窑炕上召集团员开会。别人开完了会，都各自回家睡了，他还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便借着豆粒大的油灯光，读一阵子《共产党宣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他不知读过多少遍。他觉得，在革命遭受挫折、斗争处于低潮的时候，读这本书，就像暗夜里走山路，眼前便亮起了一盏灯，心中便不孤独，总能产生一种巨大的自信力。就这样，他整天忙着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地下去开展工作。令他烦恼的是，有些团员政治觉悟太低，有的人组织上入了团，思想上其实还是一个落后保守的农民。有时，他同他们开会谈心，说了老半天地主阶级如何剥削农民的道理，人家听着突然冒出一句话：“唉，受穷受苦，只怪咱命不好，不能怨人家财主。咱揭不开锅时，还得求告人家接济哩。”“这倒也是。”那位的论调竟然还有人附和。团区委书记听了，气得脸通红，一时不知该怎么开导他们。还有的团员，敌人一来，干脆自首。对这样的人，文瑞按照团章办事，坚决主张把他们清除出团组织。这么开除了一些人后，西区团组织的人数当时看着少了，但成分纯洁了，后来又培养、吸收一些优秀青年农民入团……文瑞在没有上级组织的指导下坚持独立工作。较短时间内，绥德西区的团组织得到了巩固发展，引起了中共绥德县委的重视。一天，马文瑞来到中共绥德县委所在的李银家沟。他听说上级新派来一位很有学问的县委书记，叫白乐亭，公开身分是村平民小学的教书先生。白乐亭又名白明善，文瑞早就听说过他的丰富的革命经历。他是绥师首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就担任进步刊物《陕北青年》主编。1924年加入共青团，来年转为共产党员。他在绥德地区的木工、泥瓦工和其他手工业工人中搞过工人运动。后来去上海大学学习，一年后又被党组织派往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回陕后曾在冯玉祥部队搞过兵运，前不久参加了清涧暴动。白乐亭的到来，使马文瑞很受鼓舞，在独立开展工作的这一段日子里，他心中有许多话要向党组织讲。眼下，这位端庄清瘦的县委书记正亲切地微笑着站在自己面前。他目光炯炯，让人觉得仿佛可以洞察一切，穿透一切似的。面对这位比自己年长10多岁的上级，文瑞开始还有些拘谨。但是就在两人见面握手的那一瞬间，文瑞突然意识到，自己遇到的这位上级是那样地可亲近而又可信赖。十多天之后，当他们再次在文瑞所住的村子见面时，他们已经完全变成了相互熟悉的同志和忘年之交的朋友。这一回，是白乐亭专程来了解西区党团工作情况的。“文瑞同志，”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县委书记总是这么亲切地称呼年轻的团区委书记。“十多天不见，你好像瘦了，但是更英俊了。我听说咱陕北的苦菜和小米汤是一种高级补品。你大概一天两顿吃的都是这东西，都快吃成标准‘绥德汉’了。”白乐亭说着自己先笑了。文瑞也风趣地反唇相讥道：“我看你大概也是见天吃那东西吧。”白乐亭听得，笑着说：“唉呀，你言语不多，话可老结实哩。”文瑞忍不住也笑了。土窑洞里充满了欢乐温暖的气氛。文瑞这才发现，十多天不见，白乐亭自己倒是瘦了许多。头发显得更长，两颊有些塌陷，眼圈发暗，显然是因为长时间睡眠不足所致。唯独那双大眼睛，依旧炯炯有神地透着精明和聪慧。总之，他因为消瘦，显得更加清俊而英气勃勃。文瑞知道，乐亭最近是在绥德西川一带搞工人运动。他在三皇峁、马蹄沟一带的两千多盐工和掏炭工人中间秘密串联，带领他们同盐场主和煤窑主及保护他们的反动警察作斗争，并经过斗争实践的考验，在工人中建立了党团组织。白乐亭与马文瑞见面后，只字不提自己的情况。他一边亲热地同文瑞拉话，一边伸手摸摸炕，发现是冰的。又揭开锅盖看看，发现里面还剩了一些早上吃剩的干苦菜和黑豆钱钱饭。他用勺子舀起尝一口，发现又苦又涩，便皱着眉头说：“老吃这种东西怎么能行？连糜子窝窝也吃不上吗？”文瑞低着头不说话。说真的，他已经好些日子没有吃一口干粮了。干苦菜和豆钱，也要节约着吃。天旱，庄稼已经连续两年歉收，今年的秋庄稼几乎又是颗粒无收。加之团区委没有经费，工作人员更没有工资，口粮都得由自己家里背。文瑞家中当时已经困难到了吃糠咽菜的地步，他哪里还忍心从家里带走粮食?每次回家取口粮，大哥大嫂总是让他多背一点。但父亲却总是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瞅着他。他理解那目光的含意，那分明是说：“家里供你念了书，也不说寻个能挣钱的营生，一天穿着个烂皮袄，走村串乡不晓做啥哩。”文瑞一瞅见父亲那种目光，心里就很难过，也十分委屈。他也明白，凭自己的文化，到绥德城随便哪个字号里当个管账先生，一月少说也挣三五斗米。全家人也不至于吃糠咽菜，祖母的病也不至于因无钱医治而耽搁了。可是，他立刻觉得自己的思想成问题。做生意求的是自己一家人的光景好，而闹革命却谋的是千千万万受苦人的好光景呀！想到此，他便在心中暗暗对父亲说：“父亲呀，请理解你的儿子吧，他不是有意不顾家，更不是胡闹哩。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的儿子在做什么。”“老是吃这东西可不行呀！”白乐亭严肃认真地说。随即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银元，递到文瑞手里。“拿去量点米吧，饿垮了身体，想革命也革不成了。”文瑞接过那枚尚留有白乐亭体温的银元，心中很受感动。就在这一刻，他深深体会到了那种也许是人世间最宝贵的革命同志之间的崇高情谊。他深知这种情感是远比仁爱之情、血缘之情更宝贵更深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客气的推辞，任何表示感激的语言都是多余的。他暗暗下决心，要用加倍努力地工作，报答这种宝贵而难得的情谊。白乐亭见文瑞沉默不语，深情地握住他的手语气沉重地说：“我的好兄弟，你可要保重身体呀。看到了没，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原先革命的同志，有的被捕，有的动摇，处境如此困难，斗争又是这样的复杂，随时都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像文瑞你，像马明方、崔田民、崔田夫，像你们这些舍生忘死坚持革命斗争的人们，我敬重你们这些同志。这真是严冬降临后，方显出松柏高洁呀！”白乐亭的语言，像诗歌一样动人。文瑞早听表兄冯文江讲过，白乐亭才华横溢，诗文俱佳。他常常把革命的宣传内容编写成群众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诗歌传播开去。清涧兵暴的《起义歌》就是他写的，每个起义战士都会唱。文瑞听了他方才一段动情的话很感动，红着脸说：“我认准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条路，不会再回头了。”“这一点，咱们想法一致。”白乐亭说着，激动地由炕上站起来，面对窑窗外面的远山，像是完全自言自语地发誓道：“老实说，陕北共产党，丢下我一个，我还是同样地干！革命是我今生选定的唯一的事业。献身革命，我要做到死而后已。马克思主义，是我灵魂的归宿，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文瑞完全被乐亭的情绪感染了，同样兴奋地说：“乐亭同志，我敬重你的誓言，我也要努力这样去做。”白乐亭突然转过身来，很气愤地说：“可有些人动摇了！你们团县委的负责人怕的也逃跑了，致使团县委工作瘫痪了。”文瑞听得，心中一惊。难怪那次到绥德去，找不到团县委机关的同志。“目前情况下，全县各区仍然坚持开展团的工作的，据了解就你们西区这一片，其他地方都停顿下来了。”文瑞感到问题严重，便问：“他们几个躲到哪里去了?”“不清楚。他们擅离职守，但全县团的工作不能失去领导呀，马文瑞同志。”县委书记突然严肃认真地说，“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你能够坚持独立工作，使西区团的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在艰难困苦之中，表现了勇敢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我有个想法，想请你把团县委书记这副担子挑起来。”文瑞听得，有些为难。自己才参加实际工作不久，缺乏经验，怕完不成任务。辜负乐亭的期望事小，影响了全县工作问题可就大了。于是他也同样严肃认真地说：“我目前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在区上工作更合适些。团县委的领导工作，可否让更有斗争经验的同志接替？”白乐亭说：“这件事，随后由组织研究作决定吧。”不久，在中共绥德县委指导下，召开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绥德县代表大会。年仅17岁的马文瑞当选为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同时由团转党(介绍人为白乐亭、周发源)，兼任中共绥德县委常委，成为绥德地区党团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从此，他在中共陕北特委和绥德县委书记白乐亭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4章：冯文江说：“唉，咱们是出来了，可杜衡和焦维炽被捉去了，押在县衙门里，还听说有李文芳和贾拓夫”中秋节刚过。米脂县城一反常态，连往日最为繁华的十字街口，都冷冷清清，空无一人。由无定河川吹来的凉风，扫着满地的黄叶。大街小巷的店铺、作坊，不知何故，大天白日都是铺门紧闭。街面上没有行人。随处可见的是穿着土灰色军服的井岳秀的大兵。这些凶神，手持钢枪，捣门袭窗高喊抓人。各城门洞口，也由往日的双哨改为班哨。整个县城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时值1928年。城西门洞，是出入县城的交通要道，如今威风凛凛站了两排持枪的兵士。一个臃肩子小军官带着个歪嘴子勤务兵娃娃专事搜身。“站住，做什么的？！”臃肩子小军官满脸凶气，高声训斥着每一个出城的人。稍有可疑，不问青红皂白，便被扣留下来。这时，由东街里走来两个穿着破衣烂衫、肩头搭着衬垫和背绳的农民，看样子像是弟兄二人进城卖柴的。两人来到西门口，浑身被搜了个遍，什么可疑的线索也没发现。臃肩子小军官不甘心，随即盘问道：“进城做什么去了？”“卖柴。”年长的农民说。臃肩子军官听得，眼睛突然一亮，又追问道：“柴卖了，钱呢?”两人都不说话。歪嘴子勤务兵很机灵。他一下从那个年轻些的农民鞋帮里抽出个小布包。臃肩子劈手夺了，打开来果然是两块亮光光的现大洋。年长的农民一见急了，忙说：“老总，这卖柴钱可是我一家的口粮性命。”臃肩子小军官脸一沉道：“我就不信，钱比命还当紧?”说着话，把两块银元往衣兜里一装，厉声喝道：“你们还不赶快滚蛋！”年轻农民还要上前论理，年长的忙拦住他说：“算了，咱们走。”心中遂骂一句：“狗日刮民党！”便匆匆离开了这道鬼门关。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卖柴的农民，正是他们兴师动众要搜捕的共党要犯——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冯文江和中共米脂县委负责人窦增荣。再说冯、窦二人出了城门，放开脚步直奔无定河畔。过了河，一口气爬上对面的高山，这才坐下来望着远处的米脂县城歇气儿。窦增荣兴奋地说：“没想到咱施的小计谋，敌人果然上了当。要是昨晚上出城，不一定有这么顺当。”冯文江说：“唉，咱们是出来了，可杜衡和焦维炽被捉去了，押在县衙门里，还听说有李文芳和贾拓夫。杨国栋住在三民二中，也不知情况如何?”“奇怪?”窦增荣说。“也不知是什么人给井岳秀告的密。不过杜衡也太大意了。我和常应黎发现事情不妙，几次向他告急，催他快走，他却总不当一回事。这下可好……”“唉，咱们是跑出来了，可特委的文件还在城里，得尽快派人设法取出来，不然落到敌人手里，可就损失大了。”“派谁取呢?敌人防备这么严……”窦增荣显出很为难的样子。“得选一个胆大心细的同志去。”两人正说着话，却见半山腰里有棵树下，垂头丧气地坐着一个人。走到近前一看，却是杨国栋。他是昨夜趁着天黑，从城里溜出来的。三人合计一下，决定先到西川马家岔隐蔽，那里有特委秘密交通站，一路还商量着派谁去取文件。亮红晌午，进出城门的人渐渐稀少下来。那个占着肥缺的臃肩子小军官，手伸到衣兜里，摸着一上午搜刮来的十几块沉甸甸的现大洋，正暗自得意，却见前面走过来一个吆毛驴子的小后生。他顿时眼珠子一亮，心想好事又来了，便吩咐歪嘴子勤务兵注意，命令站哨的振作精神，拉开个架势。吆毛驴子的人越走越近了。只见那小后生剃着光头，穿一件光板破羊皮袄，赤脚打片趿拉一双突着老拇趾头的遍纳鞋，腿上扎着腿带儿，土里土气的模样，一看就是个进城赶集的乡圪农民。秋日的阳光下，那后生不紧不慢地吆着个毛驴子大摇大摆走过来。到了城门口，他也不瞅站岗的，也不主动停下来接受检查，傻乎乎地手里拽着驴缰直朝城外走。臃肩子小军官一见急了：“哎哎哎，你是解不开，还是个实憨憨?”吆驴后生这才停下来，也不说话，只是傻乎乎打量着阻拦他的人，显得莫名其妙。“进城做甚去来?”那后生还是不说话。“置办下什么好货了?”后生还不说话，只把肩头的破顺顺指了指。歪嘴子勤务兵伸手进去掏出一个纸包，凑近鼻子闻了闻。臃肩子小军官夺过去，也闻了闻，弄清是抓的中药，便不耐烦地把手一挥说：“走，走走。”走出老远了，那个勤务娃娃突然说：“哑巴驴背上的毛口袋里不晓装的甚?”臃肩子小军官自以为是地说：“穷小子能有什么值钱货。看那虚鼓鼓价，保准是喂驴的干草。”敌人万万没想到，那个吆着毛驴大摇大摆走出城门的“哑巴”，竟是中共陕北特委派进米脂城里取特委重要文件的马文瑞。马文瑞出城后，便离开大路吆着毛驴一直朝西走。蹚过无定河，走进山沟，翻过一道山梁，又沿大理河川匆匆西行。一路上不停地用手摸摸驴背上搭着的毛口袋。特委的重要文件，就藏在口袋里。他还是头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执行这样重要的任务，想起刚才出城时的那一幕，心还咚咚直跳。他平时不苟言笑，但很爱动脑筋思索问题。眼下，他一边赶路，一边想着近几个月米脂城里发生的事情。自那次学生游行斗争后，井岳秀开始注意米脂县城的动向。这一情况并没引起中共陕北特委主要负责人杜衡的注意。特委的工作，依旧还是那么暴露，甚至公开要求党团员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好像生怕敌人不知道米脂城是共产党新的活动中心。人事政策，也照搬上面左的一套，有一个口号很离奇古怪：“提拔暴徒、泼妇。”于是派人到城乡四处物色。绥德县委在这个口号下，提拔了一个叫叶毓荣的二杆子，说话就想打人。特委机关还办了个刊物《工农先锋》，公开登载政治时事消息及理论性的短评，封面上是一幅工人，农民联合高擎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阔步迈进的政治宣传画，到处公开散发。这样大张旗鼓地搞了几个月，又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党代表会议，把各地党的代表调到米脂城里。延属一带来的同志穿着黑衣服，引起米脂城内群众议论。一时谣言四起，说土匪要攻城，又说共产党要举行暴动。敌人闻讯，暗中调兵遣将，特委竟然毫无觉察。结果，会议没开成，特委机关也遭破坏，主要负责人杜衡、焦维炽被捕，前来开会的地方党代表贾拓夫、李文芳也被抓了。为什么要这样蛮干呢?文瑞一路想着，百思不得其解。正走着，突然迎面驰来一辆马车，他急忙拉驴闪到路边。原来车上坐着几个背枪的团丁，可能是下乡催粮收款的。他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待马车过去后，他下意识地把驴背上的毛口袋用手按了按。不远处就是周家了。为了安全，他在离镇街不远处，丢开大路，绕到大理河滩，过了河，顺着背川的小道继续赶路。他又记起了前天刚返回米脂城，接受取这批为党代表会准备的重要文件时，心里还总担心完不成任务。他知道米脂城里刚出事，敌人防备很严。那么多文件怎么从城里带出来?思来想去大半夜，还是决定把家里的毛驴吆上，装成个哑巴进城。县委机关设在米脂高小内。他一进城，就直奔高小，按照冯文江、杨国栋交代的，找到景仰山，取了文件，装在毛口袋里，终于蒙混出了城……马文瑞重任在肩，一路上不吃不喝，专拣人迹稀少的小路行走。翻山越岭，忍受着饥渴劳顿，一口气行走一百多里，赶回马家岔。当时天将傍黑，冯文江和杨国栋正等得心焦，却见文瑞赶着毛驴进了沟岔。杨国栋是个好冲动的人，得知马文瑞圆满完成了任务，高兴得把他一把抱住，在肩头捣了一拳，说：“想不到你文文雅雅，倒有这么大的胆头子，敢在老虎下巴上捉狗蝇。”文瑞说：“老虎也有三打盹嘛。”冯文江立在一旁，眼瞅着文瑞，只笑不说话。他想，在目前这样严峻的斗争形势下，许多人惊慌失措，动摇退缩，年仅16岁的马文瑞，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斗争。这使他深深感动，也更加喜欢这位年轻的共青团员。看着他又累又饿的那副样子，又有些心疼。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多么急需像文瑞这样的同志投入斗争啊，想到此便说：“文瑞，你已经参加了特委的工作，干脆离开学校，做实际工作吧。”“对，像马文瑞这样的人手，咱需要。”杨国栋不假思索地说。有了特委文件，几天后，冯文江、杨国栋召集由米脂疏散出来的部分代表开会。会址在绥德苗家坪。会议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布置了各地党的工作，同时讨论了如何营救被捕者，强调了严密组织和提高警惕的问题，通过了总结米脂“中秋节事件”经验教训的《党内通告》。文瑞完成了任务，才感觉又累又饿，便赶着毛驴回马家阳湾。一进村，人们看到他那一身穿戴打扮，又赶着个毛驴子，都很奇怪。那时候，村里出个中学生，可是了不起的事，全村都敬慕。有人见他那么一副不商不学的打扮便问：“文瑞，你不是在米脂城里念书吗，怎么回来啦?”他只是“嗯”了一声，也不好回答，祖父和大哥见他，倒不惊奇，也不追问。大哥帮他往槽头上拴驴，祖父乘机小声说：“听说米脂城里捉住共产党了，你要操心些。”文瑞只是听，不说一句话，径直走到祖母炕边。祖母病得很厉害，多日卧床不起，人已经瘦得失了形。祖母见了文瑞，也不说什么，只是拉住他的手流眼泪。文瑞从怀里掏出一个酥油饼，递给祖母。这是他在路上买的，一路饿得发昏也没舍得吃。那破顺顺里的中药，也是顺便替祖母抓的。祖母颤抖着双手接过文瑞孝敬的饼，眼泪更止不住地流。文瑞眼看祖母病得这么重，想到这回见了，不知下次回来，再能不能见着，心里很难受，眼睛也模糊了。他怕祖母看见自己掉眼泪难过，急忙背过身去，假装同祖父说话，乘机用衣袖抹去了泪水。中共陕北特委遭到破坏后，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左”的工作方针，造成了血的教训。从此，陕北地区党团领导的革命活动完全由公开转入地下，工作的重点，也完全由城镇和学校转入农村。马文瑞在这种情况下，奉命离开三民二中，参加地方党团工作。从此，开始了他艰苦漫长的职业革命者的斗争生涯。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3章：马文瑞和刘澜涛、常黎夫等党团员带头走在最前列。队伍就像滚雪球，聚集到数百之众 中国革命初期，在南方诸省就像苏联十月革命一样，多是以组织声势浩大的工农兵武装暴动的方式，取得初步胜利的。但是在偏僻闭塞的西北地区，在军阀割据、普遍实行着野蛮军事统治的情况下，如陕北、陕甘边地区，革命力量开始十分薄弱，反动统治异常严酷。党所领导的数次军事暴动和兵运工作，几乎全都归于失败。唯独那种像春雨润泽万物一样，一点一滴、无声无息地在敌人的眼皮子下面开辟出来的地方党团工作，奠定了革命以后大发展的基础。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在白色恐怖下的一个创举。这种斗争方式一直坚持了许多年，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陕北和陕甘边的老百姓，很亲切地给这种形式的“革命”，起了个很形象也很贴切的名字，叫“闹红”。革命者怀着崇高而坚定的信念，从马克思那里求得“火种”，然后悄无声息地把它传播到每一个村庄、每一孔窑洞，传播到每一位劳苦大众的心坎儿上去，点燃起反抗的火焰。 这种一步一个脚印唤起民众的工作，看起来是那样的平凡，甚至有些平淡，毫不轰轰烈烈，绝无传奇色彩，但却是极其艰辛又卓有成效的。它对革命者的意志和信念要求更高。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西北红军力量的产生和壮大，主要是依靠这种方式实现的。从西北革命斗争的整个历史看，这种卓有成效的、坚持了许多年的地方党的工作的历史作用，不可忽视。这种状况到1935年大发展之后，才得以改变。在此期间，陕北党团特委的许多同志，前赴后继冒死苦斗。马文瑞从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一天起，就作为骨干分子，一直默默无闻地行进在“闹红”者的行列中，数年如一日。 1928年5月3日，发生了济南惨案。原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为了实现反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公然出兵侵占济南。5月1日，蒋军开进济南，日军即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军又变本加厉，大举进攻。蒋介石竟然下令不准抵抗，并撤出济南。日军气焰更加嚣张，在济南城内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前去交涉，竟被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割去耳、鼻，最后与十七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消息传到陕北，民怨鼎沸。 米脂三民二中党团组织在中共米脂县委秘密策划下，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为扩大影响，事先动员一些高小学生参加。适逢冯家渠高小的牛岗、徐登启二人来到米脂。他俩见到马文瑞，十分高兴。大家在一起拉了许多学校的情况和当地农民斗争形势。牛岗说：“眼下咱冯家渠学校，可不像你在那阵儿了，校长更反动，学生略有‘出格’，就要遭到毒打。许多进步学生被迫离开了。”文瑞说：“关键还是要团结起来坚持斗争。他敢动手打人，你们就组织罢课！”牛岗他们回到学校，组织学生罢课，果然制服了反动校长。这是后话。再说1928年5月5日这天，三民二中数百学生按照事先计划，突然由各班教室冲出，拥向操场集合。随后打着标语彩旗，列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日本侵略省从济南滚出去！”“严惩杀人凶手！”等口号，一路冲出校门，拥向街头。惊天动地的怒吼，震醒了平日死气沉沉的米脂县城。赶集上会的农民和手工作坊，建筑工地的工人以及做生意的市民纷纷挤到街边观看，有的干脆加入到学生的行列中，声援助威。游行队伍行至十字街头，形成了激愤的旋涡。整个县城，都在愤怒的吼声中颤抖起来。 马文瑞和领队的刘澜涛、张雄飞还有常应黎(常黎夫)、师俊伟、朱敏等党团员带头走在最前列。队伍行进到城内县政府附近的广场上，就像滚雪球一样，已经聚集到数百之众。文瑞转身望了一眼那黑压压愤怒的人群，发现有许多头上挽毛巾的农民，有剃着光头的作坊伙计，有石匠师傅和戴瓜壳帽的市民。人们的脸色都是激动得涨红，神情也是同样严肃。队伍停下来集会，刘澜涛宣布开会，马文瑞和同学们先后跳上广场前面的戏台演讲。人群顿时安静下来。他们忘情地挥动着拳头，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罪行，无情揭露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和不抵抗政策，号召民众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反对侵略者。人群不断发出震撼山岳的怒吼。这海啸般的吼声，惊动了国民党县政府的上上下下。如些多的平顶子老百姓在神圣的县大衙前喧哗怒吼，这可是破天荒的胆大妄为！ 在这座偏远山区的小县城，门首蹲卧着两只威风凛凛的石狮子的县大衙，朝南洞开着厚重朱门的阎罗殿般森严的地方，平日，老百姓路经这里，也小心翼翼地连呼吸都压抑到了最低度。而那个面色苍白、笑里藏刀的大烟鬼柴县长，把自己装扮成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逢人一脸假笑，开口“民众”，闭口“民众”，其实是井岳秀反动统治的爪牙、帮凶。 眼下，竟然有人敢在“阎罗殿”前面示威喧哗。县大衙的神圣受到了亵渎，县太爷的尊严受到了挑战。于是平时凶神恶煞的胖警察局长同平素一样无理，挺着大肚子训斥众人是“山野村夫，愚不可及！”如此骄横之举，如同火上添油，结果引火自焚。愤怒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呐喊着冲上前去。那个整天狐假虎威横行乡里的反动政府的鹰犬头子，竟被人们不由分说拉出来当众狠揍了一顿。结果，他的“神圣”无比的大盖帽子也掉在地上，被人们用脚踩来踩去。他的黑色的制服也被撕破，露出生了毛的丑陋的胸脯。他像一头被捅了一刀又没有杀死的肥猪，躺在地上呼哧呼哧喘粗气。一个赤脚的农民，把脚踩在局长的屁股上，高声问道： “按你的说法，老子们受苦受穷受压迫，就应该忍气吞声？” 文瑞认出了这个扬眉吐气的农民，正是那个请他们吃洋芋叶混饭的光棍农会主任，心中别提有多高兴。 “说，你狗日凭借县政府的威风，背地里糟蹋了多少良家妇女？” 胖警察局长无言以对，屁股上又重重挨了几脚。 众人打罢警察局长，日当正午。人们还嫌不解气，就又出发去抓米脂县城有名的富豪劣绅艾丕发。不料这家伙做贼心虚，早逃得渺无踪影。人们一气之下，动手砸了他开的银炉。砸银炉时，文瑞看见那天唱《揽工人儿难》的小石匠也挤在人群里，一手锤子上去，就把银炉铺面上的字号牌匾“发盛炉”砸成两半个。学生们都为他拍手叫好。随后，人们又拥向县政府请愿，才知县长早吓得躲起来了。这次游行示威，从早到晚整整搞了一天。声势之大，前所未有，震动了整个陕北。 当下，柴县长气急败坏，惊慌失措，连夜差人前往榆林城，向井岳秀报告，声称“共党分子秘密煽动，无知学生带头闹事，民众盲目随之起哄，殴打警察，围困县府，气焰之嚣张，前所未有，请求井大人火速派兵镇压”。井岳秀得到报告，先是大吃一惊，心想自从解散绥师，端了共产党的老窝，再加各县通力剿共，陕北共产党的活动从此即可销声匿迹，他这土皇上从此又可高枕无忧，为所欲为了。没料想近在眼皮底下的米脂县城，又是刚刚办起的学校，怎么会冒出什么共党分子煽动闹事？刚愎自用的井岳秀，不相信这是真的，认为是几个学生娃娃胡闹，并不十分重视。过了几天，等事态平息下来，才派一名姓谢的参谋前去“训导”。 这天，学生正在上课。点头哈腰的柴县长陪着趾高气扬的谢参谋来到三民二中。“训导”大员一进校，见到社校长，二话没说，便瞪起三角眼命令道：“立即把学生集合起来，谢某我要训话！” 全体学生紧急集合。一间大教室里黑压压站满了人。全体教师也被喊来听训。 “由谢参谋训话。”杜校长声音低沉地宣布，流露出对训话者的到来并不热心。 谢参谋站在学生面前，并不立即开始训话，故意耸起单薄的肩膀站在那里，故作威严的目光扫过来扫过去。随后还是不说话，手叉在腰间，气势汹汹，踱来踱去。起初有些胆小的同学真还有点儿怯火，到后来看破他故意装出的那副样子，就觉得很可笑。人群里开始有人偷着笑，也有胆大者交头接耳地议论开来。 “参谋？这是多大个官，瞧他这副凶神样子？”有人小声问。 另一个回答道：“解不开，只听人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 周围的同学听得，都哧哧偷笑。 就在人们冷不防时，一个尖细的声音突然吼道：“胡闹！你们……” 由于调门太高，听着像母鸡嘎蛋一样，格外尖炸刺耳。许多人都被惊得打了冷战。 谢参谋的训导终于开始了。 “……你们学生娃娃能闹个啥？你们懂得什么？老实告诉你们，我谢某跟朱、毛是同学，他们都闹不出个名堂，你们胡闹腾顶什么？” 他跟朱、毛是同学？文瑞听得很可笑，心想这个“放屁也不响”的家伙，吹牛皮倒还挺能沉得住气。他那张瘦脸皮，恐怕比米脂县城墙还厚哩。 “……今后，你们再这么胡闹腾，我就下令解散你们三民二中！” 谢参谋的训话终于结束。柴县长接着讲。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他和谢参谋的风格完全不同：“黑眼(孩儿)羔羔们，娘们(你们)可不敢再胡毬日鬼啦，好好念书息(学)好……” 他是府谷人，满嘴的神府带把子的土腔土调，逗得学生不停地笑。他却不笑，只是一股劲地啰嗦下去，讲了老半天，过来过去还就那么两句话。平时喜好出洋相的学生李登岳，这阵儿再也按捺不住他的调皮性格，县长大人在前面正讲着，他就在下面装腔作势地学起来，“黑眼羔羔们，娘们可不敢再胡毬日鬼啦，好好念书息好……”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柴县长居然不恼。显然他对那天的示威游行，还是心有余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附：读者留言摘录忽老师您好，看了《群山》连载第十章，很有感触。一是史料翔实，文笔朴实，将现在的各种说法（史评史论）推远推开，将远去的历史拉回拉近，说给读者，这点十分珍贵；二是有点有面，文连整个中国革命，而不是只限于延安，只限于榆林，只限于陕西，或某个领域，给人的感觉就像作者是个学者一样站的很高，对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的土地革命时期很熟悉，写的胸有成竹，娓娓道来。这点，陕北作家做的都不够好，而忽老师填补了这个空白。假如把井岳秀以及76师官兵用《三国演义》笔法演义这段历史，那就更好了，那就再过几百年上千年，都是能拿出来的好书，是不论朝政如何换代改变都是要拿来学习的作品。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2章：“谁该穷，谁该富，其实不是命里注定的。宣统皇帝号称‘真龙天子’，倒被人们赶下了台” 1928年春天，马文瑞同高学孔、韩钟杰等同学一道，来到米脂县城，报考三民二中。米脂三民主义第二中学的校址设于城北盘龙山上的李自成行宫。 这原本是一座明朝嘉靖年间所建“真武祖师庙”基础上扩建的“大顺皇帝行宫”。传说，李自成在北京登基后，便派他的侄子回故乡耗巨资修建这座行宫，打算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时居住。不久发生的“甲申悲剧”，破灭了英雄的美梦。数百年来，人们把这座行宫以“真武祖师庙”的名义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本意却在纪念那个明末率领农民造反的英雄。李自成的壮举，毕竟成为一段充满豪情又不无缺憾的定格了的悲壮的历史。唯有这座难以让人评说分明的“行宫”，依然巍峨地耸立在这里，仿佛不时地对人们暗示：历史功过，须由后人评说。无论如何，在少年马文瑞的心目中，他的那位同乡李自成，毕竟还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英雄。根据后来的回忆，他只是在考试之前，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座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完好无损、岿然屹立的古建筑群落。我们可以猜测，当他同他的同学，漫步在那些营造十分讲究的宫殿屋宇和石坊牌楼之间，所产生的必定不仅是思古幽情吧。李自成的造反精神，对于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者来讲，毕竟显得原始、落后了好几百年。新的更壮烈的历史还等待着他的后辈同乡们去书写。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古老建筑，被用来办成一所学校，显然是统治者当初并没有意识到，在这样的场所办学，学生很容易养成“叛逆精神”。 当时，前来报考的新生有三百多人。学校只录取五十名。马文瑞以榜上名列第一被录取。第二名、第三名竟然是与他同来的高学孔和韩钟杰。考完试，文瑞他们三人住在城北一家小客店里。许多并不相识的学生都跑来看考了“头名”的马文瑞是个什么样子。来看的人，有男生也有女生，“噢，原来他就是马文瑞！长得俊颜颜价。”几个比他年岁大的穿花衣服的女生，挤在门口窗外，指指划划地议论，声音那么高，好像有意要让他听见。文瑞的脸呼地一下红了，很不好意思地背转身去，窘迫得双手不知该往哪儿放。 学校一开学，文瑞很快便同校内的秘密党团组织接上了关系，学生会的活动他也积极参加，并且结识了同情革命的校长杜立亭。文瑞欣喜地发现，尽管仍在白色恐怖之下，三民二中的党团组织却很健全，革命气氛也很浓厚。教师中间，刘春园、高克明、田焕辉、姜纯志、杜守智、吴伯樵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讲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和几千年封建统治的黑暗，还把各种进步书刊介绍给学生来读，在青年学生的心灵中传播着革命的火种。在革命教师的影响和引导下，不少学生秘密加入了党团组织。开学不久，三民二中的党员、团员很快发展到近百人。 正当井岳秀一心做着他的“清党灭共”黄粱美梦时，1928年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在绥德西川苗家坪南丰寨古庙里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李文芳、张蜀卿、师应三、苗仰实等十多人。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陕北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等决议，宣布成立陕北党、团特委。会议选举杜衡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冯文江为组织、农运委员，焦维炽为青年委员，杨国栋为军事委员。至此，陕北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三民二中党团组织活动十分活跃。刘澜涛、高植民等负责团组织的工作，马文瑞担任团小组长。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他们就带领团员和进步学生下乡搞农民运动。 一次，马文瑞带着几位同学到一个村子访问宣传。刚进村，迎面碰见一个人提着粪筐在村道上拾粪。他穿着开了花的破棉袄和一双没屁股鞋。谈话中才知道，他是个穷得问不起婆姨的光棍汉，光景过得很苦。大家一路上拉谈着进了村。那个农民指着路边一孔破窑洞说：“这就是我的家，你们回窑里暖一暖吧。”同行的几个同学站在窑门口一看，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文瑞见状，带头跟随光棍进了窑。由于没有窗户，窑里显得很黑暗。人刚进去，就有一股热烘烘的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令人憋气。光棍倒很热情，硬把大伙儿让到只铺着一片儿破席的炕上。过了一会儿，文瑞这才看清，灶口上正煮着一锅东西。那种难闻的气味，大约是由锅里冒出来的。光棍把稀客让到炕上，就揭开锅盖用勺子搅那东西，顺手还从旁边的荆条筒筒里抓一把米糠，撒到锅里，用勺子反复搅。一个学生好奇地问：“是给猪煮食吧？”光棍苦笑着说：“哪里，是我熬的干洋芋叶子混饭。你们碰上了，一人吃一碗，尝尝咱受苦人的春荒饭食。”同学们听了，个个面有难色。光棍很爽快，说话间就找来几只用猪血泥糊的破瓷碗，给每人稠稠舀起一碗，摆到大家面前。大家皱起眉头，面面相觑。文瑞起先也很为难，但想到彭湃搞农民运动的经验，便带头端起碗，看着光棍，问：“我们吃了，你不够咋办？”光棍忙说：“熬得多哩，够咱们吃。”文瑞便吸溜吸溜地喝起来，不时还把红柳条儿筷子伸进脏兮兮的黑瓷盆里抄一口又苦又涩的酸菜，放进嘴里嚼。同学们见平时最讲清洁的马文瑞吃得这么香，也都跟着吃起来。主人见他们吃得爽快，心想这些秀才娃们不嫌咱光棍做的饭食孬，这是瞧得起咱受苦人，心中别提有多高兴。文瑞刚吃毕，热情的光棍早用他那没有嘴子的椿木烟锅装起一锅旱烟，递到他手中。文瑞原本不抽烟，也接了咬在嘴里缓缓地抽着。烟末子在烟锅里燃得吱吱叫，火光随之一闪一闪。光棍瞅着，一双眼睛细眯成两条缝，脸上的皱纹挤得像绽开的梨花，当下打开话匣子，东山里上西山里下，给他们介绍了农村许多新鲜事，随后又带着他们挨门逐户，漫山二洼访问宣传。文瑞从此和光棍成了好朋友。那个村子不久就成立了秘密农会，光棍被推举为农会主任。有时候，他们也到工人中间做工作。绥德米脂一带，号称“石匠之乡”，有许多开山凿石修窑造屋的石匠。这些人大多是农村中心灵手巧的实受农民，由于家中土地太少，打的粮食不足养家口，农闲时便成群结队出来替有钱人揽工做石活。文瑞发现，这些人身背锤錾，走州过县，见多识广，加之长期的集体劳作，他们的合作意识和组织纪律性远比单干种地的农民强，同时又受着农村的地主和城镇有钱人的双重剥削和压迫，致使他们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反抗精神。因此，他很注重带领大家到石匠中做工作。恰巧此时三民二中修建校舍，有不少石匠在操场上打石头，文瑞他们一有空儿就泡在石匠群里，伴随着那叮当的凿石声，同他们拉话。石匠的劳动很繁重，也很单调。寂寞难耐时，他们就随着凿石的节拍，唱起陕北民歌，那积郁在胸、有感而发的歌声，往往如癫如狂，如泣如诉，十分动听。有一次，一个光着上身浑身抖动着肌肉疙瘩的年轻石匠，滑稽而又不无悲伤忧郁地唱道： 大红果子剥了个皮，人家都说我和你，其实咱们两个没有的，(咿儿哟)好人担了些赖名誉…… 他嘴里唱着，还情不自禁地用眼光扫着那几个羞红了脸的女学生。文瑞听得也觉很不自在，知道那小石匠唱的是一首“酸曲”。在原始的陕北民歌中，这种发泄性苦闷，倾诉男女被扭曲了的隐情的“酸曲”，占有相当的比例。小石匠唱完一首“酸曲”，便调皮地冲着学生们挤一挤眼，低头干着手中的活。文瑞便凑到他身边说：“石匠大哥，你的嗓门真好，为啥不唱一首诉说咱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歌，你大概不会唱这一类歌吧？”小石匠一听急了，停了手中的活，仰起脸说：“什么，你说我不会唱？唉，愁你们的嗑，咱这肚肚里，旁的东西没有，要说这酸曲子民谣，装得满悠悠价。任你要听哪一种，尽管点，老哥是光棍汉，有劲儿正没处使哩。”“唉，你后生说着说着，又歪到沟洼里去啦！”一个上了年纪下颌留着一撮山羊胡子的老石匠说。小石匠狂气地做个鬼脸，抬手抹了一把光脑上的汗珠，随即唱道： 揽工人儿难，唉咳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二月里满，受的是牛马苦呀，吃的是猪狗饭…… 想不到，他竟然唱得那么哀婉凄凉。一曲未了，唱歌人自己已经泪水盈盈，嗓音呜咽了。顷刻之间，石场上的石匠师傅们都情不自禁地停住了手中的活，文瑞他们一群学生也随之沉浸在一种悲伤愤懑的气氛中了。那歌声显然勾起了每一个石匠师傅苦难的回忆，使同学们的眼前浮现出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难的长工形象，使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意识到：地主老财们的富日子，不正是受苦人用脊梁扛着往前走的吗？马文瑞想，这首动听的《揽工人儿难》，绝不是秀才文人们编写出来的，而是苦难深重的生活从揽工汉的心头挤压出来的痛苦的呻吟和反抗的呼喊，其中每一句，都唱出了真情和血泪。他头一次深切地感受到民间文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歌声终于落下了，人们依然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和苦难的想象中。哪一个出门揽工的人，心中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小石匠的一曲《揽工人儿难》可真唱到大伙儿心上去了呀！歌声落下时，锤錾声渐渐又响成了一片。只是人们依然沉默着，仿佛每个人的心头都还笼罩着一片阴云。过了好一阵儿，马文瑞问那位留着山羊胡子的精瘦的老石匠：“石匠师傅，你的手艺这么高明，家中的窑箍得保准是庄里数一数二的吧？”“唉，这你才说错了。我住的那两眼土窑窑，还说不清是祖上哪一辈传下来的。尔格窑面子叫山水溜烂了，想接点厦子顾救一下，都接不起。你问那些人，看我们人老几辈打石头的，哪一个住过石窑？自古道：织布纺线的无衣衫，烧砖瓦的睡露天，熬小盐的吃甜饭，种庄稼的肠饿断嘛。唉，贫贱富贵由天定，人生命运早安排！”“可不是，”唱曲子的小石匠接过话茬儿说。“依我看，这后头还得加两句，“石匠后生没婆姨，一尺的錾头子磨成三寸几！"众人听了小石匠的儿话，却没有一个人发笑。马文瑞乘机说：“谁该穷，谁该富，其实并不是命里注定的。宣统皇帝号称是‘真龙天子'，却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赶下了台。我们北边有个苏联，出了个列宁，他也就不信穷人是命里注定要受穷，领导人民起来推翻了封建沙皇的统治，穷人从此当家做主。可见，咱们揽工人受穷，也不是命里注定的。咱们动脑筋想一想，一户财主剥削压迫一大片穷人，少数人骑在多数人头上作威作福，咱们农民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任人欺，任人骑。天长日久，辈辈相传，到头来就好像咱们穷人是理所当然的奴才，他们富人是天经地义的主子。大家想一想，假如咱们穷人有一天一齐都把腰脊梁挺直了，从此不甘心做奴才，到那阵儿，地主老财该是个什么样样？”“保准甩他狗日个‘毬吃天’！”小石匠高声抢着说，逗得大伙儿，包括那些女学生都哧哧地笑。只有那位留山羊胡子的老石匠忧心忡忡地说：“常言道‘人心齐，泰山移’，可这‘人心’咋能得齐哩？”一个同学冒冒失失说：“要想人心齐，就得跟上共产党起来闹革命。”石匠师傅们一听，惊得面面相觑，随即低头打石头，谁也不再做声了。这话只要传出去，叫井岳秀的队伍知道了，可是坐班房、掉脑袋的罪呀！打石场上的气氛突然紧张沉闷起来。人们都低头想着各自的心事，锤錾撞击的丁当声里透着不安。过了一会儿，文瑞说：“咱单说这国民革命，原本是孙中山先生号召闹起来的。孙先生主张‘天下为公’，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主张‘耕者有其田’，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提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一切，都是替咱们广大劳苦大众说话。只要大家都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去努力，人心自然也就齐了。”“这么好的主张，为什么不实行？”小石匠情不自禁地问。这回他也顾不得逗笑了，满脸严肃地瞪圆那双滑稽的小眼睛。一位女同学气愤地说：“还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拦挡着！”“听说，孙中山把皇上都赶下台了，还能把这些狗日的没办法？”一个老实巴交的石匠师傅说。“孙中山先生殁了，他的国民党里出了败家子。”马文瑞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慨，一字一句地说：“那些败家子，他们嘴上还喊着国民革命的口号，口口声声要‘继承总理遗志’，实际上却掉转枪口镇压革命。事实上，真正拥护革命的，是孙中山先生主张要联合和依靠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劳苦大众。为了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我们劳苦大众要组织起来，农民参加农会，工人参加工会。这样，我们受苦人就攥成了两个有力的铁拳头，任他反动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这些王八乌龟，谁还敢欺侮咱们！”小石匠听得一激动，将锤錾重重朝石料上一丢，说：“这位学生兄弟说得对着哩，咱们石匠行当再加上木匠行当，还有毛毛匠、泥瓦匠、弹棉花的、打铁桶的，联合起来成立个工会，看他谁再敢剥削压迫咱们！”留着山羊胡子的老石匠听了也点头称是。从此后，文瑞和同学们经常到石匠住的工棚里去拉话，他们成了石匠们最能信得过的人。过了没多久，这些手工业工人的联合工会成立了。留着山羊胡子的老石匠德高望重，办事稳妥，被选为工会主席。喜好唱曲子的小石匠跑前跑后对工会的工作格外热心，当选为宣传干事。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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