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断鸿零雁记》有感

华南师范大学    王慰丹

苏曼殊是近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情僧”，他是中日混血儿，早年曾留学日本。苏曼殊才华横溢，能诗能文，擅长绘画，精通英、罚、日、梵等多种语言，他一生颠沛流离，长年乞食天涯，漂泊无定，可谓“行云流水一孤僧”。苏曼殊的小说写得精致、细腻，以独特的异域风光和和跌宕的心理描写著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苏曼殊的悲情小说中，不得不提他的的《断鸿零雁记》。

故事梗概

《断鸿零雁记》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近代小说，比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还早了两年。《断鸿零雁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日本青年三郎自小在中国长大，他的养父曾为他定了亲。养父死后，未婚妻雪梅的父母嫌弃他“家运式微”，逼迫雪梅另嫁富商。为了化解雪梅的一片痴心，三郎决心遁入空门，以此斩断情丝，让雪梅拥有幸福的家庭。三郎在雪梅的资助下，赴日寻母。三郎在日本家遇到表姐静子，静子楚楚动人、秀外慧中，三郎与静子陷入感情漩涡，但由于自己是三戒具足的僧人，最终和静子不告而别。回到中国，得知雪梅已为自己绝粒而死，巧遇乳母之子，得知乳母也离开人世，三郎长叹“余弥天幽恨，正未有艾也。”

情与佛的两难抉择

《断鸿零雁记》中的主人公的“余”，即三郎，始终处于情和佛的两难抉择之中。三郎本来是日本人，其母为了他能“托根上国”，将三郎寄养在三郎父执家中，三郎从小受尽养母的冷嘲热讽，又思念远方的生身母亲，这是身世之苦。三郎和雪梅两情相悦，却不能结成眷属；与静子情投意合，又碍于自己的比丘的身份，“永不容与女子共住也”；身陷感情漩涡而不能成连理，这是爱情之苦。身世之苦与爱情之苦构成了三郎的“难言之恫”与“弥天幽恨”，而三郎化解满心哀痛、愁苦的方法就是遁入空门，寻求佛理的慰藉。当雪梅的父母毁婚约，三郎 “只好出家皈命佛陀、达摩、僧伽，用息彼美见爱之心，使彼美享有家庭之乐。否则，绝世名姝，必郁郁为余而死，是何可者？”三郎是因情而入空门，想以青灯古佛消解自己的满腔情丝，获得心灵的平静，祈求以佛胜情。但三郎未能如愿，虽然他已经三戒具足，却无法抛弃世俗情感，仍怀念母亲，对雪梅也未能忘情。常常感叹：“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见？亦知儿身世飘零，至于斯极耶？”见到雪梅的书信，则是“惨然魂摇，心房碎矣”，可见，佛理并未能真正地消除情感上的烦恼，三郎身在空门，心怀旧情，情与佛交战不止。

情与佛的直接冲突，体现在三郎和静子上。静子是“袅娜无伦”、“清超脱拔”、“殖学滋深”的“乌合仙子”，对三郎一网情深，“粉身碎骨，以卫三郎，亦所不惜”，她和三郎是中表之亲，双方家长又有意玉成两人。三郎和静子，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壁人。但三郎没有接受静子的爱情，反而多方逃避，他是遁入空门的和尚，不忍“以飘飘微若之躯，扰吾姐此生哀乐”，遂“手持寒锡，作远头陀矣”。三郎对静子不是不动心；，不是不爱慕，佛理与爱情的强烈交战时刻煎熬着他，但是在三郎的心中， “吾前此归家，为吾慈母；奚事一逢彼姝，遽加余以尔许缠绵婉恋，累余虱身于情网之中，负己负人，无有是处耶？”“出家与合婚二事，直相背而驰。余既证法身，固弗娶者。”“佛言：‘佛子离佛数千里，当念佛戒。’吾今而后，当以持戒为基础，其庶几乎。”他和静子，最终只是美好的邂逅，只能叹息：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这时，佛理战胜了情感，三郎最终仍当他的和尚，维护了一个佛门清规戒律的尊严。但在三郎内心中，澎湃汹涌的情感无法平复，佛理没能给他找到精神乐园，三郎处在焦灼、迷惘、哀怨、伤痛中无法自拔，“弥天幽恨，正未有艾也”。

《断鸿零雁记》中的三郎处于情与佛的激烈冲突中，他尊崇佛，但佛不能拯救人超凡脱俗；他肯定情，但情不能给他带来轻松快乐，他就在身世之苦和爱情之苦的煎熬着，叹息哀愁。

悲剧的成因

整部《断鸿零雁记》弥漫着难以言说的哀愁、伤感，看完全篇，我不禁要问，是什么造成三郎一生的悲剧？

是封建社会的压迫吗？苏曼殊少年时是狂热的革命分子，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他的朋友也有许多革命人士，如章炳麟、柳亚子。身为革命前驱的苏曼殊，写一部反映封建社会黑暗的小说在情在理，在小说中，确实也有不少感伤家国的细节。比如小说开头提到宋亡之际，陆秀夫抱着幼帝在崖山殉国，七首《捐官竹枝词》和澹归和尚送给吴梅村的诗，都可以理解为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祖国现状的担忧。但是，封建压迫并非是三郎悲剧的成因。雪梅的父母势利贪财，强逼雪梅和三郎接除婚约，这可以算是封建家长的压迫，但是，和静子无疾而终，则是三郎自己的选择，与人无尤了。

是释家的清规戒律吗？三郎因为自己是比丘而不得不与静子分别，自然是碍于清规戒律。但是，真爱静子，三郎大可还俗，而日本的净土真宗，和尚还可以娶妻。所以，清规戒律只是三郎为自己设的一个包袱而已。

是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的冲突吗？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古德幽光”的雪梅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翩若惊鸿”“慧秀孤标”的静子则是中西合璧产生的完美女性，代表了现代文化。三郎在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的冲突中迷茫焦灼，最终选择了归向传统。 我以为，静子的形象是否代表了现代文化，值得商榷。静子是一个“殖学滋深”、“慧秀孤标”的女子，她更像古代传奇中的主角，容貌艳丽、饱读诗书、精通书画。静子读的书，全是中国的古书，“椟中所藏多宋人理学之书”，还有一些书“俱唐本也”，静子的个性温婉顺从，这是日本女性的贯有风格，也可以视之为中国传统女性的特征。静子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这一点往往被当作静子反抗传统的证据。女子争取幸福，这在古代小说比比皆是，如崔莺莺、红拂女等。大家也别忘了，作为静子对照的雪梅，反抗父母安排的婚姻，为了三郎绝食而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反抗传统、争取幸福的精神比静子更突出，凭什么说静子比雪梅更现代呢？静子和雪梅一样，都应该视为传统女性的代表。既然如此，那三郎就没有经受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也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了。

我个人认为，一厢情愿的善心，是三郎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整部小说是三郎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遭遇的，三郎是事件的经历者、叙述者，小说中雪梅、静子的形象，以及两人的心理活动，都是三郎叙述给读者的，她们的情况不得而知。小说中，三郎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行事。三郎第一次出家，是为了断绝雪梅对自己的爱慕之情，使雪梅享受家庭之乐。婚姻是合两姓之好的大事，三郎出家，完全没和任何人商量，是一个人贸然决定的。与静子不告而被别，也是不理会静子、母亲的感受一个人决定的。虽然三郎的本意是善的，他为了不打扰雪梅、静子的生活而独自离开，为了两个名姝而受尽情感的煎熬。但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三郎一厢情愿地以为为对方好，对方就会真的好吗？事实证明，三郎的善心并未有善果，雪梅为了他绝食身亡，从文中可推知，静子的结局不会是快乐的。三郎的悲剧，在于他好心为两个女子打算，却善心结恶果，最终三人都孤苦。三郎心地醇厚、为人善良多情，雪梅和静子又都是人间难得的奇女子，三人最终没有好结果，本来就是悲剧；而造成三人悲剧的原因竟是三郎的善心，这就增添了小说的悲剧性，把美好的事物活生生地毁灭，使得这篇小说有有极强的感染力，感动了无数读者。

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描写了一个缠绵悱恻、感人肺腑的情感故事，苏曼殊的笔调细腻、婉转、精致，以详细哀婉的心理描写、优美的异域风光展示了三郎、雪梅和静子之间伤感的爱情、情与佛理的挣扎和冲突以及美的毁灭，不愧为近代第一篇成功的小说，无怪乎它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