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地的悲剧便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经典理论模型，1968年英国科学家哈丁在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用地的悲剧》，此文描述了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是如何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哈丁设想古老的英国村庄有一片牧民可以自由放牧的公共用地，每个牧民直接利益大小取决于其放牧的牲畜数量，一旦牧民的放牧数超过草地的承受能力，过度放牧就会导致草地逐渐耗尽，而牲畜因不能得到足够的食物就只能挤少量的奶，倘若更多的牲畜加入到拥挤的草地上，结果便是草地毁坏，牧民无法从放牧中得到更高收益，这时便发生了“公用地悲剧”。同时，尽管每个牧民决定增加饲养量考虑到现有牧畜的价值的负效应，但他考虑的只是对自己牧畜的影响，并非所有牧畜的影响。于是，最优点上的个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纳什均衡总饲养量大于社会最优饲养量。正如哈丁所说：“这是悲剧的根本所在，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集体行动困境的博弈结果通常都是非常可怕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导致集体非理性博弈结果的原因是很浅显的，集体非理性是个体理性的克服有赖于行动个体的行为自主性，但更多地仰赖于制度的安排。因为制度是长期迭演博弈所选择的均衡结果，它是行动个体由不合作走向合作的路径依赖。那么建立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的制度便能解决公用地的困境。现实生活中，制度的出现便的确减少了许多由个体非理性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例如学生在饭堂排队买饭、红绿灯减少交通事故等等。

　　个人的理性是无可厚非的，但大数人的理性却往往不能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累进，而后者才是我们需要共同致力探讨的重大问题。

【编者按】本文是很专业的一篇社会学文章，但个人认为作者在论述解决集体非理性行为的方法时还可以更详尽点，譬如具体如何按照集体非理性行为的标准去制定制度等……（编辑：昊岸  2007－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