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巨才：第一部《群山》，我十几年前就看过，当时印象很深，也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推介。《长河》和《浩海》，我是在《中国作家》杂志和《新民晚报》连载时看过一遍，印象很好。在我的总体感觉里面，这部100多万字的多卷体长篇作品，既是一部生动详细的人物传记，同时也是一幅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这三部厚重的作品，通过马文瑞为党和人民事业执著奋斗的感人事迹，特别是通过他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时时处处以老百姓的福祉为念这样一种高尚的情操品质，从中也折射出我们党数十年来带领全国人民在困难和挫折中胜利前进，不断开拓我们革命建设伟业的这样一个艰辛历程。“三部曲”很值得我们去阅读、反思。作者是以马文瑞同志的革命和工作经历为主线，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闫红彦、马明方等等这样一批西北革命领袖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再现了西北地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风貌。所以阅读过程中能够时时唤起我对那种火红年代的向往，也可以激发起人们对崇高理想、光彩人生的追求。我深感在传记文学写作中，如何处理个人和集体、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很难把握的。忽培元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清醒自觉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忽培元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也有多年的文学历练，写过不少小说、散文、诗歌和纪实文学，现在又执著于书画创作。有这样一些综合的历练和修养，我相信他会写出更多丰富的、在艺术上更加成功的作品。个人建议的话，我觉得篇幅似乎太长，携带阅读不方便。再版时可适当集中、压缩得更精致一些，我想看的人会更多，社会反响也会更大。——《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3章：他深深感到，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更是能干的实际工作者。他的这些论述，都是经验总结 初夏的秀延河是清澈静默的。水面上闪耀着晚霞的红光，把倒映在水中的瓦窑堡城墙和山影渲染得通红。有两个人在水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望着水中的景色沉默着。仔细看，城墙的倒影里有几个穿灰皮持枪的官兵头朝下脚朝上地晃动在水中，与那恬静的风景显得很不协调。 “要是没有这些‘刮民党’，咱陕北可是一块好地方。”马文瑞说。身边的冯文江似乎没有听见，仍然凝神注视着静静的河水。水面上有一团白色的水沫傍着几朵柳花缓缓漂过来，漂过去了。水面复归于平静。两个人的影子又清晰地倒映在水面上。马文瑞这才注意到，表哥的头发长了，脸显得更加清瘦也更加苍白。长期紧张的工作加之营养不良、睡眠不足，损害着他的健康。两个人暂时谁也不说什么。夕阳在慢慢地沉落。有一层薄薄的水雾，开始在远处的水面上升起。更远处，暮色开始由沟道里山脚下苍苍茫茫地漫溢过来，亮丽的景色开始有些模糊。革命者不会总是那样的乐观。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个人情感。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们也许是英雄，能做到视死如归，临危不惧，那是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力量。但有时候，他们的感情也会像常人一样的脆弱，情绪也会突然变得伤感和低落，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多愁善感。斗争的征途，曲折而遥远。理念上，共产党人坚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实现。可艰苦的现实斗争，又令人觉得那一天很遥远，很遥远。只有当意识到自己眼下所付出的一切牺牲，都是在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上垫了一掬土，一粒石子，他们偶尔出现的孤独困苦的心灵，才得到莫大的宽慰。中共安定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冯文江，此刻的心境大约正是这样。刚刚组建不久的县委设在瓦窑堡第二高小。他的公开身分是高小教员。眼下，面对悄然流逝着的秀延河水，他的有些伤感也有些低落的情绪，影响了他同奉命前来报到的中共安定县北区区委书记马文瑞的这次谈话。他原打算利用这次散步的机会，把安定县特别是北区的情况详细介绍给文瑞。但当他走到河边时，最近一直困扰着他的胃疼又犯了，这突如其来的病痛，影响了他的心情。“表哥，你是不是犯病了?我看你脸色不好。”冯文江咬着牙，摇了摇头。文瑞发现，表兄不到30岁的人，鬓角已经有了几根白发，比起在张家岔扩大会上，面容也显得有些憔悴苍老。可以想见，他这些日子的工作和生活有多艰苦。在此之前，冯文江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需要找一个清静的环境很好调养一下。但斗争形势不允许他离开陕北。在这方面，他同一切坚定的革命者一样，一经投入了工作和斗争，就像一块煤投入炉火中，再也不由自主，只有炽烈地燃烧。太阳沉落了。暮霭开始降临。面前的河水开始变得深沉而令人神秘莫测。文瑞轻声说：“我们回去吧。”冯文江突然回过神来，慌忙笑着说：“我光顾自个儿发呆，把什么都忘了。”文瑞感到，平素的乐观和幽默感又回到了表兄的情绪中。他站起来，随手由地上捡起一块石片儿，用力向水面投去。沉沉的暮色里，石片儿像一艘快艇，打着漂儿从水面上划过去，无声无息地沉落在远处的水中，仿佛是把一时的痛苦和烦恼抛到了河水里。冯文江几乎是轻松愉快地问：“这次调你到安定来，有什么想法?”文瑞不假思索地说：“能和你一起工作，我很高兴。”冯文江说：“安定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年初谢子长奉命离开安定到甘肃、宁夏一带苏雨生的军队搞兵运工作去了。前不久，我党北区区委书记任广盛被反动县长王干侯逼死了。我向特委提出要求派得力的干部来，就决定派你来了。北区目前情况不好，任广盛死后，人心很不安定，许多党团员思想有些动摇，反动势力也开始抬头。”“我明天就到北区去。”文瑞迫不及待地说。“先别急，在这儿先住几天，我有几本书，你可以看一看。”这天晚上，冯文江很神秘地对马文瑞说：”特委最近传达一个重要文件，你既然碰上了，可以吃顿偏饭。”说着从炕席下面拿出一本用布包着的油印小册子。文瑞接过来，是毛泽东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他立即在油灯下阅读起来。整整一个晚上，他都在读这本薄薄的书。毛泽东的文章，对于他有一种一时还说不大清的亲切的吸引力。他像当初在绥德四师阅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兴奋。他反复地阅读着其中有些令人着迷的章节。到后来，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几乎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读着这些论述，他深深感觉到，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更是精明能干的实际工作者。他的这些精当的论述，无不来自实际工作的经验总结。通过读这本书，他了解了朱、毛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红军的情况。他很兴奋地对冯文江说：“这篇文章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很适合咱们陕北的情况。这么好的文章，为什么不赶快向下传达?”冯文江说：”这篇文章，是毛泽东1928年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目前也只能私下里传看，上面没有正式指示。据说也有人并不赞成这些经验。”马文瑞感到疑惑不解。他还是认为那其中讲到的经验很宝贵，对于陕北当前的实际斗争有很强的指导性。他心想：“毛泽东这个人不简单，陕北特委当前要能按照这本小册子来指导工作，肯定很快就能打开斗争局面。”但这句话他始终没有说出口。他是个慎重而又很守纪律的党员，组织上不明确的事，他不会轻易乱讲。第二天，马文瑞离开瓦窑堡赴安定北区。安定北区任家砭，是个仅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偏僻小山村。由瓦窑堡出发，涉过秀延河，沿河道东去十几里即是王家沟，由王家沟进去，翻过一架山，行走约四五里，便是任家砭。村里几十孔破破烂烂的土窑洞，散落在沟北向阳的半山坡上。村子的南面，有一道南北走向的拐沟。沟西边的山嘴子上，有座马王庙，这道沟也就随之称为马王庙沟。中共安定县北区区委所在的任家砭小学，就在村中正对着马王庙沟的三孔土窑洞里。新任区委书记马文瑞的公开身分是小学教员。那天晌午，马文瑞提着简单的行李一进这个四山环绕、异常安静的小山村，区委委员杨凤岐(教员)和赵福祥(农民)已经在学校等候多时。当他刚走到校院的坡下时，见一个剪着短帽盖、穿着学生装的女子带领着几个学生娃娃前来迎接。那女子大约十六七岁，性情开朗大方。她一边撒开一双大脚跑着，一边高兴地问：“是新来的马先生吗?”马文瑞点了点头，站下来，有些异样地打量着这个很不入俗的女子。人家却不由分说，把他手中的行李接着提在手中，很恭敬地招呼他说：“马先生，咱们上去吧。”马文瑞随那女子走上窑院。宽敞的院子洒了清水，扫得干干净净。一个头上挽着毛巾的农民正在清理扫下的浮土。杨凤岐介绍道：“这就是任广盛的哥，任丰盛。”文瑞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老人不说话，眼睛里立即聚满了泪水。随即，马先生被领进靠西边那孔窑里。地刚扫过，灶里烧着火，锅里的水已吱吱响着快滚了，炕上的毡被也都铺摆齐备。马文瑞被亲热地让到炕上坐下来，他突然觉得很温暖，有一种回到自己家里的感觉。这一刻，那大脚女子很利索地安放好他的行李，又倒了一碗开水放在他面前的炕桌上，才大大方方地伸出手，自我介绍道：“我叫任志贞。”马文瑞同任志贞握了握手，说：“噢，你就是那个当众质问得县长哑口无言的任志贞?”任志贞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随即低下头，咬着牙说：“他们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还逼死了我的父亲！”说着眼圈红了，两道浓黑的眉毛像两把利剑飞扬起来，透出像男子一样的英武。文瑞突然想起了古代传说中那个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当天晚上，马文瑞主持召开了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区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杨凤岐、赵福祥外，还有就近几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任志贞是前任中共安定县北区区委书记任广盛的女儿，原先也是任家砭小学的学生。任广盛牺牲后，党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对志贞家的生活给予了一定的照顾。但由于经费异常困难，任志贞便主动停学，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任志贞看见，自从马文瑞来到任家砭，村子里原先因父亲的死而形成的沉闷不安的气氛开始改变着。她看出来了，这个年轻的马先生，除了教书，还喜欢到穷苦人家和光棍汉的窑里去串门。夜晚，她时常看见他盘腿稳稳地坐在庄稼人的土炕上，那和善亲切的面容与和风细雨般的谈话，像冬阳一样，温暖着身边每个人的心。他的周围，聚集着的穷人越来越多。人们像听说书、听唱曲儿、说古朝一样，很喜欢听这个年纪轻轻的马先生拉话。他虽然是个念书人，可说起话来和受苦人毫不生分，讲起大道理也很中听。新上任的区委书记，和他的前任任广盛一样，在任家砭的农民中间有了很高的威信。在任志贞的心目中，他也成了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值得尊敬的人。任家砭小学马先生的小土窑里，见天黑夜，开始有了许多串门的农民。这人群里，自然也少不了任志贞和几个她们一起的好说笑、好脸红的女子。那一阵儿，党员的身分并不公开。但人们坐在他的身边，听他拉话，心里也知道他这个马先生是干什么的。因为人们在见到他之前，已经熟知谢子长和任广盛。人们看得出，这个年轻的，沉沉稳稳、文文雅雅的马先生，同老谢、老任一样，都是那号一心一意替穷人说话、为穷人谋事的人。这些看着老实巴交的农民，其实很灵醒。他们在马先生窑里串门，一见门里进来外村的或不认识的人，大家就立刻告辞。任志贞常常最后一个离开。文瑞注意到，当她走到门口，回首告别时，像一汪泉水般清澈的眼睛里，便有一种光亮闪动着。那大胆而深情的少女的目光，使年轻的区委书记有些不好意思。当他们开会的时候，任丰盛这个不识字的忠实的农民总是自觉地承担起放风站哨的任务。黑暗中，他披着一领破旧的光板老羊皮袄，蹲在学校上面自家院子里的磨盘上，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他家那条忠实的大白狗，就卧在他的脚下。他的眼睛瞅着下面马先生窑里的灯光，耳朵却仄起来，听着周围的动静。一有个风吹草动，他就会放出狗去，给开会的人通风报信。他的这件自觉承担起来的工作，在兄弟任广盛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年近半百的农民，虽然不在党，但他知道兄弟干的营生是为穷人好。他自小在山里受苦，没念过一天书，至今双手写不出个”八”字。可他眼明着哩，心也亮堂着哩。他知道那亮灯的窑里，是在偷悄悄商议穷人翻身、过好光景的大事情。那个窑窗上正说着话的人影影，他认得出是马先生。他，心里不止一次地估摸着，这人恐怕是来代替咱兄弟的。马先生来了这些日子，村里的人认出来了，这是个好人。世上的好人是走不完的。自己的好兄弟走了，眼下又来了这位马先生……黑暗中，淳朴憨厚的任丰盛就这么一个人盘算着。不知是由于天冷还是由于夜露潮湿，他不时地抬起衣衫抹一抹被水雾模糊了的眼睛。手中的烟火，像天上的一颗星星，和那窑里的灯光呼应着，一直闪烁到鸡叫天明。马文瑞来到安定北区，像一股山泉无声无息地汇入了民众的溪流。他还一连召开了许多秘密会议——区委委员会、区委扩大会、各支部党员会。他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迅速熟悉着新环境中的各种情况，熟悉着每一个同志，了解着各村的组织状况和群众基础以及敌对势力的情况。黑跃沟的黄光祥、苏家沟的薛树范、周家村的刘汉三、王家湾的高应祥……他新认识了不少的同志，了解到这些担任支部书记的同志，全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多数又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像冯家渠冯二那样的斗争积极分子。他们经受了大革命高潮及其失败的锻炼和考验，是一些坚定可靠的人。区委内部也作了分工：杨凤岐文化较高，负责宣传，并负责在学校秘密建立少年先锋队的工作。赵福祥在乡间人缘好，同各村贫雇农都很熟，人们见了他都开玩笑叫他”造不祥”，他也不犯恼，文瑞就请他负责做贫农团的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一度由于任广盛的死而消沉下来的北区党的工作，开始活跃起来。秋收大忙时节，马文瑞见任志贞一个人忙不过来，便利用星期天，带着学生帮着她家收谷子。这是大灾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谷穗子长得像猫尾巴一样沉甸甸地垂着。文瑞弯腰割着谷子，像干一切事情那样认真仔细。他高挽着袖子，不停地挥舞着镰刀，像一个熟练的庄稼把式，谷茬子割得很低，穗子捏得很齐，身后的谷把子，渐渐排了一溜儿。任志贞负责捆扎。她来到马先生身后，惊奇地说：“想不到先生做农活也是内行。”马文瑞直起腰，擦着汗说：“我出身在农家，小时候还拦过羊哩。后来出去念书，每当农忙都要跟着我的哥哥上山劳动。吆牛犁地，削谷子打场，都还能对付。”任志贞敬慕地说：“我看先生穿着长袍，站在讲台上文质彬彬地讲课，真想象不来，你还是个庄稼把式。”文瑞说：“‘把式’我算不上。连你扎谷捆那么两下我还赶不上。我的父亲倒是一个真正的庄稼把式。他脾气虽古怪，可干起农活来样样精通，还有一套庄稼经，时常好讲给人听。”任志贞听得有趣。两人边拉话，边干着手中的活。附近劳动的农民，从未见过知书达礼的教书先生上山割庄稼，都跑来看稀罕。马文瑞乘机对大伙说：“谁家劳力不够，就说一声，我们学校帮忙。”农民们个个点头答应，随即就有人说：“马先生年轻轻，可是个好人。”“看着人家文文雅雅，其实和老谢、老任一样能文能武。”“好人”、”能文能武”，这是老实厚道的陕北农民，对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高评价。多少信赖和赞美的言辞，尽在其中包含着。小歇儿的时候，大家坐在高高的山峁上，心情格外舒畅。劳动的欢乐，使人们暂时忘却了现实社会的黑暗。望着漫山二洼的庄稼，文瑞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作为农家子弟，他很羡慕过那种和平安静的劳动生活——男耕女织，丰衣足食，恩恩爱爱。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不让人民安安稳稳过日子。想到这里，文瑞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劳作的欢乐，使任志贞暂时忘记了失去父亲的悲痛，活泼开朗的天性，回到了少女的身上。她发现马先生沉思着坐在那里，便领着学生娃们唱起了《农人歌》： 穿的粗布衣，吃的家常饭，手拿镰刀和锄头，劳动在田间。粮棉出咱手，功德大无边…… 这边歌声没落，那边一个老汉突然像比赛一样，唱起了古老的陕北道情。那粗犷悠扬中透看几分悲凉的歌声，在秋高气爽的山中回荡着。农民歌唱着劳动的欢乐，也诉说着生活的苦难。冬天里，地净场光，进入了农闲季节。马文瑞提议在任家砭小学办起了冬学。以扫盲为名，其实是一个农村斗争积极分子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人，大多是各村“贫农团”的骨干。冬学开课后，任家砭热闹起来。不光是扫盲识字，还进行军事操练和政治教育。这些对于山区的农民，是一桩新鲜事情。每天清晨，太阳尚未出山，马文瑞亲自集合队伍跑步上操。起初，散漫惯了的农民对此很不习惯。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大伙进步很快。哨音和口号声伴随着齐刷刷的脚步声在清晨宁静的山谷里回荡着。这奇特的声音，是拐山沟里人老几辈子从未听到过的。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立在畔上看热闹。任志贞干脆领着一伙少先队员们，排了队跟在队伍后边跑。操练的队伍顷刻壮大起来。人老几辈子，咱穷光蛋农民谁念过书，谁又跑过操?这可是石破天惊头一遭呀！连几里路外的景家坪、大王庙村的人都闻讯来看热闹。看的人觉得很新鲜，操练的人就走得更加认真。许多人还在腰间扎上一根带子，走起来抬头挺胸，神气活现，很有些军人的气派。区委的赵福祥上了岁数也坚持跟在队伍后面操练，常常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从前随任广盛(公开身分是国民党的区长)当过区丁，在县上集训过两回。有一次训练正步走，他自以为是内行，便毛遂自荐到队前示范，可惜也是不得要领，手脚摆动得有些机械。人们都学他的样子，逗得看热闹的人笑出了眼泪。文瑞纠正了他的动作，又亲自给大家示范了一遍。看了马先生的示范，赵福祥是心服口服，扭头向众人伸伸舌头、挤挤眼，把旱烟袋在鞋底上磕磕，顺手往后脖颈上的衣领里一插，随在队伍后边又操练起来。后来，马文瑞又给大家教了几首进步歌曲，每天早操，队伍集合起来就唱，歌声震撼了沉睡的群山。六十多年后，当笔者来到任家砭采访时，有一个叫任忠贤的冬学学员，还完整地记得当时马文瑞亲自编写教唱过的一首《五卅惨案歌》： 天昏地暗江河变，英日称强权；悍然竟把洋枪开，惨杀吾青年；弹飞血如泉，人死握空拳；冤魂不瞑目，此仇怎能消；野蛮日本人，野蛮英国佬！同胞勿忘五月三十日民国十四年；上海工人逞英豪，罢工誓死为同胞；日本人，英国佬，罪恶比天高；同胞团结牢，不怕枪和炮；收回租界，齐心奋斗，赶走帝国主义狗强盗！ 可以想见，当初那些破衣烂衫的庄稼人，用拦羊的嗓门吼牛声合唱着这首激昂愤怒的歌曲，心中唤起的该是怎样的一种情绪?面对那群情激昂的情形，马文瑞心中别提有多兴奋。他不止一次地想到，谁说农民兄弟目光短浅，谁说农民兄弟自由散漫?当他们接受了党的指引和革命的政治教育，就会变成一支具有远见，又能紧密团结的革命劲旅。年仅18岁却已经很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区党委书记，努力用工人阶级的无私斗争精神教育农民，启发着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思想。他对于农民中间所蕴藏的这种宝贵的革命热情深信不疑。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按】何建明：《我想延安苍生三部曲》是作家忽培元30年间深入采访和潜心创作的文学成果。读这部作品，感到作者是三种身份，一种是秘书，一种是作家，一种是赤子。通篇贯彻着他对传主及那一代的老革命家对人民大众和对故乡延安乃至我们国家的深厚情感与执著精神，十分令人感动。无论从文本的创新来看，还是文学品质而言，包括作家的创作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借鉴、探讨和研究的。该书以德高望重的西北老革命家马文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为贯穿主线，以形象生动的文学语汇讲述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故事。同时塑造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马明方等革命前辈以及各个层面和各个时期风云人物的群体形象。战争年代的艰苦卓绝，和平建设时期的艰难探索，改革开放年代的开拓进取、矛盾问题与迷惘彷徨，都有真切感人的呈现。作者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人物生动，场景宏大，情节客观真实，充满感人至深的历史瞬间和催人泪下的动人细节。该书的成功面世，为我国当代作家用文学的笔调书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波澜壮阔、曲折复杂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尝试和文本的创新探索。作品努力跳出当前人物传记写作视角单一、视野较为狭窄和背景单薄的模式化通病，在内容与结构形式上都有新的努力和突破。书中人物众多，个性鲜明，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认识深刻独到，文字于质朴简约中透着深情诗意。可谓是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笔触，勾画出了中华民族的当代精英人物谱系，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值得后人仰视的艺术雕像与精神典范。理想崇高的巍峨群山，波澜曲折的蜿蜒长河，深邃博大的浩淼大海，凝结成巍峨宏大的群像，有群众、有英烈、有领袖，也有各行各业的前辈先贤。值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当下，我们组织对这部全面展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画卷的宏大题材作品的研讨，认真回顾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主旋律，推动新时期党史研究和文学艺术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有不少反映马老关注文艺和关爱作家的情节，既有对作家的保护、关心、爱护，同时也表现其对文学创作的严谨客观的严肃态度。这体现了马老的一贯风度，也体现了作家忽培元对细节的关注。——《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2章：盐工的劳作是繁重辛苦的。用木桶把水由大理河挑上来，一瓢一瓢地浇在打成畦子的盐田上 大理河，是一条苦涩的河。它的源头连接着鄂尔多斯高原。高原上有许多盐碱滩。阴雨季节里，河水夹带着大量的盐碱流泄到东部的陕北高原腹地。大水过后，河滩上便留下白花花一层盐霜。于是大理河川兴起了扫土熬盐的行业。不知道由哪朝哪代开始，盐工们从农民中间分离了出来。他们从此祖祖辈辈主要靠熬盐为生。同时也就出现了”盐局”、”盐柜”、”盐主”、”盐霸”这样一些寄生在盐工身上吸血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它们像大大小小的石头，沉重地压在盐工们的头上。同专门种地的农民兄弟比较起来，他们受着地主和资本家双重的剥削压迫，生活更加困苦。 同盐工的悲苦境况相差无几的，是终年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受苦的掏炭工人。在那原始的土办法开采的小煤窑里，人只能匍匐着爬进爬出，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窑工点着油灯在里面掏煤，高低不足两尺的工作面上，却充斥着渗水和死气(瓦斯)。煤挖空了，石顶随时都可能垮下来。窑工们自己说：“咱干这营生，是‘两疙瘩石头，夹一疙瘩肉’，说得再难听些，就是‘埋了没死’。”窑工冒死挖出的煤，多半归窑主。 绥德饥民斗争之后，马文瑞被调派绥德西区帮助工作。他开始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盐工和窑工中间，这些人是经济落后的陕北的工人阶级。他一连许多日子，深入到这些苦难深重的人们中间，宣传革命，发展党团员，秘密组建党团组织。 天凉了。萧萧秋风荡起一个老盐工悲凄的歌谣，伴随着苦涩的大理河水，飘得很远，很远。马文瑞正是迎着这悲凄的歌谣来到绥德西区三皇峁一带的十里盐湾。 熬盐你个难，熬盐你个难， 咱们一年哟四季守盐滩； 秋冬喝的西北风， 春夏又把风沙咽； 唉哟，碗里是甜汤， 身上破衣衫…… 唱歌的人，是一个佝偻着腰、穿一件汗渍斑斑破粗布褂子的老人。他的脸被大理河川的干风毒日头操磨得黑焦泛黄，皱纹密布。他的头发和胡子白花花的像沾了一层盐霜。半后晌的太阳照耀着他。老人开始蹴在窝棚门口的小泥炉前烧火做饭。他烧的是由河畔上拔来的湿沙蓬，灶火里只见烟气，不见火苗子。他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艰难的生活，毫不在乎地一边唱着歌谣，一边巧妙地用一根小木棍挑着柴草。紫红的火苗，慢慢由柴隙间跳了起来。他的凄婉的歌声里开始有了一点欢快的韵味。看得出，他是一个性情乐观而开朗的老人。他的歌中所诉说的苦难，就好比他烟锅里燃着的枯树叶子，只是一种苦涩的回味。他偶然抬起头，看见一个精精干干的年轻后生站在自己面前，便冷漠地问：“该又是过路的，看稀罕吧?” 马文瑞笑着说：“大叔，这回你猜错了。我是来和咱们盐工交朋友哩。” “交朋友?唉，跟我们穷盐工有什么好交的。你没看人家但凡来的，都是找掌柜，和咱们交往没什么好处。” “这你老就没说对，没有你们穷盐工，哪有掌柜的富光景?” 老人听了，吃惊地抬起头，上下打量着这个俊颜颜的年轻后生，心想他虽说穿着老百姓的衣衫，说出话来可非同一般，便问：“你该不是绥德四师的学生?” 文瑞说：“反正咱们是一道川里的人。能问你老尊姓大名?” “唉唉……”老人幽默地苦笑了一声说：”我叫郭福财，我大给我起的这个官名倒老泰气，就是临老了，还是个穷光蛋、受罪鬼。” “你老各自做饭，老伴儿呢?” “唉，早死了。生我那小子那年，大理河半夜涨大水，草棚子叫水淹了，得了产后风……”文瑞见老人低头难过，不好再问什么。见不远处一个后生光着身子在河滩上刮盐土，便问：“那刮盐土的后生，是你老的儿子吧？” “对，就是。都二十好几的人了，还穷得问不下婆姨。” “这十里盐滩上，有多少熬盐伙计?” “不少，老小两千人哩。” 从此，马文瑞在郭福财老汉的熬盐棚子里住下来，又结识了盐工中领头的张宗贤、张建财等，和盐工党员张效良一道在十里盐滩开展工作。 白日里他和盐工们一搭里干活，黑夜就聚在盐棚子里拉话。 盐工的劳作是繁重而辛苦的。用木桶把水由大理河里挑上来，一瓢一瓢地浇在打成畦子的盐田上，等泛起了盐土，又一锄一锄刮起来，堆到盐井边，再加水和成滤泥，淋到盐井中，这才淘出来，倒进盐锅里熬。由盐井中摇着辘轳绞盐水的活计苦最重，为了驱赶疲劳，盐工们便喊着号子，吼着曲子，盐滩上充满了悲壮的呐喊。深秋的日子里，盐工们一天到晚背上汗不干。这时节，掌柜的却穿着绫罗绸缎，提着鸟笼子到盐滩上来闲溜达，看见哪个不顺眼，还要吹胡子瞪眼，指手划脚骂人。 夜晚，盐工们在一起，便少不了诉说自己生活的苦难。文瑞那天听了郭老汉唱的盐工调，很受启发。当他亲身体验了盐工的困苦生活，心情很不平静，就和盐工们一道，新编了一首充满反抗精神的歌谣。歌中唱道： 盐井是什么淘? 伙计的青筋淘！ 盐滩是什么浇? 伙计的汗水浇！ 盐土是什么刮? 伙计的手爪刮！ 盐灶是什么烧? 伙计的骨柴烧！ 盐水是什么熬? 伙计的骨髓熬！ 熬出的小盐哪去了? 掌柜的发财了！ 这歌谣，句句唱的是盐工自己的艰辛劳动和悲苦境遇，他们很容易记住歌词。在摇辘轳绞盐水时，随着劳作的节奏，一问一答，一唱一和，唱得格外动听。歌谣唱出了盐工的苦和恨，也像一根银针，拨亮了盐工心头的灯盏，使他们明白了自己苦难生活的根源。秋季里，一个难忘的夜晚，在一间小小的盐棚里，油灯的红光在秋风里忽闪着。马文瑞面对着几个黑脸汉子坐在棚炕上。那几个受苦的盐工，他们的目光虔诚地注视着这个引导他们前进的人。就在今天晚上，这几位盐工中的觉醒者，将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昔日的受苦汉，将成为有觉悟的革命战士。周围的夜是那样的安静，他们的心情却很不平静。大理河水悄然地唱着一首欢快的歌，那是他们心中的歌。面前没有革命领袖的画像，也没有党旗。画像和旗帜，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呈现着、飘扬着。当他们在马文瑞的带领下，握紧拳头，举起右手时，他们每个人的眼睛，因激动而湿润了。文瑞从那有力的臂膀上鼓凸着的肌肉，看到了工人阶级坚不可摧的刚毅的灵魂。他就是在这一刻，才真正领悟了党旗上镰刀与斧头结合的分量，也更深刻地理解了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的深远意义。就这样，在党团组织的秘密发动下，爆发了有组织有领导的盐工斗争。十里盐湾近千名盐工，在一个早晨，突然高举着盐铲、盐耙，包围了三皇峁盐局。盐吏吓得面如土色，仓皇躲进窑里，像乌龟把头缩进了甲壳。愤怒的盐工放火焚烧门窗。在火光浓烟里，平日耀武扬威的盐吏哀乞求饶，满口答应盐工们提出的减税免捐条件，答应尊重盐工的人身尊严。 寒冬腊月，快过春节时，马文瑞又徒步一百多里来到横山的五龙山煤窑，在窑工们中间开展工作。除夕之夜，落了一场大雪。他和窑工们在煤窑的工棚过年。人们在工棚当地上搭起一座火塔。炭火熊熊地燃烧起来，把整个工棚里映照得通红。人们围坐在火塔四周，啃着烧玉米棒子说笑话、唱酸曲。窑工们把这种场合戏称为：“黄连树下吹喇叭，苦中作乐哩。”可不是，这些衣衫破烂、满脸煤黑的窑工，哪个人没有一本血泪斑斑的苦难家史。这些骨瘦如柴的窑工，哪一个不是被地主剥削得债台高筑，无路可走，才铤而走险，来到这五龙山替窑主卖命的。五龙山的矿洞中，不知压埋了多少窑工的尸首；五龙山的旷野里，不知曝弃着多少窑工的白骨。正是在这尸首和白骨上面，贪婪的窑主聚集起了他们的财富，构筑起了他们的家业。就是在这样暗无天日的时刻，马文瑞来到了窑工们中间，像除夕夜燃起火塔子一样，在窑工们的心中点燃着无产阶级反抗的火焰。在他的启示下，以往只知道在矿洞里死受的窑工，懂得了要争取劳保和生存的权利；懂得了应该和农民兄弟团结起来，同地主、资本家斗争；懂得了只有勇敢地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才是他们自己生活的根本出路。那一晚，他和那些热心肠的窑工们整整拉谈了一夜。除夕夜将尽时，火塔子熄灭了，人们心中的革命烈火开始燃烧起来。 那些日子，经过各地党团组织的努力工作，革命的烈火，在陕北工人群众中间逐渐燃烧起来。横山、米脂的煤矿工人闹起来了；榆林兵工厂的工人闹起来了；延长石油矿的工人闹起来了；葭县、吴堡的黄河船工闹起来了；各个县城的手工业工人也闹起来了。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开始结合起来。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在井岳秀的反动军事统治下，高擎着镰刀和斧头的旗帜，打破坚冰，拨开迷雾，艰难地开辟着工农革命的道路。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21章：饥民们发现县长跑了，只丢下一个空空荡荡的县衙。人们立即掉转锋芒冲向大财主安景荣家 1929年7月9日(旧历六月初十)一大早，绥德城里风平浪静。冷冷清清的街道上，除了露宿屋檐下那些衣不蔽体的穷人，和几只饿得皮包骨头的野狗，就只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口站岗的无精打采的官兵。等到太阳升起来时，城头聚集的雾气和灶烟开始在晨风里飘散开去。这时候，早起开门的店铺伙计和刚刚山出摊儿的卖吃食的小贩，却见街上三五成群地出现一些头上挽着羊肚子毛巾、肩头搭着空毛口袋的农民。长时间饥饿，使那黄瘦发暗的脸上的一双眼睛，在阳光下让人看着害怕。只是他们走路的姿势却不像饥饿的人，也看不出以往那种掩饰不住的乡下人进城的自卑。一个个兴冲冲地仰着头，像是搜索什么，瞅瞅这里，又瞅瞅那里。他们的手中，有的拄着一根棍，有的提着一把镰刀，也有的肩头扛着一把锄头，还有胸前里挂搭着一把开山老的。有一个腰间扎着一根牛皮带子的大个儿农民，手里提着一把尖，刃显然才蘸水磨过，在朝晖里忽闪着白光。他走到一个卖泡儿油糕的摊子旁，眼瞅着油糕在哗哗翻滚的油锅里跳动，便情不自禁地狠劲咽了一口涎水。这时，来了个吃油糕的顾客。当他眼瞅着那个满脸泛着油光的城里人，一口气吃下去五个油糕时，再也忍不住了，便咽下一口口水，讨好地一笑，对卖油糕老汉说：“老人家，能不能给咱赊两个油糕?”那系着海昌蓝腰裙的老汉一听，先瞪起一双精明异常的小眼睛，上下打量他两眼，随后用鼻子嘿嘿一笑说：”没那事，我卖的是热油糕，现吃现过，不赊。”那个被饥饿折磨着的农民并不甘心，突然凑到老汉跟前，手挡在嘴上，很神秘地说：“我们是进城向县政府和安大财东要粮、要钱的。一要下，就清你的油糕钱。”卖油糕的小贩听得，吃了一惊，扭头再看看左右，前街后街，到处是土里土气的农民，便递给那大个儿两个油糕，也不等卖完，便匆匆收了摊子。马文瑞、胡永华和绥师的李光白，为了迎接这次大规模的饥民斗争，忙得彻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分头带人出城，到预定地点迎接各区来的农民一同进城起事。清晨，四区八乡的农民背着预备装粮食的口袋，手持着棍棒或农具，从四面八方不断地拥到绥德城里来。这异乎寻常的阵势，很快引起守城哨兵的注意。敌人觉得征候不对，慌忙把城门关了。霎时间，已经进城的农民有些惊慌。城外的人见状，有人开始有些动摇。这种情况是始料未及的。在这紧急关头，马文瑞当机立断，命令党团员到农民中间鼓动砸城门，硬性进城！“打城门，狗日的们，关了城门，这就把咱穷人最后一条活路也关死了呀！”人群中，有两个挽羊肚子毛巾的大个子年轻农民振臂高喊。文瑞认得出，那是打扮成农民的绥师学生党永亮和吴志渊。“对，把城门砸开！狗日们，无故关城门做甚哩！”白寿康也附和着高喊。“天不下雨，就是这些穿灰狗皮的妨碍来！”白如冰、贺晋年、吴志渊一齐呐喊道。许多农民都围绕在他们的周围附和，愤怒的呼声响成一片。嗵！嗵！人们开始用手中的工具砸着城门。在城南门外，马文瑞看见一个领头的农民，笑着朝自己挥了挥手。他定睛一看，竟是中共南区区委负责人崔田夫。崔田夫头上挽了一条新羊肚子毛巾，肩上背着一条黑毛口袋，威风凛凛地手提着一把明晃晃的老，带领南区的几百农民，浩浩荡荡一路走来。在这样的时候，见到崔田夫，马文瑞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觉得信心倍增，浑身上下顿时充满了力量。他从人群里挤到田夫跟前，低声问：“来了?”“嗯！”“当紧是把城门打开！”“解开了！”崔田夫说着，转回身把手中的头举起来，一声高喊：“走，打城门！”人群就像决了堤的洪水朝城门洞涌去。“打城门！”“打城门！”人群呐喊着，蜂拥上去。镶满铁钉铁条的厚重威严的城门，开始在人们的猛冲下，咯吱咯吱地呻吟起来。这声音如同是一种希望的召唤，人们的劲头儿更大，呼声更高。只听呼啦一声巨响，南城门终于被冲开。愤怒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进城去。驻守城内的敌营长张建南一见这排山倒海的阵势，惊恐万状，立即命令朝天放枪，企图阻止农民进城。然而暴发了的山洪一般的人群哪里遏止得住，那可怜巴巴的枪声，完全被人们的怒吼声淹没了。四面城门很快全被打开，人流立即聚满了街巷。在十字街口会合后，直奔国民党县政府而去。震天撼地的声势，使整个绥德城都在颤抖。“走，找县长！”“走，找县长！”人们高喊着。“县长”，在平头百姓的心目中可就是当地的“阎王爷”，平日农民们躲都来不及，今日却要走上门去找他，这可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情呀！难怪人们那样自豪那样兴奋。 “走，找县长！” “走，找县长！” 人们相互照应着、呼喊着，重复着不晓得哪个人随口喊出的这个简短明了、又使他们最感自豪而扬眉吐气的口号，就像是一群同自己心目中最凶恶的野兽搏斗的勇士，情不自禁地发出既是给自己壮胆、又是互相鼓舞的呐喊。这句口号，是那么浅显明白，又简短有力，像擂响的战鼓，像冲锋的号角，激荡起战斗的声威，鼓舞着每个人的斗志。 人群中，马文瑞和崔田夫并肩走在一起。这一回，说真的，不是他们领着众人前进，而是众人汇成的声浪和人潮推动着他们一道前进。所有的人都很兴奋，兴奋得满脸通红。共产党人在疾风暴雨般的群众斗争中，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也无法抗拒的令人深受鼓舞的力量。厚重的城门和真枪实弹的官兵抵挡不住它，封建剥削和压迫的网罗抵挡不住它。当它一经被发动起来，就什么力量也休想与之抗衡。文瑞觉得自己周身的热血在沸腾，觉得自己同这些浑身散发着土腥味的农民在一起，就变得更加勇敢而坚定起来。他深深体会到，共产党人只有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被锻炼得更加纯洁、坚强。 怒吼声在雕山与二郎山之间回荡着，古老的绥德城在抖颤。城里的有钱人和驻军如临大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周发源，在群众斗争来临时竟害怕起来。他不是怕井岳委的大兵开枪镇压农民，也不是担心马文瑞他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在斗争中暴露身分有被捕的危险，而是害怕失去理智的农民抢他的商店。一听城门方向响枪，他就慌忙带着伙计把店门关闭起来，然后便躲在套间里惊恐不安地吸着水烟。 最惊慌失措的人是反动县长。前次几百农民抬着龙王楼子闯进县大堂，他还惊恐未定，此次又来了几千人，听说个个手中还拿着凶器，这可怎么得了！农民一打城门，他立即慌得六神无主。驻军头目面对造反的农民，也是束手无策。县长赶忙召集城里的财主士绅商议对策。不料财主士绅们，个个吓得变脸失色。大财主安景荣吓得浑身发抖，连话也说不完全，哪里还能拿出什么好主意。这时传来消息说饥民进城后，直奔县府而来。这一群平日最讲体面的家伙，此刻也顾不得面子，吓得翻过县府的后墙，抱头鼠窜。 人群拥进县府。饥民们发现县长跑了，只丢下一个空空荡荡的县衙。人们立即掉转锋芒，冲向城隍庙湾的大财主安景荣家。人们冲进那两旁踞着咧嘴石狮子的阎罗殿一样的黑漆大门。黑压压的人群一下子把方圆数百里有名的安大财主的大宅院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那雕梁画栋的高大建筑，许多农民是见也不曾见过的。那种富贵的威严，使人们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抑。斗争的呼声顿时低落下来。陡然安静下来的院子里，只听得到人们的咳嗽和喘息。突然有一个粗壮而洪亮的声音高喊道：“安景荣出来听话！”崔田夫挥动着手里的老喊了好几遍，也没有人答应。人群再次被激怒了。 “安景荣，出来听老爷爷说话！” 还是没有回音。愤怒的人群一下动起来了。有人破门而入，冲进上窑，冲进厢房，冲进里院，冲进后院，四处找遍，也不见一个人。有人气得连鞋跳上财主家铺着栽毛毡的炕上连滚带跳地日踏。也有人劝说道：“快不要胡来，咱们不要忘了传单上的斗争纪律。”滚跳的人也就收敛了。大灾之年，财主早有防备，人们搜遍了安家，也没有找出多少粮食。这一回，饥民更加激愤。许多人是天不亮就出发了，肚子早饿得前心贴了后背。怎么办呢?马文瑞正要召集人商量对策，突然有人喊道：“你们照见了没，天不下雨，都是那蛋粉厂的黑烟筒给熏得来！”人们一听，立即响应。 “走，打鸡蛋厂，吃蛋粉，走！” 顿时，聚在安家宅院里外的人群，开始向外涌动。这场斗争的发展，不断地出现始料未及的情况。马文瑞寻思着，事先没派人把县长和安景荣监视起来，看来是个失误。眼下群众又自发着要去打鸡蛋厂，其势既起，也不好阻拦，只能因势利导了。他这么想着，早被人群推动着，朝鸡蛋厂的方向移动。 这家蛋粉加工厂，是一个山西资本家开的。以很低的价格把四乡农民的鸡蛋收来，加工成蛋粉，再高价卖到天津，作为工业原料和食品添加料。厂里有百八十个手工工人，其中有许多童工，劳动强度很大，工资低得可怜。蛋厂的高烟筒整天浓烟滚滚，搞得城里一年四季乌烟瘴气。 人群涌动着，增加了不少绥德城的市民。有人说：“鸡蛋厂敬的是‘火神’，他们的大烟筒熏得天不下雨！” 饥民们听信了这话。加之县长跑了，狗财主也躲了起来，人们便把仇恨集中到资本家开办的这座鸡蛋厂。人们撞开厂门，冲进车间。突然有人高喊：“嘿，这鸡蛋炒面可好吃哩。”饥饿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抓起干蛋粉，拼命往嘴里塞。那个赊油糕吃的大个子农民，双手捧着蛋粉吃得更是起劲。车间里，异样地安静下来，只听见嘿哧嘿哧的声音从人们的嘴里发出来。文瑞看到这种情形，焦急地跳上一台机器，高声喊道：“蛋粉不敢多吃，操心吃出毛病来！可以装些回家涮糊糊喝。”多数人听了他的话，开始改往口袋里装蛋粉。 饥民们出了鸡蛋粉厂，斗志仍很旺盛，又返回县政府闹哄着不散。 绥德守备营长张建南，眼巴巴瞅着四五千农民打开城门冲进来闹事，却毫无办法。他还从未见过这么勇不可挡的阵势。见农民打了鸡蛋厂还不散伙，他便偷偷派人同躲在城外的县长商量对策。县长一听农民闹哄了一天还不罢休，只好让步，答应拿出笔钱发给进城的饥民。条件是，拿了钱，必须马上回家。马文瑞等人得知这个消息，知道这是敌人的安抚手段，目的并不是为了救济灾民。这不利于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马文瑞立即把各区负责人召集起来在南关二郎山开会商议对策。 情况紧急，马文瑞开门见山说：“咱们斗争经验不足，让县长和安景荣溜了。四五千人大闹绥德城，冲了县衙大堂，抄了安大财主的家，打了鸡蛋厂，大家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绥师团委书记李光白说：“按照咱们预先计划，要把农民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把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政府……” 崔田夫听得躁了，说：“你说得老美气，饥民们空着肚子，吼喊闹腾了一天，早饿得撑不定了，再这么闹上一夜，敌人不镇压，恐怕各自也要散伙。” “依我看，国民党政府已经答应发放救济款，是不是……”胡永华说到这里，犹豫着停下来，看着每个人的脸。 这时，一直认真听大家发表意见的马文瑞说：“党内文件是要求我们在适当时候把农民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我理解，这‘适当时候’，一要看农民觉悟程度，二要看实际情况是否允许。眼下，灾荒严重，农民的当务之急是要饭吃，求生存，他们的脑子里并不渴望马上推翻反动政府。我们组织的这次斗争，虽然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但处处充满了政治斗争的意味。农民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也使统治者看到了民众的力量，而且逼得他们不得不正视和屈服于这种力量。敌人被迫答应发放救济款，说明我们的斗争已经有了结果。这时候，假若在群众还不觉悟的情况下，硬是要群众空着肚子搞所谓‘政治’斗争，那是不现实的。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失败，反倒会挫伤群众的斗争积极性。” “马文瑞说得有道理，就按他的意见办。”文瑞话刚落点，崔四夫紧接着说。“咱革命就像种庄稼，不要刚下种就想收。只要种上了，耕耘耙耱，锄草追肥，咱慢慢价来嘛。” 崔田夫一席话，缓和了会上的紧张气氛。大家一致赞同马文瑞的意见，决定同意接受县政府发放的灾民救济款。 张建南得到答复，立即派人在城南搭了个台子，通知饥民前去领款。他站在台子上冠冕堂皇讲了一通安抚人心的话，诸如“政府关怀灾民疾苦”云云。然后开始发钱，饥民们不分男女长幼，挨个儿每人一块银元。大约四五千人，数额也就很不少了。 饥民们领了钱，心里很满意。自古都是官府、官兵从老百姓口袋里往外掏钱，哪里见过他们往老百姓手里放钱。经过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果实。饥民们手中握着那一块银元，心里乐滋滋的。他们抬头挺胸走在绥德城的石板街上。其中一个年轻人说：“看来官府也是属核桃的，要砸着吃哩！”另一个上了年纪的说：“可不是，狗眼看人低，不给那巫点厉害，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四乡的农民，在夕照晚霞里扬眉吐气地出了绥德城。他们惊奇地看见城门洞站岗的哨兵，个个低头顺眼，全失了往日那种凶神恶煞的威风。 绥德党团组织发动大规模饥民斗争，像晴空里的一声霹雳，震撼了陕北大地。各地斗争的烈火纷纷燃烧起来。横山数千农民围城抗税；清涧数千农民成群结队进城向县长交农具；延川数千农民冲进县府拒交“皇粮”；安塞数千饥民冲进县府向县长要饭吃；葭县几十村农民分粮吃大户；米脂东区农民组成声势浩大的“要吃会”、“请愿团”……一时间，大革命失败后沉寂下来的陕北，又开始红火起来。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焰，开始对抗着白色恐怖的阴霾。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20章：刘志丹听着马文瑞对局势的分析，有些吃惊地望着眼前这个英俊精干的青年，心想，后生可畏呀 挨至1929年四五月间，共青团陕北特委在米脂县城召开代表会议。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代表特委出席。马文瑞在会上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早些时候，关于刘志丹出生入死搞兵运、拉武装的事迹，马文瑞听到不少。在未曾见面之前，刘志丹在马文瑞的心目中同谢子长一样，是一个很坚定、很能干的革命者。他的想象中，刘志丹一定是个高大粗犷的人，不料一见面，却见他长得身材修长，眉清目秀，言谈举止很有几分念书人的文雅气，见人总是那么和蔼地笑着，讲话的口气也总是那么谦和。“马文瑞同志，”刘志丹异常亲切地这样称呼新结识的这位年轻而富有朝气的下级。“你谈谈绥德的工作情况吧。据白乐亭同志讲，你们那里的斗争环境很复杂。”一天晚饭后，他们在米脂城外的田野上散步时，刘志丹说。当马文瑞开始说着话时，刘志丹那双聪慧黑亮的大眼睛一直专注地看着他。那神情，使对方不停地从中得到一种赞赏和心领神会的鼓舞。这目光，使你很容易把要讲的话题谈得更加坦率、更加深入透彻。在马文瑞最初的印象中，刘志丹像一切精明而理智的领导者，他的开阔的胸襟和随和的秉性，使他娴熟地掌握着倾听别人发言的艺术。那天，他听着马文瑞夹叙夹议地谈论着绥德这一重要地区的斗争形势和党团组织的现状及问题，嘴里也不时地附和一两句。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会意地点一点头。偶尔他也会打断对方的发言，带着某种情不自禁的情绪反问一句。譬如当马文瑞谈到县委书记周发源“不务正业，财迷心窍，一心只顾做生意赚钱，对民众的疾苦麻木不仁”时，刘志丹突然很生气地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干?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一个县的工作?”初次交谈，马文瑞从他简短的话语中，感觉刘志丹是一个党性原则很强的人，就像白乐亭同志一样，属于一心一意干革命的人。这鼓舞着马文瑞把胸中郁积了几个月的疑虑、委屈和痛苦一下子全讲出来了。最后马文瑞说：“……现在的斗争形势，看起来兵荒马乱，其实对我们很有利。自从冯玉祥到陕西后，陕北政权实际上被国民党省政府把持。井岳秀自从失去了统治陕北的大权，尤其是丧失了财权，对冯玉祥恨得咬牙切齿。今年蒋冯战争突起，井岳秀即暗中与黄河对岸的阎锡山勾结，想借助阎锡山的势力，夺回陕北的统治权。然而，形势发展的结果，使井岳秀的美梦成空。眼下是阎冯又勾结，井岳秀则被晾在一边。井岳秀这个小军阀现在正进退维谷，前途渺茫，哪里还有精力对付我们。借此机会，发动饥民斗争，以推动农民运动，可是天赐良机呀。”刘志丹听着马文瑞对局势的中肯分析，渐渐显出有些吃惊地望着眼前这个英俊精干的青年，心想，后生可畏呀！便说：“你的分析很有道理。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同敌人展开斗争。”他们正谈得起劲儿，忽听背后不远处有人喊道：“噢！原来在这里呢。我说嘛，一吃饭就四处找不到人了。”两人转回头，见是白乐亭，都很高兴地站下来等他。乐亭迈着大步赶上来，三个人说着话，慢慢地沿着河边朝上游走着。由于天旱，河水干涸了。河床上淤积的泥沙龟裂着，脚踩在上面咯嘣嘣响着直冒尘烟。火焦的夕阳，把他们三人的影子照扯得老长老长。眼瞅着一派旱象，三人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西边天际的云霞连同暮霭之上的远山都被阳光渲染得一片血红。这种景象，陕北当地称之为“韶”。农谚云：早韶不出门，晚韶晒死人！明天显然又是一个日头苦焦的日子。不远处，有一些农民在河畔的井泉边排着长队等着汲水。他们走到井边，见担水的人，都是一些青壮年。有的面黄肌瘦，有的脸上已经浮肿，双眼只留下两条缝儿。再看泉水，已近干涸。只在井窖的底儿上，泛出水瓢大小的一窝浑水。汲水的人下到窖底，一瓢一瓢地淘。泥水淘干了，便装一袋烟，用火镰就着绒燃儿打着了，慢慢地吸着等。其他的人，便在井边把水桶扁担挨个儿排放着，懒洋洋地蹴在井窖边，仰卧在河畔枯黄了的苦艾、白草上，或是茫然地垂手立在那里唉声叹气。走来几个生人，大伙也懒得抬起眼皮看一眼。这些饥渴交加的农民，他们的生命已经达到了悲苦的极限。眼下，除了可以用来解渴充饥的东西，再也没有什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了。“老乡们，你们窑里还有吃的吗?”刘志丹很真诚地问大伙。别人都不言声，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说：“唉，有甚哩，我窑里断顿三天啦。黍壳壳都吃光了，再往后，只有死路一条。”“你们村里有地主老财吗?”刘志丹这回把腰深深地弯下去，恭敬地问这个已经苦不堪言的农民。“有哩，怎没有。”“财主手里有粮食吗?”“多得很哩，怕十年也吃不完。”“你们为什么不向财主要粮吃?”“人家不给嘛，财主还管咱穷人的死活！”刘志丹一听火了：“不给，你们就动手各自挖粮！”先前那个农民说：“不行呀，人家有家丁护院，井大人的兵马也常到人家窑里吃喝哩。”白乐亭生气地说：“只要大家心齐，人多势众，就不怕他财主不害怕。”返回的时候，刘志丹语气沉重地说：“马文瑞同志提出组织饥民斗争的建议，我看是完全正确的。他周发源不支持，我们支持！”“对，你回去就大胆干吧，”白乐亭激动地说，“我在米脂这面配合你们。”刘志丹说：”对，各地同时都搞起来，敌人就会手忙脚乱，顾不了头尾，斗争就容易取得胜利。”初步接触，马文瑞感到刘志丹分析问题客观，评价、判断事物很有分寸，让人觉得是一位成熟老练而又很有修养的领导者。从见到刘志丹那一刻，马文瑞脑子里就不止一次地想，同样都是共产党员，又同是黄埔军校毕业，为什么杨国栋与刘志丹会如此不同呢?他进而想到，如果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多一些像刘志丹这样的同志，革命也许会变得容易一些，革命征途上的曲折，也许会少一些。会后，马文瑞回到绥德，立即向胡永华、冯启明、李树春以及绥师团委书记李光白等转达了刘志丹、白乐亭的意见，商量制定行动方案。胡永华是个农民同志，他听了刘志丹和白乐亭的意见，和马文瑞关于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灾民进城向县政府和城里的大财主要救济粮款的建议，首先拍大腿赞同。一位同志因留马文瑞和李文芳在校过夜，被反动校长柳砚琛开除，他愤恨地说：“听说柳砚琛家富得流油哩，我看先把那老狗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穷人！”大伙一听都笑了。马文瑞说：“这次斗争，矛头一定要集中。一个是县政府，一个是大财主安景荣。目标太多，容易分散力量。”大家都点头同意。他又说：“我们组织这次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使表面看来完全是饥民自发的斗争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运动。”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李光白迫不及待地问。 马文瑞说：“你们绥师到时候把党团员学生化装成农民，在饥民中间鼓动，做工作。” 当下决定，以中共绥德县委和共青团绥德县委的名义，向全县东西南北中各区党团组织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各区按照指定日期派党团员干部带领农民进城起事。同时，编写印制大量的传单，一并以“鸡毛传笺”的办法，迅速传到各区各村。 这一决定，深得民心，各区各村立即行动起来。人们整夜地开会串联，一场本县空前的大斗争，在穷人住的烂窑洞土炕上，在无人知晓的山沟圪里秘密酝酿着。饥民们焦黑枯瘦的脸上透着兴奋的神色，人们盼望着起事那一天的到来。许多人胸中的一口恶气憋了几十年、几辈子，这回要吐出来了。他们中间有的人父母兄长已经冻饿而死，他们自己和他们妻子儿女的三尺肠子，已经饿得剩下不到两寸半，眼看快要完了，眼看就要山穷水尽。感谢共产党替民做主，带领咱们向县政府衙门、向安大财主要粮要钱！这是天神开眼救生民呀！人们兴奋地攥着被锄把、头、犁柄、连枷把子磨得满掌心都是厚死肉的拳头，重重地砸在炕桌桌上，震得豆油灯花花也跳蹿起来了。 “要那巫的，不要怕慆哩些！” “反正是死路一条，咱人老几辈都是顺民，顶甚哩！成天求神拜佛，也没见老天爷开恩给穷人降福！” 中共绥德县北区区委书记马明方接到通知，立即召集各村党团负责人开会布置。这个众人眼里文文雅雅的四十里铺小学校的教书先生，结交了许多不识字的农民朋友，这个浓眉大眼一表人才的马先生，他在北区农民的眼里，是个很有能耐的人。他说出话来，他们听得很入耳；他讲出的平平易的道理，总叫人心服口服。穷人给财主家揽工打短，土豪劣绅放“驴打滚”高利贷，他说那就叫“封建剥削”；妇女缠脚、包办婚姻，官府吊打穷人，他说那就叫“封建压迫”。“那咱穷人怎样才能过上好光景?”最好的办法，他说只有把天底下的穷人拧成一股绳，起来反抗“剥削”、“压迫”和“反抗”，这几个农民从前根本没听说过的新名词，像几颗火星子，落到干柴垛上，立马就燃起了火苗苗。这次接到的“通知”就像是一声报春的雷。几天之内，光北区几十个村庄，就动员了几百农民。人们摩拳擦掌，情愿舍出身家性命，冒犯官府王法，进城“造反”。 就这样，在那饿殍遍野的饥荒年月里，一股强大而正义的力量，引导着那运行在山野沟壑间的地火，旋转扭结起来，终于连成一片，熊熊燃烧起来，只等那一声召唤，便要冲破地壳，爆发出来，燃成燎原之势。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9章：马文瑞觉得，组织饥民开展大规模斗争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尽快行动，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共青团绥德县委机关，秘密驻设在城外十里铺小学校里。马文瑞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后，回到十里铺，立即召集会议，向团县委委员和各区团的负责人传达会议精神。他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工作口号：一是打倒帝国主义，赶侵略者出中国；二是打倒军阀(指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老军阀和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新军阀)；三是打倒贪官污吏(指地方反动政府的官僚们)；四是打倒土豪劣绅(主要指农村中的地主、恶棍)。要求各地依照这四个口号来秘密开展工作，引导群众斗争。这些大革命高潮来临时曾经高呼过的口号，今天重新提出，意义却是大不相同了，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几句空泛的革命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纲领。 那些日子里，文瑞很兴奋，他感到党的六大解决了许多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包括那次在铁茄坪同崔田民讨论过的问题。他坚信有党的六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指引，革命事业必定会健康发展，取得胜利。他为自己能遇上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年代而备感庆幸，对今后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当时，绥师已经复课。团县委其他两位同志，组织委员周自岐的公开身分是绥师学生；宣传委员李树春毕业于绥德高小，先留校教书，大革命时期曾赴西安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同杨明轩、习仲勋一道坐过牢。他们两个同马文瑞年龄相当，但对团县委书记打心眼里尊重。文瑞平时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谨言慎行和周密稳健，令人信服。加之他表里如一的谦虚态度和一贯尊重他人意见的民主作风，使团县委真正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团县委机关虽设在十里铺，他们也经常进绥德城活动。在敌人警备森严的绥德城里，白天大家分头出去工作，晚上时常在南关一户姓李的小商贩家里开碰头会，文瑞有时就住在这户人家。眼睛有残疾的李老汉，在绥德高小当校役。李老汉的儿子和儿媳，是老实巴交的小本买卖人。遇上大灾荒年，没什么好卖的，就每天早起蒸几笼馍馍到街市上叫卖。他两口并不在党，也不过问政治，只是好客，是一位同志的远门亲戚。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家实际上成了党团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这一对夫妇，像许多同情革命的群众一样，时间一长，也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但都假装不明白，端茶递水，照门望风，默默地掩护着住在他们家里的“客人”。几十年后，马文瑞还时常怀念这两位对革命有过实际贡献的群众。他们为革命做过好事，却并不认为自己有功。马文瑞认为像李家夫妇这样的无名英雄，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有时候，开完碰头会时间太晚，他们就一同挤在李老汉家客房的炕上休息。大家和衣躺下来时，总有一种兴奋得睡不着的感觉。年轻人在一起，常常有许多令人发笑的话要说。每当大家说着那些与“女人”有关的笑话时，马文瑞就显得格格不入。他在黑暗中默默地躺着，不说话，也不笑，好像局外人一样，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这种情绪，往往影响到另外两个人，屋里有时会陷入沉默。打破这种沉默的人，却是马文瑞。他突然说：“咱们有幸遇上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应该珍惜它，努力开创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业绩。”讲着这句话时，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激情。让人觉得，他丝毫也不是以党的县委常委和团县委书记的身分居高临下地教导别人，而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很深沉、很有分量的告诫自己的箴言。“咱们都是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经受了白色恐怖考验的，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吓倒咱们。”他的两个助手，很喜欢听平时不苟言笑的他偶然讲出的这样的话来，就像一块露出海面的礁石，下面淹没着的是思想的山峰。在两个助手眼里，马文瑞就是这样一个很有城府的人。从外表看，他更像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者，因为他的身上很少有“学生派”的孤傲清高和锋芒外露。相处一久，人们又发现他是一个很喜欢读书和思考问题的人，这又是一些文化较低的工农同志往往不具备的。读书和思考不断地开阔着他的视野，而开阔的政治视野，使他时常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眼前的事物和手边的工作，往往是整个时局的发展变化。有时候，年轻的同志们在一起发生了意见分歧，辩得面红耳赤时，马文瑞却不说话，只是认真地听。辩论的双方，都希望他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自己，但他却从来不这样做，往往要等到事后，等到激烈的争论风平浪静之后，这才经过深思熟虑，令人信服地评说是非，讲出自己的看法和结论。在人们印象中，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人，而是比较讲究方法和策略。也许正因为这些个性特征，才使得他从一开始担任领导工作，就能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团结和睦的气氛。年轻的共青团县委书记逐渐在大家心目中树立了威信。中共绥德县委书记白乐亭认为他是一个很得力的助手。连续两年的大旱，终于酿成了陕西历史上的大灾荒、大饥馑，1929年(民国18年)春季，素以粮仓著称的陕西关中地区，开始饿死人了，陕北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穷人吃光了树叶草根，啃光了树皮，青黄不接的春二三月，光秃秃的山野里，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了。体弱的老人和孩子首先开始水肿，随即便倒地死去。开始，人们还在就近的山坡上挖坑掩埋饿死者的尸体。到后来，死的人太多，死尸便到处曝横着，成了饿狼和野狗的食物。卖儿卖女成风。不断地有人吃人的传闻，人们听了已经不觉得那么可怕。尚还存有一口气儿的，便开始逃荒。绥德一带的老百姓，有的朝东边逃，挣扎着想过黄河到山西去。有的往西走西口，想逃到宁夏去。于是在黄土飞扬的官道上，整天都能看到川流不息的难民。许多人走着走着，一头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后面走过来的，嫌他(或她)横在道中误事，便合力把死人拖到路边去。沿途随处都能见到死人，惨不忍睹。 这天，马文瑞到义合镇去巡视工作。路遇一家人，男的骨瘦如柴，光脑袋，眼球深陷进眼眶子里，远远看着像一副骷髅。他咬牙挑着两只筐子，一头是口锅，另一头是两个面黄肌瘦的娃娃。婆姨拄根棍子跟在后面，蓬头垢面，奄奄一息。见他们走来，马文瑞闪到路边，眼看着这一家人慢慢踩着黄尘随着逃难的人群朝前挨去，心想，这一家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身为共产党人，眼看着民众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马文瑞心急如焚。他心想，陕北虽遇大旱，但并不是没有粮食，大量的粮食在地主的粮仓里存着，如绥德的安景荣、柳砚琛、王文卿，榆林的高宗山、王汉屏、李正斋，米脂杨家沟的马家，还有各县的中小地主，手里都有粮食。这些家伙，每一户存粮都在几十石或百石以上，哪一户的存粮也够一个村子的穷人吃一年。这些黑心狼，在灾荒年月，他们不但不发放一粒粮食赈济饥民，反而利用灾荒，想出许多办法趁火打劫，发家暴富。那些大地主往往借名“筹赈”以自肥。中小地主则乘机贵卖粮食，贱买土地，跃上大地主的阶层。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文瑞觉得，组织饥民开展大规模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尽快行动起来，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把饥民心中的反抗烈火点燃起来，同地主和官僚斗争。 此前不久，中共绥德县委改组，这给马文瑞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考验。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原县委书记白乐亭调米脂县工作，宣传委员赵通儒调清涧县工作，绥德县委由周发源接任县委书记。冯启明、胡永华分别为组织、宣传委员，马文瑞继续担任县委常委兼团县委书记。 马文瑞找周发源汇报情况，建议县委尽快组织饥民斗争。周发源听后，慢慢地喝了一口茶水，打着官腔说：“此举事关重大，得向特委请示，要慎重对待。”火烧眉毛的事情，便这样搁下来了。 周发源这个人，与白乐亭相比，文化程度、领导水平和党性原则都大大不及。他出身商人家庭，虽念了些书，又在大革命时期入了党，但他的人生观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的头脑里装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但灵魂仍然还被金钱利欲迷惑着。他担任县委书记后，首先向组织提议以个人名义在绥德城里开办一家商店，说是便于掩护身分，开展秘密工作。为办这个商店，不少党团员捐了款。商店办起来，周发源摇身一变，穿起金团花的长袍马褂，戴着银丝眼镜，成了阔气体面的字号大掌柜。他整天点头哈腰，拱手作揖，肥吃海喝，忙于生意应酬，县委的工作反倒丢在一边顾不得过问了。这个周发源，开始由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浑身散发着铜臭气味的买卖人。 马文瑞和县委的几名委员，起初都还以为他是为了工作在“演戏”。过了一些日子，才看出他对工作不闻不问，只是一个心眼儿做生意赚钱。马文瑞自从向县委提出组织饥民斗争的建议，立等周发源请示特委后召集会议研究部署。他认为，此举完全符合党的六大精神，也是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特委没有任何理由不采纳。但等来等去，总没有下文。他坐卧不安地等了几天，实在耐不住，就又去催问，才知周发源到山西太原做生意去了。一贯很尊重上级领导的马文瑞，对这个毫不关心民众疾苦的周发源很不满意。胡永华、冯启明两位，对县委书记的做法也很不满。他俩一见马文瑞，就发泄开不满情绪来。“出来进去找他的，尽是些生意买卖人。他除了和这些人打交道，就是隔三见五跑太原进洋货，哪有时间搞工作。”胡永华话刚落地，冯启明也说：“他这人，哪里像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完全是商人嘛。”马文瑞望着他俩，没有说什么，心想对县委书记有意见，最好找他当面谈，或在党内会议上提出来，便说：“我去找他谈谈。” 于是，马文瑞再次去找周发源。这回还好，他刚由太原跑生意回来，满脸得意之色，显然是又赚了一笔大钱。两人来到柜台后面的套间屋里，这原本是预备党内接头或临时召开会议的地方，眼下实际上完全成了周老板和各地商客洽谈生意的场所。马文瑞进去后，见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坐在太师椅上慢条斯理地抽着水烟，见马文瑞进来，只是略微点了点头。周发源说：“黄掌柜，对不起了，你先上街里串一阵子，我们谈桩买卖。”那个黄掌柜不大乐意地答应着出去了。马文瑞本来一路上告诫自己要心平气和地谈，一见他竟然把一个商人也招揽到套间住下了，一下子来了火，便问：“这个人是谁?”“一位生意场上的朋友，山西太原城里的有钱主儿。”马文瑞一听更来了火气，毫不留情地说：“周发源同志，咱们是闹革命哩，不是做生意的！”周发源听得，有些吃惊，眼睛透过银丝眼镜的上沿，打量着面前这个年轻人。他简直不相信这样严厉的话竟是这个平时性情温和的下级说出来的。窘迫之中，周发源恼羞成怒，强词夺理地说：“你说我不是闹革命，我难道是反革命吗?” 马文瑞针锋相对地说：“我看你这是不务正业，利令智昏！”周发源一听急了：“你这是拿大帽子压人！谁不务正业来?谁不务正业来?” 他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完全是一副商人的神气。 马文瑞说：“组织饥民斗争的事，你向特委请示过吗?！特委是怎么答复的?！你为什么迟迟不召集会议研究部署?！”马文瑞越说越气愤，一句连一句地质问，呛得周发源哑口无言。“你整天忙着做生意，三天两头跑山西进货。你身为县委书记，不下去巡视工作，不召集会议听取汇报，不布置检查工作，这难道还不是不务正业吗?”周发源听得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只得支吾着说：“你……你……你眼里还有没有组织领导?我问你，是你领导我，还是我领导你?！” 马文瑞一看，他毫无接受意见的诚意，便说：“我提的意见对不对，仅供领导参考。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尽快考虑一下组织开展饥民斗争的建议。”说完便退了出来。走到路上，才感到自己的两只手心冰凉。 那天夜里，马文瑞躺在李家客房的炕上，久久难以入睡。他很痛苦，为自己遇上这样一位不负责任又不讲道理的领导而深感痛苦，更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饥民焦虑不安。他的眼前不断地浮现着黄尘飞扬的官道上那逃难的人群，那个皮包骨头的骷髅般的男人和面黄肌瘦的奄奄一息的婆姨、娃娃……他再也躺不住了，连夜找到胡永华商量对策。胡永华也认为这样等待下去不行。马文瑞说：“粮食有的是，都在地主的仓窑里。我们不能等周发源‘请示’、‘研究’了，这么等下去，穷人都饿死完了！我们干脆先动手组织饥民‘吃大户’，‘要义仓粮’，开展小范围的斗争。”胡永华当即表示同意。 此后，他们就分头下去，同当地党团组织一道组织发动小范围的饥民斗争。绥德城周围饿卧路旁的饥民成群结伙到城里的地主王文卿家去要吃，结果地主“开恩”，给每人打发一个糜子窝窝，饥民便感激得痛哭流涕。南区铁茄坪党团支部领导六十二村群众，开展了要义仓的斗争，每户只给半升黑豆了结。随后他们又鼓动城郊农民利用祈雨，抬着龙王楼子拥进县衙，迫使县长答应开仓济灾。经过一番努力，马文瑞看出，这些小打小闹的办法，非但解决不了广大饥民的根本困难，还给地主老财和贪官污吏造成一个伪装慈悲蒙骗群众的机会。他觉得这种“吃大户”，“要义仓粮”的斗争方式还太原始，对地主阶级和统治者形不成打击，也无助于民众阶级觉悟的觉醒。于是他又和胡永华、冯启明二位商量，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饥民斗争。斗争的矛头，不仅要对准恶霸地主，还要对准国民党反动政府，要公开提出向政府索要救济粮、救济款的口号。县委书记周发源不积极行动，他们就打算以党县委和团县委的名义，联合行动。当时，绥德四师学生中仍有许多党团员，可作为这次斗争的一个重要力量。马文瑞便进到绥师秘密串联。绥师校长是本城有名的大地主柳砚琛。正巧，这家伙的独生儿子暴死，他整天闷闷不乐，很少到学校来，门卫就有些松懈。文瑞常常乘着天黑溜进学校开展工作。他很快同李光白、白树勋、白寿康、党永亮、吴居第、徐步岳等党团员取得联系。恰在这时，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李文芳也来绥德帮助工作。由于许多活动要在晚上开展，他俩索性都住在学生宿舍，挤在周自岐、徐步岳的床上过夜。活动了几天，引起了反动学生的注意。有个走狗把情况报告了反动校长。这天晚上，他们正在一孔宿舍窑里召集团员开会，放风的同学突然跑进门说：“快，反动校长来了！”他俩出门一看，见柳砚琛带领一帮人提着马灯直奔学生宿舍来了。情况很紧急，怎么办呢?好在学校的厨师同情革命，平时与马文瑞有过接触。他便带着李文芳急忙躲进不远处的灶房里。不料人家又寻迹追到灶房。柳砚琛说话结巴，一见他俩，更是气急败坏，厉声喝道：“你……你……你们是干啥的?”李文芳有些慌，回头看了一眼马文瑞。马文瑞不慌不忙地舀起一瓢凉水喝着，喝完放下舀勺才说：”我们是三民二中的学生，来绥师准备插班考试，正温习功课哩。”反动校长半信半疑地瞪着一对三楞子眼，瞅瞅马文瑞，又瞅瞅李文芳，问道：“你……也是温课的?” “嗯，也是。” “这个……这个……我这里没有你们这些学生，谁叫你们在这里捣乱！快……快走！” 两人一听，赶忙就走，出了校门，一看后边没人，拔腿便跑，一口气儿跑到南关李家的蒸馍铺子里。特委书记杨国栋正好也在，两人报告了情况。杨国栋也觉得情况复杂，便商定先到十里铺躲一躲。三人随即出了绥德城。杨国栋本不愿离开绥德城，但迫于情况吃紧只得闷着头走路。走到五里店时，杨国栋突然心血来潮，由腰间掏出手枪，要打枪玩耍。马文瑞急忙制止道：“不能开枪，说不定敌人正满城搜捕我们哩。”杨国栋才把枪收了起来。马文瑞心想，这种人怎么能担任特委书记呢?三人住在十里铺一户群众家里。文瑞将组织饥民开展斗争的设想向杨国栋汇报了。杨国栋不很感兴趣，也没有制止。斗争的准备工作，仍在积极地进行着。 不久，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撤销杨国栋的特委书记职务，选举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并让他暂代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8章：白乐亭说：“文瑞，这是陕北特委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委会，各地代表都要来，一定不能出差错” 春、夏、秋三季又没有落雨。1928年的冬季在酷旱中来临。干燥的寒流由遥远的西伯利亚进入毛乌素大漠，然后漫卷着尘沙，无情地袭裹了丘陵起伏的陕北高原。连年大旱的山川越发枯黄憔悴。一道道几乎干涸的河流，在严寒中变得僵瘦。四野看不到一点儿生机，酷旱和严冬似乎杀死了一切，原野上所有的活物仿佛已经消失。其实，在这一派萧条里，依然潜伏着生命。正如农民的心中永远怀着春天的希望一样，草叶枯萎了，草根还活着；柳叶飘落了，柳枝的包皮下照样涌动着绿色汁液；河流冻结了，坚冰下面照例流动着活水。 在这样的日子里，那些穿着破衣烂衫面有饥色的贫苦农民，大都蜷伏在自己的土窑热炕上，凭借肠胃中有限的一点糠菜糊糊，哼着酸曲，说着古朝，拉谈最多的却是饥民造反和共产党“闹红”的故事。“秋里庄稼又没收，苛捐杂税还跟蝗虫一样凶。绥德四十里铺方圆几十里内的上千农民，拥进顾家杂税局抗税，人们砸了招牌，赶跑了爪牙，杂税局被迫废除了。”“嘿，安塞洛河川闹腾得更凶。几千人提上锅，成群结队前往县政府抗粮抗捐。闹腾了半个月，人还拥着不退。县长没办法，减免了粮款捐税。那阵势可危险哩！”“十月里，榆林、镇川五六百饥民，到财主家分粮‘吃大户’，那可解馋哩！” 干旱、洪涝、冰雹、严寒、兵荒、匪劫、酷吏、苛政，一切的祸乱与灾荒反复磨难着的千疮百孔的土地，一代代在天灾人祸中挣扎着繁衍生息的苦难的人民，在无数次的斗争失败之后，再一次为摆脱苦难的命运而奋起抗争。 隆冬的日子里，马文瑞和他的同志们，整天奔走于山间小路上，走村串户，拥挤在那些穿烂袄子、挽羊肚子毛巾的贫雇农中间，传播着各县饥民斗争的消息，秘密策划着新的、更大的斗争。 元旦过后，马文瑞回到县委所在的李银家沟，向白乐亭汇报工作。乐亭正在伏案疾书，那是在起草“土地革命”宣传提纲，一抬头看见文瑞，便停下来和他交谈……文瑞谈了各区党团组织的现状，谈了各区的灾情和农民的情绪。白乐亭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往小本子上记着。他说，这些第一手的调查材料很重要，对于制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针很有帮助。 快过春节了，马文瑞仍然带领团县委的几个同志坚持在各区开展工作。这天，家里捎来话说，祖父病得厉害，怕是抗不过年关，想见他一面。马文瑞急忙赶回马家阳湾。刚看过祖父，就见张家岔柳家小店的柳老二(党的地下交通员)进沟来说：“我们店里来了个人，说是你的朋友，想见你。”马文瑞明白是怎么回事，当下告别了重病卧炕的祖父和愁苦不安的兄嫂，随柳老二来到柳家客店。进门一看，炕上坐着一圈人拉话，除了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外，还有一个满口葭县话的人，约有30多岁，五短身材，戴副近视眼镜，过去从未见过。那人见了他，却好像早就相识一样，问：“你就是马文瑞吧，想不到还这么年轻。”文瑞正纳闷，白乐亭说：“文瑞，你大概还不认识，这就是省委书记杜衡。” 马文瑞上前一步同杜衡握了握手。杜衡胖胖的脸上，显出很热情的样子，用葭县话说：“马文瑞同志，听说特委的那些重要文件，是你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转移出来的，这可是你的一大功劳。那些文件，比我杜衡本人当紧得多，要是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话说得让人听得出是在故意夸张，弄得马文瑞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上炕坐，上炕坐。”杜衡说着，转移了话题，又跟大家高谈阔论起别的问题来。 第一次见面，马文瑞觉得这个杜衡说话有点过于卖弄才情，给人有些华而不实的印象。但是，当这个念头在头脑中一闪，他便警觉地告诫自己，不能私下毫无根据地对一个党的领导者产生不好的看法。于是他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表现出认真他谈话的样子，尽量从内心深处表现出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尊重。杨国栋明显表现出对杜衡推崇备至，不断地为他的“精彩议论”拍手叫好。冯文江与白乐亭两人一直很少插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由嘴角儿浮现出一丝笑意。杜衡东拉西扯地谈得正起劲儿，白乐亭对杨国栋说：“文瑞来了，是不是先把筹备会的事说一下?”杨国栋不以为然地说：“筹备特委扩大会，这事简单，敲锣卖糖，各管一行(项)。我负责全盘，文江负责文件材料，你负责安全保卫，联络接待事宜，按咱商定的，由马文瑞负责。” 马文瑞听了，才知道要自己来的目的：召开特委扩大会，要自己负责联络接待。马文瑞心里很高兴，心想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一定要努力完成任务。 他正暗自思忖，却听白乐亭小声而亲切地对自己说：“文瑞，这次会议是咱陕北特委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委扩大会，各地的代表都要来，联络接待任务很重要，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下来和柳家兄弟商量一下，先把住的地方安排好，千万要注意保密。” 马文瑞很认真地点了点头。1929年1月的一天。绥德西川大理河畔张家岔。这个小山村同以往一样的安静。冬日的阳光照耀在村子里。鸡在土坡粪堆上觅食，狗在柴垛上卧着打盹，阳圪里照例坐着几个翻起裤腰捉虱子的光棍老汉，做碾磨的婆姨女子们围着腰裙簸着簸箕，沟湾河坝上，几个猴娃娃在冰滩上打滑擦，不停地传来欢乐的嬉笑声。这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像以往的每一天一样运转着，老百姓不知道村里会有什么异样的事情发生。白日一天无事。到了后晌，太阳背过去了，河沟里漫起了寒气。阳圪里的老汉们系好裤腰带站起来准备回家时，却见沟岔那边急急忙忙走进来几个人。说是行路人?也不背铺盖卷卷。人们解不开来些什么人。眼看那些人被引进了柳家客店的石板房里，随后又进来几个。老人们正疑惑，柴垛上的狗发现了生人，警觉地站起来叫了两声。柳老二便高声斥责道：“死狗，来几个歇店的客人，你叫唤甚哩！”狗便不再叫，老汉们也就知趣地回家去了。 “歇店的”人中，有一位个头不高却格外精干的人，他留着念书人的偏分头，背着个挎包，走到沟岔上，马文瑞才认出是刘澜涛。老同学久别重逢，却又不好拉话，只是用眼睛相互瞅瞅，会心地点头笑笑，就算行过了见面礼。马文瑞知道，“米脂学潮”后，刘澜涛被派往三边，担任团工委书记。半年多不见，塞上的风沙吹黑了他的脸，使他显得更加沉稳成熟。两人见了面亲热地拉着手，虽没说话，文瑞由他的眼神中看出，刘澜涛仍然还是那么富有活力，浑身上下充满了青年人的激情。 当天晚上，就在柳家客店的石板平房中，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了。柳二刚给油灯添过油，长长的新棉捻儿燃烧着，金色的光焰照着每一个人的脸，像映着一尊尊铜铸的塑像。会场上没有会标，也没有张贴红绿标语，只是在一盘大炕上，放了一只小炕桌。桌上蹲着盏马灯。杜衡、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等人坐在桌旁，其余的人都围坐在炕上。许多人都是远道跋涉而来，虽是风尘仆仆，但精神格外饱满。会场上的气氛庄严而肃穆。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几十年后，这个小村子因为召开过这次会议而被载入史册。 会前有一段小插曲，特别值得一提。掌灯时分，各地的代表陆续到齐了。负责联络接待的马文瑞挨个清点着参加会议的人：杜衡、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赵通儒、刘澜涛、常立德，有米脂代表窦增荣、绥德代表周发源、延安代表李馥华、安定代表孙兰馥，就缺谢子长还没到。大家只好坐下来等。负责接待联络的马文瑞很着急，他担心发生什么意外。他和柳老二在院子照了一阵儿，没有。又走到沟岔上去迎接。等了好一阵儿，黑暗中才见河对岸隐隐约约走过来一个人。他欣喜地迎到河畔去接。那人急匆匆走过冰滩时，嗵地摔了一跤，爬起来拍了拍衣服自言自语说：“日他娘，心急偏偏遇冰滩！”马文瑞一听，满口安定口音，心想一定是谢子长，便急忙上前。见那人敏捷精干，头上戴顶毡帽，穿着长棉袍子，肩上背个褡裢，一副商人打扮，便问：“走路的歇店不?”“是柳家客店吗?”马文瑞一听，知道来人就是谢子长，赶忙上前握住他的手，说：“是老谢吗?”“就是。”“路上不好走吧?”谢子长也很激动，一边随马文瑞疾走，一边小声说：“我路生，白日又不敢走。擦黑出了吴家岔，先寻到冯家渠冯文江家里，才又转到这里来的。”两人说着话，手牵着手在黑暗中走着。微弱的星光下，面前的小路隐约闪着亮光，像一条绳子，朝村子里延伸过去。黑暗中，马文瑞觉得谢子长很和蔼，说话像农民一样亲切朴实，叫你看不出他是个耍枪杆子的军人。 “同志，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文瑞。” “噢，你就是马文瑞。我听冯文江说过，想不到能在这里见面。” 谢子长闹革命的传说，马文瑞先前已经听说了不少。在他的印象中，谢子长是一条硬汉子，是陕北很有名的了不起的人物。今天见到他，心中格外高兴。两人说着话，匆匆赶往会场。代理特委书记杨国栋正要宣布开会时，马文瑞领着谢子长进了门。平时傲气十足的杨国栋一见谢子长，连鞋也没顾得穿，就跳下炕来，拉着谢子长的手，显出格外尊重亲热的样子，嘴里还说：“安定老乡，可把你老兄等来了。没你老兄，咱们这窑里就显得空巴巴的。”谢子长并不认真理会他的话，却对着众人很抱歉地点一点头说：“实在对不起，我迟到了。” 白乐亭指着自己身边说：“老谢，你来得刚好，坐在我这里吧。”他们是清涧暴动中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生死战友，自然显得格外亲近。谢子长上炕坐下了，见马文瑞还立在地下，忙在身边挪出个空位子，招手把他让到了自己身边。在灯光下面，马文瑞发现这个精瘦干练的人，目光是那样的温暖而亲切，言谈举止间，有一种令人愿意和他亲近的魅力。杜衡对于谢子长的态度，不冷也不热，叫人觉得有些居高临下。 杨国栋宣布开会。首先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 房门紧闭着，屋里充满了老旱烟燃烧的烟雾。不时地有人咳嗽一两声。马文瑞听得很认真。他平时读书看文件，养成了一种好习惯，很快就能把一大段文字的要点抓住，把重点和必须用心记住的东西归纳出来。这种习惯，使他在讲话和写文章时，很自然地形成了简洁明了的风格。此刻，他觉得杜衡的传达报告，长篇大论不说，还有些胡拉被子乱扯毡，让人听了半天也不得要领，人为的加盐加醋太多，反而淹没了重要的内容。但他还是克制自己，认真听下去，因为杜衡所传达的会议精神实在太重要。他从那长篇大论中，记住了这么几点重要的东西：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提出了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进而转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创建红军)；并围绕这些任务，制定了“十大纲领”。马文瑞觉得，六大的路线，很符合陕北目前的斗争实际。接下来，冯文江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他讲得条理很清晰，和杜衡形成了明显对照。他说：“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形势严峻，党的各级组织遭破坏。中共陕北特委建立以来，我们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在省委正确领导下，恢复了陕北各级党团组织，发动工农民众，坚持秘密斗争，巩固了学校阵地，开展了兵运工作。截至目前，陕北特委下辖绥德、米脂、府谷、榆林、清涧、葭县六个县委，安定、延安和延长三个区委，安边、定边、靖边等地也都建立了党团工委，直属特委领导。‘米脂事件’后，特委虽受打击，但组织仍然存在。同志们的工作情绪并不低落，各地党团组织都有较大发展。全区党团员由不足一千，迅速发展到三四千人……” 冯文江的报告内容很实在，大家听得都很认真，每个人脸上都显出兴奋。唯独杜衡和杨国栋在交头接耳地拉话，杨国栋显出很焦急的样子，像是对省委书记反复辩解着什么问题。谢子长拿着一个椿树根削的小烟袋锅，一边慢慢抽着烟，一边很仔细地听着。自己抽完一锅，就再装一锅，很友好地递给身边的一个同志抽。那个同志抽完了又递给别人抽。于是老谢那个小小的、看着很不起眼的烟袋锅，便不停地在人们中间旅行着，把一种同志间的亲切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把一种战友间的关怀和照顾暗示给每一个人。烟锅传到马文瑞跟前，他也不客气，装起烟，点着了抽起来，觉得那旱烟格外香。在特委扩大会上，谢子长的小烟锅，把一种兄弟般的亲切气氛传播到大家心里。 “绥德党团县委的工作尤为出色。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酷的情况下，全县党团组织健全，党团员发展到五六百人，其中工农出身的同志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特委的报告中，肯定了绥德党团工作，马文瑞心里很高兴。几个月来的工作证明，自己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 “这一时期的工作，我们党的活动虽然由公开转入地下，但同志们工作热情并没有降低，敌人逼迫我们找到了一种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在农村中，在农民群众中，在那个敌人的封锁和统治无法实现的自由广阔的天地里，我们共产党人，找到了用武之地。今后，我们将依照党的六大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进一步深入民众，争取民众，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等待时机进行苏维埃运动，以更加积极努力的工作，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冯文江用一段很有激情的话，结束了报告。他的声音不高，但格外铿锵有力。那些富有激情的言词，鼓舞着每一个同志。 会议还要求分派党团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必要的准备。这一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参加过清涧起义和渭华暴动的谢子长，针对这一条发表了意见。 会议讨论时，大家对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不遵守纪律，生活腐化，粗暴武断以及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等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帮助，并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选举时，依照省委书记杜衡的提议，大家还是勉强同意他担任特委书记。 绥德张家岔会议，在陕北革命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使大家明确了当前革命斗争的策略和任务，使同志们在实际斗争中有了正确的方向，增强了坚持秘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会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秘密迁往榆林城。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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